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百姓史

尧山壁

魏家庄的魏三，原来给财主看家护院。1943年带一杆枪投了区小队，立了一功，当上了副班长。当时抗日武装枪支紧缺，一个区小队仅有两杆水连珠，三杆汉阳造，四把独一响，几十颗手榴弹。1945年围攻邢台，区小队打东门，夜里一个保安队员坠城开小差，被魏三撞上，抓住送到团部，又立了一功，提升为副队长。土改运动后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三区区长。

这魏三我常见，他从小受穷，免不了有些偷鸡摸狗的毛病。如今一步登天，怕乡亲们看不起，自己先端起来。因为天生个子小，不到五尺高，便走路梗着脖子，站着打能能（踮脚），人前常为自己打圆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咱个子不高，高个子给咱说话，都得低头哈腰哩。”魏三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姓都认不得，只认得一个三字。一天他喝多了，路过戏院门口，看海报上剧目，《取西川》、《反徐州》，大发其火：“谁这么大胆，把我魏三罚站了，还连开了三枪！”戏班班主出来解释了半天，他才说误会了，梗着脖子要走。班主多了一句话：“区长走好，祝你好运，祝你幸福。”魏三猛地扭过头来，吼道：“什么！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本区长姓什么，告诉你，老子不姓福，姓魏，魏区长的魏。”

魏区长不识字，还忌讳别人说短，总说自己眼不沾，脑子灵，听文件过耳不忘。有一次副区长去县里开会，带回来文件，号召农村多种早熟作物，他听话音是种枣树。第二天副区长不在，他召集各村村长开会，说上级了解情况，魏家庄是沙滩，就适合种枣树，命令各村毁了一部分谷苗，种上枣树秧。为此他挨了县长一顿狠批，说再不学文化这区长就别当了。魏三真的认识到学文化的重要，痛哭流涕地做了检查。

魏三学文化从一个“免”字开始，为种枣树的事，县里通报批评并说认识深刻，免于处分。魏区长拿着简报，正过来调过去地看，把这个免字死死记在心里，不认识谁也得认得它。一次开大会，他磕磕巴巴地念文件：“上级号召，大力养牛，养羊，养免……”旁边人用胳膊捅他：“是养兔。”他不好意思，但还是硬撑着说：“养免。中国大了，北方念兔，南方念免。”元旦前，县里要开拥军优属会，民政局来了个条子，派三区交鸡三只，兔两只，毋忘。他念道：“交鸡三只，免两只，还剩一只，母的。”

类似的笑话还很多，比如副区长调走，开欢送会，秘书开了一个菜单，烧鸡、羊脸、驴板肠、猪舌头。那时文字都是竖着写，他念道：烧鸡、羊脸、驴板肠、猪千口。还补充了一句，热情是好的，猪千口是否太多了，够全区人过年了。还有一次看文件，有征赋税一词，他把赋认成了贼，拿着文件去派出所，说这项任务难度大，贼本来就难捉，还让他们交税，就难上加难了。再有一次宣传《婚姻法》，文件上有一句：已经登记的和尚未登记的男女青年都要参加学习。他念成了：已经登记结婚的和尚，未登记的男女青年都要参加学习。

魏三认识了几个字，区里镇上更盛不下他了。一瓶不满，半瓶晃当，走起路来，不光梗着脖子能能脚，连膀子也横起来。虚荣外加专横，街头巷尾不断增加着关于他的笑料。

区公所在临街的二层小楼，上楼的木楼梯正冲门口。县里给区里分配一部电话，摇把的那种，是镇上惟一的一部。我上学时，常见魏区长端一杯茶，守在电话旁边，喂喂喂地喊叫，让一条街上人都听到，也非常喜欢过路人把他和电话一起夸奖。一天县上来人，趴在耳朵上说：“别摆了，你这不成看电话的了嘛。”魏三这才明白过来，搬到楼上去住了。当天下午，听楼下秘书一声喊：“魏区长，电话！”魏三情急之下，一脚踩空，从楼梯上骨碌碌滚了下来。秘书急忙上前把他扶起来，心疼地说：“区长，着什么急呀，这楼梯得一磴磴往下走哇！”魏三说：“我军人出身，电话就是命令，楼梯，不费那工夫了。”

解放初，农村还没有汽车，连自行车也稀罕，镇上仅有一辆。还是当年缴获宪兵队的，当成战利品挂在民兵队部墙上。魏三上任时，找人修了修，车座子落到最低，还是够不着骑，推着在镇上转了一圈儿，好像戏台上状元夸官一样。后来攒了一年小米，买了一辆日本“凤头”牌自行车，旧车子让给了秘书。当时说东洋车子西洋表，骑上日本的“凤头”，规格像现在开上宝马一样。魏区长买了新车，还特意去邢台买了自磨电。前叉子上安个电灯，前车轱辘安个胶轮，车轱辘转动，摩擦生电，前灯亮了，能照出几米远。

这一天为了显摆自己新的坐骑，晚饭后他带秘书去县城。黑黑的夜色，一道亮光引路，魏区长感觉很好。走着走着，只听“啪”的一声炸响，魏三机警地马上卧倒，以为有了情况。趴了一会儿，周围不见动静，也不像有人劫道。莫非有人打黑枪，不见旁人，他立时怀疑起秘书，伸手从腰里掏出手枪。这时秘书已经爬起来，蹲在“凤头”后面，说：“区长，是后轱辘轮胎放炮了。”魏区长一场虚惊，一身虚汗，长出了一口气，肚子和轮胎一样瘪了。最后还是不忘区长的虚荣，说了一声：“打我的黑枪，谅你也不敢。”

小女婿

旧社会造成许多许多畸形婚姻，有钱人讨小老婆，却给独生子娶大媳妇，“女大三，抱金砖”是最低标准。女方比男方大五六岁、七八岁司空见惯。财主们为了早抱孙子、四世同堂，儿子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提前。那时候结亲讲门当户对，有钱人是少数，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小，所以这种婚姻谈不上幸福。

小学二年级时，我的同桌臭包刚8岁，寻了个对象17了，紧锣密鼓地张罗办喜事。花轿要动身时却找不到新郎官，而臭包正混在仪仗队里，手抱一杆黄龙旗不放。孩子们喜欢过红白事打旗，一路风光，混顿好饭，末了还能领一两角钱小费。臭包身子骨儿弱小，这样的好事通常轮不到他。今天自己娶媳妇自己打旗，显得格外气粗。出发的礼炮响了，臭包还是抓住旗杆不放，直到答应他吃口奶才抹抹鼻涕上了轿子。臭包是老生子，养得娇惯，七八岁了还动不动扎在娘怀里，嘬口干奶。

迎亲路上，有两个轿夫30多岁还打着光棍，成心把轿子往高颠，颠得臭包胆汁都吐出来了，呜哇哭叫。回来时还迷迷糊糊，由他娘抱着拜了天地。晚上臭包怕见生人，死活不进洞房。好容易才把他拍睡了，送进新媳妇被窝里，第二天一看尿湿了半截炕。邻居二片编了一个快板：“十七大姐八岁郎，新婚之夜抱进房，有个小鸡不中用，啥也不会会尿床。头更尿湿红绫被，二更尿湿象牙床，三更屋里发大水，绣花鞋儿漂一双。睡到半夜要吃奶，劈头盖脸一巴掌。叫你丈夫年岁小，叫你儿来不喊娘，盼到郎大姐已老，等到花开叶早黄。”我学会了，念给臭包听，臭包听着好玩，说给他娘，他娘听了跳着高儿地骂。

三天回门，新媳妇一路哭一路号，臭包躲在车棚角落里不敢动，倒像一个受气的媳妇。丈母娘好说歹劝，才平息了闺女的怒火，懂得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孩子抱着走”的道理。回到婆家进入了角色，用体己钱买些糖果点心，哄着小女婿玩，背着抱着当小弟弟带，一来二去也不生分了。

第二年搞土改。臭包家划了个上中农成分，虽没挨斗，也成了“献田户”，交出了部分土地耕畜。随着家产的缩水，臭包家门风也大变，向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媳妇抛头露面了，碾米磨面、下地送饭啥都干。一天，大媳妇领着小女婿到井台儿抬水，一群看稀罕的人跟在后面。大媳妇为了显示“解放”，也治摆了小女婿一下，臭包擦鼻抹泪的。第二天二片的快板又发表了：“大媳妇、小女婿，争争吵吵抬水去。骂骂咧咧把人欺。媳妇这边一使劲，女婿杵了个嘴啃泥。老汉看到提意见，叫声大嫂听仔细，教子方法可不对，把他杵到泥窝里。说得媳妇红了脸，羞羞答答把头低，你看俺俩谁是谁，他是丈夫我是妻。”

再二年，实行婚姻法，解除了婚约，媳妇走了，十二三岁的臭包打起了光棍，直到1963年发洪水时，才捡回来个童养媳，臭包已经二十七八岁了。二片说，臭包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童养媳

童养媳是旧社会陋习之一，与小女婿相反，童养媳是收养穷人家的女童，准备养大做媳妇。这种事财主不做，他们讲门当户对;穷人做不了，他们养不起;一般发生在中等人家，不花钱或少花钱，为了孩子不打光棍儿，又省一笔彩礼。邻居小丑姑娘比我大几岁，可能是全中国最后一批童养媳了。邻居当家的叫老细，在街口摆“穷货摊”，就地铺一块旧布，摆放一些七零八碎的破旧物件，如犁片、锄头、门吊儿、筲箍、烟嘴儿、螺丝什么的，为穷人之间互通有无充当中介，从中赚个角儿八分的。因为进价低廉，甚至是白捡回来的，虽说蝇头小利，积攒起来也就可观了，他家日子过得比较殷实。

1943年发大水，南泊一对逃难夫妻，拉着一个七岁左右的小闺女，饿得皮包骨头，一双眼睛大得吓人，乱蓬蓬的头发上插根草棍，无奈的爹娘要给孩子找一条活路。老细过来，像买小牲口一样，摸摸骨架，看看牙口，末了花了一斗高粱买下来，卖身契上写明是童养媳。他惟一的儿子发暗疯（癫痫），抽上来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寻不上媳妇，二十七八岁还打着光棍儿。

小丑进了门，十来岁的孩子当曼妮子（女仆）使唤，碾米磨面，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喂猪喂牛，好像鞭子抽打下的陀螺，一天到晚不停地转。老细一家大大小小都把她当作出气筒，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像一群恶狗掐一只小鸡。尤其那个发暗疯的男人，总是瞪着色迷迷的眼睛，流着口水，随时会扑过来的架势。吓得小丑总是低着头，溜着墙根儿走。

小丑毕竟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出来割草打水时，难免向左邻右舍倒倒苦水。这小丑天生的嘴巧，说出话来一摞一套的，“纸糊的风筝断了线，爹娘卖我隆平县，三个公公四个婆，五个小姑管着我，十二个尿盆我来端，累得腰疼胳膊酸。”“拿起筷子放下碗，童养媳妇众人管。一家人全在炕上坐，逼着我小丑去推磨。放下筷子拿起针，婆婆还骂我懒断筋。”

灾荒年过去了，小丑亲爹娘后悔了，好说好道接孩子回去住两天。老细攥着卖身契，到时辰就得送回来。小丑诉说：“回一次家门上一回天，回到婆家像坐监。回一次家门唱一出戏，回到婆家泪如雨。白菜帮子萝卜菜，小丑的苦难是爹娘害。亲爹亲娘要人家钱，亲闺女送到阎王殿。白菜帮子蔓菁根，亲爹亲娘好狠心。梅豆开花一串串红，卖给人家当牲灵。”小丑哭诉一次，村里就流传一阵，传到老细耳朵里她就挨一顿打。

村里王家地主一个儿子在外边当八路军，知道共产党的政策，迟早要搞土地改革，听说陕甘宁边区正在搞试点，就三番五次往回写信，动员他爹变卖土地庄园，以免将来遭罪。他爹很明智，使了个金蝉脱壳计，放把火烧了自家场院，然后装病哭穷，辞去长工。村北一处40亩水浇地，平时至少五石麦子一亩。他说磨扇压住手了，如今一石麦子就出手。老细捡便宜惯了，倾其所有买了下来，还雇了个长工。三年后果然搞起土改，计算他家的地亩和剥削量，正好划了个地主成分。而王家已经没落，划了个下中农。工作队念老细剥削生活不长，是花钱买的地主，也便没有扫地出门，只剥夺了村北那40亩水浇地。老细这才回过味儿来，惊呼上当。

工作队经过调查，没把小丑划成地主家庭一员。相反觉得她苦大仇深，发展为土改运动积极分子。小丑登台揭发老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树根在下树叶在上，财主和俺不一样。喇叭是铜锅是铁，人是人来鳖是鳖。蝎子尾巴马蜂针，狠毒不过财主心。太阳不照老细家，藤是藤来瓜是瓜。财主冬天穿皮袄，小丑破布包芦花。财主屋里煤火炉，小丑冻成冰疙瘩。财主吃的鱼和肉，小丑碗里豆腐渣，老咸菜来干巴巴，糠菜窝窝用手抓……”

斗倒了地主老财，穷人翻了身，小丑的腰杆挺直了，丑小鸭变成了金凤凰，红润的脸蛋，水灵灵的眼。工作队动员她参加村剧团，演《白毛女》，一登台就进入了角色，好像当众描述自己的身世，声情动人。这样一来老细怕她飞了，发暗疯的男人更是急红了眼。一天竟然把小丑关在屋里，动手“开脸”，就是用双股细线，相绞相缠，把脑门上的汗毛一根根绞去。在农村开脸就是圆房的表示，小丑拼死挣扎不让绞，外边把门的疯男人神经紧张，昏倒个仰巴脚。小丑趁机摆脱纠缠，顺着梯子爬上房，大声呼喊起来。工作队闻讯赶来，把老细一家带到村公所。应小丑请求，正式解除婚约，当众撕碎了卖身契。后来小丑进了地区文工团，成为当地著名演员。

放 鹰

齐安他爹是晚清贡生，知书达理，就是教子无方，致使独子齐安生在农村，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跟街面上一帮五浪混鬼学成了一个二流子。掷骰子，推牌九，打麻将，玩啥输啥。一个债主给他出主意，说走背字是因为你家书多，所以要输。齐安就趁他爹卧病在床，把半屋子书都倒腾出来卖了，可是依然照输不误。另一债主出主意，说你命里缺点什么，要想赢就得买一架鹰。解放前农村人口少，荒地多，野兔成灾，猎兔成为一种副业。齐安买了一架鹰，一条猎狗，白天地里逮兔，晚上村里赌博。气得他爹在床上哭喊：齐家出了个输（苏）学士呀。边哭边念苏轼的《江城子》：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半阙词没念完，气绝而亡。

爹死了，齐安待鹰比爹还亲，好生供养着，心血来潮就下地逮兔。那时雨量大，地里积雪一冬不化。雪白鹰眼疾，半天能逮十几只兔子，吃剩下还能卖钱。有了钱买了个童养媳，十三岁进门，十五岁迫不及待圆了房，第二年就生了个小子，取名小鹰。人说齐安时来运转了，偏偏老天爷不放过他。1945年前后大旱三年，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野兔也绝迹了，齐安一家吊起嘴来。危难时期，在老婆和猎鹰之间，齐安选择了后者，2000万冀南票（合2000元人民币）把小鹰他娘卖给了人贩子，度过了灾荒。两年后闹土改，小鹰他娘突然回村来，上台控诉齐安的罪行，人贩子把她带到白马河上游，转卖给宋家庄一个地主，吃尽苦头。小鹰他娘逢人便说，她回来不是为了那狼心狗肺的东西，而是舍不下孩子。可是村里有些人高估了齐安，说他是个放鹰的高手。旧社会把游手好闲的人放出去打“野食”叫“放鹰”。

转眼到了1960年，又一个三年困难，每人每天四两口粮。齐安下地劳动发懒，到公共食堂打饭勤快，为了抓住勺把子，先填饱自己肚子，然后喂他的鹰，最后才是老婆孩子。一天他躺在炕上，想起上次度荒的经验，又打起老婆的主意，要真的放一次鹰。甜言蜜语地劝她：不费油不费电，省下一份口粮，养活咱的儿子。小鹰他娘破口大骂，掴了他一耳光，一跺脚走人了。

小鹰他娘走后半年猎鹰死了，人们说齐安气数尽了。猎鹰跟了齐安十几年，是老死的，浑身没肉只剩一架骨头。齐安也不念旧情，剁巴剁巴熬一锅汤喝了。屋里空荡荡的，齐安想起小鹰他娘，没人把锅燎灶，没人缝补洗涮，父子俩过得叫花子一样。终有一天，他想不如真的当起叫花子，带上儿子进山觅娘。放风筝靠一根线，儿子终究是扯着他娘的一条线呀。

齐安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拉着孩子，沿白马河往上走，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过一水又一水水水相连，边要饭边打听小鹰娘的下落。眼前山恋起伏，如波翻浪滚，找一个人难似大海捞针。有个老汉告诉他，别看山掌大村子多，可也有个窍门，山里的村庄部分都分布在河沟两岸，顺蔓摸瓜就有希望。齐安按老汉的指点，找遍了宋家庄川几十个村子，又往南排查了稻畦川、浆水川、路罗川，最后摸到了路罗川最后一个村庄栲栳井，再往前迈一步就是山西省地界了，奇迹居然出现了。

齐安父子蜷缩在村外圪梁下一个废弃的羊洞里，黎明见一个女人往地里担尿罐，看后影像小鹰他娘的身段，就尾随下去，到一家石头门楼，做了一个记号。早饭时便领上小鹰来到门口，一人靠一边门框，哀叫道：好心的奶奶给口饭吃吧，救救这孩子。人出来了，手里拿着两个窝窝头，边走边说：“我就见不得可怜的孩子。”果然是小鹰他娘，可是那女人一时没认出，眼前一老一少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齐安没脸张嘴，把孩子推在前面说：“快叫娘，快叫娘！”小鹰他娘这才认出来。看看齐安，眼里冒火星，给了他一个脊梁。转身抱起小鹰，都十四五岁了，还瘦巴巴的像个八九岁的孩子，放声哭了一下，又赶紧压住嗓子，变成了抽泣，泣不成声。看看太阳，男人该下工了，急忙回屋端了一多半箅子窝窝头，倒进齐安要饭的褡裢里，厉声说道：“不是人的，再也别让我见到你了。”

齐安自知理亏，无脸上门，隔一两天就打发孩子来，每次都带回半褡裢窝窝头，有时还提回来一罐子豆沫汤。这齐安吃饱喝足，老毛病又犯了，还没脸没皮地往人群里凑，引起了小村的警觉，有人跟踪父子俩的行动，告诉了这家男人老傻。老傻并不傻，只是特别老实，他也发觉缸里的面下得太快，还特意到那个羊洞前，瞪了那“狼”几眼。回来红着脸跟她说：“是不是那个放鹰的来了？”小鹰他娘咕咚跪下，一五一十地说明情况，发誓跟定他了，一步也不离开栲栳井。她知道老傻是好人，当初进山讨饭，病倒在路上，是老傻走二十里把她背回家中，一口水一口饭地喂，浆养了一个月才保住她一条命。而且明媒正娶地留下来，进门就当家。她再也不会回那个狼窝了。

最后谈判，齐安要了两口袋玉米，一刀两断。小鹰见了亲娘死活也不跟齐安了，又加了二百元。齐安有了粮有了钱，屁颠屁颠地回来了。村里又多了一条歇后语：齐安放鹰，赔了夫人又折兵。

珍姨的等待

走动的亲戚中，母亲和珍姨最近，尽管只是干姐妹。她们同病相怜，母亲二十五岁上守寡，珍姨二十四岁上丈夫牺牲，小母亲一轮，也是属虎的。民间传说，属虎的女人命硬。

但是她俩的性格迥然不同。母亲内向，沉默寡言;珍姨开朗，快人快语。这也许与时代和经历相关：母亲饱经磨难，从水深火热中走来;珍姨过门时已经是“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了。

土地改革时我已经记事了。工作队访贫问苦，动员母亲出来当妇救会主任。母亲说孤儿寡母小门小户担不起事，两个孩子张着嘴等食儿，耽误不起工夫。再来缠磨时，母亲去了姥姥家，一走了之。珍姨娘家是小商贩，嫁到贫农家里捞上个好成分，不等动员，一朵大红花把新婚丈夫送上前线。丈夫前脚走，珍姨后脚就当上了妇救会主任。农会主任领着积极分子斗争地主富农，清算庄窝土地牲口农具。珍姨带一帮娘们斗争他们的女人们，平分箱柜衣物绫罗绸缎。珍姨带头举拳头，吐唾沫，革命劲头十足。

农业合作化时，母亲家底薄，入社带着三张嘴，心里不落忍，就起早贪黑下地干活儿。珍姨有娘家陪送的一头大犍牛，昂首牵到了社里，她就可以不下地，晚上记记工分就行了。母亲一门心思土里刨食儿，出来进去一只筐，身上常带着汗味儿。珍姨干净利索，穿衣服像戏子亮相，换了又换，脸上总有一种香胰子味儿。我从小就喜欢让珍姨牵着手走。或者坐在她怀里，看她熟练地嗑着瓜子儿。珍姨还有一个洁癖，井上挑水回来，只吃前边桶里的水，后边桶里的洗衣服浇花，害怕从身上发出的气味污染。

“文化革命”初期红卫兵扫“四旧”，五经四书琴棋书画翻出来就烧，花瓶茶壶瓷枕烟嘴抄出来就砸，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凡有龙凤图案、福禄寿字样者无一幸免。母亲有个用了多年的搪瓷脸盆，盆底有齐白石画的虾，也被搜去砸了。红卫兵说贫下中农只能吃杂交高粱棒子面，鸡鸭鱼肉那是地主资本家的，看一看也犯罪。

那天晚上，珍姨的公公老响爷慌里慌张进来，看看四下没人，从怀里掏出一对长方形的梳头镜子。说是儿子结婚时买的，背后有剧照，麒麟童、言慧珠的《别窑》，梅兰芳、孟小冬的《登殿》，儿子在家时喜欢京剧，也是他珍姨的心爱之物。可是运动来了，她嚷着忠于毛主席，要交给红卫兵，趁她不在我偷出来，求您给掩藏一下。母亲用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把镜子放在瓦罐里，在墙根刨个坑埋了，上面放块捶布石。这对镜子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刨出来物归原主，因为埋得太久，剧照都发了霉，铁镜公主和王宝钏长了胡子。

再关注珍姨是十几年后了。我从省城回来，母亲说快去看看珍姨吧，她可遇到过不去的火焰山了。珍姨已经几天不出门，蜷缩在炕上，脸色蜡黄，眼睛红肿，泪囊鼓得像气球，平添了许多皱纹，一下子变成了老太婆。想起珍姨当年如花似玉的面貌和对我的许多好处，禁不住心酸起来。

珍姨拉住我的手不放，抽泣着说：“不知平时造了什么孽，得罪了何方神灵，让我活见了鬼！”她抖抖颤颤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封信，是繁体字，很难认。我看了一遍，颓然呆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

几天前，来了一位台湾人，捎来这封信，并亲自解释了半天。原来珍姨的丈夫并没有死，一九五○年渡海攻打金门时中弹，身子沉下去，海面漂起一摊血，部队报了牺牲。谁知后来漂到对岸，治好枪伤送到鹿儿岛，经过几个月洗脑，穿上国民党的军装，从此四十年音信断绝。好不容易等到两岸关系松动，有位朋友途经香港，求他捎来了这封信。

不能接受的现实，天外飞来的陨石，打破了珍姨几十年的平静，惊破了一个长长的梦。一夜之间，从烈士家属变成了反革命家属，从多不胜数的荣誉变成了一个骗局，从习惯了的自豪和风光变成无地自容的难堪，会有多少人戳脊梁骨。她不相信这会是真的，脑袋里呼呼地刮风，神经像毕毕剥剥的导火索。她把来人骂出去，还要把那封信撕碎，被老响爷一把夺去了。珍姨哽咽着求我，无论如何去台湾查证一下。她希望写信的人是个骗子，是个恶作剧，还给她一个清白。多少年来她把荣誉当作财产，当作第二生命，终日与之相依为命，相依相恋。然而事实是那么严峻可怕，经过托朋友再三调查，验明正身，那个写信的人正是她四十年春闺梦里的“烈士”，我可怕的“姨夫”。

接上线后，“姨夫”不顾一切地要回来探亲，他也是十分忠诚的，几十年没有再娶，在那灯红酒绿的地方守身如玉。然而在珍姨心中，他已经失去人的形容，变成了一个偶像。珍姨痛不欲生，要不是几十年像亲闺女一样待她的老响爷老泪纵横、长跪不起，她是永远也不会松口的。

又过了半年，台湾方面来了电话，定了归期。此时的珍姨已经气息奄奄，被痛苦吞噬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终日精神恍惚，哭笑无常，满嘴胡话。终于在那人到家前一个小时，长叹一声，芳魂出壳，永远地解脱了。

“姨夫”进门后捶胸顿足，泣不成声。他拾起从床上滑落的一对摔裂的镜子，捧起那《别窑》，翻过那《登殿》，然后，晕厥过去。

碓臼碾子磨

村子里最老的一位，是老槐树下的红石臼，它至少比脱了发枯了皮的老槐树年长一辈。传说先祖从洪洞县大槐树迁民至此时，它就无奈地蹲在那里，曾被杀人杀红了眼的燕王砍了一刀，留下一道伤痕，每逢阴天下雨就流血。先祖拿出从大槐树上采的槐连豆，种在它的旁边，当年就出了芽，如今算来，老槐树也650多岁了。农闲的时候，白胡子族长坐在老槐树下的石臼上，成了村里的一道风景。

碓臼是古代捣麦舂米的工具，还保留着石器的特点。臼圆钵形，碓球形，上面凿眼安木把，叫碓也称杵。后来的捣蒜槌臼就是它造型和操作的缩小。把谷子放在臼内，就捣去皮成了米。把麦子放在臼内，就舂去皮成了面。京剧《赵氏孤儿》中舍己救人的义士名叫公孙杵臼，可见它是农耕社会司空见惯之物。

后来碓臼退休了，因为粮食加工的换代产品，先进的碾和磨出现了。发明年代无可考证，有的说唐朝，有的说后周，还有人说是隋朝的李春，就是修建赵州桥的那位石匠。碾子以碾米为主，基座上有石碾盘，直径近两米。中心立木轴，轴连着碾框，碾框套着石磙。立轴和碾框一般是枣木制成，经久耐用。碾框插上木棍，推着磙棍转，碾磙与碾盘周而复始地摩擦，谷子就脱了皮。石磨以磨面为主，下面磨盘直径一米五六，上面的磨体分上下两扇，直径六七十厘米，两扇之间有轴承相接，俗称磨脐。磨扇接触面都凿了鱼鳞状沟回，上扇有两个磨眼，直径三厘米左右。上扇有个小木橛，木橛上绑磨杆，磨杆上拴牲口套。上扇转动，从磨眼里加进粮食，两扇摩擦，麦子就慢慢变成面粉。

碾子和磨都是庞然大物，体重几吨，都是用太行山花岗岩制成。从前没有吊车和载重汽车，趁冬天白马河结冰，用骡马顺河拉来。

俗话说推碾子拉磨。碾米相对简单，碾盘上铺一层谷子，一家人抱着碾棍推，说说笑笑，谷子就碾好了。然后用簸箕簸出糠皮，就剩下金灿灿的小米了。碾子最忙是腊月下旬，家家户户碾黄米蒸松糕。先把黍子碾成粘面。蒸年糕的米面不必轧得太细，粗一点蒸出来发暄。年糕里加上红枣带豇豆，香甜可口。蒸粘窝的面磨得细一些，吃起来筋道。

磨面用牲口，骡马性急，大材小用;黄牛性慢，耽误工夫;毛驴合适，不紧不慢，不骄不躁。生驴上套，缰绳拴在磨橛上，扯着它转圈走。头上蒙眼罩，叫“捂眼”，防止它东张西望。嘴上戴铁丝网，叫“诌子”，防止它偷吃。训练出来的毛驴，不用绳牵，甚至不用捂眼和诌子，自觉自愿地转圈儿拉磨。农村有一条歇后语：磨道的驴——认命了。

麦子从磨眼加进，从磨缘儿流出。开始出来碎渣，叫糁子。再把糁子回填，反复几次就成了粗面，用簸箕搓起上箩筛。筛面的大容器叫笸箩，柳条编的，长六尺宽二尺高六寸。里面木头架子，叫箩床。箩用薄木板做成圆框，蒙上马尾或铜丝织成的网。箩在箩床两头挡板间晃来晃去，面粉从网眼里纷纷漏下。箩按网眼大小分成不同型号，包饺子的富强粉用细箩，擀面条的面用二箩，蒸馍馍的黑面用粗箩。箩上剩下的麦皮叫麸子，喂牲口用。其实麸皮里会有粗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最富营养。

围绕碾米磨面形成了两种附带职业，一是张箩，二是锻磨。箩的丝网破旧了，换新的，张箩的担子挑着各种型号的丝网和细木条。锻磨的，只用一根錾子一把锤。磨扇的牙齿嚼过太多的麦子，太多的岁月，磨平磨钝了，需要锻磨人一錾一錾重新凿出沟回，恢复伶牙俐齿。

碾子一般露天，磨多在厦子或棚子里。人来人往，磨坊里便发生了许多故事，京剧《李三娘》的情节就是以磨坊为中心。农民形容突发的严重困难，叫“磨扇子压住手了”。梁斌的《红旗谱》里，严志和儿子押进监狱时就这样说。生活中倒有过一个真实的故事。邻居梁三婶的丈夫在外边做生意，常年不回家，碾米磨面的事，都由三婶一个人去做。有个走村串巷的锻磨人，打她的主意，三天两头来纠缠。三婶告诉了二奶奶，二奶奶给她出了个主意。这一天三婶磨面，刚卸了驴，锻磨人又来搔扰。磨完了面，需要把上扇用短棍支起，把脐眼周围和沟回里滞留的面扫出来。三婶撬起磨扇支起短棍，请锻磨人手拿笤帚，伸进磨扇下扫面。然后把扇面一扭，支棍倒了，正好锻磨人的一只手压在磨扇中间。磨扇一二百斤重，因为动作不大，压不折骨头，可也抽不出手来，疼得那家伙吱哇乱叫。三婶看也不看他，端起面笸箩走了。拴在磨坊外边的毛驴伸着脖子叫唤：好哇！好哇！好啊！

黑旗书记

1958年丰产不丰收，第二年出现春荒。毛泽东有所察觉。着手纠正“左”的错误，从“一大二公”后退，降低钢、粮生产指标。1959年7月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意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与会者对形势认识发生了分歧，毛泽东估计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彭德怀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一些问题提出尖锐批评，超越了他可能允许的范围。于是来了个大转弯，会议主题由纠“左”转到反右。不仅搞出来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进而在全党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

那时六亿人看一个人的眼色行事，庐山会议精神立竿见影，工农业生产“捷报”频传。当时我正上大学二年级。9月19日毛主席视察天津市新立村稻田，听说亩产可能达十万斤非常欣慰。随后学校组织参观，回来认真讨论时，一位叫石俊贤的同学，唐山人，不经意地说，十万斤稻谷铺到一亩地上也够半尺厚，不大可能，不信秋后看。话音未落，积极分子们群起而攻之，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他是“右倾”、“秋后算账派”。批得石俊贤抬不起头来，好像那十万斤稻谷重重地压在他的头上。

石俊贤挨批，我也心慌，因为我也出身农村，有类似看法，只不过话还未出口，得以幸免。恐怖笼罩着教室、宿舍，没人敢说话，星期天我到《蜜蜂》编辑部找钟铃。他是诗歌编辑，平时通信真诚热情，想让他开导几句。钟铃闻言色变，迅速掩上门，压低声音说，这里比你们学校厉害得多，重点批判刘真、杜河，并简要介绍了一些情况。

刘真曾是我崇拜的女作家，九岁剃光头当小八路，是人民军队培养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她的自传体小说《好大娘》、《我和小荣》我看过多遍，同是冀南人，生活语言很亲切。刘真自恃红小鬼出身，口无遮拦，1957年差一点划成右派分子。1958年春下放徐水县，任乡副书记。

徐水县在“大跃进”中出尽了风头，第一个提出吃饭不要钱，还要每人发一双皮鞋。干部们被“共产风”、“浮夸风”吹得晕头转向。刘真本性不改，看不惯就放炮，处境可想而知。

县委搞密植山药试验田，行距株距都小于二寸。别人不吭，她说：“这样不但长不了山药，连长花生的土壤都不够，就算种苜蓿也长不高，黄个屁了。”县委书记火了，大吼一声：“辩论她！”辩论是当时的一种处罚方式，把批斗对象围在中间，指鼻子骂脸，甚至推推搡搡“摇煤球”。

不久召开全县电话会，让各乡当场报三年粮食产量指标。大家顺竿爬，第一个报每亩5万斤，第二个报8万斤，数字像气泡一样往上冒，最后涨到20万斤。县委书记哈哈大笑：“好！奖你们两车化肥！”刘真所在的乡最后一个才发言：“我们乡全体一致通过，今年800斤，明年争取一千斤，后年力争两千斤。”乡党委书记是个老实人，像小孩子撒谎一样，红着脸咬着牙说的。县委书记一听气炸了肺，吼声更高了：“你们是跃进还是跃退？！这不是扯全县后腿是什么，存心捣乱！党委书记和刘副书记会后马上到县委来！”

他们俩赶到县委，准备被骂得狗血喷头。想不到没有挨骂，又是领到一面五尺长的黑旗。这比骂祖宗还厉害，因为他们一向是模范，出了名的红旗乡。二人跌跌撞撞回来，书记气得犯了神经病，刘真从此落了个“黑旗书记”的称号。可刘真不在乎，回去把黑旗扯把扯把，给一个孤儿做了一条裤子，剩余的布头做了一顶小军帽，还缀了一个五角星，打量一下，正是自己少年时期的模样。

没过几天，县委派人来宣布，刘真就地改造，听候处理。还让她亲自把那面黑旗送交到另一个乡去。原来县委也让那个乡搞密植山药，因为没了空白地，让他们拔掉麦茬玉米苗，插上山药秧。乡班干部看玉米苗已经二尺多高，又黑又壮，下不了手。于是沦为第二个黑旗乡。

县里人把那个乡的干部们赶到一起，迎接黑旗。他们看到刘真来了，一下子气黄了脸，冷眼相对。好像说，人还没死你就来送丧。县里人说：“全体起立迎接黑旗，虚心点，种完密植山药，再把黑旗往下传。”想不到接过来的是一面闪闪发亮的红旗。再看刘真脸上也红光闪闪，表达着对“顶风”者的支持。县里人气急败坏，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黑旗书记，你作乱犯上，恶贯满盈了。你等着！”

果然，刘真被召回省文联，当成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徐水的问题还不足以解恨，又强迫她交出来尚未发表的小说《长长的流水》草稿，在《蜜蜂》上公开发表，作为“修正主义文学”的靶子，组织河北乃至全国文艺战士和工农兵万箭齐发，从而使刘真由徐水的“黑旗书记”，变成全国闻名的“黑作家”。如此遭遇的还有杜河和他的小说《曹金兰》。杜河原名汪润，平时不爱说话，开会也不发言，按当时的逻辑，“不拥护就是反对”。

事实证明，《长长的流水》和《曹金兰》都是难得的好作品。“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展开过火斗争，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8月5日毛泽东终于醒悟，说“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但是对于一般的“右倾”却进行了甄别平反。为了让刘真“出气”，中国作协放她到云南旅游了一次。

化妆下田

1958年“大跃进”从农业开始。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12年粮棉产量要分别达到1万亿斤和1亿担。任务下达，层层加码，步步提高，指标改了又改，突破又突破，新口号层出不穷，“乘汽车、坐直升飞机、射火箭、放卫星”，豪言壮语成了神话，雨后春笋般的新民歌则成为“大跃进”的精神动力。

当时有个最普通的口号叫“干劲冲天”。农民赤手空拳或者用原始劳动工具战天斗地成为新民歌的主题。四川有首民歌最有代表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个天府之国还有两首经典的民歌，一首是：“山歌一声吼，万人齐动手，两铲几锄头，大山被搬走。”另一首是：“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啊！梯田修到南天门。”陕西也有一首传唱一时的民歌：“铁镢头，二斤半，一挖挖到水晶殿，龙王见了直打颤，就作揖，就许愿，缴水，缴水，我照办。”安徽的民歌牛皮吹得更大：“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

华北平原民风朴实，不像天府之国那样浪漫，民歌也相对朴实一点，可是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河南一首民歌《赞群英》：“男女老少齐出征，青年劲头赛赵云，壮年力气赛武松，少年儿童像罗成，老年干活似黄忠，干部计策胜孔明，社员个个胜古人。”这些历史人物的籍贯都在冀鲁豫三省，土生土长，似乎更容易理解，更可操作一些。但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人人都像中了邪，做出一些丧失理智、不可思议的举动来。

在邯郸和聊城交界处的一个县，两个邻村搞对手赛。甲村干部就把那首民歌“赞群英”付诸实践了，京剧有一出戏叫《描容上路》，他们搞的是“化妆下田”。上工的男女老少打扮成赵云、武松、罗成、黄忠、孔明、穆桂英的样子，勾上脸，穿上村剧团的戏装，挥舞铁锨、锄头，踩着锣鼓点，“急急风”地跑出村，庄稼地里舞枪弄刀。这一下可出了彩儿，县报头版头条套红隆重推出，还配了几幅照片，支部书记在县礼堂披红挂彩，典型发言，甲村人人扬眉吐气起来。

乙村的干部群众坐不住了，召开“神仙会”让大家献计献策。他们不就是把一首民歌落实了吗，咱把上级提出的口号落实了，不是更带劲吗？上级号召“甩开膀子干”，俺们妇女们就光起膀子下地，抡圆了干，教他们刮目相看。让妇女们赤身露体下田干活，毕竟悖于常理，会场立时骚动起来，七嘴八舌。妇女主任是个有名的二百五，连吓唬带喊叫：“甩开膀子干，一个也不能少，谁不同意就辩论她！”那时的辩论不是动嘴而是动手。大家围个圈儿，让被斗的对象站在中间，像筛面一样把他推来搡去，直到头晕眼黑，低头求饶。那时的政策是宁左勿右，一部分被形势所迫，捏着鼻子答应了。也还有一部分人被社会思潮所左右，认为理所当然，跃跃欲试呢。

公社干部把乙村的创举当作得意之作，请上级来视察，内容秘而不宣，要给领导一个惊喜。一位副专员来了，在地头下了吉普。时逢农历六月，妇女们正光着膀子在棉花地里整枝打杈。副专员高度近视，只见路边白花花一片。心里想，果然是大跃进时代，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里的棉花提前两个月就到了中喷（棉花集中成熟采摘期），抑制不住的惊喜、激动，紧走几步到达田间，就要凑过去看，伸手去摸，想不到脸上被重重掴了一巴掌。

副专员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并不发怒，反而眉开眼笑地把妇女主任叫到身边，正儿八经地说：“什么叫敢想敢干，这才是敢想敢干。回头你准备一份材料，到地区群英会上讲一讲，我带头鼓掌。”

八大嫂闹深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一出歌舞演唱《八大嫂闹深翻》。歌词是：“鸡叫三遍亮了天，放下锅铲拿起锨，八个大嫂跑得快，公社田里闹深翻。地球从来不讲穿，千年一件旧布衫。今天翻新给你看，还要把那穷根儿剜。”

1958年小麦放高产卫星，河南省长葛县亩产七千斤，经验之一是深翻土地。9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语：“从今年秋种开始，要求各地做到冬小麦、油菜及其他越冬作物，都种在深翻地上。”于是深翻土地作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大措施，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起来。正是秋收秋种大忙季节，精壮劳力抽调大炼钢铁去了，这个任务便落到留守村中的妇女和老弱病残身上。“一人一把锨，吃住在田间，遍地红旗舞，哪管腰疼腿又酸。”可怜一双双织布绣花手，被锨把磨出了水泡，水泡又变成血泡，手掌上贴满了胶布，揭下胶布就露出了老茧。

长葛县的标准是土地要深翻一尺，各地又层层加码，增加到二尺、三尺。具体操作是，先在地畦挖出一个深沟，再把地表土层填到沟底，最后把翻出的新土铺在上面。这样算下来，一分地的工程量就是十几个土方。一位妇女，起早贪黑，使尽吃奶的力气，一天才能干完。深翻一亩地需要十天。就凭这些娘子军，两三个月也完不成。何况肚里没食，手上没劲。敞开肚皮吃，生产队食堂粮库已经空虚，饭碗里瓜菜多起来，社员身体日渐虚弱，深翻进度放慢下来。干部们加紧督阵，搞评比、插白旗也无济于事，不少妇女哭天抹泪儿，也有的虱子多了不怕咬，豁出来“坐牛车”。生产队三天一评比，进度表上墙，快的坐飞机，中等的坐汽车，慢的老牛破车。社队干部怕上一级也如此评比自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想不到形势出现了转机，妇女们深翻的积极性爆发起来。起因是邻居大嫂深翻地挖出了一个田鼠洞，发现了地下“粮库”。田鼠是农民的敌人，以偷窃庄稼为生。小者三五寸，大者尺把长。前掌外翻，“反巴掌”像一把铁耙子，嘴巴尖锐，像一个钻头，多么坚硬的土层也能拱开。这个小小的“掘土机”，善于打洞，一个五十厘米长的田鼠，一天能挖二十米长的“地道”。挖出的泥土，不断运送到地面上，每小时可以搬运30斤。由于长期在黑暗中生活，它们视力退化，眼睛细小，俗称“瞎劳”、“瞎迷猪”。可是触觉敏锐，遇到异样情况，可以迅速逃遁。田鼠又分鼹鼠和鼢鼠两种。前者活动在浅土层，拱地为了找蚯蚓吃，凡它经过的地面，有一条明显的隆痕。鼹鼠洞贮藏着很多蚯蚓，头被咬断，躯体还活着。鼢鼠又叫地羊，习惯垂直打洞，可以打两三尺深。地羊是“地道战”的高手，打出洞粗粗细细，分枝分杈，时堵时通，真真假假，好像一个迷魂阵，不知那个“老将”躲在哪里。

这位大嫂找到了鼠洞，“老将”已经弃城逃跑，“粮仓”安然留下，大批“给养”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大嫂惊叫了一声，众人围观上来，收缴“战利品”，差不多有一篮花生，多半筐黄豆，一簸箕玉米。不知什么先进的“保鲜”技术，洞里的粮食不霉不烂，新鲜如初。只有仓库边缘的豆粒，因为接触潮湿泥土，生出了短芽。大家如获至宝，庆贺胜利，捡了一堆柴草，用火柴点着，上面铺一层花生，花生上面不断加柴草。烟缕火光下，香味缓缓溢出。最后明火熄灭，又用草木灰焖了一会儿，花生熟透了，大家迫不及待地动手剥吃起来，每人吃了一个黑嘴，用手一抹，又成了一个花脸，对面相觑，笑得前仰后合。烧花生吃完了，剩下的黄豆、玉米，用衣裳襟兜着，交给了食堂。食堂磨了一盘豆腐，蒸了一锅窝头，生产队改善了一次生活。

鼠洞获粮一举，点燃了社员们的欲望，不用动员，大家就掀起了一个深翻土地的高潮。尽管不是每人每天都有所斩获，整个村子，三五天才能传出一个找到鼠仓的消息。但是一旦发生，就不胫而走，煽动起大家心中的火焰。脚踩在铁锨上就更加有劲，锨刃碰到土层就更加锋利，眼瞅着深翻的进度加快。虽说是歪打正着，可是引起了公社领导的重视，在村里召开了加快深翻进度现场会，第一个挖鼠的大嫂的照片上了县报。省报的记者更是望风捕影，说是这个生产队社员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捉住了一个监守自盗的仓库保管员，从一个旧地道里搜出了大量粮食，调动了广大社员深翻土地的积极性。

村里深翻土地的任务完成了，全部种上了适时麦。入冬以后，大炼钢铁的男人们回来了，他们握着女人满是老茧的手流泪了，由衷地感激她们。但是令人没有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深翻土地运动，动机和效果并没有统一。种在深翻地上的小麦，第二年非但没有丰收，反而减产了。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一位副站长，躲在家里打自己的耳光，说自己明明知道深翻不科学，把含有腐殖质的熟土埋在下面，麦根扎在营养贫瘠的新土上，庄稼自然长不好。可是一棵小草在大风面前无能为力。

一炮崩出个水库来

1958年大跃进，中国人的狂热也传染给了在华的苏联专家，他们把“定向爆破堆石坝”的技术介绍给中国，说用它修建水库最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定向爆破堆石坝，就是利用炸药的爆炸能量，把山体岩石按预定方向抛掷，在设定的地点堆筑成水库大坝，以代替人力或机械的挖、运、填、轧实等工序，功效高，速度快，省劳力，投资少，工期短，技术设备简单，且不受地理条件和施工季节限制。中国水利部和省水利厅经过调查研究，把试点选在邢台县东川口。

东川口位于太行深山区和丘陵地的交界处，七里河由西向东流过，峡口背后有个小盆地，正好兴建一个中型水库。七里河发源于西面的凤凰山，本来林密草盛，羽毛丰满。后来因为乱砍乱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山成和尚头，坡是光屁股，满沟大石头。洪水来时一泻千里，激流滚滚。山洪过后，流水渗漏，暗暗流去。当地人管它叫“泻肚子河”，越泻沙越多，土越瘦，人越穷。一位民工说，他过去闹肠炎，吃了就拉稀，别的药不灵，吃“金霉素”就不闹肚子了。如果定向爆破能根治泻肚子河，那它就是金霉素。

1959年1月13日上午，一行38辆大汽车向太行山驶来，卷起一路飞尘。10点钟，到达东川口东边、黄店村南山的观炮台，一排新扎的席棚。他们当中有苏联专家，有中直37个部委的代表，全国25个省、市的代表，共计400余人。不知是寒风刺激还是过于兴奋，个个面部通红，眼睛放光，聚精会神地期待着那个神圣时刻的到来。十里方圆以外的山头上站满了人，他们是奉命撤到安全区的群众和闻讯赶来的看热闹的人们，光秃秃的山岭上好像一下子长出了一排排小树。几万双眼睛盯着峡口南面一座山峰，紫褐色的山头在那里已经沉默了亿万斯年，没有人注意它，甚至连个名字也没有。如今它有幸被专家们选中，作为中国第一个定向爆破的试点，下部被开挖了若干药洞，埋进了204吨黄色炸药，只要一按电键，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它便一鸣惊人天下知了。

11时55分，三声信号炮响，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瞪大眼睛。12时整，总指挥按下电键，电流通过电线冲进药洞，触动雷管点燃炸药。说时迟，那时快，只觉得脚下松软了一下，山峰从西面骤然断裂，接着像海啸裹挟海水一样，把整个山头高高举起，飞过天空，重重抛下。此后才听见一阵沉雷，地动山摇，飞沙走石，浓烟滚滚，弥漫山谷。那连环炮声不仅在耳膜经久不息，还钻进人们的胸膛，跳动不止。20分钟后，烟雾渐渐散去，只见峡谷中平地呈现一座新的山头，堵住了峡口，一座庞然大物般的大坝眨眼间形成了。真神了，幼时读《封神演义》，仙人们移山倒海之法也不过如此吧。

经工程技术人员测量，爆破石方十三万五千立方米，落到坝上七万立方米。这样的大坝如果用人工，至少需要七十万个。而定向爆破只用清理坝基、开挖药洞等共需三万个工，真的多快好省了。稍加修整后，高峡出平湖，赞歌鹊起。“一炮能造千米坝，一炮能移千丈山，一手提起七里河，霎时挂到高山尖。”“当年霸王力拔山，召集我们把山搬，要让五帝观新景，南天门上划彩船。”“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水库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人们的头脑处于高度亢奋之中，也便没有了深思熟虑，听不得不同意见，只图多快省，忽略了一个好字。一炮崩出个大坝，基础不牢，也没有层层夯实，表面上巍巍然，煌煌然，其实是一豆腐渣工程。东川口水库成为悬在坝下黄店村头上一颗定时炸弹。

噩梦终于发生了，定向爆破堆石坝仅仅支撑了四年多。1963年8月初，邢台山区24小时降雨950厘米，被气象学命名“63·8”特大暴雨。8月4日上午9时45分，洪峰漫过坝顶，2060万立方米蓄水超过204吨黄色炸药的能量，大坝根基不牢，一下子被推倒，在洪流中翻起了跟斗。百丈水头像一面墙一样颓倒下来，首当其冲的黄店村，一个漩涡便没了踪影。噩耗发生在夜间，猝不及防，黄店村103人葬身洪水，其中包括3名驻村县干部、5名水文站职工。一个社员抱根木头，一直冲到天津静海县。洪水肆虐势不可挡，所到之处，房倒屋塌，良田被毁，下游十个村庄被淹，50里以外的京广铁路，被拧成了麻花，直接经济损失60亿元。四年之前一声炮响，四年之后的一场浩劫，之间因果关系如何，令人想都不敢想。好在定向爆破堆石坝这项技术1963年之后在中国便被封杀了。

黑牡丹

每年芒种过后，母亲都要选一只落窝鸡，十几枚鸡蛋。鸡蛋排在席篓里，母鸡静卧其上，用自己的体温孵育一批新的生命。经过三七二十一天，第一个鸡蛋破裂，露出一团绒毛来，刚出壳的小鸡，蛋壳一样大小，乍接触空气，冷得微微颤抖。母亲心疼地把它抱在怀里，以手轻轻擦干羽毛，放在掌心里欣赏。接着一个个小生命争先恐后地出世，小嘴尖尖，小眼黑黑，小腿火柴棍一样纤细，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像一团团绒球在地上滚动。慢慢地在母鸡保护下点头觅食，小绒球一天天滚大。

起初雏鸡难分公母，一个月后有的额头上先长肉芽，身后生尾羽，这就是小公鸡。小公鸡发育较快，个儿稍大，渐渐显出强悍，身上的羽毛越来越艳丽。小母鸡则是秃头秃尾，身材略小，本能地跟在小公鸡后面。带小鸡的母鸡变得粗野，不可侵犯，对来犯者扇翅伸喙，毫不客气。小公鸡较早走出卵翼，渐渐成熟，金距花冠，一身锦绣，雄赳赳一副英雄气概。学打鸣时，嘶哑而变声，但是足以使异性低头臣服，小公鸡趾高气扬地长大，噩运也尾随而来。买鸡人手持丈二长竿顶部一个圆网，在养鸡人指点下，紧追几步，像捞鱼一样兜住，回去就变成了闻名遐迩的“魏庄薰鸡”。留下的小母鸡照常生活下去，第二年春天开裆下蛋。母亲攒下鸡蛋换油盐酱醋，换我的学费，“鸡屁股是银行”。

话说到了1959年，母亲照例孵了一窝小鸡，可是这批小鸡生不逢时，正赶上人民公社大食堂，人尚无处觅食何况鸡乎。母亲每逢下工回来，捎一筐青草野菜，作为鸡的代食品，人和鸡都腹内空空，勉强活着。这年冬天，县革委会派来一个姓黄的驻村干部，食堂里没油水，他开始打鸡的主意。不是时迁偷鸡，而是公开地索要，说养鸡是资本主义尾巴，吃了一只又一只，村里的鸡快被他吃光了。此人姓黄，社员们管他叫黄鼬，见了鸡飞狗咬。母亲也害怕黄鼬，把鸡们关在家里。一次一只小黑鸡从街门钻出去，被黄鼬盯上了，在后面紧追。黑鸡从街门挤进来，随后有人敲门，母亲隔着门缝看是黄鼬，镇静了一下，开门论理。刚刚下过小雪，雪地上一行鸡爪子印。黄鼬指着鸡爪子印说：“看！一步一个脚印，都是‘个字，个人主义，就是资本主义。”黄鼬进村几个月，村里变得死一样寂静，公鸡不敢打鸣，母鸡不敢咯咯。

母亲的一窝子小母鸡被黄鼬叼走，只剩下那只黑母鸡，黑缎子一般的羽毛漂亮极了，母亲叫它黑牡丹。害怕最后一只鸡也被黄鼬叼去，母亲决心把黑牡丹送到邢台，北长街一个堂姐刚刚坐完月子，吃不饱，没有奶水，杀了鸡让她下奶。姐夫磨刀霍霍，伯母抱起黑牡丹一摸，蛋都顶在屁股门上了。鸡受惊吓早产，下了个软蛋，顺便叫堂姐吃了。伯母改变主意，刀下留人，让黑牡丹下蛋给孩子吃。黑牡丹大难不死，知恩图报，一天下一个蛋，救了小外甥的命。伯母说这黑牡丹就是孩子的奶妈，捉住孩子两只小手拜拜，认个“老姐”吧。我们那一带认干亲，干爹干妈称“老伯”、“老姐”。姐夫说这小子命大，生下来就地委书记的待遇。当时很多人营养不良，闹浮肿，高级干部每人每月补二斤肉二斤蛋，县级干部补二斤糖二斤豆。

姐夫是城市职工，堂姐是农村户口，生儿随母，一个人口粮三人吃，街道上不长草不长菜，拿什么喂鸡呢？原来姐夫在煤厂上班，天天推着独轮车往各家各户送煤，煤筐里总留下一点煤碴煤面，回家一敲，落在地上，黑牡丹就跑过去，不抬头地啄食，煤成为它的主食，吃进肚里化成蛋。大概煤里面有一定的养分，后来唐山地震，有位工人埋在井下12天，救上来还活着，全凭在井下以煤充饥。黑牡丹吃煤下蛋，蛋壳的颜色慢慢加重，浅灰、灰色、深灰，最后完全变黑，黑得发亮，像晋城砟子。

1962年我大学毕业，申请下乡，王永淮县长把我安排在邢台县文化馆。文化馆正在北长街，对门就是堂姐家，经常去看这只神话般的母鸡。眼前的这只黑牡丹与普通鸡没什么不同，更没有居功自傲的样子。北墙根下的鸡窝，垒得很整齐，砖缝抹了白灰，有门有窗，精致得像座小庙。有时碰见黑牡丹卧在里面下蛋，脸憋得通红，眯缝着眼睛，身子微微一动，从窝里走出来，也不像别的母鸡，“个个大，个个大”地宣扬，低头觅食去了。小外甥已经三岁多了，经常与黑牡丹偎在一起，搂抱着亲昵。黑牡丹眼神慈祥，有时还用翅膀扇去小外甥身上的尘土，用喙啄去小外甥身上的饭疙痂，名副其实的“老姐”一样。

熬过三年困难，农民吃饱，城里人不挨饿了，黑牡丹也有饲料了，堂姐甚至拿出点定量里的大米犒劳它，弥补过去的亏待。吃煤少了，黑牡丹的蛋颜色越来越淡，由黑而深灰、灰色、浅灰。下了白蛋的第二天，黑牡丹再没有出窝，寿终正寝，无疾而终。小外甥5岁了，从幼儿园回来，哭得泪人一样，此后，两三年内不再吃鸡蛋。墙根下的鸡窝，天天有人打扫，真的像个小庙了。姐夫在里面写了一个牌位，黑牡丹，享年6岁零5个月，来家5年，产蛋1799个。

夫妻斗嘴

来到邢台，发现其“左”劲不在省会之下。

走出火车站，天还不亮，肚子饿了，径直走进路边一家饭馆，只有馒头小米粥。服务员胸前戴像章，不苟言笑，一本正经。我凑上去问：“馒头热乎吗？”他答：“为人民服务。”抬抬眼皮又放下。我又问：“米汤多少钱一碗？”他答：“为人民服务。”还是抬抬眼皮又放下。后面排队的人小声说：“这是要你对语录呢！”

我恍然大悟，整整衣帽：“斗私批修，馍馍热乎吗？”他放下眼皮：“学习雷锋，刚刚出锅。”又问：“愚公移山，米汤多少钱一碗？”他露出笑容：“纪念白求恩，馒头五分一个，小米粥二分一碗。”“学习好八连，这是粮票和钱。”“人民公社好，两个馒头一碗粥，半斤粮票一角二，这是找给你的。”饭桌上还听说，有的县城语录对得更邪乎。西红柿鸡蛋汤叫“南湖红船”，面条叫“万水千山”，窝窝头叫“宝塔山”，米饭叫“岷山雪”，写在黑板上标价卖。

登上回乡的长途汽车，乘务员命令大家立正站好，取出自己的《毛主席语录》本，向前面的毛主席像“早请示”。模式是，把语录本贴在胸前，行注目礼，呼口号。乘务员呼：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家齐应：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呼：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大家齐应：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他忽然想起不能不提江青，临时抓了个词：祝我们的江青同志也是这样！下边应：也是这样！也是这样！

乘务员往下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请打开129页，大家齐声朗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乘务员大声喊：“礼毕！”大家都坐下了，发现还有一个人在继续鞠躬。他走过去纠正，旁边人说：“他是个罗锅。”那人说：“我是一躬到底，永远低头做人。”

《毛主席语录》是林彪当国防部长后，由总政治部编纂出版的。把从毛主席不同时期的文章中摘取的只言片语，分成33类，64开，270页的小本、红塑料封皮，又叫“小红书”、“红宝书”，是当时每个中国公民必备的物件，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喊万岁，都离不开它。林彪公开露面，更是举着它频频挥动。亿万群众，人手一册。林彪倡导孤立地摘引毛泽东某些词句，作为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包治百病的药方，把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破坏其完整性、科学性，必然导致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在我们村就出现了不少笑话。

供销社老售货员文化不高，几个调皮的下乡知识青年就拿他开涮。买大白菜时，把菜帮子撇了又撇，扔在一边，叫人心疼。售货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们说：“毛主席还教导我们，不要粗枝大叶。”卖泊头火柴，本来定价二分钱一盒。他们一角钱要拿一包十盒，还大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一分为二，就是一分钱顶二分花。”售货员想不明白，他们就掏出语录，翻到30页，指着念：“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接过来看，确实有这么一行字。

邻居两口子，分别参加了两个不同的群众组织，成了对立面。只顾搞运动，男的不出工，女的不做饭，天天比着查语录，各取所需，记一条背一条，一天到晚打嘴仗，争吵不休。而且，动真格的，动情动容。

男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的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女方说：“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男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女方说：“我们对乱子的态度，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男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女方：“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男方：“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女方：“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男方跳起来：“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女方拿起扫把：“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

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终于要断了。男人要离婚，一路打到大队革委会主任那里。男人说：“下定决心，我要离婚。”女人说：“排除万难，拖他二年。”革委会主任把门一关：“抓革命，促生产，你们的事情我不管。”

“保爹派”小汪

我在四清工作队当队长时，汪更环是“借干”。细线条四清全面铺开，干部不够用，借用一些农村知识青年，充实到工作队中，边干边训，通称“借干”。经过两年四清，更环表现不错，爱说爱笑好人缘，留在公社当民政助理，言明两年后转正，定行政26级，月薪31元。这等好事落在更环头上，也沾了他父亲的光，老汪在公社当书记。

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把许多人都打蒙了，汪更环一夜之间，由根红苗正的积极分子，变成了“可教子女”，思前想后睡不着觉，早来的眼袋气儿吹似的鼓起来。末了下决心必须当一回“勇敢分子”，假装积极，与老爹划清界限。公社批斗走资派万人大会上，他跳起来领着喊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林铁！”“打倒刘琦！”“打倒何耀明！”从上而下地打倒，他喊一句，群众应一声，最后轮到打倒他爹了。他爹在台上瞪了他一眼，瞪得他有些发毛。他一横心，闭上眼睛默念：“爹啊，对不起您，为了我那26级31块钱。”然后用出吃奶的劲儿，振臂高呼：“打倒俺爹！”下边山呼海啸：“打倒俺爹！”口号声落下，有人觉着不对劲，上来把汪更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当场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下一次批斗走资派，先拿汪更环垫背。造反派给他挂了牌子，上写“保爹派汪更坏”，把环改为坏字，打了黑×。他爹看他的样子，不瞪眼了，眼睛眯成一条线。造反派让汪更环交待问题，小汪为了表现好，争取宽大处理，26级31元不泡汤，上赶着揭发自己：“我在工作中犯了三大错误，不可饶恕。第一，去年冬天发救济，发给东头地主婆子李莲芝一份，丧失阶级立场。第二，三月三庙会那天，李光斗来领结婚证，那天正是他二十岁生日。他娘吃晚饭肚子疼生了他，可他吃了早饭就来了，离二十周岁还差半天，我心一软给他扯了结婚证，违背了政策原则。第三，去年冬天征兵，王二小脖子上有块疤，我抹不开面子，给他盖了章，让他钻了空子，当了通讯兵，破坏了伟大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形象。”造反派批评他避重就轻，不搬西瓜撒芝麻盐儿，态度不老实。

汪更环眼珠一转，举手说交待重大问题：“我身犯三项滔天大罪，死有余辜。第一，1963年特大洪水，兴风作浪;第二，1966年隆尧大地震，知情不报;第三，勾引日本鬼子进中国，想当汉奸……”下边起哄：“你小子多大岁数，事变那年还藏在你爹腿肚子里，当汉奸的该是老汪吧。”更环解释说：“我是1944年6月生人，8月日本鬼子扫荡，俺娘抱着我钻了高粱地。鬼子兵在官道上走，我哇地哭了一声，被俺娘用奶头堵回去了，边打我的屁股边说，嚷叫什么？你小子想当汉奸，给日本鬼子通风报信呐！”下边哄堂大笑，一片骚动。造反派站起来镇压：“笑什么笑，这汪更坏从胎里就坏，立案侦察，一查到底！”

这汪更环伶牙俐齿，语言生动，挨斗时不知不觉地耍活宝，常常爆出笑料，往往使批斗会变成他的单口相声专场。有一次批斗会，被斗的“走资派”、“牛鬼蛇神”，“喷气式”站了一排，老汪开头，小汪结尾。每个被斗者后面两个民兵，一人架一只胳膊。到小汪这里，人手不够了，只剩下一个民兵，架着他一只胳膊。他大声喊：“报告！人家的飞机两个翅膀，我这架少了一翼，失去平衡。请再安一个。”

汪更环人聪明，在长期被斗中熟能生巧，有不少发明创造，至今还传为一方笑谈。其一，某日游斗某村，忽遇一阵旋风，被斗人头上的高帽都吹跑了，没了标志，大家不知所措。汪更环不慌不忙，从兜里掏出个塑料袋，嘴一吹变成高帽，戴在头上，上有“打倒保爹派汪更环”字样。其二，当时流行“揪斗”一词，事出有因。造反派斗人，先用手揪住上衣领子，往上一提，出列示众。一般人衣领扣紧，上提时如绳索勒着脖子，憋得喘不过气来。汪更环聪明，每次批斗前都把衣服上边两三个扣子解开。被揪时领口随势向上，脑袋留在下边。用劲大时，还脱出一个光脊梁。其三，批斗会罚跪，一跪半天，有时造反派出坏，让被斗者跪砖头、炭渣，疼得人龇牙咧嘴，冷汗直流，末了血肉模糊，结痂化脓。而汪更环却能安然处之，不动声色，好像认罪态度很好。散会以后，有知己问何以然，更环看前后左右没人，捋起裤腿，只见膝盖上裹了厚厚一层棉絮和塑料布，还笑笑说：“我这叫软磨硬抗。”

全公社被批斗干部，汪更环级别最低，职务最低，挨斗次数最多，批斗时间最长。最后连他爹都站起来解放了，他还趴着，不放。因为群众对批斗会看烦了，不愿意费那工夫。而批斗汪更环就不同了，他耍活宝，造反派耍猴，看热闹的人就多。这件事儿被兰州部队征兵的听说了，指名要招这个特种兵，到文工团去学相声，尽管那年他已经24周岁。

流沙河与北戴河

1979年元旦刚过，赴京参加全国诗歌座谈会。“诗人兴会更无前”，7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诗人参加，臧克家先生说是“六世同堂共谈诗”。会上最受尊重的是“归来者”，（艾青一首诗的名字叫《归来者的歌》），他们1957年蒙难，在诗坛消失了二十二年。一旦复出，让人关注，艾青、公木、邵燕祥、白桦……长长一串光芒耀眼的名字。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流沙河，那个因为《草木篇》，惊动最高领导的“右派”代表人物。四川诗人说，因为是“御批”，省委还在犹豫。

这件事我一直挂在心上，第二年暑期我操办了北戴河诗会，河北老中青诗人三十多人参加，省外只贸然邀请了流沙河一人。那时《星星》刚复刊，流沙河刚复出，这两复足以震动中国诗坛，《星星》的命运总是与流沙河联系在一起的。

说也凑巧，沙河兄又是我第一个碰上的，分明是缘分。一个清癯白净的文弱书生，提着旧皮箱向我问路，绝没想到是他。在我想像中那个炮制《草木篇》，“疯狂向党进攻”的“御批右派”，一定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怒目金刚，那条河应该是七月的大渡河八月的钱塘江，怎么会是这样一条春天的潺潺小溪呢。

会议地点是区政府招待所，位于东西山之间，北戴河黄金海滩的中心。出门三十米就是大海，下海更衣上岸冲洗都可以在房间里进行，天天晚上枕着涛声入睡。会议开得活跃而宽松，白天谈诗，晚上听流沙河摆龙门阵。讲他二十二年地狱生活，扣上帽子被遣返老家金堂县“专政”，当了七年解匠（解木板），患难中结婚生子。我佩服沙河兄的涵养，明明是自己大苦大悲、含血带泪的不幸，他讲得却不露声色，不温不火，如说他人。岂不知这样的平静，却包含了更多的心酸。

他讲在“专政室”里，怕他寻死，四壁空空，没有书看，他像犯了烟瘾，四处捡烟头。终于在墙角发现了一张糊墙的报纸，看年月是十几年前的。开始如饥似渴，恨不得一口吞下。后来想，来日方长，需要细水长流，分期分批，细嚼慢咽。一块块一段段一行行，连标点符号，都要反复琢磨，倒背如流。这样正面两版整整一个星期才吃光舔净。重新陷入饥饿，心慌眼黑，忽然来了灵感，报纸背面什么内容，用水慢慢洇湿，小心翼翼地揭下，居然是副刊，还有一首诗，作者竟是自己。诗的内容正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

他讲一次宣传“最新指示”，上街游行，惯例是四个“走资派”抬一个主席像。其中一位临时病了，让他替补。流沙河欣然接受，由“右派”而“走资派”，显然是一种待遇，看得起他，所以倍感光荣，很卖力气。三个抬像人身高马大，自己身体瘦小，一角偏低，主席像就会因偏沉而摇摇晃晃。光荣感使他不能示弱，踮起脚尖，挺起胸膛，像跳芭蕾那样，累得汗流浃背。正兴奋时，天公不作美，先刮风后下雨，后来狂风暴雨，主席像要被刮倒。关键时刻他临危不惧，挺起双臂，作起支柱，誓死捍卫毛主席。不想用力过猛，脑袋从主席像腹部顶了出来。在场群众吓呆了，他自己更吓呆了。造反派立即宣布是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揪回批斗。“流沙河狗胆包天，竟然把狗头钻进伟大领袖肚子里！”罪莫大焉，惶惶不可终日。还是那三个“走资派”站出来为他申辩，用党籍保证，流沙河是好心办了坏事，否则定被“砸烂狗头”。

沙河兄平生第一次见到大海，兴奋得像个大孩子。他体弱胆小，不敢离岸远去，近处跳浪戏水也很开心。至今我还保存着他当时一张照片，一个美丽的浪里白条。有一天何香久从外边回来，按捺不住心中的惊喜，说亲眼看到小平同志从西山下来到海滨游泳的全过程。沙河兄颇感兴趣，从小平同志的沉浮，想起自己的往事，背过身去摸出手帕，悄悄地揩着眼泪。匆匆吃完饭直奔西山，面对那一片海域凝望了很久，沉思了很久，直到夜幕降临，眼里蓄满了水色星光，心里蓄满了浪花涛声，一首诗开始酝酿：“他不得不从头学游泳，猛拍着狂涛怪浪，三次浮三次沉……”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老人与海》。

沙河兄内向文静的性格，在粗犷的燕赵大汉磨砺中渐渐变化，说笑，嬉闹，喝酒。北戴河诗人巴山从暑期供应站批发了一批茅台，八元一瓶。那时伙食费一天七角钱，住宿费一天一元多，一瓶茅台也顶四天的生活费。穷诗人激动起来是不算经济账的。比如丛药汀，化工学院副院长，工资也不少。发了工资总是上半月请朋友喝酒，下半月吃咸菜，他喜欢张罗与流沙河喝酒。沙河兄兴奋起来就赠诗，每人一首。写给我的是：“你是山，我是河，相逢幽燕地。山壁立，河流去，相看无限意。一个高，一个远，两个都有趣。山沉默，河喧闹，幸好有差异。”

汪曾祺

我不写小说，爱读，还很挑剔，咂摸语言味道。因而令我折服的小说家不多，汪曾祺是一个。我是从《受戒》等中短篇小说认识了一位大作家的，只是无缘相见。1991年4月天赐良机，中国作协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作家代表团访问云南，团长是冯牧，副团长有李瑛、汪曾祺和我。半个多月朝夕相处，人混熟了才知道他的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

昆明机场下飞机，高洪波扶一位老者走下舷梯。此人面目黝黑，一双眼睛如夜空亮星，浅灰色风帽遮不住一头银发，弯眉下垂，说话时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我猜一定是汪曾祺，奇人必有奇貌。

代表团台上的中心是冯牧，台下的中心却是汪老，幽默机智且妙语连珠，着实招人拥戴。汪老1939年至1945年在云南学习、工作了多年，安然如返故里，有诗曰：“我是云南朝暮云，笳吹弦诵有余音，莲花池畔芊芊草，绿遍天涯几度春。”“笳吹弦诵”出自西南联大校歌，当年他是高材生，师从沈从文，对那段生活充满美好的回忆。一有机会便约三两人出去转转。大街小巷了如指掌，茶馆酒肆记忆犹新。

应邀到玉溪烟厂，汪老腹内渊博的知识随时外溢。他说烟于明清时传人中国，称淡巴菰，分水、旱、鼻、雅、潮五种。云南烤烟是四十年代从美国弗古尼亚引进的。几十年抽过的杂牌、名牌卷烟记得清清楚楚，打开烟盒抽出一支，摸一摸就知道工艺如何，闻一闻就能说出什么香型。品尝了“红塔山”，他概括为一个字：醇。当场作诗一首：“玉溪好风日，兹土偏宜烟。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

联欢会上，作家们一人叼一支“红塔山”吞云吐雾，惟有我例外。汪老过来说：“你怎么搞特殊！这么好的烟，五千里外还‘气（妻）管炎？”我说：“那倒不是，老婆偶尔还抽一支呢，是我自己活到五十岁烟未沾唇。”汪老抽得似有醉意，眯缝着眼说：“你是河北人，贵同乡纪晓岚嗜食淡巴菰，总纂《四库全书》时，叫人把书平摊在一个长桌上，他一边吸烟一边校读，围着长案走一圈儿，一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出来了。”汪老亲自点燃一支“红塔山”送来，我诚惶诚恐接过，猛吸一口，鼻涕眼泪，连声咳嗽，还说：“您老不怕十年寿，小辈何惧一支烟！受戒了。”

玉溪烟厂西北山丘上，真有座红塔山，同烟标一样。晚饭后大家爬山看红塔，汪老也兴致勃勃上去了，偏偏下山崴了脚。搀下来涂药包扎，汪老说笑话，我这叫一失足非千里恨，出师不利脚先伤，跛行云南走一场。

隔日游星云、抚仙两湖，汪老拄杖同行。连接两湖一条狭长水道，两岸古树参天，楼阁断续，如入画境。中途一块巨岩，上刻“界鱼石”三个大字。两湖流水相通，游鱼至此却折返，互不侵犯。是两湖深度不同所致，还是湖水温差使然？汪老只顾沉吟猜度，不料一阵风来，把风帽吹落湖中，两条系带摇晃似伸手呼救。汪老说：“此帽随我数年，难以割舍，只是不知湖水深浅，莫敢如李白水中捞月。”失去遮掩，白发纷披，策杖颠行，酷似铁拐李，一身仙气。诗人李瑛一旁说：“这抚仙湖就改名‘落帽湖吧。”

汪老也爱酒。代表团无人能陪，为助兴我就上去了。几杯下去汪老看出我的功夫，说发现了一名酒才，退回二十年得一较高低。汪老有古人遗风，酒后诗如泉涌，此时求诗易得，给高伟的诗是：“湛湛两泓秋水眼，深深一片护胸毛。沙滩自有安眠处，不逐滩头上下潮。”给李林栋的是：“踏破崎岖似坦途，论交结客满江湖。唇如少女眼儿媚，固是昂藏一丈夫。”内含茶余饭后笑料典故，看了令人叫绝，不亚于丁聪、华君武漫画效果。白面书生李迪眼有宿疾，害怕高原阳光暴晒，常戴一副墨镜，然而遮住眼睛遮不住鼻梁。有人说起了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李迪无地自容。他也索句，汪老脱口而出：“有镜藏眼，无地容鼻。”听者莫不捧腹，笑出了若干红鼻子。

泼水开始，最初是手指弹树枝，斯斯文文，继而盆泼桶倒，劈头盖脸。最后一条条水龙头都上去了，浇得人人成落汤鸡，浑身水流如注。整个会场脚下一片汪洋，人人兴风作浪，尽情地疯狂。泼水之后湿漉漉的人们自动排成队，踏着泥泞踏着象脚鼓点，跳起了“戛秧”。被泼水灌醉了的我们，在冯牧、李瑛带动下，摇摇晃晃，置身舞动的长龙之中，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找到了感觉。

回到车上，我们放浪的形神都收敛起来，甚至蹑手蹑脚，因为汪老脚伤没能跟我们一起下场狂欢。汪老笑眯眯地说：“我什么都看到了。场上彩虹齐放，瀑布飞扬，我们被祝福得淋漓尽致！”好一个淋漓尽致，还有“我们”，汪老已经与大家融为一体了。

没有不散的宴席，愉快的“十五日夜走滇境，汪曾祺跛行云南”结束了。回到北京，我陪汪老从机场到他蒲黄榆家中，赵大年坐等已久，好多话要说，我就告辞。临别，一向笑容可掬的汪老变得严肃起来，说：“我看过你的散文，也可以写写小说了。”可悲我六年来未写一篇，无颜登门求教，汪老竟然去了。

诗人田间

中学时代迷上了新诗，中国新诗的天空，一弯新月，三星高照，群星灿烂。三星者臧克家、艾青、田间。三星高照的气象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三星高照又非三足鼎立，不同时代交互领先。

臧克家、艾青、田间先后出生于1905年、1910年1916年，分别诞生于中国北部、南部和中部农村，几乎同时登上了诗坛。臧克家1932年出版《烙印》，1934年出版《罪恶的黑手》;田间1935年出版《未明集》，1936年出版《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艾青1936年《大堰河》一鸣惊人。

三大诗人风格迥异，臧诗精粹，对农村的困苦感受深切，情感真挚，善于捕捉典型，酿造诗意，苦吟农民悲惨命运。田诗火热，紧紧把握时代，大胆疾呼农民起来反抗。艾诗深沉，留学归来，身陷囹圄，对黑暗进行诅咒。审美取向上，臧有传统诗词功底，构思精巧，把中国的悯农诗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艾青留过洋，吸取了西方象征主义精髓，挥洒自如，追求诗的散文美。田间学习苏联和民歌，采用一种活跃、铿锵的句式，表达自己激越之情，给诗坛带来一股新风。

那时我正值少年，仰望三星，光芒四射，高不可及。比较起来田间更亲近一些，与我的身世和籍贯有关。我是抗日战争造成的孤儿，听到“时代鼓手”短促而跳跃的旋律就热血沸腾。还有田间在晋察冀战斗十年，地方报刊和中小学课本中，常有他的信息，还带有一点传奇色彩。

田间本名童天鉴，出生在安徽无为县羊山脚下。17岁考上光华大学政治系，把怀揣来的作品天女散花一样在上海报刊发表，引起左联的注意，胡风赞赏他敏锐的感觉力和奔放的想象力，又较少“革命诗歌”概念化和口号化的通病。茅盾先生写了评论文章，称其“完全摆脱新诗已有的形式的束缚，这是很可贵的”。同时也引起当局的惊觉，他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中国牧歌》，以红军长征为背景的《中国农村故事》被列为禁书，本人也被列入搜捕名单，亡命日本投奔郭沫若。不久七七事变，与郭沫若同船回国，应茅盾之邀，投奔武汉。武昌艺专十平米的收发室，一头艾青夫妻，一头田间，中间拉了一道布帘。两位诗人亲密无间，在上海时田间曾出资为艾青出书。艾青看了田间墨迹未干的《给战斗者》，兴奋不已，说：“赶快送给胡风主编的《十月》，他没说错，你就是第一个喊出民族革命的战争的诗人！”出版后，闻一多亲自登台朗诵，并发表评论：“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片大地上。”是“时代的鼓手”。

1938年2月，田间与萧军、萧红、聂绀弩到达临汾，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脱下西装，换上八路军的灰制服。不久又奔赴延安，入党，发起街头诗运动，写出《假如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坚壁》等名篇。11月响应毛主席号召，深入敌后，把街头诗运动带到了晋察冀。深入生活熟悉群众，使田间的创作转入叙事诗，三年创作了长篇叙事诗《亲爱的土地》、《铁的子弟兵》、《柏树》等三部，又写了小叙事诗《回队》、《曲阳营》、《英雄谣》等十几篇。继《给战斗者》开中国近代政治抒情诗之先河后，小叙事诗又成为新诗之创举，名副其实的中国抗战诗歌第一人。田间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抗日诗人，更是一名勇敢的战士，曾任中共盂平县委宣传部长、雁北地委秘书长、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长，都是正职实职。战争年代的“官”不像现在，都是真刀真枪，出生入死干出来的。他身先士卒，有勇有谋，深得贺龙、聂荣臻、萧克、杨成武的赏识，结下生死之交。陈庄战斗中，贺龙送给他一支手枪，一件缺一只袖筒的日本军大衣。1944年冬，西战团受命回延安，邵子南、孙犁绕到盂平约他同往，田间说：“不行，在这里几年，和群众已结成骨肉之情，难分难舍呵！”把大衣转送孙犁。后来延安发大水，冲坏窑洞，这件大衣被洪水冲走，每次提及，孙犁都感到十分惋惜。

田间1941年兼任晋察冀文协副主任，还是北方局文委委员、边区参议员。1946年和行署主任杨耕田一同当选抗日根据地“国大代表”，因为蒋介石撕毁协议，才没有成行。这等显赫的经历，在战争年代的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建国初期，艾青错划右派，臧克家属民主人士，周扬把田间奉为中国诗坛一面大旗，自有他的道理。在外交空间有限时，屡屡受命出访亚洲、苏联和东欧，代表中国诗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各国汉学家关注最多的一位中国当代诗人。

1957年底，田间调回河北省任文联主席，《蜜蜂》主编。1958年我到天津上大学，感到与田间更近了一步，省会的青年诗人莫不以聚拢在田间的光环下而自豪。1960年秋一天，校党委书记戈华送客，见我路过，呼来引见，说田间是他冀西抗日的战友。田间伸出手来，让我受宠若惊。仔细看时，又似曾相识，正如胡风描述的那样，“和尚头，圆圆的脸”，“眼色温顺”，“个子不高，步幅很大”。尤其是孙犁写过的，连走路都“一往无前的姿态”。孙犁还说过一个故事，田间在平西采访时，一个人走夜路，“一往无前”地走进敌人的阵地。幸亏天下大雾，没被发现。

正是这一面之缘，决定了我人生之路，着迷似的向往田间的战士生活。毕业之前我给田间写信，希望到农村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很快回信，鼓励我的志向。毕业时，校方决定我留在天津，别人是求之不得的，我自连连上书坚辞，因了田间的这封信，我才如愿以偿。下去以后，生活赐给我的诗有了较快的进步，连续在《诗刊》等报刊发了不少组诗，田间看到都来信鼓励，还在《河北文学》写了专门评论。1964年在保定召开全省创作会议，田间在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到我，一年后我26岁选调为省文联专业作家，大概有田间一票。

1966年省委成立吕玉兰写作组，文音美戏六十多人，田间带队，正月十六进村，两间土房住五个人，田间、李满天、张朴、李润杰和我。东留善固是个穷队，一天两顿饭，锅上锅下都是红薯把儿，连我这穷苦出身的都觉着有点受不了，田间这个大诗人却很适应。吃派饭时怕吃超了，数着块吃，其实五斤鲜薯顶一斤粮票，他怎么也吃不了一斤二两粮票指标。打游击落下毛病，半夜需要嚼点东西，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到供销社给他买了几包饼干，非让退回去不可，不搞特殊。白天打井，晚上开会，他都先到，随身带个小本，写了短诗，抄在街头。天津歌舞剧院作曲家肖云翔谱了曲，教社员们唱。李润杰是中国快板书大王，说了《双枪老太婆》，就说田间的诗。田间鼓励我向李润杰学习，学习他生动活泼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文革开始，田间首当其冲，被打成河北文艺界头号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起初估计不足，会议室田间吐着烟圈，走廊里梁斌哼着昆曲，饭桌上李满天还讲笑话。造反派煞他们威风，一个个给戴上高帽，坐上喷气式，“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田间少年参加革命，戎马半生，历史清白，用放大镜也找不到半个污点，只有拿他的作品说事，上纲上线：抗美援朝的诗是“和平主义”，《欧游扎记》是修正主义。田间果真是一位战士，不肯失去诗人的尊严，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摁下去又抬起来，常常为一个名词、一个定语坚持半天，招致“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有时我偷偷接近他，小声说：“又不是定性，含糊一点，免受皮肉之苦。”他说：“这个我知道，但是动摇一步，就会后退十步，叛徒就是这样形成的。”让我想起他的一句诗：“我从枪林弹雨中走来，一点不留媚颜奴色。”

造反派早就把田间划成敌我矛盾，为找证据，三次去北京抄家，拉回来的“战利品”不过是电视机、录音机、油画、相册，最神秘的物证是阎锡山的布告，日军的宣传品，日本人拍摄的平阳、阜平、应县惨案的照片。其实都是报请组织批准，留作创作资料的。正是根据这些，田间创作了长篇小说《牛棚传》、《拍碗图》。这些“罪证”公安部门不认可，当作垃圾扔掉了。田间夫人葛文说：“太可惜了，留到今天，都能帮助打赢南京大屠杀那样的国际官司。”

随着“运动”的深入，田间和省文联的干部处境更加险恶。从保定的“牛棚”，到石家庄学习班，住进一座旧日本鬼子西兵营，棺材盖子式的屋顶，有门无窗，一条炕上挤二三十人，只能侧卧不能翻身。后来又转到唐庄劳改农场，住进临时腾出来的监号，在明晃晃刺刀下低头进出，因为多数人戴眼镜穿干部服，被周围群众称为政治犯。从学习班到五七干校都是工宣队管制，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俘虏。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需要大批人马，人手不够。没有几个产业工人，多数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技校毕业生，田间他们浴血沙场时，还没在他爹腿肚子里转筋呢。

工宣队从劳教干部那里学来一套本事，叼着烟卷坐在树荫凉里，吆喝我们劳动，成了二地主。文联干部多是农民出身，吃不饱时，你糊弄我肚皮，我糊弄你地皮。只有田间认真，他生长在扬子江边，北方农活不大会干，春天间苗时，不是屁股朝天，就是双膝跪地，手忙脚乱，还总落在后面。我劝他惜一点力，马虎一点也能过去。田间面带难色，说习惯认真了，不会做假。让我暗暗佩服他的为人真诚。

进入1972年，干部陆续“解放”，干校只剩下田间、梁斌少数人不能毕业。从“牛棚”算起，已经第八个年头了，和整个抗日战争一样长的八年。那个八年，他是勇敢战士，叱咤风云，写下了震惊世界的诗篇。这个八年，成为阶下囚，忍气吞声，写不完的交待材料。1973年初，唐庄五七干校清场，把田间、梁斌他们转交芦台农场。一个风雪夜，田间在监管人员押送下，敲开北京后海北沿38号，解放初用两千元稿费买下的四合院。葛文出来，面前站着一个乞丐样的人，帽沿压着眉毛，围巾裹着头脸，只有一双细长的眼睛说明正是等了八年的丈夫。八年了，夫妻没说过一句话，一双小儿女早已记不清这个父亲。

1973年底，政策终于落实到田间头上，接替阮章竞任省革委文艺组长、《河北文艺》主编。文艺组只有四排二十多间小平房，田间在二排一号，与我们诗歌组为邻。田间1941年就是高级干部，可以吃小灶，这时也跟我们一起吃大食堂。星期天改善生活，分发馅和面，田间和几个光棍汉一起包饺子，迫不及待，凉水下锅了，煮成一锅片汤。田间意外地发现一个完整的饺子，好奇地解剖开来，是两层皮，不知谁怕馅大撑破皮，又顺手补了一层。恍然大悟，原来饺子需要两层皮，一时传为笑柄。1976年唐山地震，田间像战士接到命令一样，赶赴唐山，住帐篷，喝雨水，冒着余震奔走在废墟瓦砾之间。

田间从运动开始就对四人帮有看法，了解他们的底细。记得在党组会上，我作记录，田间说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出卖过田汉。张春桥在晋察冀是他的部下，曾经与葛文坚壁在同一个村里，阴阳怪气，心术不正。江青是个戏子，看她怎么收场，奸臣怕散戏。1974年江青在天津宝坻县小靳庄，搞“意识形态领域革命试点”，用民歌评法批儒，影射周总理，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小靳庄诗选》。香河县文化馆送来一沓张庄社员民歌，要跟小靳庄对着干。我看了稿子，都是写学大寨、农村气象的，还有些艺术性，其中一首至今还没忘：张庄社员真是棒，个个都是红高粱，颗颗粒粒实心眼，还有一身绿军装。送交田间，心有灵犀，三人商定在张庄召开民歌创作现场会，全省重点作者参加。时间定于9月22日，会开得热火朝天。宝坻与香河一河之隔，原来同属廊坊地区，新划天津不久。宝坻一名作者扒在我耳边说：“大家都想弃暗投明，东边天阴西边晴，一条河旁两样诗。”

1974年秋天，《光明日报》刊出一首短诗，署名红柳，收到读者来信，质问好像是田间的诗，为什么发？当时田间虽然“解放”了，还要夹着尾巴做人，稍有不慎就是“走资派还在走”。直到粉碎四人帮，才重见天日。为夺回失去的光阴，重回延安，重返太行，南下深圳，迈开“一往无前”的长腿，省文联有四大快：肖林的嘴，田间的腿，刘振声的抓挠，侯民泽的鬼。一时间田间的诗又满天飞了，出版了诗集《青春中国》、《离宫及其他》。

正当田间重振雄风，只争朝夕时，意外地遭到一记闷棍误伤，折断了诗人的翅膀，击碎了诗人的梦想，那就是1979年春天的一场《歌德与缺德》风波。李剑的这篇文章在田间主编的《河北文艺》发表之后，举国震惊，还惊动了胡耀邦同志。关于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我已在《美文》发表专门文章，本文不再赘述。又不得不说的是，文章是小青年李剑写的，文责自负，田间只负领导责任。但是我们的社会习惯刮风，听风就是雨，习惯莫须有，一传十，十传百，传着传着就走了样，最后好像李剑就是田间。十八年后，我去洪湖开丁力的纪念会，一位诗刊的老编辑，竟然也说《歌德与缺德》的作者是田间。经我解释才恍然大悟，追恨自己，误解了这位老诗人。

我们的文艺批评和社会舆论，有个让人很无奈的标准，唯题材、唯政治，唯当下的政治，基本上不说艺术。这样一来复杂的问题就可以简单化了，否定杨朔一句话就够了：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你为什么粉饰太平。否定郭小川、贺敬之也很简单：人民群众都那样了，为什么还歌功颂德？其实作家创作是百花齐放，从生活出发，作品的生命力在艺术。但是习惯势力往往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1980年省文联换届，田间变成了名誉主席，新任主席梁斌比田间还年长两岁。解决那场风波，胡耀邦同志主张平心静心，保护李剑，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而只是负领导责任的田间，尽管大会小会检查，还是没有放过。

孙犁说过：“田间是一个勇敢的，真诚的，日以继夜，战斗不息的战士。”“他成名很早，好像还没有领会人情世故，就出名了，他像一个孩子。”田间的确十分单纯，不善言谈，与人为善。举一件事，他扶持多年的一位青年诗人，文革中与自己对换了位置，曾经对他动手动脚。后来调查“三种人”，田间沉思了一会说：“记不得了。”还要保护他，想他一生道路还很长。但是，又要汲取教训，给他捎话：“真正的诗人，在琢磨诗歌的同时，是会雕琢自己灵魂的。”对自己的误伤，窝在心里，不做解释，也不会发泄，郁郁成疾，患上了不治之症。1985年住进医院，艾青来看望他，鬼使神差，胡风也住在这里。中国文坛三个传奇人物，有过上海和武汉共同的浪漫，又有着后来不同的命运。三星高照即将结束，最早陨落的却是最年轻的田间，8月病逝时，还不到70岁。三缺一了，臧克家异常痛心，写了一首诗悼念田间：“黄金足赤从来少，白璧无瑕自古稀，魔道分明浓划线，是非不许半毫移。”

田间八宝山的葬礼，来了许多将军，杨成武、萧克、孙毅、魏巍，也来了许多文人。军界对这位抗日战士的追思是真诚的永远的，而文学界对这位杰出的诗人却显得薄情。曾经有过历史辉煌的田间，身后是如此暗淡和冷清，甚至河北省某出版社1991年的一本《当代中国文学史》，竟然没有田间的章节。搜索百度，也竟然查不到田间的条目，只有童天鉴一条简介。让人不可理解。

诚然，田间解放后的诗歌，不如战争年代精彩，但是绝对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创作热情十分高涨，十七年中出版了诗集《短歌》、《向日葵》、《汽笛》等11部，长篇叙事诗《一杆红旗》、《长诗三首》、《英雄战歌》等4部，《赶车传》续篇上、下两卷，其中的《马头琴集》、《芒市见闻》和《雷之歌》曾经受到普遍好评。当然也不否认，从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田间的创作有点找不着北，紧跟形势，为政治服务，甚至认识生活有过失当。连他当年的文学向导茅盾也曾经指出，田间的危机在于“没有找到得心应手的形式，因而格格不入不能畅吐，有时又有点像是扯着脖子拼命地叫”。听话的田间开始找啊找，找到民歌，又钻进牛角尖，把六言当成主要形式。依重民歌，他这个南方人对北方群众语言又不大精通。好朋友孙犁说：“我并不喜欢他这些年写得那些诗，我觉得他只在重复那些表面光彩的诗句或形象，比如花呀，果呀，山呀，海呀，鹰呀，剑呀，已经没了《给战斗者》那种力量。”但是，一个诗人能够独领十年风骚，留下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足以在文学史占据一席之地了。不懂得田间就是不懂得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