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权威下的女性异化

梁艳

摘 要：简少贞遭受了男权社会的压迫，成为男性权威下"寡妇教育"的牺牲品。作为自我保护，她选择了离群幽居的自闭生活。然而，幽居并没有拯救她，尤其妹妹简少芬的出嫁，更是将其精神寄托彻底粉碎，瞬间即末路穷途……

关键词：男性权威  自我保护  异化

一、人性的自我监禁

《另一种妇女生活》是苏童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品主要描述简少贞幽闭的生活状态。分析她如何从健康青春的少女异变成一个性情怪癖，脾气爆烈的幽居者。她自幼受到严格的家长式教育。文中提到“你不知道简家的规矩有多少，简老头活着的时候就不准两个女儿出门，少贞上学都是由女佣人接送，上的是教会办的女子学堂，到少芬长大，女子学堂没有了，简老头就没让少芬上过学，当初大概是让她们守妇道的。”[1]336简家姐妹就是在这样男性权威下的一种性隔离式的教育中成长的。男性要把女性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样子所造。妹妹简少芬从来没有观望邻里吵架的习惯。很明显，人们在斗嘴吵骂过程中，会使用一些污秽粗暴的语言。这些话语中会有很强的性暗示。性，在道家看来是“少女不宜”的。卫道士传授关于男人“又脏又臭”的告诫，借以贮存少女的童贞。她们再也难以相信男人的“温馨与美好”。

父母过世以后，简少贞开始了与世隔绝的幽居生活。在父母遗留下的酱园的阁楼之上，牢牢守着这个破败的古堡。与比自己小八岁的妹妹简少芬相依为命; 她憎恶所有的男人，厌弃阁楼外的整个世界，拒绝与外界的交流。她像个睡美人被幽闭在古堡之中。作为女性个体，她失去了青春的活泼灵动，像个无知无觉无欲无求的活死人。简少贞以自我禁闭式的生活方式在男性权威下寻求自我保护。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再危险不过的生存方式。

男性权威在以单方面主导的差异性社会中愈演愈烈。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认为男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他们以其主宰者的身份确立男性标准。道德的伦理的思想的诸多方面。形成了单一而强大的男性话语。男性为所欲为地依仗自己确立的标准去打造女性，进而去消费女性。男性文化以其巨大的驱动力使女人的言行举止自觉不自觉地顺应男性文化的要求。众多女性在实际生活和精神上已不由自主地接受了男人强加给她们的诸多落后观念。处在弱势的女性为了适应生存而压抑天性。长期保持缄默而成为被男性话语所掌控的客体。

简少贞被无情地卷入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在“坚壁清野主义”和”寡妇主义”的教育下，被一天天的打造成男性标准下的审美客体。这种卫道士的教育，导致简少贞严重的厌男情绪，在她眼里男性是肮脏污秽的，这种对男性的憎恶，使得她更加固执的坚守自我囚禁。

幽居时衣着严整的几乎怪异，从来也不离开那酱园的阁楼。甚至外界的一切都令她憎恶和唾弃。拒绝与外界交流，成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独行者。性隔离剥夺了女性作为生命个体追求性的权利。否定了女性正常的生理欲求，但又要她们履行生育的义务。女性的自我隔离是在拒绝成为欲望主体的同时，也拒绝沦为欲望客体。在丧失权利的同时拒绝承担义务。或者可以将其称作绝望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在实质上是性隔离本身的不攻自破。

二、性倒错者

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者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来看，“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 女人不是天然进化发展形成的一种人类。”[2]所以在男性话语权的主导下，女性不断地失去自我，甚至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取向，对男性权威表现出心悦诚服。她们最终不是晋升为男性权威的拥护者，就是沦为男性权威下的牺牲者。那些为了避免成为对方的附庸而选择自我隔离的女性个体，由于这种偏执而决绝的态度，渐渐演变成一种更加隐性的情感取向。

简少贞拒绝与外界的交流，拒绝整个男性世界。甘愿做一个幽闭的囚徒。但对妹妹有着一种超越姐妹之情的病态的心理依赖和情感索求。妹妹刚下楼三分钟她会问个不停觉得过了很久。文本中“你每次下楼，我一个人在家都觉得时间特别长，心里特别空。绣针也捏不住，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像是怕又说不清怕什么。”[1]337这种病态的荒谬的想法也使得她的性倒错者的身份初见端倪。父母离世后，一直都是两姐妹一起生活，简少贞对这个独一无二的生活对象，注入的不仅仅是姐妹情更多的是依恋和占有。恰巧妹妹是个没有主见缺乏反抗的女性，这使得简少贞对妹妹的控制越来越强。当一个对男人感到厌恶的女人，身边只剩下唯一的妹妹时，显然这为姐妹恋情的发生创造了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就某种意义而言“欲望是生命的忠诚卫士，没有了欲望，生命就不存在。欲望的强烈程度，显示生命的活跃程度。欲望的力量就是生命的本身;力量，就是生命的有机体对压力的综合反应。”[3]因此，生命就是在欲望不断产生、追寻和消亡中无限循环。叔本华先生曾说过：“生活就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了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4]在此基础上理解《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简家酱园的三位女性：粟美仙、顾雅仙和杭素玉，她们作为生命个体在追逐个体欲求的路上的挣扎，都可以看作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和期许。其内在生命力爆发的不同形式。芸芸众生在生命可负载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欲求以合理的方式存在。在痛苦和无聊中摇摆的不亦乐乎。这便是她们所热衷的生活。但简少贞对妹妹的苛刻的要求，显得偏执和刻薄。她不愿意与外人交流。也不允许妹妹去。她厌恶男人拒绝婚姻，也不愿意妹妹结婚。她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妹妹身上。要她不要听信别人的话。这看似都是为你好的说辞下，隐藏的是简少贞的自私和霸道。她厌恶甚至拒绝男性世界，却想从妹妹身上实现自己隐晦的欲望。她的爱是孤独且单方面的，妹妹是一个情感取向正常的女子。无法与她共同在这酱园中一同守候。一个求爱与同性而不得的女人，确切地说这个性倒错者，如何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需求一席之地，这值得我们深深思考。

三、无法完成的自我救赎

多年幽居的生活，使简少贞由一个健康的生命个体变得憔悴萎靡。文中的多处提到她的身体状况，她脱发、面若冰霜，眼睛浮肿，常年喝中药，刮痧。她除了刺绣就是看着妹妹。病态的依赖妹妹，这么多年都是妹妹给她梳头发，熬药，做饭。在外人看来，妹妹就是她的使唤丫头。顾雅仙的出现，打破了简少贞平静的独居生活。她从让简少芬帮她绣枕套开始，慢慢走近简少芬的生活。邀请她参加自家儿子的婚宴，帮她介绍对象。简少芬在怀疑与挣扎中慢慢走近了世俗生活。客观地说，是顾雅仙把她从幽居的牢笼中拉了出来。体验这真切的香椿谢街，品尝到了世俗的生活真切而美好。妹妹最终不顾姐姐的反对，跟那个小学老师结婚了。伴着妹妹的出嫁，简少贞的世界崩塌了。多年足不出户的她走出了酱园。她穿着黑衣黑裤，发髻上插着白绒花，面色冰霜一副守丧的打扮。拿着剪刀要剪了顾雅仙的舌头。说她是搅家精。在她看来，所有原本美好的一成不变的生活，被这个叫顾雅仙的女人给搅乱了。她恨顾雅仙，她不能容忍妹妹的离开，妹妹的出嫁对她而言无疑是一种背叛。

简少贞几乎每天都要重复她古怪的行为，总在正午时分穿着她的黑白两色的丧服来到酱园。拿着剪刀要剪了顾雅仙的舌头。慢慢的大家对此习惯了，知道她精神出了问题。妹妹出嫁后，多次回来看她，她都把妹妹赶了出去。最后简少贞用绣花针扎破自己的动脉血管结束了生命。她最后的刺绣作品中，竟是一个女人的脸，她的双唇被损坏。可见这个怪人，她的人性是多么狭隘和扭曲。她在对妹妹失去控制权的时候，从不反省自己，而是把怨恨附加到第三者身上。求爱与同性而不得，在岁月中枯萎的不只是身体，还有人性。人性在囚禁中慢慢异化。异化到被男权社会所不容。

简少贞的生活折射出了女性的哀苦悲凉、客观上讲简少贞的自我救赎是不自觉的。厌男情绪的根深蒂固和卫道士的寡妇式教育，使得她无法在新时代下体现个体的生命价值。她对自己所处的困境并没有决心进行自我拯救，而是选择以幽居的方式逃避。她的个体生命理性并没有睁开双眼。只是在逃避的迷途中画地为牢。女性的悲哀往往在于自身的无意识，在偏执的追求中一错再错。

爱与不爱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生命个体的选择，是谁也不能代替谁的生命感觉。妹妹和简少贞各自持着不同的情感取向。这注定简少贞囚居的徒劳无功，是对灵魂的一种折磨。在这样的自我熬煎的生命历程里，她要么坚守，要么妥协。在扭曲的精神和异化的人性中，她不堪一击。她生命的结束，使得复苏异化的人性成为当务之急。

也许作者提供的只是一种社会现象，现象是反射本质的一面镜子。现实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但没有任何准确的现成答案供我们参考，对女性生存状况的探讨，永远是男性权威的再现过程，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复杂性，女性生命言说的意义何在？个体生命遭遇在异化中构成裂伤，于是逃避成为了生命选择的一种答案，不是唯一，也许是最好。生命个体在寻找温暖的过程需要人生智慧，更需要生命的勇气。

这个男性话语权占主导的社会结构，向我们真实地展示了女性的生存法则是多么残酷和卑微，一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冲突的本质在于两性的差异。敢于承认这种人性扭曲的异化表征，实质上是承认男性权威的在塑造女性过程中的不道德。肯定人性的矛盾复杂，也就肯定了女性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女性，依然是男性权威下被束缚的女性，要具有现实的人性，要有意识形态话语权，到底应该怎样活着才是真实的女性欲望表达？

参考文献

[1] 苏童.另一种妇女生活[A]//苏童文集·末代爱情[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2]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 史铁生.史铁生散文小说选[M].史铁生作品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 （德）叔本华.人生得失[M].天津：天津社科院出版，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