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保护的回顾

蒋毅 侯萍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保护的回顾

蒋毅 侯萍

当前对国家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往往趋于随意性，而缺少整合性的思考。本文通过分析国家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特征，力图寻找到此类非遗保护的最佳途径，促进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切实性保护。

传统体育；游艺；杂技；非物质文化遗产

10.16730/j.cnki.61-1019/g8.2016.09.029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通过地方各级政府和文化行政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工作全面展开。从2006年至今，国务院先后公布了4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共收录十类非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是其中第六类。“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的研究、保护工作的开展，对全面促进非遗保护和体育文化事业的传承、发展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国家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

研究和分析我国“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的基本特性，可以使保护措施更行之有效，对于做好此类非遗的抢救和传承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1.1多样性

国家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大略分为：竞技，表演，竞技表演三类。其中竞技类中的传统武术类共有35项，民族博戏类12项；表演类中杂技类有19项，游艺类有8项；竞技性表演类8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的内容种类呈现多样性特征。

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中，相同项目的分支派别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如：“沧州之所以称得上‘武术之乡’，一是习武人口比例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武术种类繁多，乡村、城镇之间拳种功法几乎没有重样的。”［1］沧州武术有劈挂拳、燕青拳、孟村八极拳、六合拳等拳种派别。再如：太极拳，除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杨氏太极拳、陈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中国太极拳还有其他流派。

1.2地域性

国家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名录的申报地区广泛，涵盖了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华东地区（27项）、华南地区（2项）、华中地区（11项）、华北地区（32项）、西北地区（8项）、西南地区（4项）、东北地区（4项）。各地区国家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名录存在着较大的区域性差异，如：华北地区有国家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名录共27项，华东地区收录共23项，占了大半江山，而华南地区仅有2项，港澳台地区更是暂无名录收录。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化、地理、历史、社会、政治等多重因素，也存在收录不全面的情况。期待在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能有所扩展。

分析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名录发现，出现多个地域同时申报同一类项目：如：中幡，申报地区或单位分别有：北京市（天桥中幡）、河北省香河县（安头屯中幡）、正定县（正定高照）、福建省建瓯市（建瓯挑幡）。再如摔跤，将天桥摔跤扩展到摔跤（朝鲜族摔跤、彝族摔跤、维吾尔族且力西）申报地区横跨北京、吉林、云南、新疆，三省一直辖市。

1.3民族性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还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从分类结果来看，汉民族项目共有61项，仍是我国“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部分。各少数民族项目共19项，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补充部分。此外，传统箭术、赛龙舟、摔跤3项属于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共有项目，具有独特的民族交融性。以传统箭术为例，传统箭术最早是藏民族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具有非常鲜明的藏民族特色，后来汉，回等民族也效仿开展了这项活动，使其成为多民族共同参与的体育活动，也增进了民族间文化的交流。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也是本民族的名片，具有高度个性化的民族特征。例如：蒙古象棋是蒙古古代社会流行的一个棋种，世代相传，迄今长盛不衰。蒙语称象棋为“沙塔拉”，亦写“喜塔尔”。蒙古象棋区别于中国象棋，蒙古象棋：“象刻驼或熊，迤北无象也……无士，不尚儒生也……无河为界，所为水草以为畜牧也”［2］以显示出游牧生活的色彩。

1.4民俗性

民俗性主要表现在与民间风俗的密切联系上，“一般在固定时间、季节、场合进行，不但使当地的民俗风情能持续沿袭下来，而且有些体育活动形式能达到健身、娱乐、竞技的效果。”［3］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常常在传统节庆、岁时中开展，如：迎罗汉，是人们为乞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七月七日庙宇开光时进行的活动。土族轮子秋，每年正月农忙过后，土族青年们将大板车改装成融秋千、转盘为一体的吊车，两名身着彩装的姑娘在上面飞旋起舞。为求一年神清气爽，男女老幼在“轮子秋”上转一转已成当地的习俗。相同项目在不同地域，民俗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如：赛龙舟，申报地区分别有湖南省沅陵县，广东省东莞市，贵州省铜仁市、镇远县。如今，赛龙舟这种祭祀礼仪活动，在新的时期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逐渐演变成为一项极具民俗特色的传统体育赛事，成为一种团结拼搏精神的体现。

1.5娱乐性

2008、2011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遗名录，将“游艺”新增到第六类名录分类的名称中，调整后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在民间游艺是指以消遣休闲、调剂身心为主要目的且具有一定模式的民俗活动。”［4］传统体育除了竞技、表演外，更重要的就是娱乐性，人们在传统体育类活动中强身健体、娱乐身心。如：朝鲜族跳板、秋千、花毽、宁德霍童线狮、迎罗汉、马戏、抖空竹，以及围棋、象棋、蹴鞠、马球、满族珍珠球等。

项目的娱乐性使活动者具有很高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顺应了国家提倡发展大众健身、全民健身的政策，极大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方式。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进行娱乐性活动可以最直接唤起人们参与热情，达到放松身心和释放压力的效果。

2.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保护的回顾

目前我国体育类非遗保护尚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国务院在2005年3月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附件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名单》中包括：文化部、发改委、教育部、民委、财政部、建设部、旅游局、宗教局、文物局等部委负责人，而唯独不见体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5］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在边缘游走，既没有专门的概念界定，也没有有效的保护机制、法律法规。如今，随着非遗保护如火如荼的开展，体育类非遗的保护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2.1“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的确立

在“2006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通知”中并没有将体育类非遗列为单独的项目，而是将其含糊的归为“杂技与竞技”类。各省市已公布的非遗名录中，概念的界定也未统一，如：“杂技与竞技”、“民俗及传统体育竞技”、“传统体育与竞技”、“体育与竞技”等。在“2008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2011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以及2014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在分类上做了调整，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杂技与竞技）名录”类代替了原来的“杂技与竞技”类。在这细微的调整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于此类非遗的重视。项目称谓归类统一后，规范了“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的界定，更利于开展标准化的保护工作。

国家虽对非遗名录的分类上做了调整，但对于为何更名，以及“传统体育”、“游艺”、“杂技”三者的关系没有做具体的说明。当前对于非遗名录概念区分和种类划分仍存在分歧，在2011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一章第二条关于非遗定义中，第五类为“传统体育和游艺”，而“杂技”被归为第二类。笔者通过对第一二三四批国家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名录的整理，发现“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三者都含有体育元素，因此三者内容相互交叉，在分类上有很多交集。例如蹴鞠，蹴鞠是中国传统体育活动；蹴鞠运动的娱乐性、观赏性强，又属于游艺类运动；蹴鞠与杂技也相互交融，蹴鞠运动技术性强，是杂技的投掷技巧、足上技巧和力量技巧的前身。可见，认识到“传统体育”、“游艺”、“杂技”三者的相同的体育基因，是确定“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的概念的关键。项目概念的确立可以使相应保护工作更具针对性。

2.2“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的传承保护

第一、二、三、四批国家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名录共有82项（包含12个扩展项），占全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5.74%。这一类非遗是民众世代传承的文化表现形式，有口传心授的传承特点，此类非遗的保护应重视以人为载体的技能传授，以及非物质文化精神的传承。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精神，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45号），从2007年至今，文化部已经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名单。第一批传承人名录中公布“杂技与竞技”类传承人16名。第二批传承人名录，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俗等五类545名人，其中并没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传承人。第三批传承人名录增加“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传承人19名。第四批传承人名录增加“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传承人13名。

国家公布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有利于以人为载体的非遗的传承保护。有的传承人已去世或已经丧失传承能力，传承人的名录更新并未向公众公布，传承人名录的更新整理工作有待完善。“而且，对于已列入各级非遗名录的事项，经过人为的重视与保护之后，到底生存状态如何？传承人列入政府名录后，他们与以往有什么不同？与那些未列入名录的实际传承人又有什不同？”［6］这些疑问尚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说明和落实。我国关于“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保护工作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的保护仍任重而道远。

［1］吴文峰《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难点及关键性问题研究》［J］.体育产业2011，3 0（1 1）134.

［2］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卷载《塞上杂记》［M］.上海着易堂铅印本，光绪十七年（1891）.

［3］陈永辉，白晋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资源开发》［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9，43（3）.

［4］赵善性.《关于游艺的补充》［J］.体育文化导刊，1993，（2）：59.

［5］王卓.《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4）.

［6］余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十年回顾与理性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10，（9）.

蒋毅（1988-），男，湖南岳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讲师，广东科技学院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