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小说对话：“五四”问题小说与“民主”启蒙

郭玲珍，黎 帅，王东林，鞠 飞

（ 1.铜仁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2.铜仁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

公共政策的小说对话：“五四”问题小说与“民主”启蒙

郭玲珍1，黎 帅1，王东林1，鞠 飞2

（ 1.铜仁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2.铜仁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

文章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五四”问题小说予以观照，探讨“五四”问题小说在主体、内容、方式等方面如何与“民主”启蒙的公共政策诉求进行对话，亦即问题小说这种文体怎样阐释了当时的各种民主思想，以启蒙民众，实现公共文化政策重构。

公共政策；文化传播；“五四”问题小说；阐释；启蒙

自古及今，文学创作总是源于生活，反映着生活。无论是“诗言志”的纪实抒怀，还是各式各样的戏剧形式，都从各个方面，反映着各个阶层的生活，诗人、剧作家们都在尽力用自己的笔触，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即便在古代，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引起统治者的注意，进而希冀做出某种改良，促进社会进步。无论形式怎样，都可视作公共政策的过程参与。然而，审视整部中国文学史不难发现，小说处于明显的失位状态，虽然间或有几部反映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问世（如四大名著），也未能打破此种格局，这与历来“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观不无关系。直到近代（1898年），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的地位才渐渐得到重视。文学参与公共政策，以文字叙写、传达信息为主，具有潜在的教育作用，而故事性强、白话文通俗易懂（诗文亦有通俗者，但毕竟为少数）则是小说不可比拟的优势。而小说真正成规模性地参与公共政策，则是从“五四”问题小说开始的。

一、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是具有公共权力的组织与个人，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对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做出处理的一种结果［1］。体现为政府的法律、法规、制度以及具体的行为。同时，又是政策主体在对社会价值进行总体判断的基础上，对社会利益的一种分配和调节。作为整体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公共政策体现了一定的社会价值，同时也反映了一定的利益要求，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影响上的权威性、范围的普遍性和一定的强制力。其制定的主体是掌握着公共权力，能够做出权威性决定的组织与个人。作为竞争的结果或新一轮竞争的开始，公共政策在各种集团压力下形成，是各种利益集团竞争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多元政治系统中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争取影响公共政策的过程，是一种利益的分配过程［2］。 作为多数人意愿和利益相互竞争、调和的产物，公共政策的价值诉求是公共利益的实现，在作用对象方面，面向的是有一定范围影响的社会公共存在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成为其存在的根由和意义所在。

20 世纪20年代的中国，在经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民主、科学思想已得到广泛传播，加之各种文化思想、文艺思潮的影响，涉及婚姻、教育、民生等方面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而传统的封建道德、礼俗观念等与此矛盾颇深，亟待改革。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出台了一系列以“三民主义”为核心思想的民族、民权、民生政策，包含保障人民的言论、通讯、信教自由，废除清末“忠君”、“尊孔”宗旨，代之以“公民道德”培养为主的教育法令等进步的文化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但随着革命果实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所窃取，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上的民主追求很快被取缔，军事活动被镇压，连带新文化也被清算。为了实现其独裁称帝的野心，袁世凯制定并推行以“尊孔复古”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政策，为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使民国初期的社会弥漫着一股文化倒退的逆流，影响波及婚姻、教育、祭祀等各个文化领域。如在婚姻领域，袁世凯发布了数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提倡封建礼教，号召尊崇常伦，甚至在1914年3月11日的《褒扬条例》中规定，对“孝行节妇”由政府赐予匾额题字褒扬，允许受褒扬人及其家自立牌坊［3］18-19。在教育方面，不仅恢复了民国初年教育部明令废止的学校读经，同时将教育宗旨改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复活清末封建教育，歧视女子教育，甚至宣传鬼怪迷信，以配合尊孔复古的教育方针［4］。在军人管理方面，完全以封建忠君等伦理道德观念控制军队，抵御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的思想观念。在日常生活方面，则先后公布一连串反民主的专制条例，如《报纸条例》、《出版法》、《治安警察条例》、《惩办国贼条例》等，包含大量限制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结社、集会、言论自由权力的内容，妄图阻止人们宣传新文化、追求新文化，甚至戕害宣传进步思想文化的人士，如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等。

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动荡时局，政权不断更迭，各种割据势力并存于世。他们对于北京政府的各项政策并非遵照执行，但在“尊孔复古”以实现军阀独裁方面，却有着不可否认的一致性。虽然一些明目张胆宣传尊孔复古的条例得以废除，但尊孔复古的文化政策却并没有因此消亡。北洋军阀各个派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大体都沿用这一政策，直至1927年其统治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所替代为止。

这种倒行逆施的文化政策，与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性追求这一民国文化的价值核心构成强烈的冲突，加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近代新文化成长的物质基础，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确立和维持，又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某种“合法”空间，并对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从而使得民主自由成为统治者无法从根本上予以遏制的时代潮流［3］12。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等，都包含着直接反抗统治者压制民主文化发展的因素在内。一批接受新式教育、社会责任感在辛亥革命之后已被点燃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反叛现行公共文化政策、重构“民主”与“科学”公共政策的路程。

二、“五四”问题小说家的政策诉求：重构公共政策的外在创始模型

作为多数人意愿和利益相互竞争调和的产物，公共政策的价值诉求是公共利益的实现，其作用对象面向的是有一定影响的社会公共存在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成为其存在的根由和意义所在。

作为政府公共政策，其构建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程序。首先即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确定。由于社会存在的公共问题非常多，并不是所有的公共问题都能够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只有那些被政府摆上议事日程并加以处理的问题才会成为公共政策问题。在此之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才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公共政策制定工作，包括政策议程的设立，立法机关、部门针对具体政策进行立案、形成政策并通过法律程序使之合法化，政府官僚机构实行政策执行行为，政府监督部门及社会团体、公众对新确立的政策进行监督、评估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

虽然一般意义上讲，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由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三部分组成。但三者又有官方直接参与和非官方间接参与的不同。政府职能部门作为直接参与主体，在政策的制定方面具有权威性决策权，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则是通过发现、提出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从而给政府职能部门施加舆论压力，促使其将之纳入议事日程，解决此问题，属于非官方的间接参与主体［5］。

这一点，在袁世凯独断称帝及其之后的北洋军阀独裁统治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突出。这一时期，名义上的民主共和政治形式并不能给予民众实质性的参政议政权力。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组成部分①一般意义上，凡是具有正规性、独立性、非营利性、自我治理性、志愿性和公共利益性的组织，即为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新闻部将“非政府组织”理解为：“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由兴趣相同的人们推动，服务和发挥人道主义的作用，向政府反映公民关心的问题，监督政策和鼓励在社区水平上的政治参与。它们提供分析和专门知识，充当早期预警机制，帮助监督和实行国际协议。”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此概念的理解并非那么一致。但在将政府组织、企业组织之外的各种非营利性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公益机构、学术机构等都被归入非政府组织范畴的方面则是一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非政府组织比较研究中心”在调查41个国家的基础上，依据非政府组织运行和服务的内容设计了一个国际分类体系，大致归为基层自治组织、公共事业组织、民间公益组织、狭义的社团组织、中介组织等。根据文学研究会的性质与特点，可将之划入狭义的社团组织类中。，想要对现行公共文化政策进行反叛与重构，就不得不在构建公共政策问题并使之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方面下功夫。此期，参与这一文化政策重构的组织和个人，涉及政治党派组织（如梁启超、李大钊等）、文化界精英群体（如蔡元培、胡适等）以及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等等。这里我们主要以“五四”问题小说家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为言说对象。

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一部分，以“五四”问题小说家群体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将视野集中于发现并提出社会问题，通过抒发对现行“尊孔复古”公共文化政策的不满，阐明自身对自由平等思想的倡导，表达一种民主政策的诉求［5］。 与自身经验相关，“五四”问题小说家的政策诉求，更多集中于对人生、人格、人性、个体生命价值等的积极探讨，主要涉及婚姻、教育等民生方面的内容，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婚姻政策，教育工作者要在解放个性、不拘一格培育人才的过程中体现出个体生命价值的教育政策，等等。同时，为了扩大这种民主诉求的广泛关注度，引导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以争取更大范围的舆论空间，从而更好地给政府职能部门以压力，敦促其将改革现行公共文化政策纳入议事日程，实现政策的重构，“五四”问题小说家们将自身的民主政策诉求的阐释放诸小说文本这样一种通俗易懂的文学样式中，并借助当时日益发展壮大的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通过自上而下的流动、传播，启蒙民众，以期使之成为自身民主诉求的同盟军。

美国学者罗杰·科布（Roger Cobb）以政策诉求主体为标准，将政策议程的建立分为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内在创始型三种模型②其中，政治动员型是指具有权威作用的政治领导人主动提出其政策意向，并使其进入政策议程。以政府议程为基点，以公众议程为对象，其目标在于政策方案的顺利执行。内部创始型则指的是政府系统内部的人员或部门为解决纯粹的内部事务而提出政策问题，且问题扩散对象仅限于“体制内”相关团体和个人。，其中关于外在创始模型是这样解释的：“政策诉求由政府系统以外的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提出，经阐释（对政策诉求进行解释和说明）和扩散（通过一定的方式把政策诉求传递给相关群体），首先进入公众议程，然后通过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使之进入政府议程。”［1］115可以说，“五四”问题小说家们的这种重构公共文化政策的政治诉求方式，正是外在创始型模型的具体实践。

三、“民主”启蒙：“五四”问题小说家政策诉求的表达方式

如前所述，“五四”问题小说家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在重构公共文化政策的过程中，一方面密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抒发对现行“尊孔复古”政策的不满，阐释自身对婚恋、教育等自由平等的民主政策的诉求；一方面借助报纸等大众媒介，将自身的政策诉求进行广泛传播，以期在启蒙民众的基础上，形成更深程度上的舆论压力，为文化政策的重构打基础。在这里，“民主”思想影响下的各种政策内容本身是小说家们政策诉求的表达内容，“启蒙”则成为其更好实现政策诉求的表达的手段。

其实，以“民主”和“科学”为集体诉求的公共政策，在民国建立之初，经由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得以某种程度上的实践，只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夺取政权之后被破坏。在政治、经济极不稳定的动荡时局下，皖、直、奉等军阀派系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为了争夺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而相互混战。与此同时，为巩固统治，扩充军备，军费开支急剧上升，成为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教育、社会建设等款项也经常被截作军用，社会矛盾愈加激化。但军阀割据导致的政治混乱割断了“五四”作家们与政治权力的联系，他们不得不从文化思想领域，通过文字叙写的方式，表达对时局问题的关切，寻求重构政策的同盟力量。

民主思想在民众之中的传播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从戊戌六君子的“公车上书”开始，民主共和思想即已开始在中国大地萌芽，因受封建王朝统治阶层的阻挠而很快夭折。自晚清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民主进化思想不断得以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深入到救亡图存的活动中。辛亥革命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统治，也推动了一系列充满自由主义热情的社会解放运动，如公民参政议政、妇女受教育、改革婚姻习俗等，却伴随着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而强制性终结。在这漫长而艰难的失败历程中，作家们逐渐发现，民主思想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因为这个阶层虽然人数少，但一般参与对中国和现代世界具有内在意义的论题和争论［6］458。而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仍生活在传统文化范畴所支配的世界中。在20世纪出现的大量城市人口中，他们所面临的世界有新的通俗出版物，有受西方影响的种种文学作品，甚至还有电影，他们参与政治事件，也有新的观念，然而他们仍然生活在古老的传统中。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更让“新青年”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是革命失败的主因，只有从精神上彻底否定传统，才能使君主政体失去立足的合法性，进而才能让真正的革命有成功的可能，而这种精神的否定，需要知识分子外更广大的民众参与其中，才能真正实现，进而发挥应有的作用。“五四”问题小说家所进行的民主启蒙的活动，既是实现自身政策诉求的手段，更是开启民智的积极行动。

囿于问题小说家们自身的经历、经验，其政策诉求集中于婚姻、教育等民生方面，且以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等个人本位的民主思想为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新文化运动来理解。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以进化论和人性解放为武器，猛烈抨击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提倡新思想和新道德，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7］249。这里的“民主”，指的是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包含人权平等、个性解放、独立人格和以代议制为基本原则的共和体制等。而“科学”则指的是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包括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偶像崇拜、宣传进化论、唯物论、无神论等内容。可以说，在外国各种思潮涌入，思想纷争的年代，“民主”与“科学”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诉求。虽然不同流派在“民主”与“科学”的具体实践方式上有所不同，在追求个性解放、自由的层次上，却有着不可否定的一致性。这一时段的民主启蒙的视野更多聚焦于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独立人格等人生意义的相关层面。如前所述，军阀混战的动荡割断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关联，加之1911年以后，政治救亡的希望戏剧性地破灭，人们很快失去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传统价值信念，对民主制度的热情逐渐冷却，陷入人生虚无的迷茫与彷徨之中，年轻知识分子对个人人生意义的关注指向压倒一切的对生活的关注。［4］问题小说家们正是以此为切入点，重新阐释并试图构建以民主思想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政策。

四、“五四”问题小说：“民主”启蒙的文化传播途径之一

文化传播是文化得以影响社会的途径。“民主”启蒙作为“五四”问题小说家政治诉求的表达内容和手段，必然借助一定的文化传播方式才能深入民众中去。此期，文化传播业已相当发达，新式传播工具如新闻报刊、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电影等，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报纸更是因着发行量大、读者面广、传播速度快等优势，成为问题小说家们的首选。

“五四”问题小说作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其概念，最早由周作人在《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一文中提出，指那些反映政治、道德、教育、婚姻、恋爱等人生问题的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形成于1919～1925年间，以1919年《新潮》作家的创作为发端，在冰心《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小说发表后，逐渐形成风气。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将其推向高潮［8］47。代表作家主要是冰心、王统照、庐隐、许地山、叶圣陶等。在1923年之后，随着乡土小说创作的兴起，逐渐衰弱，直至最终落幕。

作为“五四”时期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运动背景下进步文学青年思考和探索社会人生的产物，“五四”问题小说的内容大多与个性自由、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妇女解放等知识青年的现实生活相关，还涉及民众疾苦、战争劳工、儿童问题和教育问题等社会问题，表现的是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生活的真谛和生存的归宿，反映出当时作家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受到欧洲和俄国表现社会人生的文学，尤其是易卜生问题剧的深刻影响。作为“五四”问题小说家们进行政策诉求的文学样式，“五四”问题小说从产生到推广，体现出较多的文化传播特点。

文化传播，又称文化扩散，是人类借助一定的传播媒介交流文化信息的活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构成了文化传播活动的最基本的要素。文化传播学研究就是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传播者（即作者）、传播内容（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传播媒介、传播对象（即文学创作的接受者）、传播效果进行的观照性分析。“五四”问题小说的历史性出场及其所产生的良好反响，既是自身丰富的思想性作用的结果，也与其特殊的传播策略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文化传播活动的具体体现。以冰心等为代表的“五四”问题小说家们，作为文本的创作者，是民主启蒙这一文化传播过程的主要传播者。孙伏园、沈雁冰等《晨报副刊》、《小说月报》的编辑们，在演绎“把关人”角色的同时，提携问题小说家，并对其作品进行指导性刊发，同样是传播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道德、教育、婚姻、恋爱等人生问题，是“五四”问题小说的主题所在，其中传达出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平等自由、婚恋自主等思想，既是这一文化传播的具体内容，也是此期民主政策诉求的核心。报纸作为主要的传播媒介，诸多“五四”问题小说的作品，最初都是通过报纸与读者见面的，如冰心、叶圣陶的作品多发表于《晨报》、《小说月报》，庐隐、许地山、王统照的作品多见于《小说月报》，等等。作家在遵循新的创作观的同时，积极迎合着报纸版面有限，语言、内容在通俗性和亲切度方面有所要求等特性，在创作方式上进行特殊的处理和改进，如短篇小说多于中长篇、白话文创作、日记体等的出现与流行等。民众是民主启蒙这一文化传播过程的主要对象，其对民主思想的认可度、接受程度，是衡量民主启蒙传播效果的主要标杆。基于此，笔者认为，“五四”问题小说家问题小说创作的群体行为，正是同期民主启蒙的文化传播过程。

［1］ 陈庆云，主编.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魏子扬，宋桂祝.多元均衡的理想与价值［J］.理论探讨，2010，（2）.

［3］ 黄兴涛，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4］ 郭玲珍.“民主”政策的社会性实践——以“五四”问题小说为例［J］.铜仁学院学报，2015，（1）.

［5］ 郭玲珍.政策阐释者背后启蒙身份的主动承接——以“五四”问题小说家为例［J］.三峡论坛，2014，（3）.

［6］ ［美］费正淸，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M］.杨品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7］ 陈振江，江沛.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8］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The Novel Dialogue of Public Policies：The May 4thproblem novels and the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GUO Lingzhen1，LI Shuai1，WANG Donglin1，JU Fei2
（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ongren University，Tongren，Guizhou 554300，China；2.School of Humanities，Tongren Universityt，hTongren，Guizhou 554300，China ）

This article has a discussion on the May 4 problem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exploring how those novels communicate with the appeals for public policies of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from the aspect of the subject，content and mode，namely the way in which this literary form of the problem novels interpret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thoughts to enlighten the public and realize th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policies.

public policies，cultural transmission，May 4th problem novels，interpretation，enlightenment

I207.42

A

1673-9639 （2016） 05-0066-05

（责任编辑 白俊骞）（责任校对 黎 帅）（英文编辑 何历蓉）

2016-03-30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文化传播视域下‘五四’问题小说研究”（2015 QN16）。作者简介：郭玲珍（1987-），女，河南南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传媒与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