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修身文化对党性修养的启示

陈方刘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哲学部，上海 徐汇 20023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有益营养。古人云，“修身齐家平天下”，“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洪范传》），认为修身是做人为政的根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丰富而灿烂的修身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可以古为今用，成为当下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资源。“三严三实”第一要求是“严以修身”,而“严以修身”的首要目标就是“加强党性修养”。习近平指出：“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1]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儒家、道家、佛家等各家各派对修身均有大量论述，考虑到儒家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影响广泛，而且对于党员加强党性修养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家，因此，本文以儒家修身文化为主讨论传统修身文化对党性修养的启示意义。

一、修身先正心，坚定立场是党性修养的根本要求

关于修身的重要性，孔子讲过：“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即知道如何修身，才知道如何治人，知道如何治人，才知道如何治天下。孟子倒着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由此可见，儒家创始人已经把修身视为做人为政的根基。对修身在中国文化中地位最经典的表述是《大学》，《大学》开篇就提出了“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实现“三纲领”的途径就是“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在这里，修身既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要达到的结果，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因此，修身作为“八条目”的中心环节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就是围绕修身展开的，所以《大学》紧接着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钱逊认为：“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人的修养问题，做人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大学》里面讲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

按照《大学》八条目的顺序，“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因此，正心是修身的根本前提和要求。因为“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大学》）。这里“身有”的“身”就是“心”，“忿懥、恐惧、好乐、忧患”都是指人的情感。以性善论为代表的儒家主流观点认为，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善性，心未动表现为善性，心动表现为情，可见修身先正心，而正心主要是情感修养。就儒家要培养出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来说，更多的不是“知”，甚至不是“行”，而是“情”。对于任何一个具体行为，“知”固然重要，但是由“知”到“行”的转变，离不开情感的推动。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分析基础之上的，但同时肯定情感对历史活动主体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

对于党性修养来说，正心就是坚定立场，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党性修养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4]列宁在谈到“党性”问题时，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即“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5]。刘少奇甚至把“党性”与“无产阶级的立场”等同起来，他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6-1]对党员来说，正心重要的是把心放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上，做到“心中有党”。习近平指出新时期干部四有标准（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第一条就是“心中有党”。如果“心不在焉”，则必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学》）。

坚定立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重要表现就是对党忠诚，同时，“忠孝”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所以说“百善孝为先”，不仅因为“八德”第一是“孝”，而且儒家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而把“孝悌”这种家庭伦理推移到国家层面，则是“移孝作忠”。孔子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其中第一条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党员同样要弘扬“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经常反省“为党谋而不忠乎？”。此外，就如何培养对党忠诚的情感方面，传统修身文化也有一些启示。第一，党的纲领、方针、政策必须代表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人讲“忠”，但是反对“愚忠”。统治者只有“以德配天”，其统治才具有合法性，对不得民心的、不符合历史潮流的统治者不是要“忠”，而是要革命，正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在“道”和“德”的问题上，中国人向来认为“道”是中国文化的最高概念，在重要性和逻辑上都先于“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也可以说“德”是“道”在人身上的体现，所以，要培养党员对党忠诚的“德”，首先要求党的纲领、方针、政策体现“道”的要求。很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早期共产党人，就是把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天下有道”的大同社会联系起来，抛妻别子，奋然起来革命。这在当时一些统治者看来，是不忠不孝的“无德”行为，但是符合儒家所说的“从道不从君”“替天行道”“以有道伐无道”的传统。而这种对“天下有道”社会的追求和对“天下无道”社会的反叛，恰恰是最大的“德”。此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不能代表历史发展规律，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某些既得利益者也会反对，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也是清朝末期，有些世受皇恩的封疆大吏反对清廷的重要原因。第二，关心党员合理合法的利益。共产党是为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而形成的组织，本身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并不是说作为个体的党员没有自己的合理合法的利益。一方面，当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组织可以要求党员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乃至于生命，但是反过来组织也必须关心个人的合理合法的利益。儒家在情感的培养方面十分重视“关系”思维。俗话说：“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颜氏家训·治家》）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甚至讲：“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在涉及干部选拔等敏感问题上，组织上必须关心“心中有党”的党员，特别要防止“逆淘汰”。列宁曾经指出：“大多数人是根据实际生活得出自己的信念的，他们不相信书本和空话。”[7]

二、正心必诚意，锻炼意志是党性修养的关键环节

情感是行为的发动机，但有了道德情感不一定能产生道德行为，因为还面临着意志薄弱的问题。所以，要真正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变，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果，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因此，《大学》上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与“志”常常互释。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孟子认为，人生的修养要“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这里的“大”就是指理想、志向，“小”是指个人蝇头小利。王阳明将立志视为道德行为的前提，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指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但绝不否认意志的作用，而认为是无数个人意志合力作用的结果。恩格斯指出，“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8]。对于党员来说，“志”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党员抗拒诱惑的精神之钙，也是党员安身立命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党员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的对党组织也有情感，以至于观看红色电影、参观党性教育基地，还会“感动一阵子”，但却经受不住“财色名位”的考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意志薄弱。所以，意志锻炼是党性修养的关键环节。而在意志锻炼的具体方法上，传统修身文化对党性修养也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养成慎独慎微的精神自觉。慎独是古人十分重要的修身方法和境界，一般指两种情况。一是在没人监督的时候不犯错误，即“不欺暗室”。《中庸》上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能不能做到慎独，也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因为“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学》）。二是在没人监督的时候根本就不想犯错误，即“不自欺”。《大学》指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果“不欺暗室”强调的是不要欺负别人，那么“不自欺”就是不要欺负自己的天地良心，所以“慎独则心安”。曾国藩总结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了著名的家训“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在这四条中，慎独是根本。慎独同样也是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方法，这一方面要求党员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即使在别人没有看见和没有听到的情况下，都始终保持一种“戒慎”“恐惧”的心态，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另一方面要求党员在面对诱惑的时候，不断地拷问自己的良心，不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根本不想“越雷池一步”。与“慎独”相联系是还要“慎微”，慎微也可以说是“慎独”的一个方面的要求，即“莫显乎微”。康熙曾言：“凡理大小事务，皆当一体留心。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杜，必至于不可杜也。”（《康熙政要·论君道》）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质变都是由量变引起的，要防止坏的量变引发质变。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按照“八项规定”的要求，既要严防一念之差、一时糊涂；又要严防不知不觉变质、“温水煮青蛙”。

第二，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性善论不仅指明了修养的可能性，而且指明了反躬自省的修养路径。古人形容修身时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国风·卫风》），就是指在内心对自己进行自我审判，找出缺点与失误，防止迷失自己的本性。如孔子提倡，“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孟子认为修身的过程就是“求放心”的过程。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中国共产党把反躬自省的修身方法化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党员愿意并善于进行自我批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处于利益的交汇点，每天都可能面临“天理”和“人欲”的斗争，必须经常查找自己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不足。二是要求党员敢于批评别人。党内生活是锻炼党性的熔炉，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战斗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好人主义。实际上儒家也反对不讲原则的“和稀泥”，孔子认为“乡人皆好之”的人不是好人，真正的好人是“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他对乡愿极为反感，称乡愿是“德之贼”（《论语·阳货》）。孟子为乡愿作了具体画像，即“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别人的意见，人在逆境中往往容易听得进，而在顺境中却不太容易接受，所以在革命战争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较容易，而现在反而比较难了，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前能够做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才显得尤为可贵。

第三，经受艰难复杂环境的磨练。俗话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坚强的意志是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磨练出来的，大丈夫必须经受住“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下》）的考验。《菜根谭》说：“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锻炼，则身心交益，不受其锻炼，则身心交损。”在革命战争时期，人们普遍受到革命意志磨练，因为意志薄弱而发生的负面影响虽然也有发生(比如革命时期也有腐败现象)，但还不构成一个普遍问题。对于今天的共产党员来说，不仅必须要经历“四大考验”（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而且只有在“四大考验”中才能真正磨练出党性。与古人修身相比，党员党性修养重视“内圣”，但更注重在“外王”中实现“内圣”，即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这也是党员党性修养与古人修身在方法上的一个重大区别。毛泽东曾现身说法指出：“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9]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正在啃硬骨头，党员在工作中愿不愿意担当，敢不敢实事求是，不只是认识水平问题，而且是党性问题。

三、博学于文，理论修养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前提

古人讲，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治心在养性，其中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读书。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即君子既要广博地掌握学问，又要用礼仪进行约束，这样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中庸》把“知、仁、勇”视为“三达德”，这里的“知”是“三达德”之首，而要实现“知”，就必须要好学。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知”可能不“行”，但是“不知”更不会“行”，对党性修养来说，理论修养是重要前提。《荀子·大略》认为：“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

理论修养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重视理论修养是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无数的事例表明，理论上认同是政治上坚定的重要前提。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地向全党发出了“学习”的伟大号召。他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0]党员加强理论修养需要学习的内容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也专门谈到“学习”的问题并且指出：“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11]但是习近平和毛泽东都强调，首要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在那风雨如磐的时代，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正是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征服而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也是延安整风的重要内容。此外，与宗教信仰不同的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是建立在科学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尤为重要。当前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的政党变成了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很多党员并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也没有经历战争时代血与火的考验，但是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较起来却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新时期加强党性修养，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对于党性修养来说，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增强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这也就是冯契先生所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既要“化理论为方法”，也要“化理论为德性”的问题。因为如果仅仅化马克思主义为“方法”，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一种知识，而不是一种信仰。实际上，“化理论为方法”与“化理论为德性”是辩证统一的，不能实现“化理论为德性”，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化理论为方法”。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互相割裂开来。我们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6-2]如果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食而不化”，同样没有党性。

四、约之以礼，纪律修养是党性修养的必要保障

修身最直接的方法除了“博学于文”之外，就是“约之以礼”。《吕氏春秋》上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吕氏春秋·不苟论》）古人所说的规矩主要是“礼法”，尤其是“礼”。纵观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朝代的衰亡无不是从“礼崩乐坏”开始的。也正因为如此，孔子一生都非常重视“礼”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就孔子所传授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看，“礼”是第一位的。孔子说：“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记·礼运》）他对鲁国大夫季氏用“八佾舞于庭”十分不满。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管子认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把“礼”视为维护国家的第一要素。党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党的作风就是党性的具体表现，纪律修养是党性修养的必要保障。从传统修身文化来看，党员加强纪律修养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对纪律规矩心存敬畏。只有心存敬畏，才能行有所止。如孔子说“修己以敬”（《论语·宪问》），程颐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近思录·为学》），朱熹认为“‘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朱子语类》卷十二)儒家除了讲“敬”，还讲“畏”。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敬畏是一种深刻理解、高度赞同后的自觉遵守，是《大学》在讲修养的时候所指出的“知止而后能定”的心理状态。因此，孔子既讲君子要敬畏，同时又说“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不敬畏鬼神，但必须敬畏历史，敬畏人民，敬畏党纪国法。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全面从严治党，既要强调理想信念宗旨这条“高线”，又要守住党的纪律和规矩这条“底线”，要坚持“高线”、绝不允许突破“底线”。马克思在1859年5月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12]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纪律建设，守纪律讲规矩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13]

第二，化他律为自律。之所以要对“礼”敬畏，是因为“礼”是“仁”的外化，“约之于礼”的目的是通过“克己复礼”，转化为对“仁”的自觉追求，这就实现了从刚性的他律到内心的自律，以至于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朱熹认为，修身需要“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朱子语类》卷十二)。“内无妄思”就是“心无妄思”，是修身的根本；“外无妄动”就是“行无妄动”，是修身的必要条件。二者相辅相成，从而使身心合一，人格完善。党性修养同样既要重视自律，还要重视他律。因为自律难免会有松懈的时候，意志也有可能挡不住诱惑。党的纪律规矩是党性的外化，守纪律讲规矩目的在于从守纪律讲规矩中体验、培养、锻炼出党性，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崇高境界。

第三，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守纪律讲规矩包括遵守党章党纪、遵守宪法法律、遵循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丰富内容，但在所有的纪律和规矩中，党中央特别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结党营私”“朋党乱政”从来都是取败之道。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内的团结，认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重要表现，警惕党内可能出现的各种分裂行为，这也是延安整风的重要任务之一。194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体党员增强党性锻炼，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

综上所述，从传统修身文化来看，新时期党员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立场是根本要求，锻炼意志是关键环节，理论修养是重要前提，纪律修养是必要保障，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密不可分。比如，纪律修养贯穿于坚定立场、锻炼意志两个方面，而且与理论修养互相促进。只有把这四个方面结合起来，通过理论修养修出“真知”，通过坚定立场修出“真情”，通过锻炼意志修出“真意”，并依靠纪律修养加以“保障”，党员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不断提升党性修养水平。党性修养在汲取传统修身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克服了其不足之处，推动了传统修身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