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姐

2015-12-30 17:24野夫
读者 2016年2期
关键词:知青孩子

野夫

许多年来,我游荡在江城密集的人群中,试图寻找一张记忆中的美丽面孔。

应该是1972年前后的冬日,那时的利川特别寒冷。

我躺在面对着火的长条椅上,面颊被烤红而心背透凉,瑟瑟蜷缩成一个典型的乞儿模样。人将散尽,工人们粗鲁的玩笑声渐渐在踏雪的足音里消逝。少年的我辗转难眠,像一个烙饼正翻来覆去地接受焙烤。

我听见有人进屋,打开龙头放热水,然后是一声惊问,温柔而亲切:“啊,你怎么能睡在这里,掉进火里怎么办?”

我听出来是她——华姐,前两年招工时进矿的武汉知青,现在是矿山唯一的广播员。她从我冷漠的眼神里已经读懂了原因,笑着拉起我的手说:“你爸临走时托我管你的,走,到我那儿去吧!”

那年,我十岁。

华姐就住在广播室那个狭小的单间里,一张床,一个播音台,还有一张放着打字机的桌子。我怯生生地打量着这间整洁并且散发着雪花膏和香皂气味的房子,手足无措,像一个在学校被罚站的儿童。

她放下脚盆,调试好水温让我洗澡。十岁的男孩,早有男女大防之耻感。我犹犹豫豫在盆边磨蹭,竟有如临深渊般的畏惧,因羞怯而不肯褪去最后的遮掩。她似乎看出了我那点小心思,含着笑背转身去伏案打字。我踏着她那噼里啪啦的敲打老式铅字打字机的节奏,迅疾地投身水中,洗净满身的尘灰。随后,趁她不备,我赶紧起身擦拭,手忙脚乱地穿上短裤。她转过身来笑看我的慌张,又拿起毛巾为我擦干背后的水珠,然后她像母亲一样,指着那张唯一的床说:“快上去,你先睡,我还要工作。”在她暖融融的床上,我像一只归巢的倦鸟一般,很快恬然入梦。

她那时十八九岁,初中毕业便从遥远的省城,被下放到这偏僻的山区。几年山里的矿区生活,已磨尽了一个少女应有的稚气。也许是因为她漂亮、灵敏,且会说普通话,矿上的领导没叫她下井锻炼,而是将她调到机关当广播员兼打字员了。

每天早、中、晚,她甜美的声音便回荡在这片山沟里。工人们都很喜欢她,即便是最粗野的男人,也尽量不在她在场的时候,乱开下流恶俗的玩笑。

我很喜欢看她播音或打字时的样子。一台老式打字机,在她灵巧的手下像一架钢琴,流出欢快的节奏。她让我帮她在字盘上查找一些生僻字,还时常要我去修改一下工人们投来的潦草的广播稿。她看我编辑后的稿子,时常点评哪里改得好,哪里还需要怎样修改。似乎我对文学和编辑的兴趣,正来自那个荒寒年代她的最初指点。

每天三餐,她从食堂里打来寡淡的饭菜,都要在那只煤油炉上加工一下,掺一点油水和豆豉之类,饭菜就变得美味可口。晴朗的黄昏,她则牵起我的手到屋后的山上去漫步。她漫不经心地讲一些城市的故事,有时哼一些知青歌曲或苏联歌曲。对山里孩子来说,这也许是最早的文艺启蒙。完全遥不可及的都市,竟能勾起我对远方最初的憧憬。

简单贫乏的矿区生活,一旦掺入一个聪明女人的苦心经营,便转化为一种相依为命的乐趣了。

某个午后,我与几个矿工孩子打斗——他们故意侮辱我父亲的名字。她闻声赶来,轻轻地训斥了那群孩子一句:“你们也有父母!”

我伪装的坚强顿时如决堤的江河,泪水潸潸地漏进了她湿软的指缝。夜里,她为我缝补被撕烂的衣衫,细语叮咛:“你是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不要去惹那些泼皮。要学会蔑视所有的侮辱!”

几乎每夜我都自觉地先睡,她常常看书或织毛衣到深夜。在她眼中,我只是一个孩子,她似乎在品味和实践着她天生的母性,因而没有什么避讳。

记得某夜有月光,山谷的积雪折射出凛冽的清辉。远远地传来矿车卸煤的翻斗声,咣当咣当如夜半的钟鼓。她关上电灯,借月光而褪衣洗漱。我被哗哗的水声搅得神情迷乱,尽力闭紧我的眼睛。

在此之前,我对异性的暧昧恋情仅仅来自邻家女孩。在那一刻,我突然被这种水声所诱惑,每一滴水珠溅起的回响,在那静夜都有如海潮倒灌般轰鸣。我听得见自己扑腾的心跳,并为此紧张和汗颜。

越是想逃避这种袭击,越感到魂不守舍和无能为力。终于,我绝望地听命于眼睛,让它自行开启一道缝,仿佛只是被微风掀起的书页。不敢转头,在余光中我似乎瞥见了从海底缓缓升起的维纳斯,惊异惶恐地看见水珠,在如梦如诗的月色中皎洁闪亮……我害怕某则寓言成真,自己会因此变成一只癞蛤蟆,只好再次锁紧了双目。一种深深的内疚感却从此驱之不散。华姐,这个圣洁的女人,使我有了人生的第一次失眠。

华姐那时其实已经谈了男朋友,是掘进队的金哥。金哥也是下乡知青,朴实憨厚,长得端正规矩,是矿工中的才子。金哥常来,爱屋及乌,总给我带一些井下掘出的化石当玩物。每当他来时,我便懂事地借故外出玩耍,他们就会心一笑,叮嘱几句。

金哥是老高中生,会讲故事,也爱唱歌,华姐便总是缠着他,让他唱一些老歌以及新编知青歌曲。那个时代,矿上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所谓恋爱,大抵便是这般简单的约会,从来没人敢挽臂漫步。

我对金哥很有好感,这是一种奇怪的感情。他来我走时,我有一点淡淡的不自在,却并无丝毫的嫉妒。相反,我希望他们永远好下去,尽管我也曾在轻狂而痴傻的少年春梦中,梦见过我娶了华姐做新娘。

未几,父亲回到矿山,感激地从华姐这里领回我。华姐面对早已被“打倒”的我的父亲,依旧尊称为矿长,并夸赞我懂事。

那个春节前,似乎是一封急电把华姐催回江城。

过了半个月,她回来了,满面憔悴,眼圈青紫,神色中流露出某种深沉的哀伤。她变得沉默起来,常常独自望着连绵的山以及飘逝的云,寂然落下泪来。

暑假到了,我又来到华姐这里。这时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又开始了,矿山的知青都蠢蠢欲动,但很快打听到只有体院一个名额。

那时的招生,也没什么正经考试,主要是靠推荐,再就是靠各自的家庭关系来活动比拼。大家偃旗息鼓,不久,通知书到来,钟哥开始打点行装了。钟哥也是武汉知青,和华姐同时被下放到利川。一天,钟哥来了,说是向华姐辞行。在那之后许久,再也不见金哥来了。我听见一些工人中的流言蜚语,才意识到华姐已移情钟哥了。我被这一事实惊得目瞪口呆。

她和钟哥定情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全矿。那些感情朴素的工人,如同我一样难以接受。顿时,流言四起,所有恶毒的攻击都集中在她身上。我在道义上站在金哥一面,同时在隐秘的情感世界里,我更觉得她这是对我的背叛。

她没有向任何人解释什么,沉浸在自己的孤独里。金哥倒很明智,在醉了一回之后也保持了缄默。父亲的义愤和工人们如出一辙,他冷冷地批评她:“不该为了回城而不顾道德,再说这矿山对你不错,何必如此呢?”我似乎站在正义的一边,掉头而去,连一声谢谢都难以启齿,尽管心里憋着一种无法言喻的酸涩。

她像一个被众人遗弃的孩子,在矿上熬过了最伶仃的一年。我们在一条石径上邂逅。我又长大了,但对她的怨恨和鄙薄似乎并未消失。

她依然清瘦如竹,远远地对我亲热如故地打招呼,她没想到一个孩子的怀恨竟如此深刻。她脸上笼罩着一层少有的喜悦,她说:“我正办调令,马上回城了,等你长大了,来玩啊!”

我只是冷冷地望了她一眼,仿佛在听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一样漠然。我缺乏足够的勇气,只是咕哝道:“我就在这里,哪里也不去!”之后转身走了。我发现她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一种深刻的痛苦表情印在我心深处。

在以后的成长中,我逐渐淡忘了这个女人。大学毕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回到了那个矿山。那些曾经看着我长大的工人,热情地接待了我。

在酒席上,我问一个已经扎根在这里的知青:“为什么不想办法调回省城?”她曾经是华姐的好友,她淡淡一笑:“哪有那么容易!”之后她忽然话锋一转,说,“你华姐那时为了调回去,忍受了那么多痛苦,其实有谁理解她的苦衷呢?”

当这个渐被时间烟尘埋葬的话题重新被提起时,我立刻预感到此中必然埋藏着隐衷。我才知道那年华姐突然被电召回去,是因华姐家里出了一些事故。像华姐这样的城市平民孩子,根本不可能调回去。但那个家,又非她回去支撑才行。她别无选择,只好以婚姻为桥,达到回城的目的。

我如雷轰顶,被若干年前这一真相所击中,沉积多年的感恩和爱,仿佛突然被唤醒,而羞愧和负罪感则如石在胸。那夜,我喝得酩酊大醉,悔恨的泪洇湿了枕巾。

若干年后,在武昌监狱的寒夜里,我在一个犯罪人员学习本上,潦草地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那时,我已经与华姐分别将近二十年。

某日,队长忽然传我到办公室,指着其中坐着的两男一女问我:“你认识他们吗?”

我发现那个女人的笑颜里,有我熟悉的波光。我惊呼:“华姐,难道是你吗?”她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从那依旧美丽的脸颊上安静地滑落。

我直面着她的无声垂泪,像当年那个委屈的孩子般,再次失声痛哭。

她在一次知青聚会上,听到了老矿长的儿子在武汉坐牢的传言。多数人都感叹,只有她开始动员她的所有社会关系打听寻找。她在一所大学工作,很多学生在公检法系统工作。她终于找到了我这个曾经与她短暂患难与共的弟弟。她根本不知道,我对她早有如此深重的愧疚。

后来,我在北京混成了一个书商。华姐的女儿大学毕业,学的是平面设计,华姐委托我帮忙照顾这个北漂的孩子。她的孩子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正是我认识华姐时她的年龄。

后来,我离开了北京。在大理南门新村的一个农舍里,我在网上联系上华姐。我憋了若干年的话,终于在一次夜半酒醉之后说出:“华姐,感谢你,你是第一个让我爱上的女人,尽管那时我只是一个小男孩,甚至不懂爱,不懂世间有这么多差池,这么多无奈。但是,你让我懂得——慈悲,是一切爱的基础……”

(林冬冬摘自《作品》2015年第10期,本刊有删节,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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