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陈锦华 怀念体改委

□ 刘纪鹏

悼念陈锦华 怀念体改委

□ 刘纪鹏

惊悉锦华同志去世，不胜惋惜，历史场景，幕幕再现，感慨万千。锦华同志于1990年9月接替李鹏总理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由总理兼体改委主任的惯例被打破。正是在他任上，中国股份制和资本市场艰难起步，步上征程。

股份制有三要素：公司、股票和股票市场。当时的中国股份制度改革两条主线推进：一条主线是以孙树义（时任国家体改委生产司司长，后为中财办副主任）、李小雪（时任生产司所有制处处长，后为证监会副主席）为代表。当时，我爱人是副处长，我则是体改委家属。在锦华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在孙李二人具体组织下，聚集了15个政府部门的30多位同志，冒着“股份制是私有化”的猛烈炮火艰难前行，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起草了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两个定向募集公司规范意见和13个配套文件，我本人也是这一系列文件起草过程的全程参与者和见证者，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依国情量身定制的《准公司法——定向募集规范意见》。根据这两个法规，才有了中国内地9家企业到香港H股上市，才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出现了近6000家定向募集股份公司，从此股份制在中国生根发芽。

另一条主线是在王岐山和周小川的支持下，以王波明为代表成立了“联办”（全国证券交易联合设计办公室的简称）开始设计并参与推动中国股票交易所的建立，在帮助组建上交所的同时，也模仿美国NASTQ和做市商制度，成立了北京STAQ系统。先是把过去行政摊派的国库券改为市场化的承购包销，后来在我的建议下，把定向募集股份公司的法人股在这个系统挂牌上市，在短短1年时间里实现了15家企业的挂牌上市，这就是今天“新三板”最早的前身“老三板”。记得那时要挂牌总得有个部门批啊，可证监会还没有成立，王波明、章知方等人深感擅自挂牌的风险，找谁批呢？于是我就把股改挂牌的全套标准文件带回家交给我爱人第二天拿到国家体改委生产司盖章，而这一切都是在锦华同志领导下，由生产司同志认真研究了30多个国家的公司法和股票制度，审慎考虑，先行试验，果断推出的。

值得一提的是，以后深沪交易所和北京STAQ系统都成立了，总得有个监管部门管，于是在联办的一致意见下，由我主笔在章文晋家“关了”3天，由章文晋之子章知方（现和讯网总裁）监督，不写完不能回家，于是写出了《银证分离，发展中国证券市场》报告（初稿），打响了从人民银行手里接过证券监管权的第一枪。这篇文章被联办同仁称为《联办宣言》，我记得发表在《经济日报》1991年7月，正是在《联办宣言》的基础上，由王波明、高西庆、李青原3人向当时的朱基总理汇报组建中国证监会，并推荐刚刚从体改委副主任位置上退休的刘鸿儒任首任证监会主席。

上述这一切，无论是孙树义、李小雪的股份制公司线，还是王波明的股票市场线，每遇到困难都是由陈锦华同志拍板，因为当时的联办也是挂靠在体改委系统。由于当时主流观点认为，无论是股份制还是股票市场都是私有化的产物，很多的重大拍板都要突破传统的体制束缚，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每到关键决策时刻，锦华同志看到大家等待拍板批准的焦急目光，深知如果往上报就会石沉大海，总会毅然决然地签上字并饱含深情地说：“你们干吧，有风险我来承担！”每当树义同志提及此事，都会热泪盈眶，要知道，在当时背景下，一位勇于创新的同志能遇到这样一位领导，是多么踏实和幸运啊！

所以，几乎每一位中国改革30多年历程的参与者，尤其是大力推崇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同志，都自然会对陈锦华同志有着崇高敬意和深厚感情。中国也正因为有了锦华这样有作为敢担当的领导同志，才诞生了今天37年改革的成果，其来之不易取之艰难，只有完整经历了这一时代的人，才会有如此山高海深般的体会。锦华同志这一代改革者不辱使命，把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变成正在富裕崛起的中国，留给今人，即欣然随小平而去，笑慰于九泉。

缅怀锦华，抚今追昔，改革征途，壮志未酬。如何让今天的青年人能深刻领会中国改革的成功来之不易，并由此而格外珍惜？我始终认为，开展一场37年改革史总结，认真开展“中国改革成功了吗？中国改革成功在哪儿？”的大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我现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两门课程，一是《资本金融学》，另一是《公司组织与公司治理》，两门课程有一讲是共讲的，这就是《论改革的方法论与方法论的改革》。

因为我坚持认为，如果说这世界上有普世的东西，那就是善良、诚实和正确的方法论。这是锦华身上的宝贵品质，也是我作为一名学者从他身上得到的教益。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