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阈限
——《罗密欧与朱丽叶》与《雷雨》悲剧艺术比较研究

倪思然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跨越时空的阈限
——《罗密欧与朱丽叶》与《雷雨》悲剧艺术比较研究

倪思然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雷雨》分别是莎士比亚和曹禺的代表性戏剧作品。若从悲剧理论、宗教意识以及思想意蕴等角度审视这两部剧作的悲剧艺术，可见它们不仅是卓然可比的，还凝聚着二位剧作家独特的悲剧思想特色。

悲剧艺术；宗教意识；思想意蕴；审美；文化心理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文豪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展现的高超悲剧艺术，令人叹为观止，铸就了悲剧艺术殿堂中的永恒经典。该剧在悲剧理论、宗教观念以及思想意蕴等方面与我国现代话剧泰斗曹禺的《雷雨》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有一些内在差异。本文拟通过悲剧内在精神特质的审视，对这两部剧作的悲剧艺术进行简要的比较和探讨，并试图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

在这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若依据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戏剧结构理念，《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喜剧，因为它以大团圆为结局。然而，蒙太古与凯普莱特这两个世仇家族为和好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惨痛，悲剧气氛颇为浓烈，以至于后世的众多戏剧理论家抛开了莎士比亚创作的初衷，将该剧定位为悲剧。本文的分析视角，即是将《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作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悲剧来看待。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其文艺理论专著《诗学》中就精辟而极富独创性地阐述了他的悲剧理论。他认为，应按戏剧原则去安置情节，“着意于一个完整划一、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这样，它就像一个完整的动物个体一样，给人一种应该由它引发的快感”［1］。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作为对一种行动进行摹仿的悲剧情节，必须保持高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后世的戏剧理论家们对《诗学》不断进行新的阐释，逐渐形成了“三一律”理论。即悲剧的人物、时间、情节三者应高度统一，这才符合悲剧的创作原则。尽管“三一律”并不是建立在对《诗学》理论进行科学理解的基础上的，但它所规定的严谨、集中的戏剧结构，被看作欧洲古典主义悲剧创作的金科玉律。“三一律”原则对《罗密欧与朱丽叶》和《雷雨》的情节与结构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莎士比亚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节安排得十分紧凑。全剧以蒙太古与凯普莱特两家的世仇为大背景，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展开电光热火般迅疾发展的情节。从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见钟情、两情相悦，直到他们双双殉情，仅仅经历了五天时间。在迅速推进的剧情中，还交织着两大仇家之间的集体械斗以及个人决斗。这一系列充满暴力色彩的情节作为次要情节，恰如其分地融入了两家世仇的大背景中。不仅如此，它们还赋予了全剧发人深思的悲剧内涵和极为广阔的可阐释空间。可见，该剧无论主要情节还是次要情节，都完美地同剧中主要人物以及短暂的剧情时间形成了内在的高度统一。“三一律”原则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成功运用，一方面使剧中激烈的人物冲突集中于狭小的时空范围中，另一方面使剧情在迅疾发展的过程中显得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曹禺的《雷雨》同样恰当地运用了“三一律”原则。正如剧名“雷雨”一样，剧情的发展仿佛雷雨天疾风骤雨般轰轰烈烈。从阴云密布、燥热难耐的早晨直到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翌日凌晨，短短一天时间内发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迅疾情节。从表面上看，鲁侍萍在周家的出现以及由她的回忆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相当程度上是悲剧结局发生的直接催化剂。然而，我们在情节发展的全过程看不出任何做作的成分，一切都在极短的时间里发展得十分合乎情理。此外，一如《罗密欧与朱丽叶》，《雷雨》中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冲突非常激烈，并且都成为引发悲剧结局的重要因素。在《雷雨》中，贯穿着许多尖锐的矛盾冲突：鲁大海与周家人的冲突、周萍与周蘩漪的冲突、周蘩漪与周朴园的冲突……它们都是那样剧烈、那样剑拔弩张，并且随着剧情发展一步步走向白热化的境地。曹禺将自己笔下那充满激烈冲突的情节，“雷雨”般地巧妙浓缩于周家客厅与鲁家小套间这两个地点。可以说，《雷雨》是曹禺在遵循《诗学》悲剧理论的前提下，成功运用“三一律”的典范。

《罗密欧与朱丽叶》与《雷雨》在“三一律”悲剧理论的运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不仅在紧凑的戏剧结构中展现了扣人心弦的情节，还使悲剧意蕴在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然而，二者“潜在情节”的时空跨度截然不同。这里所说的“潜在情节”指对作品的主题展现有着直接影响的非主干情节，一般由人物的回忆或自述引出。《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中的“潜在情节”缘起于罗密欧由自己向罗瑟琳求爱失败而带来的自怜与哀伤。从剧中不难看出，求爱失败这一“潜在情节”发生在他爱上朱丽叶之前不久。因而可以说该剧的“潜在情节”时间跨度并不大。

接下来，让我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雷雨》。鲁侍萍在与周朴园重逢时的诉说中，充满着三十年前遭抛弃的悲愤之情和多年生活的辛酸之感。曹禺将三十年前的往事和眼前的现实十分紧密地结合起来，向读者呈现出“潜在情节”的广阔时空跨度。这样，一方面使作品具有时空维度上的沧桑感，另一方面拓宽了读者审美心理的活动空间。总之，两部剧作的结构与情节同中有异，各具鲜明的特征。

二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雷雨》在创作思想上，都不约而同地展现出作者强烈的宗教意识。从二位作家的人生阅历来看，在基督教影响下形成的人生观，十分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戏剧创作。这种影响自然也体现在这两部剧作中。两位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都构设出极富巧合因素的情节，并且都具有鲜明的悲悯情怀。

（一）关于情节的巧合性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劳伦斯神父委托约翰神父送信给身在曼多亚的罗密欧，告诉他朱丽叶喝药诈死的整个计划。不料本地巡逻疑心他们走进了染着瘟疫的人家，把门封锁。于是约翰不仅耽误了行程，还无法将信送达罗密欧手中。而当劳伦斯匆匆赶往墓地寻找“死”去的朱丽叶前，巧合的情节带着命运的愚弄再次发生。误认为心上人已死的罗密欧提前来到坟墓前，为爱情服毒自尽。一切正如劳伦斯慨叹的那样：“一种我们所不能反抗的力量已经阻挠了我们的计划。”［2］的确，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可知的神奇力量主宰着这一切巧合，并直接酿成了有情人双双惨死的惨痛结局。

让我们再来看看《雷雨》。从侍萍被抛弃到重回周家，时隔三十年；周家人也从无锡搬到了遥远的北方。而四凤极其凑巧地来到周家做事，并与同母异父的哥哥周萍发生了恋情。此外，全剧整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亦体现了神奇而令人惊诧的巧合因素。

莎士比亚与曹禺在各自的剧作巧合情节的构设上，不约而同地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寓意：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人自身是微不足道的。身处苦难中的人们无法凭借自己的能力进行自我救赎。那么，这种威力无穷的神秘力量如何作用于人呢？它的性质如何呢？正如斯马特所说的：“在莎士比亚剧中，命运女神象征着外在偶然事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3］主宰剧中人命运的力量通过一系列巧合情节，被莎士比亚赋予了一种神性的色彩。“莎士比亚思想中有一种基本信念，就是相信人类经验中有些东西是偶然的，不可以理性去说明的。”［4］而曹禺在《雷雨》中传达的思想亦然。侍萍、四凤二人都与周家少爷发生恋爱关系，她们命运的惊人相似性即非理性所能解释的。诚然，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做自己的主人，无法解救自身于苦难之中。两部剧作的巧合因素及其所引发的悲剧结局都体现了基督教的人生观，认为上帝主宰了人命运的去向。

从巧合情节的表现形式上来看，两部剧作略有差异。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送信行程受阻，以及罗密欧在劳伦斯之前赶到墓地等巧合事件，是“命运女神”作用于人们命运的外在形式。较之《雷雨》的情节，它们更符合生活真实，更富有现实生活气息。在《雷雨》中，侍萍与周朴园、周萍的重逢跨越了时空的阻隔，被安排在周家之中——真是“无巧不成书”！而这种巧合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情节的可信度。就这一点，曹禺本人也认为：《雷雨》写得“太像戏了”。可见，两部剧作的巧合情节，体现了两位作家在处理艺术真实方面的差异。显然，莎士比亚用更加高超的技艺，很好地展现了悲剧中的艺术真实。

（二）关于悲悯情怀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雷雨》两部剧借受难者以外的人物的言行，传达出带着宗教色彩的崇高悲悯情怀。这是我们解读这两部剧的情感因素时不应忽视的。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劳伦斯神父以宗教人员特有的神圣与庄严口吻及诚挚恳切的态度，向亲王诉说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人惨死的全过程。他的诉说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死者矜怜与哀惋的宗教情怀，具有感天动地的效果，也使亲王信任了他的诚实。而《雷雨》中的悲悯情怀，主要是通过序幕和尾声中与主要情节无关的人物展现出来的。一方面，姊弟俩好奇地询问疯掉的侍萍与蘩漪的情况，而两位尼姑则以怜悯情怀回答他们；另一方面，教堂内响起的颂主歌与弥撒声，暗示着对剧中人遭遇的怜悯，同时也唤起读者的哀怜情感。

两部剧对悲悯情怀的展现，具体来说又有所不同。一方面，《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劳伦斯的诉说主要是对死者的哀怜，其宗教色彩较弱；作品思想意蕴的阐释空间亦不够宽广。而《雷雨》中，不但有对受难人的矜怜，更主要的是通过怜悯的情感拉开读者的审美心理距离，并以宗教仪式带来的意味深长的暗示给读者留下广阔的遐想空间。另一方面，前者体现的悲悯情感仅仅是为作品歌颂爱情、反对封建家庭制度的既定主题服务。而后者则引导着读者“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5］，并且通过提高审美视角，升华了整部作品的主题。

由此可见，在宗教意识的展现上，两部剧作各有千秋，尽展悲剧艺术的崇高与华美。

三

《罗密欧与朱丽叶》与《雷雨》两部剧的深刻思想内涵，是铸就它们各自经典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它们在思想意蕴上亦是卓然可比的，不失为比较文学平行研究视域中颇具价值的研究对象。从思想意义的维度纵观两部剧作，笔者认为，两剧在一定程度上能折射出东西方社会的审美文化心理殊途同归的一面。

《罗密欧与朱丽叶》通过热恋青年为情赴死，以及家族械斗引发的人员伤亡、城邦秩序混乱等事实，将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家族制度的罪恶。从中我们可看出作者对家族仇恨、社会混乱的厌恶之情与鞭挞意识。而在《雷雨》的创作中，曹禺本人也承认：“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6］的确，周朴园所代表的家庭强权制度以及黑暗的社会环境，是造成悲惨结局的根本因素。两剧在反对家庭制度、抨击黑暗社会的主题上是一致的。他们之所以成为东西方共同的经典著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符合了东西方人们渴望内心安宁和谐的共同文化心理。只有当制造出压迫与不安的外在因素都消除了，人们才能获得心灵的安宁。海德格尔在与诗人荷尔德林长久神交之余，曾用哲思描述人类那理想的诗性生存状态：“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诚然，同在一片蓝天下，谁不渴望自己能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与《雷雨》中，主要人物大都经过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冲突走上了不归路：死的死，疯的疯，出走的出走。只是由不幸者的遭遇带来的影响不同。前者通过两大家族言归于好，给读者哀伤的心灵以慰藉；而后者则留给读者长久的悲恻与深沉的思索。然而，两部作品给人带来了共通的崇高体验。诚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下的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Katharsis）。”［7］两部剧的确都具有《诗学》中所论述的审美效果。我们对剧中人物的不幸遭遇深感怜悯；同时也为人物之间的相互倾轧、相互算计感到恐惧，为剧情的迅疾发展感到恐惧。于是，读者与观众们的胸怀得到了陶冶，心灵得到了净化，从而对人生的意义，对客观世界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这样的审美效果是对悲剧艺术魅力的升华，也是对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东西方读者对这种审美效果的钟爱，正体现出人们对陶冶心胸、提升精神世界的艺术形式的欣赏与向往。

安宁祥和地“诗意栖居”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呢？

总之，《罗密欧与朱丽叶》和《雷雨》的审美效果正鲜明地体现出东西方读者渴望安详、崇高精神世界的共同文化心理。尽管它们对这种文化心理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都能为异域读者所接受。正是在“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语境中，真正的经典作品才能跨越时空的距离，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成为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至宝。

结语

本文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曹禺的《雷雨》入手，进行理论和文本双重层面的比较研究，试图为中西比较戏剧研究填上一笔新意。诚然，这两部悲剧经过时间之河的冲刷，成为东西方悲剧艺术领域的不朽经典。读者在对二者进行比较研读的过程中，剧作的情节、结构、宗教理念、思想意蕴等因素是不可忽略的。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关于莎士比亚和曹禺，相信人们还将一如既往地拥有言说不尽的评价，值得戏剧爱好者们拭目以待。

［1］［7］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3，63.

［2］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悲剧集［M］.朱生豪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75.

［3］［4］斯马特.论悲剧［A］.朱光潜.悲剧心理学［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6］曹禺.曹禺文集（四）［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212，211.

J804

A

1007-0125（2015）12-0007-03

倪思然，男，福建莆田人，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文艺学博士。已于《新文学史料》《东南学术》《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全国中文核心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80）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