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江苏地区的整风运动

吴文珑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地委及各大军区党委，在中央的总领导下，带领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这一指示要求下，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整风运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当前，学术界对于1950年整风运动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主要侧重于整风运动的评价、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以及其与延安整风运动的异同等问题，很少有从区域研究的视角进行论述的①有关1950年整风运动的地域研究，参见刘德军、周逸：《1950年苏南地区整风运动的历史与经验》，载《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丁俊萍、聂继红：《一九五0年的湖北整风运动》，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1期。。鉴于此，在“目光下沉”的价值驱动下，笔者通过查阅与整合相关档案资料，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尝试对1950年江苏地区整风运动的基本情况进行细致爬梳，以厘清江苏地区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对于理解1950年的全国整风运动，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皆有裨益。

一、问题的提出：江苏地区开展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1950年江苏地区的整风运动有其固有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解决江苏各地在吸收党员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共苏北、苏南区委员会和南京市委员会即已着手整顿各自区域内党组织的工作作风，改善党的组织状况。应该说，这些举措对健全党的组织，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整体上看，在江苏地区党内，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以及部分干部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必须通过一次彻底的整风运动方能克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秩序的巩固，中共开始重建省一级的党政机构。就江苏地区而言，鉴于苏北是老解放区，苏南是新区，两地的基础与任务不同，加之南京是原国民党政权的首都，被认为情况特别复杂。因此，江苏境内的国民党政权被摧毁后，中共中央并没有马上建立省一级的党委和行政机构，而是决定分设中共苏北、苏南两个区委和南京市委，另成立苏北、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市人民政府[1]。江苏全境解放后，为适应新的形势和工作任务，完成土地改革和城市中的工商业调整工作，中共苏北、苏南区委员会和南京市委员会，在全面清理和公开地下党组织的同时，紧密结合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在市、县、乡(镇)、村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城市各类经济组织中，大力吸收和发展新党员，各地区仅1949年就吸收了48409人为共产党党员[2]。这样，党的巨大发展就带来了一个严峻的党内教育任务。如从苏北一年来党组织的发展情况看，至1950年4月底，苏北新发展党员占全区党员总数的40.2％，其中农民党员占党员总数的93.46％，工人成分极少；党员文化水平也相当低，文盲和半文盲占全区党员数的75.4％[3-1]。在苏南地区，至1950年5月，全区共有干部29467名，其中贫农和中农18280名，占干部总数的62.03％[4]。另一方面，党的发展过程也有着严重的缺点，许多地方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任务观点与片面追求数字现象，这就为一些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及顽伪人员混进党内提供了条件。“南通市郊区农村党员180人中，做过伪保长、保代表、青工、谍报队长、政治面目不清的即达30人，占总数1/6。忠文乡一个支部34个党员，其中顽伪分子就有11人，约占总数1/3”；淮阴县在整顿支部的过程中发现，“两个支部里即有十几个自首分子”；睢宁调查的某支部中，“60个党员即有40个自首分子”[3-2]。新中国成立前后江苏各地党员干部的上述基本状况，正如刘少奇1950年在“五一”纪念会的演说中强调的：“我们占领的地区是这样大，各项工作极其繁重而复杂，有经验的干部不足，大批的新干部吸收进来，加上没有时间进行整训，因而在工作中伴着伟大成绩而俱来的，就是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我们必须全面地看问题；工作的成绩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干部的艰苦努力和干部中发生的毛病，我们都应当看到，而不可对于任何一方面估计不足。”[5]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苏北、苏南区委员会和南京市委员会并非没有认识到整顿党的工作作风，改善党的组织状况的重要性。早在1950年1月1日，时任苏北行政公署主任的贺希明在介绍苏北一年来的工作概况时就指出，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如会议、汇报、报告、请示制度虽已初步建立，但一般执行得还不够经常，没有自上而下的贯彻下去。因此，“必须坚决彻底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游击主义作风”[3-3]。几乎与此同时，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也强调，苏南全党必须开展一个学习运动，掀起一个学习高潮，以肃清一切对学习不重视、不认真的错误观点与错误行为[6]。在南京，早于1949年10月，唐亮和江渭清就奉华东局“南京市委要整党”的指示，召开了南京市的整党动员大会，对南京的党员干部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一次整顿[7]。总的来说，上述举措对健全各地党的组织，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一些不良倾向还是很快在各地出现，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和部分干部的违法乱纪和贪污腐化现象。1950年春，据苏南区党委办公厅的报告，苏南部分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以及贪污腐化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如由于粮食局对粮库的检查督促不够，致全区霉烂粮食200万斤以上，同时空仓的数字也超过100万斤，武进县一个区的空仓量就达70万斤；江阴县周庄区发生骚动，县长一下就抓了80余人；无锡江门区农会副主任沈小弟去年夏征时，一出去就带上十来个人，若老百姓三言两语不对，他就绑了再说，致使乱打乱抓现象持续了很长时间；此外，干部贪污情况也很严重。江阴已查处的贪污案就有十余起，常熟税务局集体贪污三十两金子[8]。类似的现象在江苏其他地区也较普遍。如松江专区在贷放棉种时，由于不了解农民确实需要多少棉种，就对上级大喊大叫棉种贷少了，结果多准备了3万担棉种，后因无处可用，运来运去，以致发生霉烂，造成损失；句容新塘乡公粮入库已9个月，却从未接受过检查。区政府虽曾派人去“检查”过一次，可是该同志连仓库门也没有开，只是站在窗外望一下就算“完成任务”了，结果造成了公粮霉烂13000余斤的严重损失[9]。此外，部分干部在肃匪反特、镇压反革命运动、缉私以及其他维持治安的工作中，对犯法分子和嫌疑分子采取了乱捕、乱打、逼问口供的办法。苏北盐城专区公安处有的干部，发现部下在处理敌伪分子与户口登记的过程中发生了乱扣、乱罚、乱打的现象却不纠正，理由是“我们虽然不提倡这种做法，但是也不能泼冷水”[10]。可见，新中国成立前后，江苏党内的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工作作风，以及违法乱纪和贪污腐化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严重阻碍着土地改革等工作任务的顺利开展，因此必须通过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加以克服和纠正。

总之，江苏地区的这次整风运动，是在江苏取得迅速解放的条件下，为应对土地改革等新的形势和工作任务，纠正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工作作风，以及违法乱纪和贪污腐化现象而发起的。完成党的工作任务，和整顿党的工作作风，是一个总目标的两个方面，这个总目标就是提高党的政治质量，以利于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团结。实践证明，这种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提高党员觉悟，推进全党工作方面，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二、整风运动的发起：各地整风计划的制订

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后，1950年5月20日，华东局首先根据中央指示，结合华东地区实际情况，拟定了《华东局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之后，按照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开展全党整风的有关要求，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作了整风动员报告，对华东地区开展整风运动的原因、对象、任务和基本方法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介绍。上述指示和报告，为江苏各地制订整风计划、开展整风运动指明了方向。

1950年5月20日，华东局首先根据中央指示，结合华东地区实际情况，拟定了《华东局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由于客观形势发展迅速，工作环境日益复杂，工作任务特别繁重，党的教育工作还来不及有系统地进行，因而在华东党内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各种不良的思想倾向。“很多新党员带来了极为不纯的思想作风，部分老党员、老干部也表现着骄傲自满、贪污腐化，在完成征粮与征税收等工作任务中，任意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蛮横霸道，脱离群众，发展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作风”。因此，“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保证它的顺利完成，乃是各级党委当前迫切的任务”。指示强调，整风的对象，“应首先着重于农村的县以上干部和城市主要领导干部”；整风运动的方针，必须是“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整风学习的基本方法，“为学习文件，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指示最后强调，“这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土改与建党的一个严重步骤。今冬开始的土改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党在思想上作风上能否克服现存的不纯状态，并能否由此大大提高一步，均可以这次整风学习有无成绩及成绩的大小为主要关键。各级党委必须加紧动员准备，必须加强整风学习的领导，吸收过去好的经验，避免过去坏的经验，并坚决为保证这一整风任务的顺利完成而努力”[11-1]。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再次强调，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11-2]。为进一步贯彻上述指示精神，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在华东局暨上海市委会纪念“七一”干部会议上作了整风动员报告，对华东地区开展整风运动的原因、对象、任务和基本方法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阐释。

《华东局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与饶漱石“七一”动员报告，为华东各地开展整风运动指明了方向。依照上述指示精神，江苏地区陆续制定了各自的整风学习计划。5月28日，苏北区党委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在今秋开始土地改革以前，苏北全党在生产备荒救灾的总任务下，大力开展整风运动，以迎接土地改革运动的到来；决定强调，整风运动必须集中力量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不良作风，必须把重点放在查思想、查工作、查作风方面，而不着重于查成分、查历史，必须启发思想自觉，发扬民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进行的时间，在实行土改地区及直接参加土改的干部，应于八月底初步结束，而在城市和土改已结束的地区，可延至十月初步结束；整风应遵循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党员到一般党员、由上级到下级的原则；整风的步骤与方法，包括集中训练、召开党代表会议与干部整风会议、在职干部学习[12]。几乎与此同时，苏南区党委拟定了《关于执行中央、华东局整风指示的计划》。计划指出，苏南在今冬土地改革以前，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整顿全党作风，克服目前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严重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以及部分党员干部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的不良思想倾向，以端正党内作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8]。计划强调，此次整风运动必须有健全的组织领导，同时必须紧紧掌握与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基本环节，通过学习文件、检查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项方法，达到提高我们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我们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的目的，以适应新的形势与工作任务的要求。根据该计划，苏南区党委将整风干部分为直接参加土改者与不直接参加土改者两种。其中，直接参加土改的干部轮流调至各级党校或党训班集中整风，不直接参加土改工作的机关干部，以在职整风为主。整风时间自六月开始至十月结束。整风必读文件有《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毛主席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关于加强党员与非党群众合作的指示》[13]。8月23日，中共南京市委员会举行了市委扩大会议，会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检查和总结了南京市一年来的各项工作，揭露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作风，以及部分干部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乃至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决定指出，领导工作上的官僚主义，首先表现在对中央的政策缺乏深入研究，对本地情况不够系统了解，对主要工作未能及时检查，因而在某些工作上带有盲目性。其次，官僚主义还表现在缺乏科学的分工制度，大小事情一把抓，不能很好地掌握中心环节；而对于下级干部缺少具体帮助，则或多或少地助长了下面的命令主义不良作风。决定揭露了某些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引起了大家的警惕。决定重点对南京市的整风运动作出了具体规定，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应主要采取开办党校和训练班，在职整风，通过干部会议、党员代表会议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整风三种方式；三种方式的整风，一般都是采取阅读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由上而下地逐级展开；整风应在8月底普遍开始，12月底以前结束；在整风过程中应加强对于政策和实际工作的研究，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在整风的组织工作上，应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做到科学分工，以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作用，密切上下级的联系。各级党组织对与整风相关的不正确态度，应及时进行分析和批判。最后，会议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主任，江渭清、石西民为副主任的整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市的整风运动[14]。这样，南京全市党员干部的整风，在市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就普遍发动起来。

综上可见，在中央和华东局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下，中共苏北、苏南区委和南京市委根据指示精神，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制定了更加具体的整风学习计划；而且，这些整风计划后来都经过华东局的查阅和审校，其原则是大体可用者即予同意，需作部分修改者则予修改。这种对整风计划的有力指导确保了运动开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三、整风运动的普遍展开：县以上领导机关的整风

江苏各地的整风计划相继制定后，6月中旬以来，中共苏北、苏南区党委一级及行政公署直属机关，各地、区、县委一级领导机关，市一级多数领导机关普遍开始整风。总体上看，部分地区和单位虽在整风过程中出现偏差，但多数地区和单位，由于正确执行了中央、华东局及本地区关于整风工作的指示，因而进展较为顺利，整风后干部作风有了明显转变。

1950年下半年以来，江苏各地整风运动普遍得到展开。6月中旬后，中共苏北区委党校、苏北区党委及行政公署直属机关整风学习相继开始。如苏北区党委就抽调各地委委员，县、区委书记及直属机关区以上党员干部605人，集中在党校进行整风与土改政策学习。党校于6月17日开学，学习时间为一个半月。开学后，区党委书记萧望东、副书记万众一及组织部长郑平等先后向大家作有关整风问题的各种报告，反复阐明整风学习的意义、方针及方法，以帮助大家搞通思想，消除顾虑，端正学习态度[15]。整风学习反映出该区部分党员干部存在较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具体表现为：有的干部在一年来的生产救灾治水工作中，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倾听群众意见，凭主观想象决定工作的倾向较为普遍；有的干部具有单纯任务观点，缺乏思想领导与政策领导，强迫命令干部群众；还有的干部领导作风不够务实，缺乏深入检查和具体指导；在部分区委书记和个别县级干部中，贪污腐化现象亦较严重。由于贯彻了整风方针，把握了整风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的基本环节，掌握了思想领导，使用了正确的整风方法学习文件，此次整风已于7月20日顺利结束[16]。苏南区党委于6月19日召开了地、县、区扩大干部会，以整顿干部作风，贯彻生产任务。会议采取个人自报、小组互评、大会交流经验并进行互评的方式，检查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乱打、乱扣和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检查发现，到会的223人中，能解决群众一个思想障碍并推动工作，或能满足群众的具体要求并组织群众，或遇工作有困难靠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群众者18人；但曾打人者44人，扣人者8人，绑人者10人，吊人者4人，用枪威吓者3人，搞女人贪污者2人，共计71人。会议认为，全区干部思想上有了警惕，作风是有进步的。但由于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多样，他们经常遇到许多具体困难问题，因此，部分恶劣作风仍严重存在而且是不易根除的。这次检查还只是个开始，需要在整风中通过阅读文件、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最终改进作风，做好工作[17]。为保证整风的顺利开展，南京市在市委总整风委员会成立后，即从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纪律检查处、政策研究室抽出若干主要干部组织办公厅集中办公，主持日常工作，各整风分会也建立了专门的办公机构。9月初，南京市一级各单位的党代会和整风会议普遍召开。会议以检查和总结主要工作为出发点，揭发了领导干部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和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单纯任务观点，以及违法乱纪等不良工作作风，找出了主要的病源，并提出了改进的方向与办法，从而提高了干部的政策观念和政策水平。各单位在整风会议中，暴露出领导作风上普遍存在着事务忙乱状态，表现为部分领导干部对政策研究不深，情况了解很差；对工作的布置与指导缺乏计划性、组织性，常犯一般化、简单化的毛病；工作布置多检查少，系统的总结更少，这反映了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的薄弱。会上，市总工会检查了在“劳资两利、公私兼顾”政策的执行和掌握上存在着的某种程度的分寸不明，在工作中从发展生产出发的观念不强的问题；公安局检查了领导上在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方针上存在的某些应镇压而未镇压、应宽大而未宽大的偏差；郊区特别检查了南京农运的问题，批判了某些干部不从南京郊区具体情况出发，机械搬运老区经验的不足，以及领导上未能注意从生产救灾的中心工作出发，去耐心发动群众的缺陷。南京市一级干部整风会议于9月底基本结束，并已进入下一级整风会议的准备阶段；有少数单位，科长以上干部的整风会议已经开始[18]。总体上看，在整风运动的展开阶段，江苏各地主要采取了开办党校、召开干部会议、党员代表会议等整风方式。各种方式的整风，一般都由健全的整风领导机构，指导干部通过阅读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由上而下地逐级展开。为克服工作中的不良作风，各地都对干部进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以树立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和向人民群众学习的基本群众观点。当然，教育的最有效途径还是摆出事实，将“好作风”的典型与“坏作风”进行对比。如在苏南区党校的整风中，太仓县沙溪区和武进县百丈区两个修堤的典型报告，就给了大家很大启发。沙溪区事前耐心说服群众，打破了顾虑；进行过程中处处与群众商量，解决了住房等各种困难；及时表扬好的民工，鼓舞起了高度的劳动热情，因而堤修得又快又结实。百丈区不动员，不解释，强迫劳动，加上坏分子造谣煽惑，结果发生了四五百人的骚动，修堤也拖延了时间。这一对比，使许多干部认清了自己应选择的方法，开始有了通过走群众路线完成任务的决心[19]。

但是，少数地区和单位，在整风过程中还是出现偏差，或则形成“钻牛角尖”式的非政治性的批评；或则漫无中心，企图同时解决所有问题，以至拉长时间，使整风难收实际效果，干部作风难有转变。如苏南无锡就发生某中队长和团工委副书记等，非法将过去曾经为匪的盗窃嫌疑犯逮捕并吊打致死的恶性事件[20]。苏北泰州公安局在开展夏季治安工作中捉住了小偷，负责干部不耐心加以感化教育，却用打的方式去惩处，结果竟打死了人；南京市部分干部在原则上虽也承认命令主义不对，但又片面地强调“政策与任务矛盾”“时间与任务矛盾”“群众觉悟赶不上任务要求”，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必须强迫命令才能完成任务”，“新区群众落后，只好强迫命令”；甚至认为“命令主义比尾巴主义好，可以完成任务”，“打骂坏人，不算大错”[21]。这些，都有待日后得到进一步的纠正和克服。

总之，自6月中旬以来，江苏各地整风运动的进程虽不完全一致，但大体已进入普遍展开阶段。南京召开了以整风为目的的党代会，苏北、苏南各区党校的干部轮训即将告一段落，各地、区、县的机关整风也在逐级推展之中，一般可望于9月底结束[22]。各地经过集中整风轮训的县以上领导干部，开始用说服动员的办法来完成任务，强迫命令作风减少了，与群众的关系比过去密切了。整风后，许多犯过错误的干部回到原来犯错误的地方向群众道歉，进行自我批评，要求群众随时给他提意见。群众对干部的印象也开始好转，普遍反映说：“到底是人民政府，和过去不一样，有错能自己检讨改正。”[19]

四、整风运动的深入与巩固：区（县）、乡（村）组织的整风

综合普遍展开阶段的整风情况，江苏地区县以上领导机关的整风学习即将告一段落。南京市于8月份举行了市委扩大会及党代会；苏北党校第一期整风轮训已经结束，区直在职干部整风已进入检查阶段；苏南正由各部委的总结工作、检查领导转到部以下的各业务部门去。遵照整风应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党员到一般党员、由上级到下级的原则，9月中旬前后，江苏大部地区的整风运动开始深入下层，向党和政府的各业务部门尤其是区（县）、乡（村）组织深入进行。

在领导机关的整风运动告一段落后，各地党委立即组织力量深入基层，检查工作，这是巩固整风成果的重要方法之一。9月4日，中共苏北区党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为了扩大整风与巩固既有成果，各地必须利用在职干部整风与召开党内整风会议的方式继续贯彻整风。秋收以前实行土地改革的新区，要求在10月以前完成主要区（县）、乡（村）组织的初步整风，作为准备土改的重要步骤；城市和土改已经结束及不实行土改的地区，则可略为延迟，但也须结合秋季任务，有步骤地深入下层，继续扩大整风。指示规定，整风内容不能涉及过广，一般应集中于反对官僚主义、文牍主义、贪污浪费及骄傲自满等几个方面，以提高区（县）、乡（村）干部的思想水平，纠正不良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各地在整风过程中应不断检查进度，研究规律，总结经验，并注重发挥党报、党刊、墙报的宣传引导作用，使其成为推动整风的有力武器；学习时间以每周不低于18小时为原则，学习文件包括《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论苏维埃机关人员应如何工作》《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等[23]。9月中旬前后，苏南各地、县委举办的区（县）、乡（村）干部轮训班也已普遍开始。此次轮训旨在通过学习群众路线，纠正一些老干部存在的命令主义、个人享乐思想和工作效率不高、工作被动现象，以及新干部从旧社会带来的雇佣观念和骄傲自大情绪，以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24]。由于各地、县委的主要干部曾参加了第一期苏南党校的整风学习，初步获得了领导区（县）、乡（村）干部进行整风的经验，因此从各地轮训之初的情形来看，较8月份已有显著进步。10月份以前，苏南全区共有23000名左右的区（县）、乡（村）干部整训完毕[25]。此外，南京市委也于10月初顺利结束第一阶段干部整风，并于10月4日召开了区（县）、乡（村）干部扩大会议，研究贯彻下一阶段整风方针。经汇报讨论，会议发现，各地在上一阶段整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部分领导干部不能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召开整风会议，而是依样画葫芦；学习文件不够认真，普遍存在急躁情绪等。会议决定，各地必须严格按照南京市委《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的要求，继续做好区（县）、乡（村）干部的整风工作。为此，领导干部必须弄清整风的目的及意义，打破思想上的盲目性及各种顾虑；各地在开好整风会议后，应用两周时间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普遍检查，检查中应由各级负责的党员干部首先作检讨报告，检讨之后，对主要问题作出初步结论并加以登记，但不做全面鉴定；最后，各地要用一周时间进行整风学习的初步总结，提出健全党内外民主制度、改进领导与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案[26]。总体上看，各地区（县）、乡（村）干部的整风运动，主要是通过学习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克服党员干部存在的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以树立其政策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整风一般采用了如下方法：首先，做好准备工作，解除思想顾虑。一般的区（县）、乡（村）干部，对整风的意义不容易一下了解，想法各异。因此，在整风之前，主要负责干部必须进行深入的动员工作，反复说明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如苏南江宁县在集训半月前即布置各区深入地进行了思想动员，并对受训干部的家庭生产困难尽可能帮助解决；集训后，即建立各种组织和必要制度，学员的学习情绪便很快稳定下来[25]。其次，积极加强政策观点与群众路线的教育，使每个干部认识到群众路线是党的路线、阶级的路线、革命的路线，是革命工作的根本方法。有些地区按照一般下级干部接受的程度，从他们切身的经验出发，采用以相反的典型事实作比较的方法来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取得了较大成功。如苏南松江地委以主要工作中的治虫工作为中心，列举了四种不同的工作方法加以比较，使每个干部从这些具体事例中明确认识到群众路线是一切工作的根本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就能成功，否则就一定失败。这种对比，对于区（县）、乡（村）干部之所以能够产生好的效果，是因为它符合一般干部的思想规律；苏南常熟、镇江由县委作了“怎样做一个好干部”“怎样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命令主义”的专题报告，通过在报告中分析情况，找出危害人民事业的情形及其原因，使区（县）、乡（村）干部从自己亲身的经验中体会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东西应该提倡，什么东西应该反对，由此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与政治水平[27]。再次，加强组织上的具体领导，这是决定区（县）、乡（村）干部整风成败的关键。区（县）、乡（村）干部在检查工作时，因一般不善于分析情况，总结经验，容易把检查工作当成算老账。所以，必须由领导干部进行具体的指导，帮助他们检查工作，认识到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并找出原因，定出改进工作的方法。如苏南区委就要求由参加过苏南党校整风的县委干部领导整风，这就保证了区（县）、乡（村）干部的整风能够按照规定的整风方针顺利进行[28]。

总体上看，区（县）、乡（村）干部的整风运动，一般方针是正确的，已有很大成绩；但由于个别地区的领导干部没有很好掌握整风的正确方针，有些党员干部对整风仍有不正确的认识与态度，以致整风的效果受到一些限制。如吴江县黎里区区干部李宗文竟在人民政府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借口“群众不好好开会”，公开打骂群众，甚至向群众鸣枪射击，致击伤了群众；有的地方把党内外干部、新老干部一律对待，“眉毛胡子一把抓”，甚至放松党内，偏重党外，造成部分党外干部的疑虑、恐惧，因而影响了整风的正确开展。如无锡县政府电讯所，就发生了某话务员自杀的严重事件[29]。但正如《华东局关于华东整训乡级干部的主要情况向中央的报告》所指出的，江苏各地的区（县）、乡（村）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工作上一般都是积极的。他们犯强迫命令的主要原因是，不懂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会运用合法斗争的各种方式，以及某些任务布置过急、过重，政策又没有讲清楚，只有少数干部出于自私报复的举动[30]。

总之，在整风运动深入下层的时候，加强对区（县）、乡（村）组织的整风领导极为重要。这不但是由于区（县）、乡（村）组织是直接执行各种政策和直接联系广大群众的组织，这些组织和干部的工作及思想作风，与群众切身利害关系极为密切；而且因为县以上领导机关要判断经过整风所规定的各种改进工作的办法和制度是否切合实际，还要通过深入下层、深入现地去考察才能确定。县以上领导机关的检查与工作总结，还可能对有些问题没有发现，或因具体材料不够而认识问题还不深刻，这些都需要在深入下层组织，继续领导整风中去解决。事实也证明，通过区（县）、乡（村）组织的整风，江苏地区整风运动进一步走向深入，整风成果也得到了巩固。

五、余论：整风运动的意义和经验

江苏地区的整风运动，经过发起、普遍展开和深入巩固阶段，至1950年底基本告一段落。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参加这一运动的各级党员干部达10万人以上[31]。此次整风，揭发了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作风，克服了部分干部的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思想以及不安心机关工作的偏向，对提高江苏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密切人民政府同广大群众的联系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整风发扬了民主，展开了批评，严肃了党的纪律，增强了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所有这些，都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与反对美国侵略的各项工作，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与保证。

整体上看，江苏各地整风运动的发展，一般均较正常，未发生大的偏向。各地经验证明：首先，整风必须自始至终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当领导上反复阐明与在运动中实际贯彻了这一方针以后，广大干部就迅速放下包袱，自我改造的勇气和决心得到增强，并开始积极拥护和响应党的整风号召，从而使整风运动得以更加顺利地进行。其次，整风应“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32]进行，应从总结工作入手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普遍实现改进领导、改进工作的目的。实际上，江苏各地党委正是从总结过去一年来的生产、救灾、治水、税收等几项主要工作入手，去检查各级领导干部作风上的缺点，引导大家开展自我批评，才达到改进工作的目的。最后，整风应遵循从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党员到一般党员、由上级到下级的原则。整风重点应放在各级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身上，对于一般党员和非党干部，各级党委应根据不同对象组织和领导他们参加整风学习和工作检查。只有这样，整风才能正确地开展下去；反之，则会引起混乱，甚至发生错误。

从更广阔的整个当代史视野看，1950年的全国性整风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初次尝试。由于时间紧迫、经验不足等原因，此次整风不可能彻底解决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和不良思想倾向问题，更未能完全越出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运动式”管党治党体制的藩篱。这种“运动式”的管党治党体制，尽管暂时遏制了部分党员干部的不良作风和贪腐行为，但其效力却呈递减态势。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又达到较严重的程度。同时，“运动式”的管党治党体制，还能破坏和谐的人际关系，助长浮夸空谈的思想作风，并“势必带来不少消极作用，也有伤法律的尊严，为法制建设带来障碍”[33]。中共执政以来，虽始终重视执政党建设，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却一直采取的是这种“运动式”的途径，未能形成稳定的、长效的和不靠运动就能达到管党治党效果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奋力推进“四个全面”的今天，如何从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方面进一步总结1950年整风运动的历史经验，完善和健全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体制机制，使之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和常态化，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