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资市场研究述评

张明皓，豆书龙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我国农资市场研究述评

张明皓，豆书龙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农资市场是实现农业生产与农村发展的重要条件。文章在对农资市场历史呈现的基础上，展示了国内对农资市场问题分析的经济学思路以及对农资市场完善路径探讨的固定模式。并在文献评论部分以超越单纯的经济学视野为主题，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3个维度为进一步丰富我国农资市场的研究提供方向。

农资市场 历史呈现 问题描述 完善路径 评论

农业生产资料是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和工具，其中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软性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农业机械等硬性农业生产资料。而农资市场作为农业生产资料商品流通与价值交换的场所，遵循一般市场的价值规律以及等价交换的原则。作为农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资市场是实现农业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条件，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针对国内农资市场研究“散而乱”的现状，文章首先通过纵向梳理对我国农资市场的发展历史进行概貌式的呈现，然后立足研究文本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农资市场横剖面的存在问题与完善路径进行总体展示，并在文献评论部分指出既有文献的不足并提供进一步的研究指向。

1 我国农资市场的历史呈现

1.1 压抑期（1949～1978年）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3年经济恢复期后，中国政府于1953年制定“一五计划”，并于1957年超额完成任务。期间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这一过渡在农业上首先是以自愿互利的原则引导人们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经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演进，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逐渐收归集体所有，农具、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也一并纳入集体化使用，并相应建立了公用的农资积累与分配制度。在人民公社时期，没收农民全部的生产资料以归公社统一调配，曾经繁荣于农村的商品市场也因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取缔，但农产品与农资的市场交易长期因处于难以监控的地下状态而不断地隐伏着。总而言之，在这30年中，由于强劲的集体化运动与政治运动，而使农资市场的发展总体呈现出全面颓势与压抑状态。

1.2 解禁期（1978～1998年）

这一时期可以“价格双轨制”为事件节点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分田到户”的实践使农民粮食产量激增，而剩余的农产品也需要进行市场交易，从而使原本处于隐伏状态的农村市场开始勃兴。同时，农村经济的改革倒逼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通过采取“放权让利”的方式允许企业生产计划外的产品，在这种背景下，“价格双轨制”在1985年应运而生。“价格双轨制”就是在国家计划内的生产资料处于国家定价的形式，而其他部分允许遵循市场价格。在主要农资领域如化肥、农业机械等亦遵循此种定价逻辑。由于“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官倒”、“腐败”等负面影响，政府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对涉及民众生产生活的生产资料的范围逐步放开，最终完成“价格双轨制”并入市场定价的单轨制进程。特别是1992年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及1993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这些都构成了农村市场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化的结构背景。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其他基本生活资料价格的全面放开相比相对滞后，我国农资市场从1998年开始逐步放开，并呈现多条经营渠道与多种经营形式的新格局。概而观之，解禁时期的农资市场开始释放出蓬勃潜力，构成了后一阶段农资市场活跃繁荣的准备前提。

1.3 活跃期（1998年至今）

自1998年后，政府全面放开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取消生产计划指令，赋予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引入市场竞争，使全国农资市场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景象。农资市场不仅种类日益丰富，而且还呈现出多种经营主体的交织。常规的经营主体有农资公司、基层供销社、农业“三站”、承包个体户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外资农资公司作为利益主体也逐渐干预农资市场的运作过程。除此农资经营主体的变化，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管制的放开也使价值规律更加作用于农资市场，商品市场固有的内在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也涵化于农资市场中。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波动、假冒伪劣时有发生、区域农资生产与调配的差异性大，统一有序的国内农资市场尚未形成。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直接限制农民收入的增长。再加之此时日趋严重的“三农问题”，农资市场的任何波动对于“三农问题”的纵深解决无疑具有重要影响。活跃期的农资市场虽展现出竞争的活力，但依然处于分散竞争向低市场集中度的竞争型结构的转变期。这一低市场集中度的竞争结构且一直延续至今。同时不断涌现的问题使风险性成为农资市场的一大特征。

纵观我国农资市场变迁的历史脉络，总体态势是呈现出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化和商品化程度加深。农资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因关联几亿农民的农业生产行为以及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使其地位日益突出。日益复杂的农资市场形势催生的现实问题成为学者持续研究的重点。

2 经济学视域下我国农资市场问题研究

2.1 农资市场的价格波动

农资市场的价格在相关学者的研究中取决于基于完全市场竞争假设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农资市场的价格波动则是偏离供给与需求均衡的结果。如彭小丁等人认为，供给方面的因素是影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而农资产品的供给则易受成本拉动型的因素影响，如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运输成本提高等。在需求方面，国家惠农政策导致农民种养积极性提高，农民对农资产品的需求扩大。而农资的供给能力却无法满足农民的农资需求，导致农资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同时，国际市场对农资产品需求的激增也对国内农资市场价格产生了一定的干扰。另外，农资市场的价格波动对农户的收入有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农资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户的收入呈现出相关关系，并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零售物价指数的方式降低了农户的收入。

2.2 假冒伪劣农资问题

假冒伪劣问题是威胁农资市场正常运行的显性“毒瘤”。与其他部分商品的假冒伪劣可以几次交易中进行判别的情况不同，假冒伪劣的农业生产资料伴随着长时段的农业生产周期而使危害链得以延长，期间将付出大量的沉没成本。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作为农业生产的固有环节，关系到农业产值的实现以及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古典经济学的预设中，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理性的个人以及充分的信息，允许个人追逐自己的最大利益。这样的市场是不会产生诸如假冒伪劣商品问题。然而有限理性的市场主体以及难以对称的信息对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做出了现实的修正。假冒伪劣问题成为横亘一切市场领域的普遍现象。据相关统计，我国假冒伪劣的农资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失高达2 000亿元。正如有学者指出，市场机制无法自动消除假冒伪劣行为，价格信号难以成为农资市场激励约束的全部手段。刘冬梅等人进一步分析了假冒伪劣农资盛行的成因，她认为，在农资市场上，存在着农户与制造商、经销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逆向选择。从农户方面讲，当农资市场中存在质量无法辨别的农资产品时，农户只愿意出相对于预期平均质量水平的价格，优质农资因为价值偏高，于是不愿低价成交而蒙受损失。劣质农资供给者却通过交易获得额外收益，最终优质农资被驱逐出市场。

2.3 农资市场流通环节滞后

农资市场的流通环节是由生产到销售的中间环节。它以物流网络为载体，以流通体系为销售渠道，使农资产品在流通环节中实现价值的转移。从物流网络来看，中国农资市场的物流呈现出分散性、差异性、落后性，农资市场的物流网络的负面特征是由内在原因即家户制的农业生产所形成。任何庞大的物流网络也无法有效地覆盖如此分散的小农经济。可见，农资市场的物流网络“小而散”的情况将会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主要特点。从流通体系看，中国农资市场呈现出多种流通格局，既有农资供销系统为主营制的流通体系，也有以个体和私营为主的流通途径，并且中间环节越来越多，甚至一证多点、无证经营、层层加价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流通体系的混乱与物流网络的散漫双向构成了中国农资市场流通环节滞后的特性，以至于从农资生产阶段到农户使用阶段着实经历了一个“黑箱”的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农资产品价格波动以及伪劣农资的产生。

2.4 农资市场公共服务弱化

农户消费农资产品不仅要占有其全部的属性，相关的配套服务也应由农户享有。农业生产资料从生产阶段到经历市场流通最终到达农户的手中，虽然这是一次完整的经济过程，但农户与农资市场的交互不只是一次性发生。农户要继续扩大农业的再生产，必须持续跟进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而公共服务作为农资市场终端的衍生行为，也直接影响着下一轮农业生产资料购买行为的开始。以我国农机市场为例，农机使用与配件更换更加偏重技术服务，但农机服务体系不健全，县、乡两级农机服务体系基本脱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总而言之，农资市场公共服务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乎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体制和历史的原因，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业需要并不能有效衔接。

总之，在经济学的视角下，农资市场的种种问题是由于无法达到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所导致的。由此可以自然地推出规避问题的思路：一方面需要政府作为“外力”矫正现实市场的运行状态以趋近于理想的市场模式；另一方面企业也应实施内部变革以趋近“理性人”的行动逻辑。

3 “政府+企业”：我国农资市场完善路径研讨的固定模式

3.1 政府的调控

关于我国农资市场的研究文献都以发挥政府的功能作为完善农资市场的最后屏障。针对不同的问题指向，政府功能发挥的模式也不尽相同。首先，关于政府对农资市场的调控模式的研究。有学者根据政府对农资市场监管的不同环节概括了政府对农资市场调控的4种模式：政府部门主导协调型、多方主体参与型、分析监测积极预防型以及执法操作简单型。其次，针对农资市场生产、流通、交换等环节出现的具体问题，政府也应发挥相应的功能。针对农资市场价格波动的问题，有学者提出，政府应在理顺农资企业与原料生产部门关系、出台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引导农资企业增加生产，扩大市场规模。同时，亦有学者根据农资需求的季节性特点，提出要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制度以及淡季储备制度以稳定市场。这些都要求政府在稳定农资供给方面下足功夫。而由农资市场的价格波动对农户收入带来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应该调整农业补贴的结构，建立综合性的农资补贴体系以降低农民的购买成本。其二，针对假冒伪劣农资问题，除需建立多政府部门协调的打假机制外，部分学者亦从全面完善市场诚信体系以及建立农民消费维权机制的维度对解决假冒伪劣农资问题进行了自己的思考，特别是针对由于农资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政府可以建立规范的农资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系统来化解农资产品质量危机。另外，对于农资市场的流通环节以及公共服务弱化的局面，相关研究从政府推动建立高效的物流信息平台与物流组织网络、减少农资经营层级主体以及建立整合农机、运输、良种等环节的生产服务体系的角度来探索解决此类问题。

3.2 农资企业的自控

在政府“看得见的手”作用逻辑下，作为经营主体的农资企业也应实现自身的改革以促进农资市场的良性运行。而经营成本、生产能力以及销售途径是决定农资企业功能发挥的关键方面。首先，企业经营成本的降低是提高利润的常规途径，出于降低经营成本的考虑，有学者提出农资企业可以综合人事、物流、财务、营销等环节，根据不同的市场特点，采取并购、控股、合资的方式发展连锁经营，以实现农资企业的规模经济。另外，在农资企业的生产能力以及生产质量维度，可以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立深化科企合作的长效机制以及质量管理制度等方面以应对农资企业研发深度不足和品种次化的问题。同时，针对农资企业产品价值最终实现的销售环节，有学者认为可以从优化营销渠道、树立品牌战略等方式为农资企业的产品的营销提供助力。

综合来看，“政府+企业”已经成为探讨农资市场完善路径的固定模式，这一固定模式使其他主体参与农资市场的方式被忽略。例如只有少数学者细致地探讨了农民建立策略联盟以对接农资供应者的市场参与形式。

4 超越单纯的经济学视野：对既有研究的评论

从研究数量和期刊类型上看，关于我国农资市场的研究一直不温不火。原因可能是：对于一般市场的学理分析已经超过对农资市场的关注，使农资市场的研究呈现出低水平的经济学模式套用。目前的我国农资市场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从研究视角看，关于我国农资市场的研究依然是经济学的逻辑推演，不免有“大而化之”之感，而农资市场的运行必然是嵌入多种社会因素的结果，它的发展明显会受到政治、历史、人口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日益兴起的“经济社会学”可以为我国农资市场的研究提供进一步深入的分析视角。具体的操作理念是将农资市场体系视作社会体系的下属部门，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具体研究农资市场经济与社会现象的多维交互关系。（2）从研究内容来看，大多数研究都隐含在农资市场具有同质性的前提上，而忽略农资市场受不同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呈现出的多元性特征。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是：可以在不同区域进行选点，在大规模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概括出不同的农资市场模式，进行分类比较以呈现不同农资市场模式的差异，由此提供更加有效地针对性策略。同时，针对农资市场完善路径的固定模式，应重视其他农资市场参与主体如非政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的作用。另外，研究内容的应该突出前沿问题：互联网与农资市场的有效衔接是值得开拓的研究领域。（3）从研究方法看，经济学的抽象方法至多只能为农资市场的研究提供一种宏观性的机制分析，而农资市场作为嵌入地方社会并极大影响农民生产生活的事项，只有通过更加细致的田野调查才能理清农资市场对农民行为的影响细节以及农民对农资市场的主观认识与应对策略。这将赋予农资市场研究更大的充实感。总之，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3个向度突破纯粹的经济学分析，可以为我国农资市场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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