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社会责任
——对德里克·柯蒂斯·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的解读

侯长林

（ 铜仁学院 梵净区域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研究院，贵州 铜仁 554300 ）

大学的社会责任
——对德里克·柯蒂斯·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的解读

侯长林

（ 铜仁学院 梵净区域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研究院，贵州 铜仁 554300 ）

德里克·柯蒂斯·博克是美国当代著名高等教育家。他在《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中，系统阐释了他的大学的社会责任观。他认为，现代大学要坚守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三项基本学术原则，这是象牙塔的基本精神，但是更应该主动走出象牙塔承担社会责任。博克的大学社会责任思想对我国大学发展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里克·柯蒂斯·博克；象牙塔；社会责任

德里克·柯蒂斯·博克（Derek·C·Bok，1930～），美国当代著名高等教育家，是哈佛大学有史以来唯一一位两度执掌校政的人物。他是在1961年进入哈佛大学担任法学院教授的，升任法学院院长是 1968年，在1971年至1991年间担任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后来因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辞职，他再度出山，于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7月1日出任哈佛大学代理校长。博克不仅是一位出色的高等教育实践家，更是一位优秀的高等教育理论家。他的著作主要有《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大学与美国的未来》《大学的市场化》《美国高等教育》《我们不被看好的大学》《与哈佛学者的对话》等，其中《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被学术界认为是关于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经典著作。博克的办学理念和治校实践，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博克的大学社会责任观形成的背景

博克出生后美国刚刚经历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开始进行深刻反思。在高等教育界，美国教育家也对美国大学的前途和命运进行了深入的思索与探讨，尤其是在学术自由、为社会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思想和理念。历史发展到20世纪40、50 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美国带来了无限商机，美国经济从而走向繁荣。经济的快速提升，美国政府开始思索如何使美国有更大的发展。整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战后，为了安置大量退伍军人，联邦政府制订并颁布了《军人权利法案》，大批退伍军人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也就开启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代。1945年后，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资助的力度加大，鼓励大学去满足国家的重大需求，承担重大社会责任。同时，基金会大量涌现，为大学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活动提供帮助。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是1957 年10月。这对美国的空间技术提出了挑战。1969 年美国宇宙飞船登月，美苏争霸的局势开始有利于美国。要提高美国科技大国的地位，高等教育责无旁贷。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将高等教育发展看作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这就给美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历史性发展的机遇。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两次能源危机的打击下美国经济又开始下滑，直接导致了联邦政府对高校的财政资助大幅下降，部分高校的生存面临危机，从而导致社会公众对美国的大学产生了信任危机。但是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并未降低，在1983年国家教育优化委员会公布的调查报告《国家处于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中可以看出，政府已经把教育和国家的生死安危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当时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在大幅下降，生源锐减，教师整体质量不高，许多教师职业懈怠，对未来失去了信心。面对这种状况，教育家们对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现状进行深刻反思。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博克走上了哈佛大学校长的领导岗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有机会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大学的社会责任进行思考与探索，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西德等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其产品大举“入侵”美国市场，导致美国经济日益下滑，各种社会弊病日益凸显，他对大学社会责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他的包括《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在内的几部重要的教育专著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产生的。

博克于1930年3月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鲁摩尔。1933年他的父母离婚，博克与两个哥哥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博克后来上了一所私立初中，之后去了哈佛军事学校。但他的父亲是宾夕法尼亚一位优秀的法学家，对他后来选择法学有一定的影响。1951年博克从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毕业之后，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1954年到巴黎大学学习。1956～1958年，博克在美国军队担任法律顾问。1958年博克就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担任助教，1961年荣升为全日教授。1968年博克升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从此博克开始走上了在哈佛大学的管理岗位。在此期间，美国高校包括哈佛大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潮。博克采取的方式是谨慎温和的，他不仅没有报警，还送去了咖啡和油炸圈饼，并站到凳子上，感谢同学们的热诚，还留下来听取学生的抱怨。他对学生事件的成功处理，使大家看到了他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卓越才能。1971年 10 月，他接替内森·普西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从此开始了他在哈佛长达20年的校长生涯。博克的办学理念是在前任校长的理念基础上形成的，其中对博克影响较大的是艾略特和科南特两位校长的办学理念。艾略特在哈佛担任校长40 年。上任伊始，他就宣布要把哈佛大学建成一所独具美国特色的最伟大的大学。为了实现他的大学理想，他将科学研究引入哈佛大学，并作为哈佛大学的一项新职能，建立研究生院，开展研究生教育，从德国大学引进学术自由的理念，实施了自由选课制度，使哈佛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科南特于1933～1953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试图把哈佛建成一所精英型大学。他在位期间全力发展科研与研究生教育，但是并没有忽视教学。他认为，教育首先要培养的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合格公民，是全面发展的人。为此，他于1943年开始对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实施了普通教育计划，使哈佛发展成为一所研究型大学。艾略特和科南特不仅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担任校长时间较长的校长，也是最有作为的校长，其办学理念自然对继任者博克的大学社会责任观理念的形成产生影响。

二、博克大学社会责任观的主要内容

（一）坚守：象牙塔的三项基本学术原则

博克在《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提出了“走出象牙塔担当社会责任”的问题，同时他也认为走出象牙塔不是否定和抛弃象牙塔。象牙塔好的东西该坚守的还是要坚守。“象牙塔”（Ivory Tower）一词源于圣经《旧约·雅歌》第七章，其中有这样的唱词：“你的颈项好比象牙塔！”［1］483即新娘丰润的颈项如象牙塔一样美丽。这是“象牙塔”一词的本意。后来“象牙塔”一词的内涵不断变化和拓展。现代大学诞生之初，为了与社会保持着距离，免受社会的干扰，大学享有比较高的学术自由与自治。19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查理·奥古斯丁开始用象牙塔来描述当时的大学。奥古斯丁笔下的象牙塔是大学折射出来的美好品质的象征，比如纯洁与高贵、独立与坚韧、自由与智慧、梦幻与天堂、神圣与典雅等。美国高等教育理论家约翰·S·布鲁贝克曾描述过象牙塔式的大学：本科生院类似于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式的机构，研究生院以不受政府和市场的影响为荣；英国的高等教育学家罗纳德·巴尼特也对象牙塔进行了研究，认为：“象牙塔作为一种描述，它指的是大学从世界中退隐或者从低俗丑恶的现实中抽离出的一种状态，”［2］64即象牙塔已经发展成为用来借指有远离社会和现实倾向的大学机构，有褒有贬，说法不一，难以区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20世纪初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里斯·范海斯“为州服务”的理念提出后，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被强化，比如鞋子上沾满牛粪被认为是好教授的标志，大学办在了农民的猪圈和农舍旁边，工人进入大学就像他们随时可以进入工会大厅一样，大学的实验室随时为制造商开放。总之，大学成了任何人可以随意进出的场所，可以学习任何东西的地方。博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他的《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提出了大学不仅应该肩负社会责任，同时还应该坚守大学存在的学术原则。博克认为这三大基本学术原则是：

一是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古老的传统，可以说，有大学就开始有学术自由的呼声和要求。博克认为，学术自由是维持大学活力的源泉，坚守学术自由就是坚守象牙塔的基本精神。由于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密切相关，要落实学术自由的原则就要营造良好的言论自由的环境。博克认为，言论自由有助于丰富和激励人们的生活，有助于培养人的价值观、思维力和想象力。如果教授发表言论的自由被剥夺，从事有争议的课题被禁止，对教授个人来说，也就失去了参与智力交流的机会。没有参与智力交流的机会，价值观、思维力和想象力的培养也就是一句空话。博克进一步指出：言论自由还是一个与社会福利同等重要的问题，它事关整个大学的发展，既是捍卫大学目的和大学教师利益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也是实现大学使命的根本。这个根本丢失了，最终受损失的还是社会，“那时，社会既没有新思想，也缺乏新发现。”［3］24一个没有新思想和新发现的社会，将是怎样一种境况，是可想而知的。博克反对把学术自由限制在学者本专业知识领域的范围之内，认为“任何限制大学学者在本专业研究领域外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的做法，都是荒谬愚蠢的。”［3］5遗憾的是，随着大学对社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尤其是二战后大学对财政经费的依赖性增强，比如美国大学办学经费主要是依靠联邦政府的拨款以及各种基金会、公司和校友等的支持和捐赠，这就迫使大学不得不考虑经费来源者的利益和意见，不得不承受社会的价值对学术的侵蚀和影响，不得不屈服于金钱和权利。其结果必然是，“大学传统的中立地位注定要受到质疑”。［3］10博克甚至认为，随着研究型大学的不断发展壮大，学术独立的标准遭到了破坏，大学是象牙塔的说法已经成为过去。这就使大学陷入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要维护学术自由，一方面又要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要用教授治校的理念维护学术自由，一方面又不得不服从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考虑他们的需求。随着大学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社会对大学的影响和介入也必然会越来越深。社会的影响和介入越来越深，必然导致对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将越来越多。探索未知领域的本能冲动，加上巨大的商业利益驱使，有可能使得一些科学家丧失社会良知，其研究成果有可能打破与自然界的和谐、平衡，甚至危害人类社会发展。

二是学术自治。博克主张大学学术自治，但是他认为大学的学术自治是应该受到约束的，比如政府为了维护公众利益，有必要对大学进行适当限制，只不过这种约束和限制不能过大，对学术自由不能造成危害，否则会影响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要处理好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尤其是政府要把握好限制和约束大学的“度”。在处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上，博克提供了四种选择：一是采取命令的形式，比如出台有关大学停止损害公众利益的规定；二是要求大学重新严格审查和研究特殊问题；三是用资金对大学进行鼓励和引导；四是引入市场，建立竞争机制。博克对此比较谨慎，还提出了诚恳的建议：一是政府应该对不合理干涉行为有防范意识，不能企图左右大学的学术事务，这会有损大学的教学质量；二是增加新服务，即为了鼓励大学提供满意的服务，政府可以向大学提供补贴；三是防止弊端，即政府为了防止大学做出其所不希望见到的事情而采取的措施。不过，博克认为对于一些非常平庸的大学，可以采取不同的办法，比如尝试更多政府干预也许会有一定的收获。

三是学术中立。坚守象牙塔的精神，不能丢失学术中立的传统。但是二战后美国由于多元化大学的出现，尤其是威斯康星大学“为州服务”的办学理念提出之后，学术中立原则也受到了挑战。博克对多元化大学比较认同，认为是美国特色的创造发明，他曾经对大学通过计算机程序、电视教学、录像带等现代技术为正在工作或居家的新型学生提供很多教学机会特别赞赏。博克认为，防止大学追求功能目的，并不是现在的观点和看法，早在一百年前就有人提出了。他对反对者对大学的学术前景和道德责任等的关注表示赞同，但明确表示这种担忧有夸大现代大学的缺点之嫌，不符合客观事实。

（二）走出：象牙塔的社会责任

博克对大学社会责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他生活在美国研究型大学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时期。那时美国许多的大学对社会服务职能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晰，尤其是多元化大学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比如到1962年时，加州大学雇员的总数就已超过四万人，学生总数有十万人，有二十万人接受继续教育课程进修班培训，学校开设了近一万门课程，校园、实验站、农业与都市推广中心遍布全国各地，其布点已有一百多个，为当地政府和社区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当年仅加州大学附属医院就为四千名婴儿接生，同时，加州大学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小白鼠供应基地。社会对大学的期望越来越高，这给大学为社会服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博克走上了哈佛大学校长的岗位，使他有机会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大学的社会责任进行研究与探讨。

博克认为，既要坚守大学基本的学术原则，守住大学象牙塔的精神价值底线，更要走出校园，承担社会责任。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博克认为其承担社会责任的理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学办学的巨额经费来自纳税人，就应该为纳税人提供服务，这也充分说明了大学应该肩负起回报社会的责任；二是大学由于其特殊的功能和优势对某些类型的有价值的资源进行了垄断，大学应该利用他们特殊的资源服务于社会；三是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专长和能力是其他社会机构所不能替代的，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博克的大学社会责任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从学术性角度看大学对社会的责任。

第一，帮助国家解决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博克用一个章节即第四章专门对大学教育机会和种族不平等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大学应该让所有的人享受高等教育，帮助国家解决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这是他的大学社会责任观的核心和重点内容。美国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均不同程度地遭到几乎所有的学术机构的歧视。但很少有大学想到要去努力帮助国家解决种族问题。就是历史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也只有60%的黑人家庭收入达到白人的生活水平，贫困的黑人比例较大，失业的黑人也比较多。不过，比较好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人们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下，一些大学和学院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优先招收大量少数民族学生。由于所录取的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学生的考试成绩大大低于白人，考试成绩比较高的白人没有被录取，这种做法不能说是合理的，因为它损害成绩好的学生的利益，削弱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因此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引起了争议。支持者则认为，尽管这种向黑人和少数民族学生优惠的招生政策会招致暂时的不公正现象，但从长远利益看，有利于实现更大的机会均等，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值得的。在教师聘用方面，美国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在大学教师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较低，重点大学少数民族教师缺乏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美国联邦政府要求每一所大学都要出台鼓励政策，吸收少数民族人员填补空缺的教师职位。这种政策导向也引起了争议：反对者认为，重点大学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因此，教师的选拔就应该主要考察教师和学者的能力；支持者认为，榜样的作用很大，对树立学生的志向、抱负等至关重要，少数民族教师可以向少数民族学生提供行为榜样和辅导员的特殊服务。

第二，鼓励学生关注社会，思考社会问题。美国社会的诸多弊端和不公正的现象正在日益凸显。博克转引的调查资料显示：社会的道德标准已在下降，社会对政府机构领导人的信任度大幅度下降。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境况，大学应该义不容辞地运用其特殊影响去教育和鼓励学生对社会道德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升其道德推理能力。研究现代大学的道德教育，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是缺乏训练有素的教师；其次，是课程设置不合理；再次，是大学传统的道德教育方法受到学术研究目的和方法的变化冲击。大学要引导学生对社会道德问题进行思考，就要努力解决好大学自身的道德教育问题。只有把自身的道德教育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关注社会，思考社会道德问题。一所大学如果放弃了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就违背了大学对社会负责的理念；一所大学如果不组织其师生员工讨论社会道德问题，也会让很多关心社会问题的教师和学生感到学校对社会冷漠，甚至会因此而沮丧。博克还对进行道德教育的一些具体情况进行讨论，比如教师向学生表达自己的道德观的行为是不是思想灌输？博克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只有当教师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道德观，才是思想灌输。他还认为，学生对道德问题的敏锐的观察力，对道德原理的理解很重要，会使学生对道德问题看得更透彻，从而更加自觉地遵守共同的社会道德价值观。

第三，通过学术研究、技术创新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经济状况一直不好，疲软和僵化成了当时经济发展的代名词。那时，人们对生产力发展的认识不够，博克甚至认为几乎是一片空白。不过，专家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和意义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是技术创新的速度早已大大下降。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对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实用性产品的方法、速度和效率问题是越来越重视了。美国的科研水平无疑是世界一流的，能够通过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创造出新产品，从而推动新产业的出现。不过，要使科学研究的质量不受影响，并持续保持高质量，必须具备基本的学术条件：政府和社会必须为科学研究领域提供足够的令人满意的职业机会；要有能够满足一流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先进的仪器和设备；要有能够适应高质量研究活动的好的工作环境；科学家要有充分的自主权，要能够自行决定研究项目和研究方法，且要有稳定的经费来源；要建立科学的维护研究质量的程序和高尚的道德规范。同时，博克认为，为了鼓励大学进行技术创新，满足社会需求，政府应更加重视大学科研经费投入问题，加大支持力度，鼓励校企合作。博克还认为，要加强校企之间的密切联系，首先要重视实用性研究，其次要增进校企交流。他甚至认为大学还可以帮助教师组建公司，加快成果转让。

第四，大学的学术研究要承担社会责任。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开始认识到，科学研究的结果并非都是有益于人类，造福人类的，比如克隆技术的研究等就是扰乱社会问题的研究活动。有道德感的科学家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对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的利用价值和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价。他还认为，社会科学家也要考虑其研究结果的社会责任问题，也要为自己的研究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和影响可能比物理或化学研究出现错误带来的危害更大，错误存在的时间也许会更长，甚至会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和社会公众的态度，如果被人利用则更可怕。为此，政府要重视对科学研究的管理，应该出台相关规定；大学也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建立道德评估委员会，实行检查制度，制定审计程序等；确保政府规定能够严格执行。

此外，对外技术援助，无论是对援外的大学，还是接受援助的国家都是有益的，是双赢的。但是，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管理问题和社会道德问题，要区别对待，谨慎行事，尤其要尽心尽责地遵守相关道德标准。

2.从非学术性角度看大学对社会的责任。

第一，大学应该为其所处区域服务。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大学虽然拥有教室、实验室、办公室和图书馆、体育馆等众多设施，但没有交纳财产税的义务。对城市、社区来说，财产税则是其主要税收来源。因而城市和社区居民对大学坐享城市资源而不付出代价的做法有意见和看法，从而也就使城市、社区和学校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不过，大学作为免税的回报，向社区推出长期向社区开放博物馆、体育馆、图书馆，在社区担任家教，在市镇机构实习，医学专业的学生为社区提供急诊服务等各种服务项目。此外，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吃住行等还会带动社区的经济发展，由此增加当地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的收入，一些靠近大学的高科技企业更会因大学的推动而得到很多益处。这些都涉及大学的社会责任问题，因此很有必要进行讨论，理清大学对城市、社区所要担负的经济责任。

第二，大学帮助社会解决现实问题。大学既可以为社区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同时还可以帮助社会解决一定的现实问题。比如大学教育可以提升人口质量，使其养成保护社会环境的良好习惯，还可以使人改变陈旧落后的社会观念，促进科学生育观的形成，从而有助于控制人口数量。专家及学者们已经发现，国家受教育程度越高往往人口出生率越低。大学的这些功能和作用无疑都会有助于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解决。

（三）坚守与走出的平衡

大学发展到今天，在博克看来，不可能不走出象牙塔，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在走出象牙塔的同时，还要保持大学学术的基本原则，坚持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这就使大学面临坚守与走出的两难选择。在这种两难选择的过程中，关键是“度”的把握，大学既不能故步自封，过于崇尚学术和过于与世隔绝，致使大学成为无人问津的知识孤岛，也不能在超越象牙塔时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于政治化与社会化，这将会导致大学学术的贬值。因此，博克认为大学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是最佳选择。在金耀基眼里，大学是时代的表征，它能够反映时代精神，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但也要烛照社会的方向，尤其是“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自主；大学不能置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4］22

三、博克大学社会责任观的当代启示

（一）重塑大学精神，坚守象牙塔的基本原则

大学本身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地方。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有的大学把理想丢失，把大学精神丢失了，剩下的是高楼大厦，是宽阔的运动场和先进的仪器实验设备，象牙塔的理念模糊了，象牙塔的影子没有了。像这样的大学，不存在走出象牙塔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没有象牙塔。所以，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的启示，首先不是走出的问题，而是建构象牙塔的问题。如何建构象牙塔？

首先，要重塑大学精神。大学精神的缺失已经成为我国大学的普遍现象。大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塑造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找几个词定为校训，或喊几句口号，就行了的事，它需要系统的设计，长远的规划，尤其需要时间的积累和积淀。一所没有大学精神的学校，很难想象会有什么象牙塔的价值观存在。所以，培育大学精神，是许多大学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次，要坚守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原则。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是象牙塔精神的核心与精髓，是象牙塔价值观的体现和最基本的原则，也是大学立足之本、生命之源。我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理念本身就比较淡薄，其地位与西方相差甚远。用布鲁贝克的观点看，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政治论，或者说，政治论占据主导地位，认识论和人本论是依附于政治论的，是政治论在主导大学的发展，大学和学者的学术权力仍处于弱势地位，更谈不上像西方那样能够与政府学术权力制衡。我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在法律保护方面也是严重缺失的。不过，近几年情况有些好转，尤其是党和国家对现代大学治理的倡导和大学章程的制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各界对大学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重视。

再次，重视文化建设，提升大学的精神品格。我们知道，文化是立校之本，是大学象牙塔精神成长与发展的沃土，是大学的灵魂所在，它集中体现了大学的精神品格。至于如何加强文化建设，不同的大学情况不一样，其建设的路径和对策也不一样，但是打造特色文化、重视大学精神品格的塑造和人文环境的建设等，是其共性的一面，我们不能忽视。

（二）走出校园，肩负社会责任

我们有一个误解，以为只有应用型大学才有服务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其实不然，研究型大学照样有社会责任。博克的哈佛大学就是研究型大学服务社会的典范。美国的高等教育，自威斯康星大学开始，服务社会已经成为传统。我国高等教育对社会服务的认识还有误区，也不仅仅是研究型大学，甚至包括一些新建地方性本科院校，都还没有把社会服务看成是自己的职责，看成是自己的本分，认为只要把人才培养好了，科学研究工作抓好了，就一好百好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国家养活了你，地方养活了你，你凭什么不为国家和地方服务？用了纳税人的钱，就应该为纳税人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否则，大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值得人们怀疑了。其实，还不仅仅是社会需要大学提供服务的问题，大学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能够收到丰厚的回报，比如项目资金的支持，实习实训基地的获得，兼职教师队伍的补充等。地方本科院校更“应该积极地打开校门，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潮，争取在服务地方中赢得更多的红利”。［5］所以，走出象牙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所有大学都该做，而且应该努力做好的事。

我国大学应该主动承担哪些社会责任呢？一般而言，有三大任务：一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这里说的社会，是应该因大学的类型和层次不同有所区分的，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应该为世界和国家培养人才，省属高校为全省的经济社会培养人才，地方一般大学为其所处区域培养人才。每一所大学都应该尽可能根据自己的办学水平和能力，对接相应的社会和领域，找准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培养生态位。二是为社会提供科学研究成果。这也是同样的道理，不同的大学要选准自己通过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的生态位。当然，科学研究能不能取得比较大的成果，涉及的因素很多，就是一般性的大学也有可能取得比较大的成果。比如一般应用型大学应该以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的研究为主，但是也要给基础研究留下一扇窗。三是为社会提供文化艺术服务。每一所大学都是文化的大学，其对所处区域的文化发展不管承不承认，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当地文化的高度就取决于其大学文化的高度，当地文化的品位就取决于大学的文化品位。所以，大学对其所处区域的文化服务也是重要的社会责任。

总之，大学应该主动向社会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文化服务三大责任，并内化为办学的理念，长期持续地坚持下去。这不仅对社会有利，更对大学有利。

［1］ 思高.圣经［M］.香港：思高圣经学会，1968.

［2］ Ronald Barnett. The Idea of Higher Education［M］. Buckingham：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 -tion&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3］ （美）德里克·柯蒂斯·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4］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台北：时报出版社，1997.

［5］ 侯长林.地方院校如何赢得更多红利［N］.人民日报，2013-08-15.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University——Interpretation of Derek’s Beyond The Ivory Tower——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HOU Changlin
（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Fanjing Mountain Area，Tongren University，Tongren，Guizhou 554300，China ）

Derek·C·Bok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gher educator. He systematically illustrate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university in Beyound The Ivory Tow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He believ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three basic academic principles--academic freedom，academic autonomy and academic neutrality，which is the basic spirit of the ivory tower. However，the modern university should walk out of the ivory tower to bear mor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is idea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university still has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Derek·C·Bok，Ivory Tower，social responsibility

G640

A

1673-9639 （2016） 05-0036-07

（责任编辑 王小聪）（责任校对 黎 帅）（英文编辑 田兴斌）

2016-05-28

贵州省2013年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招标项目（黔教高发［2013］446号）。

侯长林（1963-），男，贵州铜仁人，铜仁学院校长、梵净区域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文化哲学，高等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