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语境下执政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2016-02-10 22:03孙忠良董钰涵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 2016年1期
关键词:执政党腐败现代化

孙忠良董钰涵(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现代化语境下执政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孙忠良董钰涵
(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者,也是实施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领导者。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执政党本身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关键词]现代化执政党执政能力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强大的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不懈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如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无疑担当着领导者的重任。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唯一执政党,中国的现代化和所取得的成功是无法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做切割的,当整个世界都在为中国的崛起和腾飞喝彩时,其中也涵盖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肯定评价。

西方舆论过去一直对全球共产党形象进行妖魔化的报道,这些歪曲和攻击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之后,曾经一度达到了高潮,中国共产党也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首要敌人。但是历经世界风云变幻的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步入苏东政党的后尘,反倒越站越稳,驾驭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从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现代化成就,这大大超出了西方教科书的经验,也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新审视。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其著作《中国大趋势》中说,“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制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2]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教授在其专著《中国共产党:萎缩与适应》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点是随机应变,适应和学习的能力非同一般,自我纠错的能力特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抽象”符号,而是在不断进步的。只有认真理解并接受中国共产党,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开始倾向认为,中国共产党能以自己的方式取得成功。

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邓小平曾说:“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3]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也表示说,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领导作用,就不会有现代化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者,也是实施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领导者,同时也在领导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着自身的现代化。

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思想领导,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根本指导思想。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提高全国人民的觉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政治领导,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各项政治制度,稳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真正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路线,并依据正确的政治路线,相应地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及纲领。党通过正确的政治领导,规划设计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前进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通过发挥政治影响、推荐重要干部、管好权力机构中的党组织和党员、提出有关国家重大事务的主张并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党的组织领导有力保证了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实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2008年,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了“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专题调查。对“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最大区别在哪些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2525票,50.3%)。[4]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模式最根本的特点,是最大的政治优势。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发展的约束条件极为苛刻的超大型社会带上现代化的坦途,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集坚定的革命性、高度的科学性、严密的组织性、严格的纪律性和严肃的自我批判精神于一身的强大政党,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二、现代化语境下执政党面临的严峻挑战

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对于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素质和党的先进性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党的先进性与党的执政地位并不是一劳永逸、高枕无忧的。一党长期成功执政,在大国中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苏联共产党执政到60年时,国家就已陷入停滞。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执政党本身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第一,执政党面临着精神懈怠的挑战。“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折射出意识形态和信仰危机的重要性。信仰危机如果在人民群众中间蔓延,必然将危及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而信仰危机如果在执政党内蔓延泛滥,将导致政权崩溃,土崩瓦解。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实的挑战。不少党员干部把共产主义信仰置于脑后,一心只想升官发财,为自己谋利,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信仰真空和价值错乱。所以造成物欲横流、官场腐败、世风日下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理想信仰出现了问题。

第二,执政党面临着能力不足的挑战。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着深刻地变化。虽然执政党一直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不断提升执政能力的水平,但客观地说,执政党在某些方面仍面临着能力不足的危险。这种能力不足,一方面由于一些党员干部缺乏理论学习的深度,缺乏开拓创新的勇气,另一方面则来自制度上的缺失,如在党内民主方面,广大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等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党务政务公开性、可见度较低,使得党员难以履行各项民主权利,这导致有不少的党员同志对于党内事务的兴趣下降,参与热情不高,不少地方的党员活动和党内组织生活缺乏吸引力,流于形式。党内民主如果无法得到真正实现和实行,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便无法正常行使,党的权威会受到削弱,党的团结会受到破坏,信任危机和执行力危机也会接踵而来,后果将会十分严重。

第三,执政党面临着脱离群众的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下,随着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生产日益趋向分散化和个体化,群众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不做好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群众与党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将会被削弱,群众对党的离心倾向会进一步扩大。最近几年,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频发。某些党员干部的雷人语录,譬如“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更是将群众和执政党放在了对立的位置。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折射出党群关系的紧张,而背后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党的基层组织影响力和战斗力出现弱化,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得不够,个别党员干部存在权力的“傲慢与偏见”,特别是腐败现象和决策失误更是拉大了党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第四,执政党面临着消极腐败的挑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千古兴亡事,皆与腐败有关。腐败就好似人体内的毒瘤,如果任其扩散,生命就难以维持。邓小平曾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江泽民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再次强调,“消极腐败的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执政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执政党内的腐败现象也开始呈现出蔓延之态势。最近几年,一批高级别贪官纷纷落马,基层腐败问题也表现得相当严重。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会严重影响到执政党的权威和先进性,也会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否有效地治理腐败,关系着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三、现代化语境下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指出:“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确保我国发展航船沿着正确航道破浪前进”。

第一,加强思想教育,重塑理想信仰。信仰需要勇气,信仰需要付出,信仰需要坚持,虽然在市场经济社会里面对着很多诱惑,但作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党,必须具有这个使命、勇气、智慧和能力去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倘若信仰发生危机,执政党就应该有责任去反思、去修正、去变革、去巩固、去重塑。信仰危机如果不解决,最终必将演变成执政危机。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因此执政党内的理想信仰也会波及和影响整个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对于全社会而言,执政党应以自己崇高的理想信仰和优秀的道德风范影响整个社会,一方面大力宣扬主流信仰,抓好思想理论建设,另一方面充分保障公民信仰自由,使信仰成为真正的信仰而不是迷信。

第二,肩负执政使命,增强执政能力。执政党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必须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治理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既是应对考验、化解风险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执政能力、实现执政使命的根本途径。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在新时期所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党和国家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一方面,党员干部必须加强理论学习的力度,大胆创新,积极应对诸如微博等网络新型媒体的挑战。另一方面必须要健全相关制度建设,比如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健全党内民主的关键在于党员是否充满活力。作为党的主体,只有党员的民主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党内的民主生活面貌才能焕然一新,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顺利发挥。因此必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监督制度。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积极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

第三,密切党群关系,建立良性互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我们的党是人民的党,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方法,而党群关系的紧张则告诫我们必须要实现党群关系的和谐,必须要始终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此,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加强建设,以新的方式融入社会、走入群众中间,比如利用微博等新型网络媒体,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苦,加强党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党员干部要加强党性教育,发挥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强化党员干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拜人民为师,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持实干富民、实干兴邦,敢于开拓、勇于担当,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和实事。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时,要加强制度创新,建立健全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有效监督制度和惩罚制度,保证人民群众各项民主和监督权利的有力实施,构建和谐健康的党群关系。

第四,加大制度反腐,健全监督体制。坚决惩治腐败,是党在新时期必须始终坚持不懈的一项重大任务。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严格执行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惩腐败分子,加大反腐力度,特别是对于基层腐败问题要认真对待和处理,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际的效果。最近几年,党中央打击腐败的力度持续加大,一大批高官要员因为腐败中箭落马,那些落马的贪官,大部分都有不明来源的巨额财产。如果财产登记制度执行得好的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的滋生。早在1995年,我国就制定了官员财产登记制度,但执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正如一位反腐专家所说,那些落马的贪官“都不是通过发现无法说明来源的财产查处的,而仍然是通过比较原始的举报等方式获得线索,进而纠出该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但是这些方式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与此相比,财产登记制度如果执行好了,就会有不同的效果。”由于相关制度的弱化以及其所存在的先天不足,使其对腐败的打击力度极为有限,再加上执行中的敷衍塞责,缺乏法律刚性,所以只能流于形式。因此,必须加速官员财产公开立法,并完善其他配套制度,将腐败消灭于萌芽之中。不可否认,党中央对于打击腐败的决心一直很大,但一般民众却仍觉得腐败顽疾十分严重,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相关法律和制度的不健全,特别是监督体制,并没有有效地发挥实际的效应,常常成为没有牙齿的老虎,对于贪官的威慑作用不大。所以,为了更好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有效地遏制和预防腐败,就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制度,包括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等。特别是网络监督,比如微博反腐目前已成为惩治腐败、曝光贪官的一把“利刃”。虽然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行为偏差,但如果正确引导,定会成为惩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渠道。

[责任编辑:竹效民]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8~51.

[2](美)约翰·奈斯比特,(奥)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魏平译)[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1.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67~277.

[4]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 74.55%民众认同“中国模式”——民众如何看待“中国模式”调查[J].人民论坛,2008,(24):33.

党建研究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微博问政与执政党的民主建设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CDJ015)。

[作者简介]孙忠良(1980~),男,满族,辽宁丹东人,博士,湖南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董钰涵(1986~),女,湖南龙山人,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收稿日期]2015-11-16

[中图分类号]D2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87(2016)01-0009-04

doi:[D OI编码]10.3969/j.issn.1674-6287.201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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