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文化省思

赵长林，侯爱荣

【高等教育研究】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文化省思

赵长林，侯爱荣

我国大学的根本属性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学术和文化组织，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价值取向，受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文化、市场文化和西方大学文化的多重影响，体现为政治性、行政性、学术性、功利性相统一的带有公益性的规范—功利性文化组织。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文化重建的目标是要解决我们走什么样的路来实现世界高教强国梦，而所有文化的重建又都必然立足于本土文化土壤，体现中国文化和制度特色，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图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现代大学制度；文化

任何大学制度的形成都受其所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学校本体文化传统等诸因素的综合影响。现代大学制度作为大学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必然需要植根于中国社会和高等教育文化土壤才可能生根，形成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大学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社会机构，又是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还要面向未来体现理想主义者的社会担当。目前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迫切性问题，已经达成普遍共识，但在建设什么样的、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方面还存在诸多争议。高校更多地纠结于政府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关系上，政府则更多地关注高校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和加强自律上，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诸多讨论可以从更上位的中国大学文化传统来理解，寻找重建的路径。

一、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重大的制度文化创新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看，高等教育的中心是伴随着经济政治中心的迁移而同步或适当超前迁移的。中国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经济大国发展成为集经济强国、文化强国、政治强国、军事强国于一体的综合国力强国，离不开高等教育强国支撑。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第一的前提下，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然要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走内涵发展、质量提升之路，制约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生活力不足、办学效益低，现代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内核竞争力不够，政府、大学、社会新型关系没有理顺，必须通过改革来化解矛盾。但我们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因为高等教育既是社会系统中与政治最贴近的社会组成要素，又是政治文化再生产的最直接的载体。

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与呼唤，已有20年的历史了。1995年有学者提出要“坚持‘三个面向’的方向理论和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十分重要的迫在眉睫、利在当代、受益千秋的大事”，[1]并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点提出了价值判断：“一种进步的大学制度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的促进功能。”[1]2000年，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高等教育全面持续发展需要的大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2]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问题的提出，本质上还是由于中国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引起的，政府靠行政指令和计划方式管理大学管不好、管不了。如生源质量与就业质量这两个决定高校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越来越由市场机制决定而不是由教育行政部门的指令来决定。如何使大学更好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如何才能保持大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自然成为政府和大学都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关乎企业发展一样，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关乎高等教育的生存与发展，只是因我们缺乏企业直接面对市场的体验和自觉，而近乎迟缓和怠慢。

但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项新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循。当下的现代大学制度萌生发展于西方，既是其文化和政治生态的生长物，又是其文化和政治生态的组成要素。因其是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决定了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但不可移植和模仿。只有构建起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政治特色、大学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才会产生巨大生命力。

20年来，关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论探求主要分为三种价值取向。第一种以高校学者为主体的研究群体，希望通过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能够获得更多的办学自主权，集中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价值取向。第二种是以政府管理者为主体的研究群体，希望通过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让大学建立起现代内部治理体系，规范办学行为，提高办学水平，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第三种是持现实主义研究态度的学者群体，主要集中于在现有权力框架下，明晰政府与大学之间，大学内部的党委、行政与学术组织之间以及管理者、教师、学生之间的职权边界，改革大学内部现代官僚主义行政体系和运行机制，淡化大学行政文化色彩。从本质上看，这三种价值取向的目标指向是相同的，只是在结合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实际，如何能在微观实践层面落地生根还缺少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践突破。

《高等教育法》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法律基础，但中国大学的实际运行主要还是依据政府的政策文件、领导的书面批示或话语性指示，这是中国大学很鲜明的行政文化特征。近年来，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和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自上而下建构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政策框架，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推动的高校大学章程建设，则自下而上以高校为主体开展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实践，这种上下结合的改革模式，势必会极大地推动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程。

但是，我们也需要冷静地分析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可能面临的重大挑战：一是如何破解科学的宏观顶层设计与实践性异变问题。如素质教育改革、高校自主招生体制改革等重大教育决策，在目标愿景和顶层设计上都是科学的，但是改革实践成效却出现了许多问题，甚至是人民群众极为不满的问题，如教育公平问题、招生腐败问题、人才培养质量问题等，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制度设计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匹配问题。二是如何解决普遍性的正确要求与差异化的大学实际问题。从大学的文化和精神特质来看，我国大学之间的差异较西方大学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大学的运行机制是行政化机制，学术体系对大学文化的滋养是非常有限的，有批判精神的学者本应是大学精神的引领者，但往往会处于边缘状态，也就造成了一所大学校长的个人修养往往决定了该所大学在特定时期的辉煌。符合普遍规律的现代大学制度设计落在复杂的个性化大学面前时，再现的是被改造后的丰富多彩的“异变”。不仅是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如此，其他改革政策的宿命也大体如此。三是现代大学的西方文化基因与中国文化土壤的适应问题。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在微观上欧洲文化具有多样性，但从宏观和历史发展进程看，古希腊以追求科学为核心的理性精神是其主导性特征；中国文化同样具有多样性，但总体看，以适应入世生活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是其主导性特征，社会对大学的诟病也主要源于大学与大学人不能超越世俗功利而给社会一种精神力量。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首先要分析中国大学的办学文化土壤问题。

二、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植根多元文化土壤

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精神追求的显性体现。“大学是一个文化组织，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不同于现代企业制度，它应体现大学组织的文化特性”。[3]我国大学的组织文化特征是什么呢？从文化传承的历史视角看，我国大学组织文化首先是革命根据地时期形成的红色大学文化，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虽经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但民国时期大学形成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组织文化仍然得以传承；民国大学是借鉴欧美大学模式发展起来，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乐于借鉴欧美大学的经验非常自然。最后是经过建国后大学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大学组织文化、课程与教学文化方面得到苏联大学文化的全面渗透；苏联大学文化对我国大学最核心的影响是大学运行的计划性，从招生计划到就业派遣，从中长期发展规划到年度工作计划，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到备课上课等环节，都强调计划性，也就是行政性、管理的集中性文化特征。以上三种文化为主体，加上中国传统文化、市场经济文化对大学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大学混合文化的典型特征。

我们认为中国大学的主导文化是讲政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遵循学术规律三种核心文化追求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生命力和特色也在于其多元文化属性所蕴含的活力。其中，政治文化、市场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基础性的，欧美大学文化和苏联时期的大学文化影响此长彼消，红色大学文化虽与中国政治文化有交集，但其爱党爱国友爱和催人奋进的影响是面向所有大众的，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厚植于中国现代大学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之中。许美德评价说：“中国对西方大学的教育思想采取了折衷的办法，西方的学术自由和自治经过了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作用和适应以后，最终变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知识自由’和‘社会责任’思想。”[4](19)

图1 影响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文化结构图

由于中国大学文化的特殊性，简单移植或者改造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既难以适应本土文化，也难以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在微观层面，虽然西方大学文化存在多元性，但在宏观层面，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自中世纪西方大学产生以来的核心文化追求，“欧洲大学最根本的价值观，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自治权和学术自由”。[4](91)因此，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生长于其特有的多元文化土壤，既要面向世界汲取大学文化的共同价值规范，又须植根本土文化；既要不断进行文化创新，又要传承文化传统；既要引领大学的未来发展，又要兼顾大学当下的实际状况。

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遵从政治文化要求

政治立场也即阶级立场问题是社会主义大学的鲜明特点。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大学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使命，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中国大学的根基性问题，通过政治社会化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认同是大学的首要任务。政治社会化功能是中外大学所共有，只不过西方大学的政治社会化目标是形成以“民主、自由”为主题的西方主流文化价值观，中国大学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是形成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主题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在教育方式上，西方大学更多采用的是虚假的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隐性体验式，中国大学采用的是亮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显性灌输式。我国大学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组织机构与运行机制、显性的课程体系、系统教育模式和校园政治文化话语系统。中国大学教授和青年学子有参与政治的热情和传统，如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者，孙力教授撰文提出：“无论教科书还是考试，都应把政治导向置于首位，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和基本方法论的价值取向切实体现出来，更好地培养和武装青年学生。”[5]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政治制度在大学日常运行中的重要体现，广泛体现于行政和各类学术组织运行机制的设计和日常工作规范中。中国大学建有“奖贷助补减”贫困大学生救助制度，这种制度体系设计是维护家庭贫困青年的教育权益，体现了无产阶级政治立场，这与西方大学精英标准奖学金制度的价值取向存在明显不同，这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社会主义特色的鲜明体现。因此，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必然需要立足中国大学政治文化的价值诉求和社会担当。

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尊重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文化传统

无论什么特色的大学归根结底还是一所大学，学术性是其根本属性。就国家长远利益而言，把大学发展好才是硬道理，而发展好大学，必然要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洪堡曾说：“就总体而言，国家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6]纵观当今世界大学的发展趋势，其越来越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的中心。大学与国家发展战略越来越直接相联，大学也谋求从国家和社会获取更多的资源发展自己，威斯康星大学服务社会与发展自我良性互动的理念更加符合现代大学的发展逻辑。但对于中国缺少在象牙塔中锤炼的大学而言，洪堡的理念也许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过程方面更值得我们关注。可以说，自京师大学堂起，我国大学被植入了官本位的基因；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我国大学被植于政治基因；在市场经济时代，我国大学被植入了“经济”基因，一直缺少追求纯粹学术的基因。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给我国大学创造一些为学术而学术的文化环境，可以让我国的大学更像一所大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大学的改造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模式。1950年6月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以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淡出了政府和大学的制度性话语体系。苏联大学文化在新中国大学的院系教研室机构建制、专业设置、学术组织运行方式、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教学方式等方面得到全面渗透。今天我们把大学发展中面临的许多问题归结于全面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的结果，我们研究发现，这种结论有些偏颇，其实苏联时期的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和科技创新成果在世界具有强大竞争力，究其原因，苏联时期的大学也是从沙皇俄国创立的现代大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传承了欧洲大学学术自由的文化传统，我们对50年代我国学者考察学习苏联大学办学经验的文献印证了这种观点。如苏联时期的列宁格勒大学对“习明那尔”非常重视，莫斯科大学建有学术会议制度，“化学系有学术会议，由23人组成，包括系主任，教研组主任，党的书记，及重要教授组成，约2至3星期开会一次”，[7](65)主要讨论招生工作、学生社会实践、硕士博士论文答辩、教研组实验室工作报告、学术前沿问题等。“在高等学校中学术空气是非常浓厚的，任何一个教研组都是首先将科学研究工作介绍给我们，介绍他们最新的工作”，“一个印象就是苏联不机械地规定一切。像教学计划就是一例，四校都不同。人员编制，房屋大小也都不同”。[7](72)苏联时期的大学也给予大学机构、大学的学术组织和学者个体应有的学术自治权利和学术自由权利，这是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按规律持续发展的基础。当然，欧美大学组织、学术群体和社会群体普遍拥有较高的法治精神，也是其拥有学术自由的基础，这是我国大学、学者需要提升的方面。在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必然要遵循大学作为学术文化组织的根本属性和发展规律，保障教授治学应有的学术权力，这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五、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传承红色文化传统

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色大学文化是中国现代大学文化的重要成部分。早在1921年成立的老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第一所培养高等干部的大学，革命先驱邓中夏、瞿秋白分别担任总务长、学务长，这个时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致力于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4](87)20世纪30年代创建的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等高校以及30年代末40年代初经过院系调整创建的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等，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套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没有受西方大学价值观的影响，保持了革命传统和中国传统认识论的某些特征”。[4](91)

概括起来看，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政治思想教育为首，坚持又红又专，坚持服务国家建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教学与生活、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革命根据地时期红色大学文化的重要内涵。红色文化的传承在我国大学已经形成完善的体制与运行机制。如从高校党委、党总支、团委、群团组织、班级宿舍、党团支部等，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思想教育组织体系，从综合测评到学生资助奖励、学生党员发展、学生干部选拔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学生政治社会化机制。革命根据地时期创建的红色大学文化传统，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正视市场经济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各项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各省关于推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文件中，一方面在内部机构设置、科技成果转化、人事编制和职称评聘、办学经费分配使用等方面，下放更多的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高校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强化“政府购买服务”的意识，改变传统的以按生均拨款为主的财政支持方式，更加注重高校财政经费核算的精细化，综合考虑办学成本、办学水平、经济社会需求、学科专业特色、人才培养质量等评价要素，建立起按学科专业分类拨款的体制机制，核心是推动健全市场化的竞争机制。

梅贻琦校长早就揭示过，影响大学办学水平的核心要素是人才，“大学者，大师之谓也”。大学间人才的流动越来越自由，行政化的制约作用在弱化，人才流动的市场化表面上引起大学待遇留人的竞争，其实是大学办学质量和水平的竞争、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因为真正的大师更看重的是学术环境。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化水平的提高，985、211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之间，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之间，高校内部各专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大学培养的人才供给侧与社会的需求侧之间的关系，已经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产能过剩”和“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而大学生就业是直接面向社会人才市场需求的，就业的质量直接影响生源的数量和质量，反过来又影响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可以预见经过“十三五”以内涵为核心的发展与竞争，部分特色不鲜明、办学水平低的高校会被社会和市场淘汰。因此，就大学外部发展的环境而言，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在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大学的发展，但大学内部粗放式管理方式，造成办学经费一方面短缺、一方面浪费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现象。大学的人事分配制度按照“表层化的市场意识”来设计，也难以把教学科研的内部活力有效激发出来。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需要适应这种市场机制改革的要求。

儒释道文化对我国大学师生员工的思想和生活都有着极为重要影响。儒家学说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伦理道德规范，在大学日常人际关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儒学“学而优则仕”“纲常秩序”对大学的行政化、讲资历和“圈子”文化起到了导向作用，不利于现代大学文化的发展。道家崇尚自然、出世，释家强调自身修养、超世，道家“借助于道的永恒，达到个体生命的永恒，释家也向苦难众生指明超越生死的途径，就是进入‘涅槃’最高理想境界”，[8]这在物质至上主义的时代，有利于抑制大学人过度逐利，维持心境的宁静。但是，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负向功能，易造成大学人精神追求的异化：部分积极“入世”者，追求“名利权势”，营造学术利益“圈子”，部分“出世”“超世”者，成为大学发展的“局外人”“找茬者”。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激发学校内生活力，需要消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力。

总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要紧紧植根中国大学文化土壤，要汲取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营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9]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树立中国大学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并不断改革创新。

[1]丛长福.现代大学制度的办学原则和管理模式[J].中国高教研究，1995(2):42.

[2]袁贵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J].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0(2)：23.

[3]张应强，高桂娟.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文化取向[J].高等教育研究，2002(6):28.

[4][加]许美德，许洁英.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5]孙力.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一刻也不能弱化[N].人民日报，2015-9-29-07.

[6]刘宝存.洪堡大学理念述评[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1):64.

[7]吴征铠.访问四个苏联大学化学系和几个研究所印象记[J].化学通报，1957(7).

[8]乔学斌.略论儒、道、释的生命伦理观及其现代价值[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57.

[9]瞿振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J].中国高等教育，2014(19):7.

责任编辑：金锡萍

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地方综合性大学应用型人才‘分类管理，分类培养’实现机制的研究与实践”(2015Z032)

赵长林，聊城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侯爱荣，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山东 聊城 25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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