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长疲软、就业不景气、广泛弥漫的对工作的不满、令人震惊的巨额债务——这就是西方世界的生活。西方世界好像已经丢掉了曾令其保持一个多世纪活力的创新习惯。
自20世纪60年代活力严重减退后, 大多数国家的生产率增速都开始下滑。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生产率增速跌至原来的一半。在20世纪90年代末,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生产率也或多或少停止了增长。这些国家急需找到方法恢复其从前的活力。
但是一些意见领袖会改变话题。他们认为,重要问题是不平等。据估计,欧洲四分之一的私人财富掌握在最富有的1%人手中;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掌握着三分之一的财富。在低生产率增速的国家,私人财富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增加;且近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国家私人财富中富人掌握的财富比重均有所增长。
抱怨不平等的“平等主义者”认为最富有的人掌握的财富本身就是不好的:因为其扭曲了社会。他们希望通过实行财产税来根除这种令人不愉快的财富。
“改良主义者”认为富人利用其财富进一步谋利——尤其是争取对他们有利的税收制度。结果是造成中产阶级失意消沉,无数人在劳动中的低效汇集起来最终导致“生产率”的降低。这些批评认为,应该废除资本利得的低税率,压低超级富豪的收入,反对低税率能激励创业公司并帮助其成长的想法。
人们抱怨的不是财富不平等导致创新减少。没人能说西方历史上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了之前的活力消退,因为在富人开始享受最近的胜利期之前,生产率已经开始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