吴山档案

柯平

吴山档案

柯平

上篇

在今杭州市区西湖东南，有一片迄逦起伏的带形丘陵，名字虽以吴山冠之，实际上是由十几座玲珑的小山峰所组成的，所谓的吴山，不过是其中之一峰罢了，而且还不是最高的。但它在这座城市历史上的分量，却是怎么形容也不过分。市民们习惯将它看作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地方史学者眼里，更视之为当地文化最古老的源头。因山上有一座著名的寺庙叫忠清庙，俗称城隍庙，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秋贤臣伍员。这个名字对于中国的历史是个什么概念，这大家想必都知道，就不用多说了。地以人荣，山因名高，志士仁人千年不灭的精魂，自然连山上的一草一木也都跟着沾光。因为这个缘故，北宋时两度出任地方行政长官的苏轼，还专门为它写了首广告诗，叫做“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侧为君容”，从旅游角度作了很好的推介。而后来金主完颜亮为江南花花世界所迷，兴师伐宋，行前以“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应该说也是很有眼力的。

《儒林外史》第十四回讲马二先生在吴山顶上看杭州：“那日江上无风，水平如镜，过江的船，船上有轿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见，那西湖里打鱼船，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一边是江，一边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转围着，又遥见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隐忽现。马二先生叹道：真乃载华岳而下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这段文字写得实在漂亮，虽说地貌方面的摹本，来自欧阳修的《有美堂记》：“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但语言更见生动传神，难怪会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可惜忘了把这位伍英雄给带上一句，不然的话就更完美了。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清代有个叫金志章的，甚至还专门修纂了一部《吴山伍公庙志》，来探讨这一问题。

伍公即伍员，即伍子胥，这在今天固然已是常识，但吴山原名青山，又名胥山，这就不是一般人所知道的了。杭州最早的地方志之一《淳祐临安志》在交代它的来历时语焉不详，只引《史记》“吴人怜伍子胥以忠谏死，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了事。稍后《咸淳临安志》似乎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略有改进，但也只是资料上的增加而已，改写了《汉书》里的伍子胥传，增补了唐宋间几位太守留下的四篇碑记，及相关诗词。至于这座庙是哪个年代开始建立的，吴越两国当初为敌国，子胥的精神依恋之地何以不在彼而在此，姑苏有庙，但基本只是个空壳，钱塘越地，却虔诚祭祀对方主帅，是否具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合理性？尤其是庙的位置，《史记》里已明确说是在江边，现在为什么却矗立在山顶上。依然没有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事实上从古代保留下来的文献看，无论唐元和十年卢元辅《胥山铭记》“求忠者之尸，祷水星之舍”的描写，还是南宋中期赵与懽《英卫阁记》“冠山椒而特立，镇江涛而不惊”的形容，地望方面所透露出的信息，跟《史记》里的纪录基本是一致的。此外还有相关的那些诗词，也让人无法舍水而取山，如白居易的“涛声夜入伍员祠，柳色春藏苏小家”，李绅的“伍侯庙中多白浪，越王台畔少晴烟”，蔡襄的“潮头正对伍胥庙，燕子争归百姓家”。看了这些状物如在目前的地理档案，如果谁还认为这座庙应该是在山上而不是水边，只能说明自己的想象系统有点出问题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古怪，里头是否藏有什么猫腻？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有必要先来回顾一下历史，尤其庙主伍某临终前后的情况。据最早记录此人生平的《越绝书》披露，身为吴国宰相的伍子胥跟吴王夫差的矛盾，始于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夫差三年，勾践四年），因对战败国越国的处置意见不合而起。伍主张坚决不能予以宽恕，而必须从社稷宗祠上进行彻底消灭，理由是两国文化相近，国土相连，任何一方的强大，必以另一方的弱小为代价，彼此间利害关系太深了，留着早晚是个祸根。而夫差显然缺乏这样的政治远见，虚荣好胜，对敌国君臣匍匐在自己脚边、甘为奴仆车夫的场景有相当兴趣，加上另一大臣太宰嚭私底下收受了越方贿赂，也在一旁极力为之说情，最后还是同意以附庸国的形式，让越国的国家政权得以继续保存。这样的结果，显然为以前朝元老兼功臣自命的伍所无法容忍。另一东汉文献《吴越春秋》所记的现场情景是：“伍胥在旁，目若熛火，声如雷霆，乃进曰：夫飞鸟在青云之上，尚欲缴微矢以射之，岂况近卧于华池，集于庭庑乎？今越王……入吾梐捆，此乃厨宰之成事食也，岂可失之乎？”而吴王为自己找的理由是：“吾闻诛降杀服，祸及三世。吾非爱越而不杀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于是，“夫差遂不诛越王，令驾车养马，秘于宫室之中”。

接下去的十年，为两人的不断交恶期，且彼此关系越来越坏。在子胥一方，看着君主被敌方利用，国家一天天走下坡路，而君主本人居然还蒙在鼓里，心里一着急，说话自然也就没什么顾忌，有时甚至还会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在夫差一方，一个所谓的老革命，居功自傲，整天在耳边啰里八嗦，自己作出的任何国策都要反对，而且说出来的话又是那么恶毒，开口闭口就是“你们不听我的话，早晚全得死定”或“臣必见越之破吴，豸鹿游于姑胥之台，荆榛蔓于宫阙”。开始念着他是先王功臣，不免还让着几分，到后来可是越来越无法忍受了。夫差十三年伐齐归来是两人的最后摊牌时间。由于行前子胥极力反对，并预言出师不利，夫差回来后得意洋洋，一见面就指责他“昏耄而不自安，生变起诈，怨恶而出，出则罪吾士众，乱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师”。没想到这姓伍的丝毫不肯退缩，反口相衅，说这样下去，国家的灭亡是迟早的事，并让夫差赶紧把他杀了，“员诚前死，挂吾目于门，以观吴国之丧”。（详见《吴越春秋夫差内传第五》）

春秋历史上最著名的这一悲剧，因双方个性的倔强，就这么不可避免地酿成了。伍员死后头悬国门的记载，听起来像是段子，有着一定的传奇色彩，但司马迁的《史记》号称是信史，书里非但也这么说，甚至还具体说明首级的悬挂地点，是在都城的东门之上，那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都城即吴都，从前叫姑苏，叫吴郡，现名江苏省苏州市是也，而东门一名蛇门，也有非今人所能想象的特别用意在。“曰蛇门者，为其于十二位在巳也；又云以越在巳地，为木蛇北向，示越属吴也”。（见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其地至今尚存，不过已改名叫盘门，好像是从范石湖的《吴郡志》开始的，也没说清是什么理由。从地理方位看，大概算是正东偏南吧，可说基本符合死者自己生前的要求。当然挂在那里的只是脑袋，而剩下的那个无头尸身，则被盛进一个叫鸱夷的物事，扔到了江里。这玩意据东汉写《风俗通义》的应劭说，是用皮革做的，模样像个大酒壶，浮在水面上不会沉下去，如同现代的橡皮艇一般。当然，由于整体采用密封状态，你也不妨可以称它是个大气球或微型潜艇。

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想象当年发生在吴国首都这惊人的一幕，确实让人唏嘘不已。伍子胥这个人，毫无疑问是个个性有缺陷的人，他自负、狂傲、任性，典型的炮筒子脾气，这从前面与吴王的几次争吵就看得出来。同时心里什么话也藏不住，想到什么说什么，当年奔吴途中好心帮助过他，于他有恩的渔父和浣妇，即先后因此而死。行事更是凭一己之好恶，毫无原则和底线可言，比如阖闾九年（前506年）率吴师攻入楚国后，将仇人尸体从坟中挖出来鞭打出气倒也罢了，最难让人接受的是，竟然会“令阖闾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这里所谓的妻，是古人的玩法，跟现代汉语有别，指的当然就是强奸了。这样明目张胆的对待战俘的犯罪行为，那是比后来的日本鬼子都要厉害了。对此他自己居然还有个解释，叫做“吾日暮途穷，吾倒行而逆施之”。但这样一位吴国历史上拓土开疆、功勋盖世的大英雄，由于不断地进谏，由于对国家的忠心耿耿，对民族前途命运深怀关切和忧思，到头来竟落得如此下场，也实在是出人意表。后世的同情与缅怀，主要也是冲着这一点来的。因此，如果要评选春秋战国版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此人不仅肯定可以入选，而且名次说不定还能进入前三。

或许，对于本文要讨论的主题，这些都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史记伍子胥传》“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这段话后面，有唐人张守义《史记正义》的一段注解，而这段文字，亦非出自原创，又是从比他还要早四百年的晋代学者顾夷的《吴地记》（原书已佚）里引来的：“越军于苏州东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临江北岸立坛，杀白马祭子胥，杯动酒尽，后因立庙于此江上。今其侧有浦名上坛浦。”它告诉我们，历史上真实的伍公庙，至少是最早的相关建筑物，地望确实是在江边，而且还有两座，一座是祠堂，在江心的一个洲岛上，后来改作了庙，地名胥山；另一座是个祭坛，设在江的北岸，地名叫做上坛浦，显然也是因坛而名。既不可能离江太远，更不可能是在有着近百米高度的山上。除非你把司马迁打倒，把《吴地记》和《史记正义》推翻，否则这历史想要改变是相当困难的。

前面说的有关伍公庙的两个关键问题，现在有一个看来已经基本解决，剩下的就是位置具体在哪里了。三江口的地望要落实不难，因上述顾夷《吴地记》里另有一条资料，称“松江东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也就是说，这地方以苏州过来计是东南三十里，以吴江过来计是东北七十里，两条直线交叉的那一点，应该就是当年伍公祠或伍公庙的位置了。再向下三里的江北岸，即为祭台所在，地名上坛浦。江是松江，祠在江心，这样又可计算出当时江面的宽度，大约为六里左右。北宋郏亶称此江至唐初尚阔二十余里，这就不一定靠得住了。因古代松江是呈东西向的，在今上海市区吴淞口附近入海，称坛在北岸，庙的原始地点就只能是在松江上，而不可能是在东江或娄江上。这个地方，实际上也就是《吴越春秋》里说的“三津”或“三道之翟水”。该书卷七勾践入臣外传述勾践因主动吃了夫差大便，提前获释后辞别吴王：“越王再拜跪伏，吴王乃引越王登车，范蠡执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叹曰：嗟乎！孤之屯厄，谁念复生渡此津也！”卷十勾践伐吴外传述越军破槜李后一路上打过去，“大败之于囿，又败之于郊，又败之于津（即三津），如是三战三北，径至吴，围吴于西城。”由于伍子胥冤魂作怪，只允许越人从东门进入，因为他的头颅悬挂在那里，要等着看好戏。“于是越军明日更从江出，入海阳，于三道之翟水，乃穿东南隅以达，越军遂围吴。”

伍子胥庙吴地的原始位置弄清楚了，另一头越地的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头的秘密，应该就在连结两地的那条东江上了。此江一头通松江，一头在今嘉兴海宁（古代槜李）通浙江，是春秋时连接吴越两国的主要航道。包括当年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巡视考察工作结束后，也是从这里走的。从现存文献看，最早将伍子胥的神袛及相关传说，通过这条江输送到这边的钱塘山阴来的，可能是东汉时的上虞人王充。在所著《论衡》中他是这样说的：“传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槖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这一纪录清楚表明，越地的伍相祠或称伍公庙，至少在他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尽管作为一名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对当时席卷整个江南的这场民间的信仰狂欢，基本持的是否定态度，认为“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但不管是怀疑还是反对，东汉已降，其传说实际上（包括寺庙）愈演愈烈，并从江南扩散到江北，甚至包括远至江苏淮安（见唐卢恕《楚州新修吴太宰伍相神庙记》）、湖南常德（见唐李善夷《重修伍员庙》）这样的地方，已是无法抹杀的事实。而《越绝书》里“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钱塘记》里“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走百余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祀焉”的描写，又成为有关后来名闻世界的浙江潮的最早记录。

这里需要讨论一下有关会稽的概念，这一地名来自伟大的夏禹，为他老人家当初治水会江南诸侯之所。最初只是山名，秦王政二十五年，秦将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这才开始成为郡名，郡治所在地设在苏州，西汉因之。虽说要到东汉永建四年（129年）政区调整，分拆为吴郡和会稽郡以后，这一冠名权才能完整地属于现在的绍兴，但越地余暨、山阴、上虞等县原先也是归它管的。也就是说，王充说的会稽也有伍子胥庙，基本指的就是今天绍兴沿江一带。而《吴越春秋》“越王葬种于国之西山。葬一年（明弘治刊本作七年，此据明吴琯古今逸史本），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的记载，更是点明其具体地点，很有可能就在现在的滨江区（原萧山县，汉时为余暨）。因权威的《汉书·地理志》描述余暨时，文字虽然不多，只称“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莽曰馀衍”。信息量还是相当大的。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有关潘水的纪录，连大名鼎鼎的郦道元当年也被它难住了，一时吃不准怎么回事，只好含含糊糊称“疑是浦阳江之别名也，自外无水以应之”。他没想到与班固同时或稍晚的赵晔在书里已经补充了线索，只要将两者联系起来，就不难得出结论。当然，他说疑是浦阳之别名也不能算错，只是没将出典交代清楚而已。当年此江在这里入海，伍子胥的满腔冤屈要向越地人民倾诉，往北可以借助临平湖，往南就只有通过浦阳江了。至于潘侯的出处何在？伍子胥为什么会被称作潘侯？因史料匮乏，钩稽无术，只好姑存之以俟高明了。

行文至此，今天吴山上的伍公庙可基本确认是个冒牌货，《咸淳临安志》的作者潜说友在书里尽管已做了点手脚，把《史记》里说的“吴人怜之，为立祠江上”。偷偷改成了“吴人怜之，为立祠山上”。（详见该书卷七十一志五十六祠祀一）然后又以同样手法，把王安石《伍子胥庙铭》里的“胥山之颜，殿屋渠渠；千载之祠，如祠之初”。也偷偷改成了“胥山之巅，殿屋渠渠；千载之祠，如祠之初”。（详见《临川文集卷三十八》）但估计也没什么大的用处，因这里头的戏法，只要稍微动点脑筋想一想，要弄清楚并不困难。北宋张君房《灵梦志》里述自己站在庙前看到的景象是：“西望阛阓楼台，出没烟霭浮沉，若水若山，如绘如画。”依稀是一派水域风光。而程大昌《演繁露》里有条资料，是从已亡佚的北宋李宗谔《祥符杭州图经》里抄下来的，更能证明此庙的靠不住：“州《图经》云：塘（沙河塘）在县南五里，此时河流去青山未甚远，故李绅诗曰：犹瞻伍相青山庙。又曰：伍相庙前多白浪也。景龙沙涨之后，至于钱氏，随沙移岸，渐至铁幢。今新岸去青山已逾三里，皆为通衢，居民甚众，此图经之言也。”（见《演繁露》续集卷四）就是说直到程大昌生活的公元十二世纪中叶，伍子胥庙的位置应该还是在江边，跟古时没什么两样。而在稍后绍熙朝进士周南的诗中，就有了很明显的变化：“废堞披榛旧，羁臣毕命心。江湖吞故壑，貌相匪斯今。激烈功名在，低徊岁月深。胥门沙衍浅，碑首未应沉。”尤其这首诗的诗题，就叫做《又题伍相庙，时新作庙，塑像皆非其旧》（见周南《山房集·山房后稿》）。程卒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周卒于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它说明什么？说明就在这不到二十年中，发生了很让人惊奇的事情，原来在西湖吴山上的伍子胥庙，这时已经迁到了某个别的地方，连庙带像，都是另起炉灶。潜氏咸淳志成书于宋末，距此不过五十年左右。作为一部号称杭州历史上最有名的方志，《四库提要》誉为“区画明晰，体例井然。缕析条分，可资考据”。地方上如此重大的文化事件，书里非但没有丝毫交代，反而心有灵犀，遥相呼应，以对原始文献进行改动的方式相配合，从而为一个山寨产品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中篇

在杭州文化中，每年八月十八日达到高峰的钱江潮水，一向被视作是当地人性格刚烈一面的集中展示。历史上，西湖的名气虽然比它还要大，但因过于柔媚和女性化，尤其南宋林升那首《题临安驿》产生的负面影响，持批评意见的人自然也不在少数。比如南宋的客寓者周密就曾说它像个“销金锅子”，明代的袁中郎也说它里面荡漾着的，是“一湖胭脂水”，像这样直言不讳的话，杭州人听了心里一定不以为然，又不好意思公开辩驳或跟人家打笔仗，实在是很纠结的事情。好在有一年一度的钱江潮，有那么多令人血脉偾胀的相关史实，足以证明自己的城市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窝囊的。钱镠甲兵三千持弯弓铁矢射潮的故事；潘阆“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风采；苏东坡“八月钱江潮，壮观天下无”的赞叹，还有苏曼殊在异国回忆杭州写的那首诗：“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日重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这诗的前面两句，既有柳永红牙檀拍的婉约，又有苏轼铁绰铜琵的豪放，较能代表浙江人的性情。何况在这一切的上面，还有着一个素车白马，威风凛凛，人见人爱的神，这个神的名字就叫伍员。

伍子胥是杭州的骄傲，是古时越地先人花了很大力气，好不容易才从吴国人那里争夺过来的精神财富，从春秋的勾践、范蠡，到汉代的王充、枚乘（或许还有当时的会稽郡西部都尉一份功劳），再到唐宋间的几位贤守如李绅、白居易、苏轼和王安石兄弟等，应该说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其中特别值得予以表扬的，还是要数东汉写《论衡》的王充，这人毕竟是第一个从理论角度，为钱唐的伍子胥庙提供了强大的文献依据。因勾践、范蠡杀白马、立祠祭之的那个原始地点，我们已经知道是在古代吴国地盘、现上海松江区境内的古三江口，地名叫做胥山。而几乎没过多少时候，越国这边的钱唐也已经有了，地名最初叫做青山，后来又名吴山，青山庙或吴山庙，两个名字基本可以通用。唐乾宁年间因被朝廷封为吴安王，且向有水仙之称，因此又叫水仙王庙。南宋后期称忠清庙，元明两朝袭之，清代至今一直叫伍公庙。卢元辅《胥山庙铭》称：“汉史迁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谬也。”强调庙之所在地古名胥山，叫青山是叫错了，言下之意自然是想露一手，表示自己比别人高明，实际上真正弄错了的恰恰是他。因胥山是苏州那个，这在历史上已有定论，越地先人的高明，就在于一开始就有自己独特的、别具一格的称呼，不然的话，人家一眼就能瞧出你是个山寨产品，这多难为情啊。姓卢的是个政治人物，文史本不是他的专长，因此尽管好胜心强了一点，应该仍属可恕之列。

现在情况已经比较清楚，古代浙江有伍子胥庙，不仅有，而且可能还不止一座。因王充文章里说得很清楚：“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浙江、山阴江、上虞江皆有涛，三江有涛，岂分槖中之体，散置三江中乎？”尽管身为无神论者的他，不相信满江怒涛与伍员的冤魂之间，会有什么内在的精神关系，更不相信人死了以后其灵魂依然可以存在。客观上却也相当于在告诉我们，当年，只要是钱塘江潮一路经过的地方，几乎都有留下祠庙的可能，都能受到来自民间或官方的真情祭祀。也就是说，江对岸的钱塘县有，江这边的萧山县也有。这一点，在前面说的连接原吴越两国的东江沿途地区，已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如海盐有尚胥庙，见明张宁《方洲集》卷十八《尚胥庙复修碑》；平湖乍浦（古春秋武原乡）有水仙庙，又名子胥殿或碧水殿，见《道光乍浦备志》；海宁有盐官潮神庙，祀子胥、文种等十八人，见《大清一统志》及《海塘志》。以上诸祠，位置无一不在滨海平地。嘉兴城东的胥山庙虽去江已远，且春秋时尚属荒僻之地，显系后来好事者附会，故《至元嘉禾志》引邑人张尧同诗：“马革浮尸去，君王太忽人。此山空庙貌，何以劝忠臣。”实际上自己是有保留意见的。但此山高度二十余米，却完全符合《史记》里的相关记载。只有杭州吴山的那个，高踞于一百多米的山顶，既不合古制也不近情理。这样明显的破绽，当地历史上那么多的硕儒学者，相信一定也会有人瞧出有些不大对劲，或许只是出于某种顾忌，比如说，对地方文化完整性的维护，以大局为重，因而不愿声张、不愿捅破而已。

当然，要证明吴山上矗着的那个是假的，是个典型的二手货，必须拿出事实依据来，说明真的在哪里才能让人相信。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和麻烦的问题，因古今山川的变迁太大了，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就拿钱塘江两岸来说，现在每平方房价达到十万元的西湖周边地区，一千三百年前的南朝时还泡在海里，而对岸绍兴的王盘山和赭山，直到明代时尚属海宁管辖。尤其是江的走向，据郦道元《水经注》，东汉以前浙江的基本形态跟现在有较大区别，“北过余杭，东入于海。”也就是说，要先到安溪、良渚一带去兜上一圈，合东苕溪而下，再经钱唐至临平入海。因此，王充《书虚篇》里被后世学者奉为至宝的那段有关吴越分界的论述，即所谓“越治山阴，吴都今吴，余暨以南属越，钱塘以北属吴，钱塘之江两国界也。”如果倒转九十度来看，或许有更能逼近真相的解读。宋吴仁杰在《两汉刊误补遗》里称“王仲任曰余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吴，钱唐之江两国界止。陈后山诗亦云吴越到江分，是皆承太史公之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汉及三国时，钱塘、余杭一带土地日见肥沃，一时有粮仓之称。为确保那里的农业生产，国家最高层有一连串的动作，前有陈浑筑西险大塘之举，后有吴帝孙皓设吴兴郡，颁布《吴宝鼎置郡诏》，令“吴郡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阳、故鄣、安吉、原乡、于潜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其后水道大异，东苕溪泄太湖出松江入海，浙江由东西向改南北向，再加上刘道真《钱塘记》所称之防海大塘的修筑，杭城东北原故道逐渐淤塞，古明圣湖因此形成。包括《水经注》所载的其他那些湖泊，如诏息、宝鼎、临平之类，其成因当亦如此。

为什么要啰里八嗦说这些，因当年伍子胥庙的位置，考之秦汉文献，应该就在这一带的某个湖边或湖中之州岛上。岛的名字叫做青山，因子胥系吴人的关系，也有管它叫吴山的。同时，由于周边系平陆，孤零零突出在那里，时而又有孤山之名。唐《胥山庙铭》称“千五百年，庙貌不改”。王安石庙记也感慨“叹吴亡千有余年，事之兴坏废革者不可胜数，独子胥之祠不徙不绝，何其盛也”。但《咸淳临安志》及《吴山伍公庙志》搜集资料尽管丰富，可惜都是唐宋以后的，于自汉及唐这一千多年间该庙的历史，却基本是个空白。除了署名梁简文帝萧纲的那首五古，诗题即为《伍子胥庙》，中有句云：“涛洪犹鼓怒，灵庙尚凄清。”又云：“密树临寒水，疏扉望远城。窗寮野雾入，衣帐积苔生。”想来其时因国家战事连年，尤其此前发生在这一带的孙恩之乱及富阳农民唐寓之造反等的影响，庙中香火渐趋冷落，已无复汉时风光。稍后隋唐时期钱塘子胥庙名的逐渐被淡化，代之以青山庙、水仙王庙，恐怕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地方志史料的缺佚，对有志于研究该庙历史的人肯定是件麻烦事。但庙志没有收录的，并不等于历代文献中原本就没有。因此，打算为浙江的伍子胥庙提供一份相对完整的精神档案，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设法补阙。《三国志》吴志卷十九孙綝传叙綝扶持孙和为帝后居功自傲，“綝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图祠，斩道人”。由于孙綝当时的主要居住地是在首都建业，因此这件事就被记在南京名下。但文后裴氏注记语焉不详，只引了《史记正义》里“立祠江上”那段记载了事。《景定建康志》的撰者更是个老实人，该书伍相庙条下一会儿称“按建康实录，吴孙綝侮慢人神，烧大航及子胥庙，今不详其所”；一会儿又称“仪真观西一水萦回，南入大江，号曰胥浦”。猜测那地方有可能就是《三国志》里所记的那个，就是说，根本拿不出相应的地望来，证明当地历史确有伍子胥庙。实际上这件事的发生地，基本可断定是在杭州。因孙和登基前领琅琊王衔，其封邑即为钱唐。孙綝在这事上出了力没得相应回报，加上手下兵精将勇，势力颇大，因此在皇帝故邑焚祠杀僧以泄愤，同时也不妨视作是一种有意识的示威和挑战。这以后两人关系迅速恶化，最终孙和设计以叛逆罪诛孙綝，可见这把火烧得实在有点大。另文中所说的大桥头或大航，指的就是港口码头。三国时钱唐有临平湖，为上通闽粤，下接江淮之重要交通枢纽，其地正当杭城东北，跟伍子胥庙原始的位置相去不远，也堪为一证。

接下来是南朝阮叙之（《太平寰宇记》作阮升之，此据《新唐书·艺文志》）《南兖州记》里的一条资料，“孤山有神祠，侧悉生大竹，可以为涔田焉。伐之者必祀此神，言其所求之数，无敢加焉。”虽说东晋侨置的南兖州的行政区域，先为扬州，复为盱眙，后又移治于淮阴。但这些由后人辑录的佚志，当初写作时规格应该并不十分严密，比如同时山谦之的《南徐州记》，所记内容就涵盖了会稽山阴。加上又是神祠，又是大竹，又是涔田，从地望方面看，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即使放在全国范围内来考察，也唯有杭州孤山之伍子胥庙才足以当之。这条资料长期为长江对岸的靖江据有，应该说是个历史的误会。因它那里那个孤山，要到唐初天台伏虎禅师住锡后才有此名，在这以前一直叫马汰沙或阴沙，何况没过多久就坠入了江中。此后是长达千年的沉寂，起码要到明代晚期以后，才重又开始恢复使用，而且一下又变成了两座，即太平天国战事相关之大孤山、小孤山也。因此，阮氏笔下所记的孤山，在杭州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在苏北靖江。把资料拿来这边用了，尽管不无巧取豪夺之嫌，但靖江人民如果有意见，只要他们说得出那里的山上有何神祠？以及这神祠自古以来祀的是什么人？到时可以再还给他们不迟。

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时代郭璞《神仙传》所记之葛玄，此人是杭州文化一块很大的牌子，只是民间常将他的名字跟葛洪混同，知名度受到一定影响罢了。实际上这个葛在道家历史上，无论资格和地位，要远高于那一个葛，论起辈分来更是后者的爷爷一辈。当地所谓葛坞、葛岭、葛仙翁葛公井之类景点，其实都是他老人家当年留下的行迹，可惜很多都让他的孙子给分享了。此文后半所称“又玄游会稽，有贾人从中国过神庙，庙神使主簿教语贾人曰：欲附一封书与葛公，可为致之。主簿因以函书掷贾人船头，如钉着，不可取。及达会稽，即以报玄。玄自取之，即得。”文中贾人指行商者，中国是越人对江南吴地的习惯称呼，《越绝书》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恕不一一列举。这个故事浓烈的神话色彩不去管它，而所谓的神庙，应该就是阮升之《南兖州记》里说的那一座，即位于杭城东北，地名或称青山，或称吴山，或称孤山，上面有一座自汉代起就已存在的庙，叫伍子胥庙。

现在大致可以确定，两晋以降，钱塘伍子胥庙的马甲，除了青山庙和吴山庙外，还有一个更带世俗色彩的称呼叫神祠或神庙。张君房《灵梦志》开首便称：“淳化癸巳仲冬之晦，张君房适自茂苑来客余杭，时抱疮疡之患。遽有告曰：凡经游是郡者，当谒吴山神祠，即伍君子胥也。”此人是北宋祥符年间的钱塘知县，又是当时的著名学者，相当于已在地方史的意义上给出了明确的结论。此外南齐宋躬《孝子传》里有个故事，或许也能对我们进一步理解神祠这一名号的由来有所帮助：“缪斐，东海兰陵人。父忽患病，医药不给。斐夜叩头，不寝不食，气息将尽。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锁而至，求斐曰：尊府君昔经见侵，故有怨报。君至孝所感，昨为天曹摄录。斐惊起，视父已差，父云：吾昔过伍子胥庙，引二神像置地，当是此耳。”大意是孝子缪斐因父亲生病要死了，一连好几天不吃饭不睡觉，只跪在地上磕头，两位前来索命的神仙告诉他原因是：你老爸从前在我们庙里，曾经把我们的神像推倒在地，因此必须让他受到惩罚。现在你的孝心感动了我们，所以才决定放他一马。这个故事或许有过多的传奇成分，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喜欢的就是这一套，因此其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同时它也告诉我们，南朝前后该庙确实有过一个相对荒凉的时期，可证梁简文诗中所咏不诬，是完全可以当纪实作品来读的。你想想，假如当初庙相庄严，香火旺盛，像现在杭州的灵隐寺或玉皇山的革命烈士陵园，缪斐的老爸胆子再大，性子再顽皮，想必也不敢随便胡来。

唐宋两朝是钱塘伍子胥庙知名度的巅峰时期，既缘那帮太守兼名士的重量级人物的抬爱和推波助澜，也出于当地迅猛发展的经济浪潮的现实需求，因口袋里渐渐有了几个钱的杭州人民，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获得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保障，钱塘江的掀天巨涛自古称为天险，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连秦始皇当年到了这里，也被迫放下了皇帝架子，见“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见《史记·始皇本纪》）因此，一般士商百姓，渡江前到庙里烧炷香拜一拜，叩上几个头，心里毕竟能踏实不少。从这一意义上说，庙的位置也应该是在江边，而不可能是在距江岸有五六里远的高高的山上。谢承《后汉书》载“吴郡王闳渡钱塘江，遭风船欲覆，闳拔剑斫水，骂伍子胥，水息得济”。估计上船以前也是拜了磕头了，因没见有什么效果，反敬成恶，不过左右是个死嘛，这才豁出命来骂一场出出气，没想到这一票被他给押准了呵呵。另一位唐朝的叫周匡物的举子就没这么好运气了，在《应举题钱塘公馆》一诗里他感慨：“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此诗载《全唐诗》四九○卷，其四九四卷又称系施肩吾作，诗题为《钱江渡口》。考《太平广记》及《全唐诗话》均有周匡物条，称这位周先生“字几本，漳州人。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进士及第”。且诗后有“郡牧出见之，乃罪津吏，今天下津渡尚传此诗讽诵”云云，当以周作为是。

钱镠是五代吴越国的国王，同时也是杭州历史文化最杰出的开创者。一般人只知道他在位时广建佛寺，纳土称宋，筑铁幢浦、强弩射潮什么的，实际他对地方最大的贡献体现在城建方面，从公元890年到893年，通过两次飞跃式的扩建，让原来只有“阛阓十里”的市区，成为内城周三十里，外城周七十里的现代化大都市。由于新筑面积大都为潮涨后淤积的沙滩，自然免不了要和伍子胥打交道，于是就有了《吴越备史》里“是岁终，郊封胥山伍子胥为惠应侯”、“沙路之患未弭，乃祭江海而祷胥山祠”、“亲筑胥山祠，仍为诗一章，函钥置于海门”等等的这些频繁的记录，其殷勤恭谨之意可谓极矣。这也难怪，在没有机械和电力的年代，哪怕其身贵为东南霸主，吃的也只能是望天饭，这姓伍的毕竟是古代浙江人精神世界里的最高主宰，谁又敢得罪他啊。好在“为报龙神并水府，钱塘且借作钱城”的请求，倒也获得了恩准。“既而潮头遂趋西陵，王乃命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堑，通衢广陌，亦由是而成焉”。（《吴越备史》卷二）比较可恶的是灵隐《武林截潮志》所载的那个版本，说什么“有宝达和尚，会浙江大溢，潮至湖山，达持咒止之。自是潮系西兴，而钱塘沙涨成陆云”。（见《永乐大典》残卷十一辑）把吴越国上下二十余万军民的努力，居然变成是他一个人装神弄鬼的功劳了，这也不去管它。本次造城运动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是，本来在城外的伍子胥祠，从此以后变成是在城内，这对想要研究它，确定它真实位置的人来说，肯定是个好消息，至少搜索捕捉的范围较前已大为缩小，从而使对真相的破译，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如果再夸张一点，差不多可以说已是瓮中捉鳖、呼之欲出了。

下篇

公元九九三年深冬的一个下午，一位年轻的落魄士子从苏州搭乘航船来杭州旅游，神情肃穆地伫立在吴山伍员庙前。因为当时他不仅久试未第，而且还身染恶疾，满身都是大大小小的疮疱，治了好久也没治好。房东告诉他说：我们杭州有座吴山庙蛮灵的，有求必应，有难必解，不妨可以去试上一试。因此于到达次日就赶去那里，并在庙中道长引导下抽了一签，签曰：时来自有期，此去不忧运。行心但如此，非久销疾病。“甫读于口，意亦知其吉告矣。感激而别，既下山百步，忽闻梅香，回望其上，乃昨日所见之花，烂然在目。因惊悟曰：此吴山庙也。于是遂觉其清香芬馥，满衾枕间，良久方歇。自是疮疡之苦，浃旬而愈，于戏灵神之告也若是乎？”（见《分门古今类事》卷八所引《该闻录》）这个人，就是我们前文说起过的宋代道家杰出人物张君房。二十二年后当他的身影重又出现在庙前，其身份已从昔日贫病交加的书生，摇身一变而为新上任的钱塘知县大人了。在郡四年，政绩不少。他写于离任前的《灵梦录》，为历史上有关杭州伍员庙的最早文献之一，仅次于唐代卢元辅的《胥山铭序》，而早于王安石兄弟的《伍子胥庙记》和《胥山庙记》。根据原文“今考秩告满，将远灵祠，茍不掲文志石，即不独旷于宿心，亦负王之灵告也。因镵而壁之，冀人知王之灵应事”所述，该记是以刻碑方式列于庙前的。时间为“天禧三年秋九月二十一日”。辑于清代中期的《吴山伍公庙志》素称搜集资料赡富，但这篇重要的文献还是给漏下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有可能限于编者的视野，也有可能是因文中所述与现吴山上那个有冲突，因此只好对不起它了。书中这方面例子很多，只要牵涉到该庙的原始地望，如诗文中有“江上”、“湖上”、“潮头”之类字眼的，哪怕作者是如白居易、李绅、徐凝、蔡襄这样的大名家，基本也都筛而不选，跟现在互联网的关键词预设功能差不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找来看一下。

然而，此人对杭州的贡献并不仅于此，自汉迄唐，历代文献在解释钱唐的出典时，大都引用《汉书地理志》和《钱塘记》了事，前者称：“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后者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这两部书虽说是杭州地理的源头性著作，但历史久远，加上句读也存在争议，因此根本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而他作于任上的《辨钱塘》，引用了现已佚亡的《十三州记》里的资料，加上自己的实地踏勘，于这一研究领域有全新的突破：“杭州武林山高九十二丈，周回三十里，在钱塘县南十二里，灵隐寺正坐其山。寺之东西瀵二水，东龙源，横过寺前，即龙溪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曰钱源，其流洪大，下山二里八十步过横坑桥，入于钱湖，盖钱源之聚滀也。钱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圣湖，湖有金牛，遇圣明即见，故有二名焉，钱湖即本名也。今万松岭下西城第一门曰钱湖门，可验其实。行次北第二门曰涌金门，即金牛出见之所也。第三门曰钱塘门，乃县廨在焉。盖自前古以来，居人筑塘以备钱湖之水，故曰钱塘。”（详见赵彦卫《云麓漫钞》钱唐条）历史上《十三州志》有二，作者一为东汉应劭，一为南齐阚骃。后者有清人张澍辑本，只称“武林山出钱水，东入海”。并无有关此山高度面积之详细记载，因此引自应劭原书的可能性很大，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有价值了。

张君房是北宋前期人，生卒年虽无法考证，但系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进士这件事，却于史可稽，所处时代去五代未远，因此他笔下所记录的杭城风貌，应该正是钱镠公元十世纪初重筑子城罗城（又名吴越西府和凤凰城）后形成的规模。其中“西望阛阓楼台，出没烟霭浮沉，若水若山，如绘如画”的描写，与周密《癸辛杂识》西湖好处条“江西有张秀才者，未始至杭，胡存斋携之而来。一日泛湖，问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谓好？曰：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异曲同工，可见其格局至南宋尚基本保持不变。杭州最早的地方志《乾道临安志》也称“大内在凤皇山之东，以临安府旧治子城增筑”。八十年后《淳佑临安志》又进一步予以了补充：“府治旧在凤凰山之右，自唐为治所。据隋志，开皇中移州居钱塘城，复移州于柳浦西，依山筑城，即今郡是也，岂即凤山之治乎？自唐以来，实治凤山，钱氏所居，特因之尔。”赖《南村辍耕录》得以保存的南宋文献陈随应的《南渡行宫记》，说得更是明白：“杭州治，旧钱王宫也。绍兴因以为行宫，皇城九里。”

而我们要搜寻的伍子胥庙的原始地址，应该就在这烟霭浮沉，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的某处，确切点说，是在湖中的某个洲岛上。不管这湖叫明圣湖、金牛湖、钱塘湖还是西湖，不管这山叫胥山、青山、孤山还是吴山，也不管这庙叫子胥庙、青山庙、伍员庙、孤山神祠、水仙王庙、忠清庙、伍龙王庙还是伍公庙，因为这些问题，自古以来好像就没完全弄清楚过，或有人故意让它弄不清楚。哪怕前有著名的南宋临安三志、《万历杭州府志》、《西湖游览志》和《西湖游览志余》，后有《西湖志》、《南宋古迹考》和总数为二十六集数千卷的洋洋洒洒的《武林掌故丛编》，大都也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或你抄我的，我抄你的，相信你如果下决心花上几年时间通读一遍的话，其结果可能也是越读越糊涂。但有个基本事实恐无法改变，那就是说，它只是江中或湖中岛上的一个建筑物，且具有浓厚的世俗色彩，而不可能是在远离水域的地方，更不可能是在海拔较高的地方。东汉以前湖水通江，它是在江上。两晋浙江改道，刘道真筑防海大塘成，它是在湖上。陈隋两朝海水、江水时分时合，它也只好跟着时江时湖。唐代景龙三年沙涨、尤其后来五代吴越钱镠增筑钱塘城，射潮捍堤，北宋张夏、陈尧佐等地方要员筑堤手段科技量提高，这才将它与江水海水基本分离了开来。苏轼那个著名的论断“潮水避钱塘，而东击西陵，所从来远矣。沮洳斥卤，化为桑麻之区，而久乃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陆,皆江之故地。”（《钱塘六井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尽管如此，也不能说从此就完全太平无虞了。在以后年代里，碰到江潮过猛或暴雨连旬，江水湖水还是免不了有会面的机会，这样的例子在《宋史》甚至《元史》里很容易找到。要说到彻底隔绝，估计要到明代中期海宁沿江四十多里的城邑集体塌陷，钱塘江放弃原来的南大门改走北大门以后。现在看潮的最佳位置是在盐官，而不是原来的浙江闸和龙山闸，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说到苏东坡，此人是西湖文化最积极的鼓吹者和推动者，一生所写的有关杭州的诗文，不下百首，且大多脍炙人口，影响弥远。尽管如此，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某些地方志编撰者眼里，这位一千年前的杭州老市长，或许同时也会被视作是个麻烦制造者，让他们一想起来就头痛不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诗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地理信息，与官方权威部门所告诉我们的颇多矛盾扦格之处，有的甚至是以唱对台戏的方式呈现的。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他的《法惠寺横翠阁》诗：“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侧为君容。”说明此山的外表特征应为狭长形。此公一生两度出守杭州，上班喜欢在府治后凤山上的十三间楼披阅公文，饮酒会客，傍晚时分才下来回市府大院宾馆休憩，由于角度不同，时常能看到不同的形态，因有此咏，跟现在杭州西湖大道尽头那个根本对不上号。再比如他的《乞相度开石门河状》，这是元祐六年再度宰杭时向朝廷打的报告，希望能获得国家拨款，新筑一条从现在江干玉皇山南沿山脚至富阳境内石门的人工运河，以避令当时舟船闻之失色的定、浮二山江潮的凶险。为节约成本，报告内提到“并江为岸，度潮水所向则用石，所不向则用竹”。也就是说，靠江一面因需抵捍江潮冲击，必须不惜工本以坚固大石驳岸，靠山一面压力相对小一些，因此用吴越时代的老办法，即“以竹笼石植大木圉之”（见《吴越备史》）就可以了。而杭州的地志专家们——包括古代的和当代的，却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新唐书》里列于盐官条下的“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的捍海塘堤，还有后来钱镠时代的捍江大堤和铁幢浦，早就已经筑在那里了，运河从唐代起就可以从玉皇山一直通到六和塔下，甚至还有不少人坚称那里就是北宋以前杭州市政府的所在地呵呵。

对本文而言，相比前面所引的，他任上留下的有关有美堂的那些诗或许更为关键，因这跟我们要找寻的伍子胥庙原址息息相关，自然也就更值得引起重视。“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蛟室泻琼瑰。”此诗是他同一题材中最有名的，题为《有美堂暴雨》，尽管意象诡奇繁复，透露出的地理信息也有让人不解之处，比如说以现在西湖的位置，说近江已经很夸张了，更遑论近海，诗中却不说“吹江立”而说“吹海立”。但等到读了他另外的那些后，这小小疑问也就算不上什么了。《会客有美堂，周邠长官与数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闻堂上歌笑声，以诗见寄，因和二首，时周有服》、《九日舟中望见有美堂上鲁少卿饮处，以诗戏之》，这两首诗，相信光看看诗题就足以让人吃惊，以至已不必再征引具体内容了。我们知道，有美堂是杭州北宋的著名建筑，嘉佑二年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出守是邦，仁宗皇帝赠行诗有“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之句，因此到任后就在原吴越西府江湖亭废址上筑有美堂以示天宠，欧阳修为之撰记，大书家蔡襄书碑，堪称一时名流风雅之最。《淳佑临安志》该条名下介绍道：“在吴山最高处，左江右湖，故为登览之胜。”

现在的问题是，尽管该堂的位置是在吴山绝顶，苏东坡在湖上舟中不仅可以听到堂中传来的欢声笑语，甚至还能看到正在堂上喝酒的鲁少卿的身影。可以想象，对于那些坚称吴山就是现在杭城西南高一百米、毗邻凤凰山的那个的人来说，这是何等的尴尬。当然，比起后来撰咸淳志的潜说友来，淳熙志作者施谔相对还是比较老实的，因他在自己大著里如实收入了苏轼有关此堂的全部诗作，并坦承“东坡诗言自舟中望见堂上燕集，此必西湖舟中也。”这就相当于承认吴山是在西湖中了，不过是以一种比较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罢了。而姓潜的采取的却是全然回避的态度，将相关诗文全部删去，只称“嘉佑二年梅龙学挚出守，仁宗皇帝赐诗。挚乃作堂，取赐诗首句名之曰有美。欧阳公修为记，蔡端明襄书”了事。联系到他前面篡改《史记》里的“立祠江上”为“立祠山上”，篡改王安石《伍子胥庙铭》里的“胥山之顔”为“胥山之巅”，就不能说是完全出自无心的了。如果只看潜志不看施志，这件事或许就很少会被人发现，因又是苏东坡粉丝又对杭州地理有特殊兴趣的人，数量毕竟相当的有限。更何况施谔的这部《淳佑志》问世未久即从人间蒸发，连大名鼎鼎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马端临《文献通考》都未著录，可见在宋代晚期就已经看不到了。该书现残存的六卷，据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原跖，是混入一个残本潜志内，因其中第四卷至第九卷称宋理宗为今上，而《咸淳临安志》的成书是在宋度宗时代，不应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这才引起怀疑。经过嘉道年间孙学诗、黄丕烈、陈鳣、吴免床等一帮牛人考证，确认“应是施谔《淳佑志》羼入”，因而从中抄出，整理后单独出版，这样，绝迹八百年的这部南宋佚志的部分内容，才有幸为世人所睹。

让人不免产生联想的是，杭州另一部南宋地方志《乾道临安志》，其命运好像也是这样，甚至比《淳佑志》都不如。不仅后世人见不到，就连同时代人的著作里，也少见征引。无数年代的默默无闻，灰飞烟灭，好像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一部书一样，直到清代中期，才让海宁藏书家孙晴厓先生于京师故旧人家售物中有幸见到，但仅存可怜的三卷，且内容大都无关紧要。一般而论，书籍不像瓷器名画那样因是单件而保存不易，方志是工具书，发行量应该更为可观。纵观本省南宋编撰的十余部志书，大多地方都保存得相当完整的，唯独杭州的三部，只留下一部完整的，就是潜说友自己那部，这种现象，能否可以说是完全正常？如果使用鲁迅的方法，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说这里头或许有人为的痕迹，或者干脆挑明了，说这姓潜的可能从中做了什么手脚，也不算怎么冤枉他。何况此人在当初也绝非善类，《宋史》无传，但从散落书中那些零星记载看，没说他一句好话，又是：“潜说友尹京，恃贾似道势，甚骄蹇，政事一切无所顾让。”又是“潜说友以平江降，台臣请籍其家。”又是“潜说友削三官，夺侍从恩数。”四库提要《咸淳临安志》条下称：“说友字君高，处州人。宋淳佑甲辰进士，咸淳庚午以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知临安军府事，封缙云县开国男。时贾似道势方炽，说友曲意附和，故得进。越四年，以误捕似道私秫罢。明年起守平江，元兵至，弃城先遁。及宋亡，在福州降元，受其宣抚使之命。后以官军支米不得，王积翁以言激众，遂为李雄剖腹死。”算是为他的一生作了详细介绍，或称盖棺定论。

更麻烦的事情应该还在后面，《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是苏轼西湖系列诗作中最有名的，但一般人只知道他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却不知另一首“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同样也很重要，如果从地方文史角度而论，价值或许比前面一首还要重大。不仅因为诗里有个关键词“水仙王”，更要命的是诗后还附有一个作者自注：“湖上有水仙王庙。”这就相当于直接点明不仅吴山在西湖上，伍子胥庙也是在西湖上了。因杭州的水仙王庙就是伍子胥庙，这一点历代方志文献从没有人怀疑过。沈德潜的《西湖志纂》因是受乾隆委托编的，自然不敢含糊，考证方面下的功夫不少，该书卷三称：“臣谨按，水仙王庙，本伍胥祠。胥浮尸江上，吴人称为水仙，见《越绝书》。唐乾宁间，封吴安王，因有水仙吴王之称。”

或许有人还会有疑问，就算同意吴山是在西湖上的观点，又会是在西湖哪里呢？因这上面没有别的山，只有一座孤山。准确的答案是，吴山就是孤山，这两座山实际上是一回事，包括春秋战国时的巫山，汉代的胥山，唐代的青山，说的其实也就是它，不过一山多名罢了。这一结论实际上也来自苏诗，其《书林逋诗后》结尾“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诗后同样也有作者自注：“湖上有水仙王庙。”跟前面的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这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在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里，你可以找到这首诗，但绝对找不到后面那个自注，这一点我可保证。宋代孤山最著名的人物是林逋，东坡守杭时其人过世已有近七十年，苏认为林的高风亮节可追攀子胥，因此建议为他塑像，放进水仙王庙里陪伴寂寞的伍员先生，彼此同享千古。他的好友黄庭坚其时在湖北荆州，有诗纪其事云“钱塘昔闻水仙庙，荆州今见水仙花。暗香静色撩诗句，宜在林逋处士家”。诗后也有自注：“钱塘水仙庙，林和靖祠堂近之。东坡先生以和靖清节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这就把吴山与孤山的关系挑得更明了。

一百三十年后南宋宝庆元年杭州市长袁韶重筑伍庙，撰《水仙王庙记》，不过那时吴山早为南宋大内所征用，成了皇家宫室禁苑，好在其过程在文中有较详细的交代：“按钱唐水仙王事，始见于苏文忠公诗。公诗石本今有，自书其左方曰：今西湖有水仙王庙。仙之庙于湖，公出守时盖无恙，后莫知庙所在。六龙南渡，杭为帝所，络孤山筑殊庭，得不废者，惟和靖墓，他皆一扫刮绝去。荒基老屋，漫不见踪迹，庙之废未必不于此。”也就是说，林逋的旧居尚在，伍子胥却早已被赶了出去，从此开始了它漫漫无期的流浪生涯。先是在西湖北山将就了一阵，跟钱塘广润龙王併居，住在同一个庙里，多年后遇上新来的领导重视文化，这才在苏堤六桥的第三桥北有了新居（即袁氏所筑），不过隔了那么些年，一般市民已很少有人知道水仙王庙就是原吴山的伍员庙，何况那时吴山的名字也早已习惯称为孤山。等咸淳四年新市长潜说友上台，当年就动手将庙改为崇真道院，留给伍子胥的大概只有某个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他自己说的，有《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五寺观一原文为证：“崇真道院在苏公堤。咸淳四年，太傅平章贾魏公给钱创建，仍拨租田以赡云侣。其地旧有水仙王庙，并以香火之奉属焉。”当然，在此之前已被干掉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如果那样的话就更让人痛心了。

再后来，估计时机已经成熟，加上宋末杭城那几场毁灭性的大火，新的吴山和新的伍公庙于是横空问世，时间大约为元代的至元年间，我们的子胥先生从此离开他赖以存身的水域，高高地永居在那里一百多米的峰顶了。这事杭州的地方志里自然不会有记录，但碰巧被当时隐居湖州的慈溪诗人黄玠看到了，非但看到，居然还用诗歌的形式秘密记录了下来。这就是《弁山小隐吟录》卷二里那首观《浙省新址》了：“钱唐故都犹丽雄，民居百万如蚁封。一夕熛怒赤熁空，市舍歘忽随歊风。丞相夜下哀瘝恫，飞书走檄动帝聪。大宽赋入振乏穷，乃恢黄堂基益隆。斯民子来争赴功，岂弟君子汲黯同。吴山蜿蜒若火龙，渴欲急水鳞甲红。胡不移置山南东，远挹江上青数峰。冈阜回合水朝宗，环拱北极当天中。”至于离开了他赖于为生的水，搬到高高的山上去住的伍子胥，在那里能否习惯，是否适应，心里又会想些什么，这些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了。为什么要这样做，虽说存在着多方面的因素，但此人政治身份及寓意的复杂，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毕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无法无天的臣子，什么事情都有自己一套想法，要跟皇帝对着干，没人吃得消他！这就注定他从此不会再有好日子过。

现在真相已经基本清楚，但还有两条事似值得一提，一是有个叫孙花翁的，系南宋中期著名词人，长期客寓杭州，诗酒风流，在江湖上也很有些名头，死后刘克庄等好友将他葬于吴山水仙王庙侧，在当时也算是高档墓地了，本想附此以托不朽，没想到弄巧成拙，因水仙王庙一次次地搬迁，而他墓在庙侧这件事是写进地方志的，如庙迁而墓存，这戏法就要穿帮，无奈之下只好跟着到处流浪。详见俞曲园所撰《国朝重修孙花翁墓记》。二是《咸淳临安志》里极力美誉的赵与（上睪下廾），此人系宋室宗亲，生平先后四次出任临安知府。姓潜的曾为他下属，小有恩遇，因此涌字相报，在书里提到他大名一百次都不止，把他的政绩吹得比白居易苏东坡还要出色，实际上此人是个奸猾之徒，跟潜氏自己可谓同路人物。《宋史》里记了他两件事，庆元二年韩侘冑生日，“师（上睪下廾）最后至，出小盒曰：愿献少果核侑觞。启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缀大珠百余，众惭沮。侂胄有爱妾十四人，或献北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以遗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应也。师（上睪下廾）闻之，亟出钱十万缗市北珠，制十冠以献。妾为求迁官，得转工部侍郎。”稍后由陆游撰记的韩的新居南园建成，“侂胄尝饮南园，过山庄，顾竹篱茅舍，谓师（上睪下廾）：此真田舍间气象，但欠犬吠鸡鸣耳。俄闻犬嗥从薄间，视之乃师（上睪下廾）也，侂胄大笑久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更是记他借重修所谓五王庙之机，“其中三像，一模韩侘胄像，一模陈自强像，一模师（上睪下廾）像”。实在无耻得有些过分了。因据沈德潜考证，“《越绝书》云子胥水仙也，唐时累封王爵，因号水仙王庙，在吴山。苏轼有《开湖祷吴山水仙伍龙王庙文》，又有《谢吴山水仙伍龙王祝文》。后人讹伍为五，建祠柳洲，始建月日无考。咸淳志称开禧中赵师（上睪下廾）并五龙王祠入柳洲寺，闻见录又云重塑五王像，当是师（上睪下廾）并旧祠而易以新祠，重为塑像，遂称龙王堂。”也就是说，对原伍员庙进行山寨化处理，实施调包计，实际上最早是从此人手里开始的。因此在想象中，像岳庙处理秦桧等人一样，让赵、潜两人的遗像跪于伍子胥庙门前，应该是比较好玩的事情。当然，这不过是想象，其定义就是现实中所无法完成的。就像我费时三月写作这篇文章，同样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实际上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今天，吴山上的伍公庙依然高高挺立在那里，接受科技时代的香火和膜拜，而我们当年性如霹雳、声如雷霆的愤王，经过多年世俗烟火的熏陶，说不定也早已改变了原先刚烈的、视恶如仇的脾气，成为一名人见人爱的好好先生了。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是胡适说的，也有人称系从西谚转引。但不管是他说的，还是别人说的，总之这是一句相当有道理的话。既然如此，我想我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续篇

公元一百四十四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折合旧历为东汉汉安二年五月五日，时逢佳节端午，一场由民间组织的庆典活动正在上虞城西江畔声势浩大举行。其中有个主打节目，是由一名资深歌手扮演巫师，通过吟唱的方式与想象中的神进行对话，向后者传递尘世芸芸众生的诉求与期盼。此人姓曹名盱，是当地最著名的民间音乐家，类似的活动中每次都能见到他活跃的身影。但在这一年、这一天的这一刻，悲惨的事情意外发生了。当祭祀进行到一半时，潮水突然凶猛上涨，正在船头深情表演的曹先生猝不及防，连人带船被瞬间卷入了江心。等才满十四岁的爱女闻讯后号哭着赶来，已经连尸体都不知漂浮到了哪里，伤心欲绝的女儿在江边哭了七天七夜后，毅然跳入江中追随父亲而去，这就是历史上大大有名、我们今天在小学语言课本上还能读到的孝女曹娥的故事。

此事最早由西晋作家虞预纪录在所著《会稽典录》里。或许，正因为这故事太动人了，精神感染力太强大了，以致此文所包涵的其他重要信息，为后来研究者忽略。由于《会稽典录》原文已佚，现存此条主要见于《后汉书》、《世说新语》、《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四书所引，其中又以《世说新语·捷悟》注引为最完整，开头一段作者是这么说的：“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迎伍君神，溯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文中“伍君神”三字至为关键。自王充《论衡·书虚篇》首次指出伍子胥庙非苏州一地所有，明言“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随后又称：“或言投于钱塘浙江，浙江、山阴江、上虞江皆有涛，三江有涛，岂分槖中之体，散置三江中乎？”文意所隐含的无神论思想因非本文重点，可暂时不管，但越地有关伍氏身后最早的文献始见于此，而《会稽典录》所记，相当于又为这一原始记录作了很好的补充。如果这还不够，《晋书·夏统传》里另有一段对话，也相当精彩。夏是会稽永兴（萧山古称）人，当初他向朝中诸公介绍家乡的文化脉流，其中也谈到了伍子胥，并称当地有专门为纪念此人创作的歌曲：“伍子胥谏吴王，言不纳用，见戮投海，国人痛其忠烈，为作《小海唱》。”曹娥老爸遇难前在船上唱的，估计就是这首了。

这里又要牵涉到有关伍氏死后精神传播路线那个老话题了，在没有公路和高铁的年代，水路运输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绝对主流地位，当年遵循的基本也是这一原则。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流传到泰山和大别山，哪怕连较近的黄山也不会，而只能是江河川渎畅通之地。吴越两地相邻，中间又有一条连接两国的主航道吴通陵江（后名东江），因此成为最早的受益之地也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不仅仅是精神遗产，按《越绝书》的说法：“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执之，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而稍后《钱塘记》更是声称“自是海门出潮头汹高数百尺，越钱塘渔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走百余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祀焉”。那是干脆连肉身也一起过来了。

至于庙的位置和数量，无论写《论衡》的王充，还是写《钱塘记》的刘道真，当年都没具体说明，但钱塘江那边沿江一带有，钱塘江这边沿江一带应该也有，这一点，在两人笔下其实已说得很明白了。一个称“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一个称“越钱塘渔浦……因立庙以祀焉”；这就明显不可能只是一座，至少也该两边都有才是，甚至更多。两晋六朝，相关信息在诗文里虽留下不少，可惜大多概而言之，语焉不详，就像写信只书门牌号码，不书城市街道，要真正落到实处难度很大。在这个问题上，杭州人民要感谢唐元和十年的刺史卢元辅，是他在所作《胥山铭》里，对当地的伍子胥庙作了最早描绘。而越地人民要感谢的，则是唐太和七年的越州太守李绅了，此人同样也是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当地的伍子胥庙作了最早纪录，这就是那首有名的七律《欲到西陵寄王行周》，其中最为人传诵的那两句是：“犹瞻伍相青山庙，未见双童白鹤桥。”此前他另有《遥和元九送王行周游越》一诗：“江湖随月盈还缩，沙渚依潮断更连。伍相庙中多白浪，越王台畔少晴烟。低头绿草羞枚乘，刺眼红花笑杜鹃。莫倚西施旧苔石，由来破国是神仙。”通篇用越地典故，地望方面其义更为明确。

李绅是中唐著名诗人，生平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相友善。《全唐诗》里现存诗四卷，系从生前自订诗集《追昔游诗》、《杂诗》转录。此君虽是江苏无锡人氏，一生与越地却似有着特殊因缘。其《龙宫寺》诗前长序曰：“贞元十六年（800年），余为布衣，东游天台。故人江西观察使崔公，以殿中谪官，移疾剡溪。崔公坐中有僧人修真，自言居龙宫寺，起谓余言，异日必当镇此，为修此寺。”又曰：“至元和三年（808年），余以前进士为故薛苹常侍招至越中。此僧已卧疾，使门人相告：曩日所言，必当镇此，修寺之托，幸不见忘……及后符其言，而讯其存没，则僧及门人悉已殂谢，寺更颓毁，惟荒基余像而已。因召僧人会真，余出俸钱为葺之，累月而毕，以成其往愿。”而《天上树》诗前有序又称：“新昌宅书堂前有药树一株，今已盈拱，则长庆中于翰林院内西轩药树下移得。才长一寸，仆夫封一泥丸，以归植。今则长成，名之天上树。”集中另有《渡西陵十六韵》一诗，序言中详细记载自己上任的那一天，为太和七年（833年）十月三日。“早渡浙江，寒雨方霖，军吏悉在江次。越人年谷未成，霪雨不止，田亩浸溢，水不及穗者数寸。余至驿，命押衙裴行宗先赍祝词，东望拜大禹庙，且以百姓请命。雨收云息，日朗者三旬有五日，刈获皆毕，有以见神之不欺也”。中年以前似乎全在绍兴度过。而从时间上看，这与前面所说的《欲到西陵寄王行周》，应该写于同一日期。因此，他笔下的西陵伍子胥庙，原址肯定是在萧山，而不可能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行文至此有必要回顾一下越地早期的水上交通历史，这方面最权威的文献是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江水至会稽山阴为浙江、东至余姚入海。”此言高屋建瓴，大处落墨，相当于是为古代绍兴画了幅生动的水路全景图，同时对地方志里的某些遗留问题也有良好的释疑作用。如《宝庆会稽续志》叙白马湖，又说是在萧山（现滨江区），又说是在上虞，又说是在余姚，以一名而为三地共有，已觉荒唐。其中以所谓《唐利济庙记》为据，称上虞白马湖得名于晋周鹏举乘白马没水，否认此前夏侯曾先《会稽地志》的东汉周举说，更是有些近乎胡说八道了。夏侯曾先陈末隋初人，《利济庙记》唐人所作，自当以夏记为准。参照班固所绘之路线图，更能得出较为合理的推论。因从萧山西陵到余姚东海，正是东汉以前浙江的入海主道，而上述三处刚好都分布在这一航线上。白马为伍子胥形象代表，源出《史记》“杀白马祭子胥”之纪录，《钱塘记》又有“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的描绘，因此，在他老人家精魂驰骋之处均有相关传说留下，应该不难理解。包括本文开头说的曹娥老爸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稍后《吴越春秋》释浙江潮时又称“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更是把重点放在了萧山。此前《汉书》虽有“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之记载，但只说当地有潘水，而未释其名之由来，因此从郦道元到李慈铭，一直说不清楚。一个称“疑是浦阳江之别名也，自外无水以应之”。（《水经注·渐江水》一个称“当系诸乌伤（原义乌）、诸暨下”。（《潘水考》）如果他们当年注意到《吴越春秋》里的这段补充，想必就不会有这样的误会了，就会明白，潘水的本义，指的就是浙江在萧山境内的部分，是伍子胥所掀起的精神波澜在该地的别名。

到了东汉晚期的时候，因城市发展需要，会稽太守马臻在开凿临湖的同时，顺便把一条人工运河筑到了萧山江边。加上此前已有的通往上虞余姚的浙江尾闾，通往诸暨方向的浦阳江，通往富春方向的渔浦，这样滨江一带当时实际上已拥有四条航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四通八达之地。而坐落在这中间的古老的白马湖，尽管烟波浩渺，景色宜人，实际功能却应该是个避风港，同时也起到为上述航道提供水量补给调配的作用。身后的越王城山如同一座丰碑，代表当地历史文化的绝对高度，而湖正面一南一北两个渡口，南曰渔浦，北曰西陵，又为东晋以降最著名的钱塘江过江津渡。《越绝书》所记之越国大船军，汉末孙策绕道柤渎夜袭王朗之高迁战役，《晋书》有关西陵牛埭、浦阳南北津的记载及孙恩之乱，南朝谢灵运谢惠连兄弟相别阻风，《水经注》所叙之西陵湖、西城湖，《南齐书》富阳新城唐宇之起义，都和这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怀疑当年夏侯曾先笔下所记，也应该就是这个地方，说此湖在上虞，或所谓余姚西北六十里，实际上出于《嘉泰会稽志》作者自己的解读。这里不妨可以将原文找来看一下：“驿亭埭南有渔浦湖，深处可二丈。汉周举乘白马遊而不出，时人以为地仙。白马湖之名由此。”驿亭埭其址不详，现存文献始见于五代，为钱镠部将朱全武逐淮将田頵处。“嘉禾平，全武等又乘胜逐田頵于驿亭埭，頵由吴兴而遁”。（见《吴越备史》卷一，《新唐书》、《资治通鉴》所述同）其地必在杭萧之间。渔浦为当地历史品牌，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断夏侯先生笔下之白马湖在萧山，其他地方有可能出于附会，理论上应该是站得住脚的。

唐宋时期，随着县城扩充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白马湖的面积较前已大为缩小。据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一次测量提供的数据，当时大约尚存三千余亩，为周围百余项良田旱涝之年的唯一依赖。但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荒唐的事，差点把它给彻底废了。有个叫沈琮的当地人，生平以算命为业，坑蒙拐骗的事大约也没少干。为求立功自保，竟骗取乡邻六十一人联名上书，提出要把该湖作为废地献给皇室宁寿观充长生田。考陆游文集中有《三茅宁寿观记》：“绍兴二十年十月，诏赐行在三茅堂名宁寿观……乃命道士蔡君大象知观事，蒙君守亮副之，许其徒世守。又命内侍刘敖典领。”乞请献湖之日，正当立观之年，而文中提到的内侍刘敖，碰巧又是代上劄子的人，其中的蹊跷与暧昧应该不难看出。幸亏作为接受方的宋理宗赵昀还不是太傻，当场下旨派员实地勘查，转运司干办公事赵纲立下来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回去后据实禀报：“白马湖古来系是蓄水湖地，难以作田。转运司点对指实申闻。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圣旨，更不施行。”（详见明富玹等撰《萧山水利正续》）这才避免了一场意外灾难的发生。

再后来，江潮成年累月的冲击，导致沙涂面积不断扩大。随着江岸的逐年外移，东晋时位于湖边的西陵埭，至五代吴越时已迁至现在的西兴，而原来在西陵的伍员庙，可能也在那时，因津渡重设，也跟着一起搬了过来。因前面文章里已经说过，伍子胥的精神形象尽管高大威猛，堪称古代政治人格中含义最丰富、象征色彩最浓的一个原型，但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却更多是从世俗功利上来理解的，包括当初建庙的目的，塑其像于江边，可能也只是为了让人上船前能够拜一拜，以求渡江时心里多一份踏实之感。渡口后来既然搬迁了，庙如果还在原来地方，那倒反而是不正常了。王十朋《会稽赋》称“西观惊涛，吊夫子胥。”其下有注云：“浙江在萧山县西十三里。”要表达的估计也是同样的意思。

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唐代李公垂的那首诗，于其本义或许会有更深的领会。这里不妨将原诗全录：“西陵沙岸回流急，船底黏沙去岸遥。驿吏递呼催下缆，棹郎闲立道齐桡。犹瞻伍相青山庙，未见双童白鹤桥。欲责舟人无次第，自知贪酒过春潮。”此诗前半首写船过江到西陵渡，因水浅舟涩，进入县河前很吃了一番苦头。“催下缆”作背牵解，“齐桡”是合力划桨的意思，有白居易《和春探》诗“齐桡争渡处，一匹锦标斜”可证。五、六两句提到当地两处著名景点，盖纪实也。结尾自称因没看到白鹤桥，本打算责怪水手，转而又想可能是自己喝多了的缘故，于是就算了。全诗以自嘲结束，非常有意思，略可见诗人情怀。诗题作《欲到西陵寄王行周》，以《新唐书李绅传》考之，必作于太和七年初任浙西观察使之时。王行周名洲，行十一，与元稹相厚，《元白长庆集》有《送王十一郎洲剡中》诗，当即此人。李绅当年另有《遥和元九送王行周游越》相酬，已见前述。因此，不管这首诗里说的“犹瞻伍相青山庙”，还是前面那首诗里说的“伍相庙前多白浪”，庙的位置在萧山滨江一带可以无疑。何况同时代其他诗人好像也没闲着，如比李绅小了没几岁的储嗣宗和喻坦之，一个称“水色西陵渡，松声伍员祠”。（《郑顾陶校书归钱塘》）一个称“西陵烟树色，长见伍员情”。（《题鄣亭驿楼》）都把西陵跟伍子胥庙紧紧绑在一起，可见这在当时是萧山相当著名的一个地标。

如果说唐代文人笔下的伍员庙还在西陵，到了宋代文人笔下，可能已经迁移到了现在的西兴镇上。王明清是南宋学者兼历史学家，他在多卷本巨著《挥麈录》里，为我们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姚令声的人，出生于绍兴本地，据写《直斋书录解题》的陈振孙称，现存《战国策》汉高诱注本，当初就是由他整理出版保存下来的。观书前自序有“先秦古书见于世者无几，而余居穷乡，无书可检阅。访春秋后语，数年方得之，然不为无补，尚觊博采老得定本，无刘公之遗恨。绍兴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声父题”之语，可知晚年定居在剡县。此人北宋宣和年间初登仕途，“有僧妙应者，能知人休咎，语令声云：君不得以令终。候端午日伍子胥庙中见石榴花开，则奇祸至矣。”在杭州当了三年税官，足迹不敢登吴山一步。后来调任江山，“趋越来访宪帅。既归，出城数里，值大风雨，亟愒路旁一小庙中，见庭下榴花盛开，妍甚可爱，询祝史，云：此伍子胥庙。其日乃五月五日。令声惨然登车，未几遂罹其酷。”（详见《挥麈后录》卷十一）不仅同样讲到有两座伍子胥庙，一座在杭地，一座在越地，而且明言越地的那座，他是在拜访上司后回杭州的路上看到的。文中“出城数里”的“城”字，不清楚指的是绍兴还是萧山，而数里也有可能是实指，也有可能是虚指，但其地属当时交通要道、为旅途所必经那是可以肯定的。

现在的问题是，杭地的伍子胥庙，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在吴山山顶，尽管原先只是西湖中一座洲岛，后来搬到了现在的所谓吴山上。其间的演变错综复杂，但至少直到目前为止尚有迹可寻，有庙可拜。而越地的伍子胥庙，北宋以前流传尚大致有序，北宋以后，渐渐就有些销声匿迹，形象模糊，到现在更是已经没什么人知道了。

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嘉泰会稽志》有宁济庙条，称：“宁济庙在县西一十三里西兴镇。政和三年赐今额。”也就是说，在西兴镇上原来有一座庙，自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朝廷恩赐新名后，开始叫宁济庙了。至于这以前叫什么，嘉泰志没有明说，但后来《嘉靖萧山县志》把它的身份给暴露了，因这庙在明代又改名叫潮神庙：“亦称宁济庙，位于西兴沙岸铺。”虽然同样也没交代庙主是谁，但撰者知县林策应该是有心人，因为他于此条下附了一段文字，是致祭用的祝祠，并透露是个叫夏弦春的饱学儒生告诉他的，其中“势倾山岳，声震雷霆。素车白马，出没杳冥。实钱塘之壮观。固海若之凭陵”云云，无意中泄漏天机，明显就是我们要找的伍子胥庙了。二是作为越地伍员庙最关键证据的李绅那两首诗，《嘉泰会稽志》里竟没收录，反为历代杭志括入囊中，被说成是写他们那里的。加上《武林旧事》《七修类稿》等地方笔记著述的推波助澜，反复渲染，包括像程大昌《演繁露》这样较为严谨的著作，也未能免俗。该书卷四称：“（沙河）塘在县南五里，此时河流去青山未甚远，故李绅诗曰：犹瞻伍相青山庙。又曰：伍相庙前多白浪也。”这样一来，不该放弃的放弃，不该得到的得到，这笔张冠李戴的糊涂账，从此也就再也没有办法算清。

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的波谲云诡，出人意表。从表面看，越地伍员庙的消失或相当于消失，似乎由偶然因素所造成，即此地撰志者的漫不经心和彼地撰志者的巧取豪夺，说得轻松一点，也可说是某些人的不作为和某些人的过于作为。但事情其实并不如此简单，在这一文化事件背后，实际上闪动着的是政治和权力的强大影子。因为自南宋初期起，因偶然的因素，江对岸的临安在没有任何准备的前提下，突然成了皇城，国家政治经济的中心，自然需要各种高级别的文化资源来配套，这就是吴山上那座为什么炒得越来越热，而萧山这边的却渐趋清冷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李光禄的《西陵怀古》，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西陵望处即吴关，怀古情深复一攀。湖上笙箫何日始，渡头车马几时闲。青山庙废基空在，白鹤桥倾水自潺。却问宋家兰上里，白烟如雨隔江还。”（《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七）其中“青山庙废基空在，白鹤桥倾水自潺”这两句，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让人读后浮想联翩，黯然神伤。萧山本地的几位文坛大佬自然也不甘落后，来集之《西江塘纪事》有“三折势雄传白马，两峰遥望下飞凫”之咏，毛西河晚年撰《水仙五郎》词，以游戏文字泄其忧思。词前有自序称：“上湘湖旁有白马湖，是其迹也。”全诗共有九解，其第六解云：“榴火兮将燃。着单衣兮无绵。迎神不至兮潮欲干。神指水仙为期兮、今告予曰不闲。謇予将先期以要君兮、谓荷花为水仙。”第七解云：“水仙兮奈何。秋霜未降兮花开满湖。神骑白马兮张灵弧。解鞍歇马兮在前山之岨。神之来兮待日下。”白马、水仙为古代形容伍子胥的专用词，白马状其神态，水仙状其精神，相当于是一张个人名片，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用的。“神骑白马兮张灵弧。解鞍歇马兮在前山之岨”。这是什么概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早就在萧山买了房子，入了户口住下的，不过很少出来走动而已。不像杭州今吴山上的那个，每天香烟缠绕供在那里让人看。但如果有心的话，在每年八月潮水来临期间，相信你一定能如愿见到他。

在今天的滨江区西兴镇古塘路东近江一侧，一说在原西兴初中校区内，傍晚时分华灯初上，路两边熙熙攘攘的商铺与民居，加上每天肩扛铺盖涌向这里的外地打工者，使一切看上去显得那么拥挤，仿佛连记忆和遐思，都已找不到落脚之地。时间毕竟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因此当地的大多数居住者，包括辖区内中学的学生甚至老师，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萧山伍员祠，原先居然就在他们的家门口，也不算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或许，只有待更深人静之时，曾经照过勾践、范蠡、西施的那轮明月，依旧照在江畔的石堤和古桥上，涛声中伍氏骑着白马驰骋而来，而掀动的浪花，如同书页哗哗打开。从最初西汉两晋的伍神祠，到唐代西陵伍相祠，到两宋的宁济庙，到元明清三朝的潮神庙，到民国的西兴乡乡立初等新民小学，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西兴中学，一页一页翻开，一页一页都是辉煌的历史。

这样的时刻，时间是停止的。尽管世事沧桑、陵谷变迁，他的遗爱却一直留存在这里，与敬他爱他的当地人民朝夕为伴。按《民国萧山志》的说法，庙南原有朱熹遗迹碑，正前有五代钟楼一座，既供善男信女们寄托情思，又能为过江客旅鸣声引渡，可谓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兼其美。苏东坡《望海楼晚景五绝》之三“青山断处塔层层，隔岸人家唤欲应。江上秋风晚来急，为传钟鼓到西兴。”即专为此事而咏。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有关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尘世寄所，无论是在浙西的杭州也罢，在浙东的萧山（今滨江区）也罢，考证和研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他人格力量的继承，或者说，如何让他老人家的精神融入身边的现实生活，远比在原址重建或朝拜更为必要，也更有意义。过去的已经远逝，未来的正在走来，“英雄有恨余湖水，天地忘怀入酒杯。”这是元人张昱说的，是他当年路过此地对山亭，重阅这段历史所采取的一个基本态度，而本文想要表达的意思，应该也就尽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