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理论研究

袁新涛



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理论研究

袁新涛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军队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探索总结出了一系列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有效实现形式，其中包括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养和选拔忠于党的高素质干部人才等，这些实现形式有力确保了人民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实现形式；习近平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逐步探索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形成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理论，确保了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着军队。

一、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

思想政治建设是我军的根本性建设，是军队革命化建设的核心，关系到军队建设的全局和方向，关系到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加强理论武装，强化军魂意识，打牢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础，确保全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

（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官兵头脑

胡锦涛认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成果，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指导实践，使之转化为官兵的政治信仰和自觉行动。2005年12月，胡锦涛在《努力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中指出：“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特别是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军，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官兵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保持旺盛的战斗精神。”[1]通过教育，使官兵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习近平认为，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听党的话、跟党走，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全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2013年7月，习近平在《紧紧围绕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全面加强部队建设》中指出：“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打牢部队坚决听党指挥、绝对忠诚可靠的思想政治根基。”[2]

（二）铸牢官兵军魂意识

毛泽东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要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必须创建和掌握一支绝对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要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立为根本原则，并建立一整套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3]

江泽民认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的根本原则，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增强全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确保部队始终听党的话、跟党走。1995年12月，江泽民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指出：“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含含糊糊，甚至自行其是，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一定要在全军牢固树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观念，保证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里，保证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和指示。”[4]

（三）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

邓小平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说服教育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9年6月，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5]

习近平认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西方敌对势力加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的力度，加紧对我国搞“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总是幻想着在我军这座钢铁长城上打开缺口，千方百计想把军队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2013年12月，习近平在《加强和改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中强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是一场持久战，敌对势力在这个问题上很有耐力，一刻没有放松行动，那我们就要针锋相对，抓思想政治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俗话说，练就金刚身，不怕百毒侵。要打赢意识形态领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必须加强理论武装工作，筑牢官兵精神支柱，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6]

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

党在领导人民军队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探索总结出了一整套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这些制度紧密联系、相互衔接、共同作用，构成了一个科学、系统、完整的制度架构体系，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提供了坚如磐石的根本保证。

（一）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走来的人民军队，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

毛泽东认为，军队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决不允许向党闹独立性、向党争夺兵权，军委主席对军队的各项事务负总责，部队要定期向军委主席报告和请示工作。1934年1月，毛泽东在《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中指出：“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全国红军的领导更进一步地强健起来，使全国红军的行动比较过去更加能够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使各地方军事机关更加能够在中央领导之下充分地执行他们自己的职务。”[7]1948 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指出：“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共同署名。报告用电报发给军委主席。”[8]

邓小平认为，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根本、最集中体现，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要求和关键所在，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党和国家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高实现形式。197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说：“我们军队一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党的主席毛泽东同志也是中央军委主席，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我们的军队在全国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各军区、各部队归同级党委领导。这是从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建立了的制度，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制度，以后也还是这个制度。”[9]1982年，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这就使得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国家对军队的领导融为一体。

（二）党委制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毛泽东认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需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防止个人包办、个人做决定。1953年11月，毛泽东在对彭德怀《四年来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建军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初步定稿）》的批语中指出：“根据党委会集体领导和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有党委制存在的条件下，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领导，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党委集体的权力之上的做法，那是不对的。”[10]

邓小平认为，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我军在长期实践中证明科学有效的领导制度，这一制度保证了党委对部队的集体领导，规定了首长在执行和指挥上的责任，适应了部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司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11]

（三）政治委员制和政治机关制

毛泽东认为，政治委员是所属部队政治工作的组织领导者，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主管同为所在部队的首长，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对所属部队的各项工作共同负责；政治机关是党在军队中的工作机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党委的决议指示的落实、党的组织工作任务的完成都要通过政治机关去实现。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批评了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12]

习近平认为，由于种种问题和原因，我军政治工作威信受到了伤害，当前紧迫的任务是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树立起来，而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是政治工作的主体力量，重焕我军政治工作威信，必须从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抓起，政治委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努力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抓好全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建设，在提高素质、改进作风上下功夫，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要强化政治意识、阵地意识、大局意识，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确保各项政治工作有效落实。”[13]

三、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党在领导人民军队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高度重视用严格的法律法规建军治军，积累和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一）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

江泽民认为，依法治军，就是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逐步建立和完善国防和军事法规体系，从法律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党指挥枪”的原则更具稳定性、权威性和规范性。1999年11月，江泽民在《十年来军委工作的回顾和总结》中指出：“依法治军，就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把党关于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建设的主张，把我军治军的成功经验，用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军队建设规范化、制度化，促进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4]

胡锦涛认为，依法治军是军队建设的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要深入探索信息化条件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建军治军的特点规律，建立健全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法规体系，狠抓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的落实，推进部队正规化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2005年12月，胡锦涛在《努力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中指出：“要把依法治军作为正规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加强军事法制建设，把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部队管理中创造的成功治军经验及时用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完善军事法规体系，依照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规范军队各项建设和工作，使军队建设进一步走上法制化轨道。”[15]

（二）坚持从严治军铁律

江泽民认为，从严治军，就是按照军事法律法规、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和各项纪律从严管理部队，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建立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确保部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命令、指示，保证政令、军令畅通，不断提高部队正规化建设水平。1989年11月，江泽民在《把军队的建设和改革搞得更好》中指出：“从严治军，这是毛主席、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思想。我军一向以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严肃的作风著称，这是我军所以有强大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的和平环境，加上部队成员不断变化，容易出现管理松懈、作风松散、纪律松弛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严格训练、严格管理。”[16]

习近平认为，治军贵在从严，也难在从严，要深入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治军带兵的特点规律，切实把从严治军方针贯彻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着力纠治治军中的“松”、“软”、“散”问题，保持部队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全面提高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中指出：“要着力增强法规制度执行力，狠抓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落实，坚决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要把纪律建设作为核心内容，强化官兵号令意识，培养部队严守纪律、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良好作风。从严治军首先要从严治官，各级领导干部、领导机关要从自身严起，为部队做好表率，以良好的形象影响和带动部队。”[17]

（三）强化官兵法治理念和法治素养

江泽民认为，搞好依法治军，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要学会用法规制度教育、引导和管理部队，协调和处理好内外关系和各种矛盾。1996 年12月，江泽民在《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中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强化正规化意识，强化法制观念，强化条令条例意识，摒弃管理工作中的随意性，带头学条令条例、用条令条例，严格按照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管理部队，建立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不断提高我军的正规化水平。”[18]

习近平认为，法律必须被遵守，法治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了，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首先要让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深入官兵内心，使全军官兵信仰法治、坚守法治。2014 年12月，习近平在《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中指出：“要在全军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部队教育训练体系，把培育法治精神作为强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官兵把法治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19]

四、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军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集中体现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本色，是我军赢得人民支持、保持良好形象、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法宝，是我军建军治军的锐利武器，任何时候都要继承和发扬。

（一）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并最终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积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20]

胡锦涛认为，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我军团结战斗的思想基础和力量源泉，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忠实执行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解决群众困难。2005年12月，胡锦涛在《切实提高各级党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中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党委决策要坚持走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官兵，充分听取官兵的意见、建议和呼声，把决策工作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21]

（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认为，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在这种革命精神的激励下，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跨越，没有什么敌人不能打倒，没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1939年5月，毛泽东在《永久奋斗》中指出：“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够忍饥挨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从前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22]1956年11月，毛泽东在《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中指出：“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23]

江泽民认为，我军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革命战争时期，艰苦奋斗可以出政治、出战斗力、出红色江山；和平建设时期，艰苦奋斗可以保政治本色、保战斗力、保红色江山。1994年12月，江泽民在《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中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军队，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创业，只想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上坐享其成，满脑子是金钱万能，成天贪图享乐，那么，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军队，是毫无希望的，是没有不衰落和不垮台的。”[24]

（三）领导干部带头、以身作则

邓小平认为，过去打仗要苦，大家都苦，现在有的领导干部总想舒服、追求享受，作风不深入、不以身作则，要强调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深入部队，做出榜样。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现在，强调以身作则这个问题很必要。”[25]

习近平认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坚持领导干部带头，一级带一级，自觉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着力纠治官兵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有力的作风保证。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对领导干部的几点希望》中指出：“改进作风必须坚持领导带头，坚持自上而下抓，做到身正为范、上行下效。中央抓作风建设，基本思路就是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从中央做起。……大家要坚持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勇于向自身开刀，勇于自我清洗，勇于刮骨疗伤，不能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只抓下级不抓自身。要带头清廉自律，坚决不搞特殊化，不搞特权，不搞不正之风，不搞腐败。”[26]

五、培养和选拔忠于党的高素质干部人才

选拔和培养好接班人，是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战略任务，关系到枪杆子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惟有做好这项工作，才能确保党和军队的事业后继有人、永续发展。

（一）保证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里

邓小平认为，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党的话、听中央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要使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培养接班人，这件事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非解决不可。年轻干部只要选得准，搞好对他们的传帮带，加强学校的培养，是能够接好班的。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积极发挥骨干作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27]

习近平认为，只有坚持从政治上考察和使用干部，才能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可靠人手中，这一条必须牢牢把握住，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否则后患无穷。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总结经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特别是要把对德的考核具体化，重点考察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的表现，考察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立场，考察对待名利得失的态度，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28]

（二）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胡锦涛认为，我军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不足，特别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紧缺，已经成为影响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要大力实施人才强军、科技强军战略，大规模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2005年12月，胡锦涛在《努力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中指出：“高素质的军人是现代军队这个复杂人机系统运行的决定性因素。要以指挥军官队伍、参谋队伍、科学家队伍、技术专家队伍、士官队伍这‘五支队伍’建设为重点，加大实施人才战略工程的力度，加强在职学习，加强院校培训，加强实践锻炼，努力造就大批适应军队信息化建设、胜任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29]

习近平认为，强军兴国，关键靠人才，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事业兴，培养造就大批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是实现强军目标的战略性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研究现代军事教育的特点规律，努力培养造就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军事人才。2013年6月，习近平在《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军队建设全局、关系未来战争胜负》中指出：“军队打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说到底是人才队伍能力素质不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和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对人才队伍需求越来越紧迫，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不足、人才适应关键岗位的核心能力不足等矛盾越来越突出。这种状况堪忧。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军委的同志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切实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工程”。[30]

（三）按照德才兼备、任人惟贤、五湖四海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

邓小平认为，选拔任用干部主要有三条要求，第一条是政治上的要求，就是听党的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第二条是业务上的要求，就是要有能力，包括有知识、有实际经验、有组织才能；第三条是作风上的要求，就是讲党性，能团结人，不搞派性，不搞小圈子。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今后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要选用什么人呢？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31]

习近平认为，治军之道，要在得人，选人用人公不公、好不好、准不准，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要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2013年6月，习近平在《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军队建设全局、关系未来战争胜负》中指出：“选拔任用干部，总的讲，就是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树立注重基层的导向、注重实干的导向、注重官兵公认的导向，增强选人用人的科学性、准确性、公信度。”[32]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是党和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确保了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的话、跟党走，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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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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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9.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62.

[23]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3.

(责任编辑 胡爱敏)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高素质新型政治军官教育模式创新研究”（2015M572787）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359(2016)01-0017-07

作者简介：袁新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讲师，法学博士（邮政编码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