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亮工对钱谦益诗文理论的继承与新变

薛晋蓉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论周亮工对钱谦益诗文理论的继承与新变

薛晋蓉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钱谦益是明清之际极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他对明代诗文理论流派及对思潮的反思与批判，直接影响了清代前、中期的诗文理论与创作实践。周亮工作为钱谦益的弟子，对钱谦益的诗文理论以服膺继承为主，但也有自己的反思与修正。研究周亮工对钱谦益诗文理论的接受情况，可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微观角度审视明清之际诗文理论的嬗变。

关键词：钱谦益；周亮工；诗文理论；性情；格调

一、钱谦益与周亮工交游考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南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钱谦益为明末清初硕儒耆宿、政坛风云人物，诗坛执牛耳者几乎达半个世纪。他的诗文理论影响了清初诸多文学俊英，对清代文学思想的转变产生过巨大影响。“江左三大家中的吴伟业、龚鼎孳，岭南的屈大均、黎美周，闽中的徐存、陈昌箕、许有介，北方的邵潜夫，此外如钱澄之、归庄、瞿式耜、杜浚、杜岕、方文、周亮工，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程度受其沾概。”[1]钱谦益对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模拟之习的批判，对竟陵派极端诗风的纠偏，以及标举真性情、提倡多元化的审美襟怀都直接影响了清代诗文理论的走向。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号栎园，原籍河南祥符，后移居金陵。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周亮工也是由明入清的文学大家，而且雅好收藏。他著述颇丰，在顺、康时期影响很大。可惜他晚年自毁旧作，作品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也遭到大肆抽毁，声名遂湮没不闻。黄裳先生曾高度评价他在文艺界的地位，“他在清初文化界的地位与作用是更为重要的。他喜欢交接遗民,为他们刊刻文集。他爱好书画,有许多诗人画家朋友,写有《读画录》。他好藏古墨,又好印章,写有《印人传》。在福建八年,写成四卷《闽小纪》,着重记录风土、物产、风俗、人物,是一部有意思的社会文化史小书。他还在狱中编成《因树屋书影》十卷，又辑有讲测字的专书《字触》,这都可以看出他的兴趣之广泛。他所选刻的《尺牍新钞》《藏弃集》《结邻集》等书,影响就更大”[2]。

从现存的文献看，钱谦益与周亮工交情甚笃。钱谦益曾为周亮工作过《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赖古堂文选序》《大梁周氏金陵寿燕序》，对其称许备至，也有过规箴。周亮工也在《因树堂书影》《印人传》《读画传》和《赖古堂集》中多处提及钱谦益。后来钱谦益的文集被四库禁毁，周亮工也受池鱼之殃。周亮工还曾为钱谦益《列朝诗集》提供材料，有襄助之功。“予幼从家大人手录诗稿中，见牛左史《周藩王宫词》五首，诗虽不多，然可代《梦华录》数卷，因为梓传。当时但知左史为武功人，而不识其名。后致牧斋先生，载入《列朝诗选》中。”[3]292“虞山先生选《列朝诗》，予以旧藏陈父诗四卷归之。”[3]397足见两人交谊诚厚，尤其在文学上交流颇多。

周亮工以钱谦益后学自居，同时期的文人也常以虞山瓣香许之。例如，黄虞稷称周亮工“为古文词，实继虞山后”[4]。周亮工寓闽十二年，广结当地文化名流，其中就有钱谦益的门人陈输、徐延寿、陈濬等。值周亮工父母寿诞之际，陈输、徐延寿、陈濬请求钱谦益为周亮工父母寿筵作序。“我方伯周公元亮，保釐八载，入总大宪。太公太夫人寓居金陵，齐美嫓德，逾七开八。公便道抵子舍，称觞上寿，长筵肆设，锋车在门，大学士晋江黄公已下，致词祝嘏，金章玉轴，照曜堂庑，而夫子未有言焉。公于师门为弁冕，天下莫不闻公之意，谓非得夫子之一言，不足以宠光介寿。惟吾党小子，亦欿然如有所失也。敢稽首遥拜以请。”[5]序言中三子推许周亮工“于师门为弁冕”，可见钱谦益与周亮工是以师徒相待的。

钱谦益的诗文理论曾沾概很多文人才士，周亮工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周亮工居闽长达十二年，对当地的文化事业多有建树。钱谦益的文学思想也借由周亮工在闽中得到广泛传播。周亮工在接受钱谦益文学思想的同时，也结合自身的创作以及时代变化,对其理论进行过反思、汰择与修正。

二、反对门户，多元并赏

明代政坛和文坛的结党营社现象在历史上非常突出。钱谦益就曾被视为东林党魁，天启年间险些被阉党所害。他在明代的仕途蹇塞，多半由于党争牵连。所以，钱谦益本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都强烈反对门户之见。周亮工也认识到官场和文坛都存在门户之见。“居官而论门户已足笑，作诗文而亦论门户，岂不可骇？”[4]385他对文坛分门别户、开坛立帜的陋习也多有批判。

明代初期，诗学沿袭元代遗风，有纤弱绮靡之病。弘治年间，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奋起矫正，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口号。于是，天下士子云集响应，使这一复古运动持续了几乎一个世纪。钱谦益初学诗文时也受到复古理论的影响。博观前作、融会贯通之后，他悟出了博采众长，转益多师的学古正途。他肯定了李梦阳等人复古运动对廓清元末诗风之弊的贡献，但非常反对李梦阳于盛唐中拈出数家，抹杀多元化风格的做法。他认为李梦阳号召复古，却未能领会到古人言志抒情的创作宗旨，只是徒摹字句，淹没性情，无疑在师古的路上南辕北辙。

周亮工继承了钱谦益的这一观点，在论诗文时强调以性情为主，反对文坛门户，主张风格多元。“今之为诗者，树一帜者，多一敌，夫人而知之矣，其必树一帜之念，非为诗，为名也。……今北地、济南出，各树一帜，见人之不似我者，怒矣。公安、竟陵出，又从而夺其帜，见人之人，怒矣。无功令之束，而一律自封，非父兄之仇，而操戈相向。”[4]367

周亮工反对门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门户分立并非出于诗歌内部的逻辑，而是由于诗人追逐名利之心。明中后期的文学门户之争，引起了钱谦益和周亮工的反思，他们都对七子派和竟陵派有所批判，但钱谦益反对七子派之模拟剽窃和竟陵派之纤仄幽独，是出于对文学风格的选择，并寄寓着以文风去扭转世道的理念；周亮工则更进一步地从根本上否定树立门户，门户出于名心，而非基于诗道。其二，树立门户，会使诗人故步自封，视野狭隘，风格单一，从而损害诗歌的多样性。创立门户，必然会标举一种风格作为诗歌之典范，宣示一种路径作为学诗之法，以此作为派别自身的区别性特征，同时对其他派别进行批评。周亮工认为这会使得诗人画地为牢、一叶障目，会对诗歌的创作形成束缚，妨碍多种诗歌风格的形成。

对于以李梦阳、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钱谦益在明末就曾昌言排击：“夫文之必取法于汉也，诗之必取法于唐也，夫人而能言之也。汉之文有所以为汉者矣，唐之诗有所以为唐者矣。知所以为汉者而后汉之文可为；曰为汉之文而已，其不能为汉可知也。知所以为唐者，而后唐之诗可为，曰唐之诗而已，其不能为唐可知也”[6]。他认为唐诗、汉文确实值得取法，但如何取法则很关键。他反对模拟字句，认为这是泥古不化的表现。他反对厚古薄今的文学史观，不以时代先后论作品价值。对于前后七子扬唐抑宋，树立门墙的做法，钱谦益竭力反对。他对门生弟子多有规劝，也借序跋文字多有倡导，希望破除七子理论的迷雾，拓宽学古的路径，倡导多元包容的审美观。 清初，七子派和竟陵派分坛角立，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影响。钱谦益和周亮工都反对门户对于文学的束缚，提倡重新学习古人，拓宽学诗的路径，恢复诗歌风格的多样性。

周亮工反对门户，但也并非完全否定其所有主张。他只是反对独树一帜，主张树立“千万无色帜”。“然则先生非不树帜也，盖能树千万五色帜者也。一帜一色，拔而走耳。树千万五色帜，虽有大力，望而却步矣。吾从先生而知《三百篇》亦非不欲树帜者也，盖能树三百五色帜、三万亿五色帜者也。”[4]368“千万五色帜”是一种非常恰切形象的比喻。文学上的旗帜应当具备包蕴丰富、变动不居的特点。

在《何省斋太守诗序》中，周亮工视何采为自己文学上的同道，引用其言论曰：“束古今人文章，使出于一，其势有所不能。合古今不一之文章，使划然各守其一，其事亦有所不必也”[4]305。他认同何采的观点，认为古今文章风格随时势变化，无须凭一己之力使之趋于单一。学习文章时不能截然划分畛域，厚此薄彼，使师法的路径变得狭隘。创作文章时则不可人为树立过多的条约规范，使创作的灵心得不到张扬舒展。文学的多样性，既是文学发展的自然趋势和内在规律，也应是创作者的自觉追求。

因此，周亮工主张不受门户所限，不专门摹拟某种风格，而应当广泛师法，同时自成一家。他在为方文所作的《西江游草序》中称赞方文“卓然自立，成一家言”[4]283，在《汪舟次诗序》中则欣赏汪楫之诗“萧远闲旷，得古人之意，而深之以性情，世不得以晋魏开天诸品目轻为拟似”[4]290。何采的“才思傑出，作为古诗文词，纵笔所如，龙骧霞蔚，不可以诸家相绳尺，而能卓然自为一家”[4]306，令他叹赏。他认为学诗者应摆脱表层因素的影响，寻找到符合自己才智的声调，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三、性情说与格调说的调和

格调说和性情说之分大致对应诗歌的形式层面和内容层面，涵盖了诗文理论的诸多命题。在明代前中期，格调说影响甚大。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就诗文辨体以及诗歌声律问题做出了深入细致的辨析，使得明人对诗歌的格调有了更加明确的意识。李梦阳辈继之而起，将格调说推向了极致。但在一种理论走向极致之时，它的弊端也随之而生。对于格调形式的过分关注，导致诗人灵心被缚，情感失真。所以，钱谦益特别强调真情，倡导真诗，这在当时有其理论批判的针对性。但在性情与格调的关系中，钱谦益强调情的一面，则相对忽略了格调对诗文的重要性。

一方面，周亮工继承了钱谦益之“真情论”，论诗以真情为主，格调为次，不可舍真情而谈格调。“古人为诗，未有舍性情而专言格调者。今人好称格调，而反略于性情，此诗之所以不古也。夫诗以言性情也，山泽之子不可与论朝堂，华曼之词不可与言憔悴，其情殊也。今无与于颂述，而黼黻其貌；本无所感慨，而涕泗从之。以不情之悲喜，为应酬之章句，所谓鞞铎之不中于音也。而挟其行卷，诩然曰：‘我盛唐也，我六朝也’。余窃怪之。”[4]282-283

周亮工认为人各有性情，不可相兼，诗应反映诗人真实而独特的性情，因而自然形成某种格调。作诗不应预先设定某种格调，然后伪饰性情以迎合。诗更不应无为而作、言不由衷、模拟哀乐、牵率应酬。

“世间绝技，源流总同，世人所以不可传者，无他，坐使人无所动耳。……今日满部诗文，大套印谱，洗洗搜寻，总如疲牛拽重车，入泥淖中，何处使人动？”[4]383-384在周亮工看来，古人艺术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动”人，诗也是如此。寄寓着诗人过人的性情，诗才能够拥有感动人心的力量。人心不古，诗亦不古，今人之诗不如古人之诗的原因即在于此。

另一方面，周亮工只是反对舍性情而专言格调，而非置格调于不讲。他更倾向于倡导性情与格调兼具并美。在这一点上，他对钱谦益的理论有所补正。钱谦益对七子派的格调说基本持否定态度。而周亮工则对七子派颇有恕词。他认为七子派尚气色、重声势，按照其路数作诗有弊病，却未尝不能出好诗。“但渭清诗尚气色，与埜人两路，然却是尚气色之佳者，故仆喜之。”[4]366

“盖仆近诗略尚气色，故以此自疑，然仆虽略尚气色，而本色自以为尚存，不似他人一味壮声吓人。仆私意以为近人诗皆尚气色，却做得不好。尚气色诗亦有好者，故略为数首好气色诗以敌之，见仆非不能为此等诗，向特不为耳。仆即降手为此等诗，亦便欲压倒诸公。此老夫之狂态也。”[4]365

周亮工以“本色”与“气色”对举，认为“本色”与“气色”可以兼具。他认为近人为诗尚“气色”，却湮没了“本色”，单以宏壮的声调自矜，却做得不好。而他自己奋笔为气色诗，只是游戏之作，欲自证其才力而已。而汪楫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规劝周亮工不要步王、李后尘，始终要以性情为宗。“《赖古》诸集何尝无气色？若于天然气色外，更欲小试神通，怖诸作者，未必不传，第方寸中不大自在耳。添出一分气色，定挫过一分性情。”[4]289-290汪楫认为气色损害性情，七子派之路径会束缚性情的抒发，希望周亮工能够超越七子派之气色，自抒性情，自成风格。从汪楫的“持论不少易”和“规予甚切”可见周亮工持论的稍稍变易。

此外，周亮工还继承了七子派格调说的著名论断“宋元无诗”论。“尝谓此道与诗同，宋元无诗，至明而诗始可以继唐；唐宋元无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以继汉。”[4]361钱谦益论诗唐、宋兼取，尤以推崇宋诗，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作诗上也取法苏轼、陆游。七子派倡“宋元无诗”论，钱谦益喋喋不休，而周亮工则颇为认同七子之论。

从钱谦益的独举性情到周亮工的“本色”与“气色”兼尚，正体现了清代前期格调说与性情说的缓慢合流趋势。在明末清初，七子派及其继承者云间派经过钱谦益的批判抨击，已经暴露出理论的缺陷，文坛模拟的风气也已经逐渐扭转。周亮工站在钱谦益性情说的立场上，对七子派的格调说理论有所折中和吸收，正体现出清初性情说与格调说的调合趋势。

四、论严羽《沧浪诗话》

钱谦益对严羽、高棅的隔断时限，独尊盛唐非常厌恶。严羽《沧浪诗话》是七子派诵习的经典和立论的依据之一。所以，钱谦益釜底抽薪，对严羽的批判也不遗余力。而周亮工则对严羽诗论颇为认同，他推崇严羽《沧浪诗话》与其在诗风上由“本色”趋向“气色”有关，透露出七子派格调说对他的影响。

钱谦益认为严羽诗论有两个问题：一是以时代先后论诗之优劣，人为划分初、盛、中、晚之说，隔限时代，误导后人，开启了七子派独尊盛唐的谬论；二是以禅喻诗，独拈妙悟，反对宋诗。他说：“世之论唐诗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师竖儒，递相转述。揆厥所由，盖创于宋季之严羽，而成于国初之高棅。承伪踵谬，三百年于此矣。”[5]708将唐诗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分阶段概括其诗风特点，这种概括有利于梳理出诗歌发展变化的清晰脉络，给初次接触唐诗者一个清晰的文学史脉络。但是，严羽、高棅于初、盛、中、晚中独尊盛唐，则会导致诗歌取向的单一化。

此外，严羽论诗的一大特点是好以禅为喻。钱谦益家族有奉佛传统，从小与佛门僧徒接触，晚年逃佛避世，曾亲注释典，佛教造诣颇深。他对严羽的以禅喻诗多有批判。钱谦益认为玲珑透彻只是诗歌的一种风格，而并非所有诗歌都应达到的唯一标准。他认为严羽独尊盛唐，特拈妙悟的说法太过狭隘，会误导学诗之人。所以，他特别拈出诗经中议论、道理之句，从源头上为宋诗一脉正名。这是他提倡多元化诗风的策略之举，也为清代宋诗热的掀起开辟了道路。

在如何评价严羽《沧浪诗话》的问题上，周亮工与钱谦益发生了分歧。姜宸英在为周亮工所作的墓志铭中曾提到，周亮工在福建为官期间曾“建诗话楼，祀宋严沧浪其上，召邑诸生能诗者益日与倡和”[4]468。周亮工还刊刻《沧浪诗话》行世，以挽回风雅。周亮工此举，有表彰先贤、以文教佐政治之意，但也同时显示出了对严羽的仰慕和对《沧浪诗话》的信奉。

对此，钱谦益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为周亮工《赖古堂合刻》所作的序中对其予以规箴。“元亮近在樵川，痛诗道榛芜，刻严羽《诗话》以风示海内。沧浪之论诗，自谓如哪吒太子，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而未尝探极于有本。谓诗家玲珑透彻之悟，独归盛唐。则其所矜许为妙悟者，亦一知半解而已。余惧世之学诗者，奉沧浪为质的，因序元亮诗而梗概及之。若其论诗之悟，俟他日篝灯剪韭，抵掌极论，而兹故未能系也。”[5]767

钱谦益认为严羽《沧浪诗话》以妙悟为主，标举盛唐，重格调音韵，却不以性情为根本。他将严羽诗论视为七子派先声，认为它开启了明代复古摹拟的习气。他深悉七子派流弊，惧怕严羽《沧浪诗话》重新行世，会使时人再受误导，便对周亮工规劝甚切。

周亮工推崇严羽《沧浪诗话》与其在诗风上由“本色”趋向“气色”有关，透露出七子派格调说对他的影响。性情和格调孰先孰后，如何调合，一直是明代人思考与论争的话题。张健曾指出：“明代诗歌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情感的真实性与形式风格的古典性也就是真和雅的矛盾。七子派强调形式风格的古典性，但牺牲了情感的真实性，雅而不真；公安派强调情感的真实性，但牺牲了形式风格的古典性，真而不雅。但真与雅是传统诗学的两个内在的价值尺度，要求处于平衡状态。”[7]清代初期，这一矛盾逐渐趋向于调和，不管是立足于性情说的诗派，还是立足于格调说的诗派，都对对方的理论有所折中和吸取。周亮工和钱谦益都立足于性情，但周亮工一改钱谦益对七子的绝对反对之态，这也是时代诗学思潮的趋势。

五、论文章取法

在论文章的观点上，周亮工与钱谦益基本保持一致，也有些许差别。周在浚在为其父所作的行状中指出，周亮工“谓古文宜以龙门为宗而以庐陵为导，而又厌夫佻薄以袭肤貌者”[4]494。姜宸英也认定周亮工“为文溯司马氏以来，及于庐陵”[4]471。可见周亮工作文的路数是从欧阳修上溯司马迁。“予于古文之道，固未及窥，而甚伤乎今人之文之靡，思一返诸古，赖古堂近文一选，务求合于欧、曾诸大家者，以救正之。至于诗文则又不好为繁艳协俗之声，此皆世人所为迂阔而非笑之者。”[4]296这不同于七子之“文必秦汉”，而近于唐顺中和归有光。由唐宋以上溯先秦两汉，与钱谦益论文章取法之径非常一致。

在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口号笼罩文坛之际，钱谦益以唐宋派的文论来反驳和补救其弊病。首先，他反对无为而作的文章，强调缘事而发，言之有物。“古人之文，未有无为而作者。无为而作，虽作而不传，传而不久，不作可也。”[6]1793其次，他强调文章的真实性，认为文章必须与作者性情相符，体现出作者的精神志气。这与他论诗强调性情为主是同一思路。“古人之诗文，必有为而作，或托古以讽喻，或指事申写，精神志气，抑塞磊落，皆森然发作于行墨之间。故其诗文必传，传而可久。”[6]1813再次，钱谦益反对七子派“文必秦汉”之说，推崇苏轼、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唐宋散文家。钱谦益与嘉定文人过从甚密，对归有光的文章极其推崇。他认为文章应言之有物，文风平易顺畅，如水之就下，气势漫然。

经过钱谦益的努力推崇，归有光的名声大涨，文人们也开始竞相模拟唐宋诸大家的文章。但随之产生了新的问题，周亮工在沿袭了钱谦益论文基本主张的同时，也发现了唐宋派的弊端，因此昌言排击。

周亮工追溯了豫章文学的发展，至明代，其路数与七子派大异，七子为瑰奇，而豫章为澹宕。他认为豫章之文由取径欧王，由唐宋以上溯秦汉，是为文之正路，远过于七子派高自标置，模拟剽窃。但是他也觉察到唐宋派渐生弊病。当年模拟秦汉，现在模拟八家；当年崇尚华美，现在叹息呜咽；当年崇尚诘屈聱牙，现在反复层叠。学唐宋者也出现了遗神取貌，徒事模拟的情况。长此以往，唐宋八家的醇洁简劲也会如当年七子派的沉博绝丽一样受人厌弃。周亮工的态度是在两派之间作了一定的折中，既吸取两派之长，同时也主张超越两派，既反思七子派，也对唐宋派有所警惕。

六、总结

综上所述，钱谦益的文学思想对周亮工深有影响，周亮工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钱谦益的文学路数，同时对钱谦益的某些论断做出修正。在根柢性情，反对门户，主张多元上，周亮工基本沿袭了钱谦益的思路。但他对七子的批判，由钱谦益的全面否定，转为部分吸收，体现出调和折中的态度。这正是清初性情说与格调说、真与雅的矛盾缓和的大趋势。因此，从周亮工对钱谦益的诗文理论的继承与修正，可以窥见明清之际诗文理论的嬗变。

参考文献：

[1]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368.

[2]黄裳.关于周亮工[J].读书，1987(11)：93-94.

[3]周亮工.因树屋书影[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34).

[4]周亮工.赖古堂集[M].李花蕾,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21.

[5]钱谦益.牧斋有学集[M].钱曾笺,注.钱仲联,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951-952.

[6]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钱曾笺,注.钱仲联,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701.

[7]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3.

On Zhou Lianggong’s Inheritance of Qian Qianyi’s Poetry and Prose Theories and His Changes

XUE Jin-rong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Qian Qianyi was an influential literary critic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is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schools and the thoughts of poetry and prose theories in the Ming Dynasty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poetry and prose theories and creation practice of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s Qian Qianyi’s deciple, Zhou Lianggong bore in mind and inherited most of Qian Qianyi’s poetry and prose theories, but also had his own reflection and correction. Research into Zhou Lianggong’s acceptance of Qian Qianyi’s poetry and prose theories can see the evolution of poetry and prose theor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Key words：Qian Qianyi；Zhou Lianggong；poetry and prose theories；disposition；style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6)02-0067-05

作者简介：薛晋蓉(1987- )，女，陕西宝鸡人，北京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6-01-07

(编辑：张文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