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体物与托物抒情

胡云信

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她给予我们无穷的力量和智慧。林语堂说：“显现于我们面前的大自然是整个的，包括一切声音、颜色、式样、精神和气氛。人则以了解生活的艺术家的资格去选择大自然的精神，而使它和自己的精神融合起来，这是一切中国诗文作家所共持的态度。”

因而，咏物抒情或托物言志的散文，是最为常见灵活的一个文类。换句话说，一切体类的诗词文章都有借物抒情或托物言志的影子。因为“写作不过是发挥一己的性情，或表演一己的心灵。”十六世纪末，袁氏三弟兄所创的“性灵学派”，“性”即个人的“性情”，“灵”即个人的“心灵”。所以抒写性灵是一般散文的普遍要求。

写好这类文章，首先不在方法技巧，而在于对眼前事物保有一颗好奇心。“我们在描写或叙述一幅景物、一个情感或一件事实时，他只就自己所目击的景物、自己所感觉的情感，自己所了解的事实，而加以描写或叙述。凡符合这条定例者，都是真文学；不符合者，即不是真文学。”所谓“真文学”就是发乎本心的文学，这需要我们对于自然和人生保有不断探求的好奇心。

有了好奇心，人们总能从自然万物中发现丰富多彩的美。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其所著《幽梦影》中说：“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生此耳。”这是对大自然万籁之音的好奇心。他还说：“山之光，水之色，月之影，花之香，文人之韵致，美人之姿态，皆无可名状、无可执著。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这是对大自然丰富形态的好奇心。“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这是人们对花草树木的好奇心。“艺花可以邀蝶，垒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这是人们对创造生活艺术的好奇心。

写作咏物抒情散文，关键点在从客观事物的特征中找到与自己内心精神的契合点。我们的先人的美学智慧就是从事物外在的特征中发现内在的精神，从而寄寓自己的审美情感和心灵自由。林语堂先生对此有精妙的分析：

“凡是宇宙中活的东西都有着文学的美。枯藤的美胜于王羲之的字，悬崖的壮严胜于张梦龙的碑铭。所以我们知道‘文或文学的美是天成的。凡是尽其天性的，都有‘文或美的轮廓为其外饰，所以‘文或轮廓形式的美是内生的，而不是外来的。马的蹄是为适于奔跑而造，老虎的瓜是为适于扑攫而造，鹤的腿是为适于涉水塘而造，熊的掌则是为适于在冰上爬行而造，这马、虎、鹤、熊，自己又何曾想到它们的形式的美呢？它们所做的事情无非是为生活而运用其效能，并取着最宜于他行动的姿势。但是从我们的观点说起来，则我们看到马蹄、虎爪、鹤腿、熊掌，都有一种惊人的美，或是雄壮有力的美，或是细巧有劲的美，或是骨骼清奇的美，或是关节粗拙的美。……这也就是写作之美的秘诀。”

任何生命个体之美都有自己独特的‘式。“一篇文学名作正如大自然本身的一个伸展，在无式之中成就佳式。美格和美点能自然而生，因为所谓的“式”，乃是动作的美，而不是定形的美。凡是活动的东西都有一个‘式，所以也就有美、力和文，或形式和轮廓的美。”

客观景物都有自己的“式”，即美的轮廓和形式。用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寄托我们自己特有的情感，也需要适当的“式”，也就是文章的表现形式，咏物抒情类文章当然有自己的大致的形式和体类。所以要写好咏物抒情类文章，先要体察所“咏”之物的“式”，再恰切安排行文的“式”。

比如鲁迅的《雪》，从“暖国的雨”起笔，之后写到“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最后又回到雨，脉络十分清晰。作家用热烈的笔触大篇幅写江南的雪。看，“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最快乐、最美好的事情有两个：其一“赏雪景”，可以看到“血红的宝珠山茶”“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冷绿的杂草”；其二，塑雪罗汉，“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把母亲脂粉奁中的胭脂涂在嘴唇上，一个奇异无比的白雪大罗汉顿时呈现在孩子们面前，熠熠生辉。写“朔方的雪”，是为了与南方的雪构成映衬之“式”。北方的雪“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偶尔，晴空万里，北风呼啸，它们顿时“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毫无疑问，不管是南方温润多情的雪，还是北方奇异壮观的雪，都是作者要高声赞美的雪，心中的雪：她洁白、温润、饱蕴生机、富有活力……

放眼世界，令我们浮想联翩、触目伤怀的景物数不胜数，“一枝一叶总关情”。虽说景物随处可见，但我们不仅仅是“传声筒”“复印机”，我们应当展开联想，在此基础上由物及人，引出赞美、讴歌的对象。或整篇描写叙述，从这境界里有所寄托，如鲁迅的《雪》；或是在记叙、描写中插入作者的看法，直抒胸中的感情，如郭沫若的《石榴》，或是由此及彼，由物及人，如茅盾的《白杨礼赞》。

张潮说：“有地上之山水，有画上之山水，有梦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丘壑深邃；画上者，妙在笔墨淋漓；梦中者，妙在景象变幻；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一旦所咏之物进入笔端，就成了人格化的“物”或著上“我”之感情色彩了。

郭沫若写《石榴》，一方面写石榴的形态美，包括枝干和叶片、花朵、果实；另一方面写石榴的精神美，面对“炎阳的直射毫不避易”，凸显石榴花敢于同骄阳作斗争、毫不示弱的崇高追求，而这恰恰是作者喜爱它的深层原因。联系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代，在严冬即将到来的日子，郭沫若向我们描绘出一幅火红的石榴画面，其实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火一样的热情，乐观豪迈的气质，不甘示弱的抗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经过“夏天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定会品尝到鲜美可口的果实，表明作者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坚定执著的人生追求。

咏物，或抒发情怀，或表达感受，或点示哲理，或颂扬精神，或表现人物，都有基本的写作技法。其中一个主要的技法是文章具有灵动而巧妙的思路，也就是“式”。

我们可以从下列的几篇文章里具体分析咏物抒情类文章几种常用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