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与水利史研究的双螺旋
——评和卫国《治水政治：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

袁 飞

(蚌埠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政治史与水利史研究的双螺旋
——评和卫国《治水政治：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

袁 飞

(蚌埠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水利”工程作为清代“三大政”之一，一直备受统治者的重视和关注.清代的治水工程，不只是单纯的技术工程，在治水活动的背后蕴藏着种种的政治活动.和卫国研究员的新著《治水政治：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一书以钱塘江海塘治理为主线，从共时、历时两个维度呈现了有清一代发生在海塘治理过程中的政治活动，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清代海塘治理史，更是一部缩微了的清代政治史.

政治史；水利史；清朝；钱塘江；海塘

“水利”工程作为清代“三大政”之一[1]，一直备受统治者的重视和关注.清代统治者不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治水活动，而且还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其中东南沿海的海塘，特别是钱塘江海塘便是清代水利工程中一根较为“难啃的骨头”，不仅因为东南江浙一带是清政府的财源和粮仓，更重要的是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面对莫名难测的大海人们往往只能是“尽人事而听天命”.而这种“人事”不仅仅只体现在人的努力和治水实践上，通常还交织了利益博弈和政治斗争.因此，清代的治水工程，不只是单纯的技术工程，在治水活动的背后蕴藏着种种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清代水利史也是一部治水政治史.

和卫国研究员的新著《治水政治：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下简称《治水政治》)，作为作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是一部有助于人们了解有清一代治水过程以及深嵌其中的政治活动和利益博弈的优秀作品.该书以钱塘江海塘治理为主线，从共时、历时两个维度呈现了有清一代发生在海塘治理过程中的政治活动，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清代海塘治理史，更是一部缩微了的清代政治史.

1 一部完整的清代海塘治理史

海塘的治理在清代水利治理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浙江海塘因为其地理位置、危害程度、影响大小等因素成为海塘治理中的重点和难点.学术界对海塘的研究无论是专题研究还是部分涉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由于时代、史料、学科、方法等因素上的差异，这些成果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或偏重于工程技术的发展演变，或偏重于海塘中的某个专题讨论，抑或在研究时间上集中于海塘起源至清代早期，因而在研究上一方面缺乏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角度探讨海塘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格局，使研究对象成为了一座冰冷的静态雕像，另一方面对嘉道以后的海塘史研究在学术界几乎是一个空白，“特别是道光与同光时期几乎无人问津”，包括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的海塘治理，正如作者所言：由于受学科专业、研究视角以及史料运用等因素影响，论著罗列基本史实者居多，内容尚显单薄，开展对清代海塘工程的深入研究十分必要.

众所周知，清前一个半世纪是清王朝最稳定、最繁盛、行政效率最高的阶段，作为国家职能之一的水利工程是其中较为显著的成绩，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清代盛世之际的海塘修筑，不但工程浩大，而且水利技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甚至被称为古代海塘工程技术的巅峰之作.嘉道以降，国家衰落，但作为一项大的国家工程并没有因此而停止[2]；作为客观的历史存在，更不能因为规模、效果、技术等因素而被忽略.在那个时代环境下的海塘工程有其当时的时代及社会考量，无论是统治者的权衡，还是财政上的困境，抑或者是官僚体制的腐败，等等，都是构成海塘治理之所以呈现当时状态的因素，它们共同成为了影响当时海塘工程的合力.而在这种合力的限度内，当时的国家力所能及地对海塘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和治理，这种变化恰恰又是在前朝的基础上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根据实际状况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的再认识.作为一项大型水利工程的海塘治理，无论是工程技术还是治理理念毫无疑问都具有内在连续性和逻辑因袭性，缺了其中的任何一环，都会有损于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考察，也会阻碍对基于工程之上的政府决策、行为、观念等上层建筑的探讨和理解.

然而，嘉道中衰后，国家整体状况一落千丈，需要强大综合国力支持的水利工程(包括海塘治理)此时变得难以为继，但又不得不“为继”，因为治水、兴水是治国安邦的大事[3].此时的海塘工程各个方面都比之前逊色许多，对研究者来说，其成就以及治理思想远远不及前朝，这也造成了嘉道后海塘史研究的空白和断档.职是之故，对有清一代268年的海塘治理过程进行全时段研究，不但是清代水利史研究的深化，更重要的是弥补了海塘史研究只重前不顾后的缺憾，使清代海塘治理的整体场景得以鲜活重现.而《治水政治》一书正好弥补了清代海塘治理研究上的时间断裂问题，在纵向上呈现了完整的历史跨度.

2 “显学”的没落与重回传统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曾是中国学术界的“显学”，尤其在史学界，政治史的地位可以说是一家独大独尊，“历史学”几乎完全可以和“政治史”划等号.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一大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进入中国，对轻理论、重实证的传统史学研究来说无疑是新颖的，而新理论、新名词、新解释框架对于一直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学术界来说无疑具有极强的诱惑力，各家研究纷纷追逐转向[4]，传统的中国政治史研究开始式微，作为“显学”的政治史逐渐褪去了昔日的光环，迅速被具有新的诠释框架理论的“社会史”、“文化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5]，而作为传统史学研究强项，甚至可以说是“主帅”的政治史，不仅退居社会史之后，甚至已经濒于被人们遗忘的边缘.于是，学术界开始出现了另一种景象：热衷于炒作西方学术界的新名词、新概念，洋教条盛行，仿佛不使劲地搬弄西方的新名词，新标签，就没有高深学问.这种状况逐渐变成了一股热潮，在学术界大行其道，不仅影响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新一代的年轻学子、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于是学界出现了一股不良倾向：对舶来品理论趋之若鹜，顶礼膜拜，到处都是量的西方学术理论、观念和概念，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甚至堆砌外来术语，越来越多地谈论西方理论和观念.虽然说得都是些不知所云的新名词、新概念、新理论，写得都是些连他自己都看不懂的所谓高深文章，却有着很大的市场，不仅很多学术期刊喜欢，更受到了许多人的追捧.于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的研究方法、方向和专业其表现越来越弱，在日渐喧闹的外来“话语”挤压下被边缘化.西方新方法、新理论、新词语横行中国学术界，人们自己却逐渐让渡出自己的文化阵地，在某种程度上已变成了“他者”.

即便如此，传统政治史研究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断层，仍有一批学者在舶来品理论的喧闹和热潮下默默地从事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让人庆幸的是，这批坚守者并不是一味地“保守”，他们并不反对西方理论的引进，也不会对外来理论不管不问，而是认为任何一种外来的理论都有其适用的特殊语境和历史环境，不能一味地模仿和套用，必须有批判的吸收和借鉴，同时进行本土化转变，只有这样才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人们看不到他们有“玄之又玄”的概念和词语，更不会有让人看不懂的“高论”，有的只是一字一句的朴实和一步一步的实证.《治水政治》便是这样的典型.

该作以有清一代钱塘江海塘治理为主要载体，以探索政府政策与政府行为为研究主线，从治水行为与活动的政治化入手，详细梳理和分析了治水与政府相结合而产生并日益加强的统一性问题，仔细考察了清代在海塘治理上的理念与治水方略调整、政策措施及其影响，从中管窥清朝政府在大型公共工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该书通过对钱塘江海塘治理过程的探讨来考察治水过程中的政治问题.其内容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探讨了雍正朝以降，清代统治集团内围绕两种海塘治理方案而展开了讨论，直至乾隆中期，海塘治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治水实践逐步走向成熟.这一过程中，政府治水理念与实践之间相互促进，推动各自的进步和发展.(2)因为国家职能的加强，从18世纪起政府开始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作为古代社会难题之一的水利治理.于是，国家的全面介入，使钱塘江海塘治理便有了现代意义上“社会公共工程”的影子.(3)嘉道以降，迫于种种现实状况，海塘治理在规模、技术水平、理念等各个方面都在下降.在这逐渐萎缩的过程中恰恰体现了国家职能的收缩，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始减少，到近代以后更是大幅萎缩.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作者通过海塘治理的过程来探讨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理念、思想及实践的产生、发展、演进的逻辑和轨迹，体现了作者重回政治史研究的旨趣和努力.

3 强烈问题意识下的独特视角

学术研究的生命在于创新，而创新思维的核心便是问题意识.可以说，“问题”是学术研究的灵魂，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贯穿于整个学术研究过程的始终.巴尔扎克曾说：“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疑问的是问号，大部分的伟大发现应归功于‘如何’，而生活的智慧就在于逢事就要问个为什么.”[6]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这样的研究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7].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治水政治》一书的写作中作者始终秉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史料为基础，以严密论证为保证，将其敏锐的问题意识淋漓尽致地在全书中予以展现.

研究中国古代工程，尤其是水利工程，如果仅就工程而谈工程，不仅没能看懂、看通古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更重要的是没有真正明白作为国家职能之一的公共工程并非只是一项孤立的工程，而是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利益诉求，其背后更是交织着各种博弈.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不仅对认识中国古代社会不能透彻，对史学研究者来说，也是非常不妥的，更是不明智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作者的思路清楚而明晰.在其主题研究过程中，作者认识到海塘工程背后的政府行为和国家政策在古代社会公共工程中的重要性，并在梳理海塘治理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种“政治化”倾向，并将这一意识贯穿于全书的研究中.问题意识是研究的起点，但研究的成功与否不是仅此而已，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研究视角的选择.《治水政治》中，作者在解决或解释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恰当而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使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更突出和鲜明.

结合内容来看，作者将海塘治理作为一个具体的政治过程加以审视，以“政治过程”或“国家的视角”来审视政府角色、职能变迁等问题；在这一政治过程中[8]，作者改变过去只关注事物结果及条条框框等类似的静态梳理，代之以研究和考察海塘治理的动态实况，将海塘治理的利益关涉方搬回历史的舞台，重新展现他们围绕海塘治理而进行的博弈.在某种意义上，对政治过程这种动态的考察要比只关注冰冷的历史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和借鉴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该书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模式.

当然，《治水政治》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作为以水利工程为引线的著作，对水利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和论述不足，影响了研究主题的深化；在考察海塘治理的“政治过程”时，作者过于强调政治过程的“动态性”，而忽视了海塘的阶段性特征和静态性表现，使综合性的推理和提升稍显弱化.总体而言，《治水政治》虽有不足和缺憾，但瑕不掩瑜，尤不失为一部值得细读的佳作.

[1] 日讲起居注官.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李续德,李大庆.论萧绍古海塘研究与保护[J].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4,26(3)：5-9.

[3] 蔡 彦.绍兴三江闸历史考证[J].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6,28(1)：7-13.

[4] 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108-112.

[5]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J].历史研究,2004(4)：10-13.

[6] 李玉海.一把“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J].教育理论与实践,1985(5)：63.

[7] 袁玉立.问学与问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8] 刘凤云.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会议综述[J].清史研究,2011(2)：145-156.

InterweavedStudyofPoliticalHistoryandHistoryofWaterConservancy—OnWater-controlPolitics:AStudyontheStateandQiantangRiverSeawallProjectinQingDynasty

YUAN Fei

(Marxism College, Bengbu College, Bengbu 233030,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as one of three Grand Projects has been the key subject and concern by the rulers in Qing Dynasty. The water projects of Qing Dynasty were not only the technical engineering but also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new work Water-control Politics: A Study on the State and Qiantang River Seawall Project in Qing Dynasty, written by He Wei-guo, took the treatment of Qiantang River seawall as the key topic, which displayed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engineering. The work is not only an excellent writing on the water engineering but also a microfilm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political history; history of water conservancy; Qing Dynasty; Qiantang River; seawall

2016-09-23

袁 飞(1980-)，男，安徽当涂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水利史、漕运史.

K878

A

1008-536X(2016)12-0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