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人生
——浅谈穆旦诗歌与贵州的关系

刘 瑜（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



诗意人生
——浅谈穆旦诗歌与贵州的关系

刘 瑜
（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

摘 要：穆旦一直是现代诗歌研究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重要诗人，近年来也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穆旦一生经历了很多事，与很多地方有过或多或少的联系，尤其是与贵州这个西南地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他人生的辗转变化，三千里步行至昆明经过贵州时的所见所闻和发表在《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上的一系列诗作。这些都对穆旦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改变了其诗歌创作风格，也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穆旦与贵州的关系。

关键词：穆旦； 诗歌； 贵州； 关系

穆旦（1918～1977）的诗歌历来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穆旦的诗歌达到一个顶峰，开启了独具特色的现代主义诗歌之旅。并且以他为首，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派别——九叶诗派。也是在20世纪40年代，人们才对穆旦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才对他进行深入研究。但这些都是基于他早期的沉淀，如果没有早期的历练，他的诗歌就不会如此具有生命力，也不会到最后达到一种堪称完美的境界。

穆旦的人生经历过多次变化，在参加中国远征军之前，他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挑战，那就是参加“湘黔滇旅行团”，步行三千里至昆明的伟大壮举，因此和贵州有了密切联系。在行走的过程中，穆旦接触到了贵州的山水美景、风土人情，诗歌开始转变。在这次经历结束后，穆旦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也在《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发表很多诗歌，还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从这也可以看出穆旦和贵州的关系在进一步加深。这些都对贵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贵州这个地处西南偏远的地方赋予了更多诗意，也留下了穆旦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人生辗转变化

穆旦出生在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里，因为祖父的关系，所以他们这一房始终被人瞧不起，因此也受到来自亲戚异样的眼光。在这样的环境中，造就了穆旦的“早熟”，他从小就非常勤奋刻苦，诗才也在很小的时候显露出来。他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发表过一篇习作《不是这样的讲》，并刊载于天津《妇女日报·儿童花园》，这可以说是穆旦的第一篇作品，也是他的第一次尝试。穆旦进入中学后，对文学的热爱与日俱增，陆续在周珏良主编的《南开高中生》发表作品，先后发表的有散文《事业与努力》，诗《流浪人》、《两个世界》、《夏夜》、《神秘》、《一个老木匠》、《冬夜》，散文诗《梦》等。从穆旦发表的这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早熟和与众不同，他的诗中散发出雪莱式的抒情味道。周珏良也曾回忆：“穆旦的诗才从十几岁时就显露出来，而且非常敏捷。”从此以后，穆旦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对诗的热爱占据他生活的全部。安定的校园生活奠定了他的诗歌基础，他这时是一个典型的校园诗人。

人生本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但经历了才会成长，而且也只有经历过才会对人生有更深的体会。对于穆旦来说，他的人生可谓是一波三折，有过许多不同寻常的经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经历就要属1938年参加的三千里步行壮举。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继而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校园不再是一个可供读书学习的地方，所以当时著名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决定南迁，在湖南长沙合并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是没过多久，随着战事的蔓延，长沙已不再适合办学，学校又奉命迁至云南昆明，想找一片安静的栖息地。

就这样，穆旦离开了昔日安静的校园，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至昆明，开始了长达68天的特殊“旅程”，也是这次步行让穆旦开始成长，诗歌开始蜕变。“他们从湖南长沙出发，经过常德、沅陵、辰溪、新晃，穿越贵州省的玉屏、镇远、贵定、贵阳、安顺、镇宁、盘县，又进入云南省的富源、曲靖、嵩明，最后到达昆明。”［1］39“路程相当艰辛，总共行进1663.6公里，除车船代步，旅途休整外，实际步行时间为40天，实际步行1300多公里，平均每天行进32.5公里，最多的日子达到40～50公里，这次旅行后来被称作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2］37-38

这次三千里步行磨练了穆旦的意志，成为他一生的财富，为他稍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也使贵州成为穆旦笔下的素材。

二、行走中的诗意

穆旦是一个诗人，所以他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也不会忘记写诗、学习。而且在这次步行前，“长沙临大提出：同学们徒步赴滇，应实现接触社会实际的宗旨：‘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1］34所以在徒步的过程中，众多学子也在践行着这个宗旨，把途中遇到的困难都当成人生的磨练。

这次三千里步行，客观上为广大学子提供了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穆旦等才有机会接触外面的山山水水，才有机会接触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才更深地体会到人生的复杂与无奈。这次行走对所有学生来说都是一种严酷的挑战，穆旦自己记录下来的东西比较少，但是从另外的学子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贵州的印象，向长青曾在《横过湘黔滇的旅行》中感慨：“自从进了贵州，我又像是到了另一个国度，濛濛的雨，濯濯的岩山，红白的罂粟花，瘦弱的灵魂，是一切永远不会使你忘掉的特色。”可见，对于贵州复杂的地形，他们是第一次有身临其境的体会。在他们的眼中，贵州是一个独特、神奇而又充满诱惑的地方，整段旅行，对于他们而言，真像是“经历了几个国度”，对于生活在校园的众多学子来说，这是一种身心的挑战。

除了这些感受外，他们也有来自心灵深处的体会。1938年3月25日到达贵州凯里的炉山镇时，师生们专门访问了苗族山寨、了解了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另外也经过了土家族、侗族、苗族、布依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充分了解了不同民族的风俗文化。到达贵阳时，大家还游览了甲秀楼、黔灵山等风景优美的地方，当然，也参观了安顺的黄果树瀑布，这些所见所闻让每个人都赞叹不已，这次旅行使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洗礼。

这个时期，穆旦没有太多的应景之作，只有1938年发表的《我看》、《园》和后来以此为背景，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的两篇作品《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和《在原野上——三千里步行之二》。

这两首诗与早期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早期诗中的那些抽象意象已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具体的意象：沅江，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军山铺，太子庙，石门桥，桃源，郑家驿，毛家溪（《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自由阔大的原野，道路，海，泥土（《在原野上——三千里步行之二》）……在这些开阔的境界中，能让人嗅到泥土的气息，这也是穆旦诗歌中的独特之处，继而让人体会到的是一种豪迈的抒情，“不尽的滔滔的感情，伸在土地里扎根！/哟，痛苦的黎明！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走过/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河水两旁。”［3］82“多少年来都澎湃着丰盛收获的原野呵/如今是你，展开了同样的诱惑的图案/等待我们的野力来翻滚。所以我们走着/我们怎能抗拒呢？欧！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和辽远呵……”［3］84这样的直抒胸臆让人震颤，但又如此和谐，把景与情巧妙地融在了一起，构成了一种激昂的节奏，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在里面，这在穆旦后来的诗歌创作中很少见，是属于特定环境中的感慨之作，也是这个时期穆旦心里的真情流露。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穆旦诗歌在成长蜕变，在这个看似艰苦的环境中，历练出了穆旦独特的诗歌内涵，这时穆旦的“诗风变了”，变得“更有现实感”，“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4］他的诗浸入了西南这个偏远地区的泥土气息，染上了浓浓的风土人情，这些都丰富了诗人内在的情感与体验，体现了穆旦最本质的一面，也开辟了穆旦诗歌的另一片新天地，他告别了早期雪莱式的抒情诗，正式确立了现代主义诗歌风格。

三、邂逅《贵州日报》

1938年4月27日，经过长途跋涉，师生们终于抵达昆明，三千里步行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但随着战火不断，学校也屡次搬迁，从北平迁到南岳，又从南岳迁到蒙自，再从蒙自迁到昆明，这一路的奔波，并未磨灭众多学子的学习热情，穆旦、王佐良、周珏良等人还继续选择燕卜荪、钱钟书、叶公超等优秀学者的课程。无论外界的条件多么艰难，他们的思想一直在前行与超越，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时的西南大后方聚集了很多的精英，因为对文学的热爱，西南联大师生最先组织成立了南湖诗社，后又成立冬青文艺社，而《贵州日报·文艺副刊·革命军诗刊》则是此时在西南大后方不可忽视的期刊，它给贵州这个偏远的地方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革命军诗刊》是由贵州日报社与西南联合大学冬青文艺社联合主办的诗歌专辑，专门为西南众多学子提供施展诗才的舞台，也使贵州喜爱诗歌的读者能一睹这些作品的风采。

冬青文艺社是当时西南联大文艺社团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它成立于1939年9月，还聘请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为导师，当时穆旦也加入了这个团体。还成为“同学们慕名的‘校园诗人’之一。他在课余写了很多好诗，在大后方的诗坛上崭露头角，成为众所瞩目的新星”。［1］59-60然而在1942年8月13日，因为冬青文艺社要办自己的刊物，所以不得不中断与《贵州日报》的合作关系。这样，《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就被迫停刊。

在1941年3月至1942年8月期间，《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连续推出了11期诗歌专栏，发表了西南联大师生们的诸多优秀作品和一些翻译的诗歌作品。此时穆旦的诗歌也陆续在上面发表：1941年6月9日，《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刊载于《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第2期；1941年7月21日，《五月》刊载于《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第3期；1941年10月6日，《我向自己说》刊载于《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第5期；1941年10月27日，《潮汐——给运燮》刊载于《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第6期；1942年2月27日，《伤害》刊载于《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第8期；1942年5月26日，《春》刊载于《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第10期；这些诗歌后来大多数都收入了穆旦的诗集《探险队》里面。

从以上的发表来看，穆旦基本上每期都发表有作品，而且他发表的诗，内容新颖，风格独特，“把从西方现代主义学到的东西，用来写中国的现实，传达时代的实感”［1］53，让自己的诗注入了现代的气息。借助《贵州日报》这个平台，穆旦成功塑造了自己，也加深了与贵州的密切联系，从而把贵州推向大众的视野。

辗转的人生造就了穆旦早熟的品格，从而在诗坛崭露头角，创作出一系列优秀之作，在接下来三千里步行至昆明的过程中，穆旦思想上和心灵上都得到了历练，从而与贵州有了接触，这成了他一生的宝贵财富。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通过《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穆旦发表了很多诗歌，虽然时间不长，但足以让我们了解穆旦与贵州的点点滴滴。以此为切入点，亦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他的人生与诗歌创作。可以说，穆旦的人生如诗，诗如人生，他一生都“诗意”地活着，他的诗歌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细细品味。

参考文献：

［1］陈伯良.穆旦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2］易彬.穆旦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李方.穆旦诗全集［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4］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M］//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白俊骞）（英文编辑 何历蓉）

Poetic Life——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izhou and Mu Dan’s Poetry

LIU Yu
（ College of Art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ina ）

Abstract:Being an important and unavoidable poet in the study of modern poetry， Muda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many scholars’ studies in recent years.His abundant experience in his whole life is more or less related to many places， especially to Guizhou， the southwestern area， in which the great changes he went through， all that he saw and heard and a series of poems published in Revolutionary Army’s Poetry of Guizhou Daily when he walked three thousand miles from Kunming to Guizhou have profound influence on his creation， change his poetic style and help us underst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Guizhou more deeply

Key words:Mu Dan， poetry， Guizhou， 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16） 02-0149-04

收稿日期：2015-06-02

作者简介：刘 瑜（1989-），女，汉族，贵州赫章人，贵州师范大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