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石刻刻工述略

李贞光

泰山石刻刻工述略

李贞光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12)

泰山石刻刻工是泰山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泰山石刻刻工的题署，刻工身份的分类、籍贯、作业方式、与书法的关系、泰山石刻中的石刻生活写照等方面进行分析介绍，进而了解泰山石刻刻工的生存状况。

泰山石刻;刻工;述略

泰山石刻“是泰山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P1)，泰山石刻刻工则是泰山石刻直接创造者，石刻刻工刻碑水平的高低会对碑文的字体、碑刻的艺术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刻碑的人，往往把自己的书法风格、笔性渗透到所刻的字里行间”［2］(P39)。目前关于泰山石刻刻工的成果主要有曾毅公先生《石刻考工录》、程章灿先生《石刻刻工研究》。今结合各种史料，对此略加论述。

一、泰山石刻刻工的题署方式

泰山石刻的刻立过程“一般分为写、摹、刻三道工序，不过在最初只有写和刻两道工序，即由书写者将碑文用笔蘸朱砂直接写在磨平并涂黑的碑面上，谓之‘书丹’，写好后再均匀地涂上一层薄蜡以保护朱书字迹然后由刻工镌刻。”［3］(P139)在泰山石刻的刻立过程中，刻工对石刻的最终成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关于其身份的辨别是研究泰山石刻刻工的一个基础，“刻工的题名，通常署于碑、志的左下角，一般由籍贯、姓名及刻、镌之类动词构成。”［3］(P140)最早出现的泰山地区石刻刻工是东汉中平三年(186)的《张迁碑》的刻工孙兴。汉碑中著有刻工姓名的石刻刻工非常少，这说明泰山石刻中刻工很早就注意到在碑刻上留有姓名。但就泰山石刻刻工的整体数量而言，北宋以前在石刻上留有刻工姓名的较少，仅有孙兴、李可言、吴弘章、尉迟练、夏侯知元、马□侯。从北宋开始，泰山石刻中的刻工信息逐渐增多，关于刻工在刻石时留有姓名的原因，程章灿先生认为:“一方面表示工匠对其本人工作的负责，另一方面也便于有司考核工匠的技艺、态度以及绩效，据此进行奖惩”［4］(P48)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泰山石刻刻工的信息来看，泰山石刻刻工题署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在泰山石刻的刻文中标有“刊”、“刻”、“镌”、“勒石”。例如:《高里山相公庙新创长脚竿记》的刻文中标有“张希白刻”、《盛陶启诗刻》的碑文中标有“康永新刊”、《创修五圣庙碑记》的碑文中标有“毕娴镌”、《钟伯敬题刻》的刻文中标有“林茂之勒石”等。

第二、在姓名后标有“石匠”、“石工”、“铁笔”、“金笔”。例如:《重修地藏王菩萨殿记碑》的碑文中标有“石匠李汉”、《重修地藏王菩萨殿并兴云洞记碑》的碑文中标有“石工韩夫胜”、《洪范池设立义学碑记》的碑文中标有“铁笔孟兴端”、《香会善信挂红袍记碑》的碑文中标有“金笔姜朝凤”。在《石刻考工录》、《石刻刻工研究》等石刻刻工著录的著作中以“金笔”作为判断石刻刻工身份非常少见，泰山石刻中在碑文中出现“金笔”的也并不多见，这为判断石刻刻工身份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

此外，泰山石刻刻工中也有标注籍贯的，例如:《重修正觉寺记》的碑文中标有“曲阜镌字人岳玘”、《泰安州重修庙学记碑》的碑文中标有“济南程瀚镌”、《玄帝宫碑》的碑文中标有“金山石匠徐应祯”等。

通过对泰山石刻刻工身份的辨别，可以有效地对其进行相关的考证，为深入研究泰山石刻刻工相关问题奠定基础。

二、泰山石刻刻工的相关问题研究

(一)泰山石刻刻工的身份分类

泰山石刻刻工身份的考证是研究泰山刻工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从目前掌握的泰山石刻的刻工信息来看，认为泰山石刻刻工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宫廷的刻工，第二类是民间的刻工，第三类是非职业刻工。

这三类泰山石刻刻工中，宫廷的刻工占据的比例较小，但其刻工的刻碑技术相对较好。他们大都是奉皇帝之命而刻，例如:北宋御书院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镌刻《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青帝广生帝君赞并碑阴祝文》，潘进、谢望之于宋祥符六年(1013)刻《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这类刻工的生存条件相对优越，其碑刻大都体现统治者为巩固皇权的政治意图。

民间的刻工在泰山石刻刻工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大部分民间泰山石刻刻工在泰山石刻刻工名录中只出现过一次，但也有个别民间泰山石刻刻工出现过多次，例如夏中兴:元至元三十年(1293)重阳日刻《灵岩寺净肃禅师道行碑》、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刻《灵岩记》、元大德五年(1301)三月刻《灵岩寺觉达禅师道行碑》;高又玄:元中统五年(1264)正月刻《天门铭》、元至元二年(1264)二月刻《张宣慰登泰山记》、元至元十三年(1276)十月二十五日刻《重修灵派侯庙碑》、元至元十九年(1282)六月十五日刻《德方塔铭》、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月刻《高里山神祠记》、元至元十九年(1282)刻《灵岩寺方公禅师塔铭》、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三月刻《朝元观碑》;靳雄:明嘉靖二年(1523)九月二十八日刻《张圮等施财记碑》、明嘉靖三年(1524)钟吕月初九日刻《修造舍财助缘之记碑》、明嘉靖三年(1524)六月刻《赵鉴等修玉皇殿记碑》等。这些民间刻工以镌刻石刻为职业，他们大都以此为主要的生活来源，泰山石刻“刻工刻石镌字计件酬劳，刊字多寡有异，因此刻工署名不排除作付取酬劳凭证的用意。同时任何行业内部都是存在竞争的，刻工在碑文末尾镌刻自己姓名、籍贯等信息，也不排除以此招揽生意的意图。”［5］(P43)

非职业的泰山石刻刻工大都以历代游览泰山的游客为主，他们在泰山石上镌字，以此来作为他们游览泰山的标志，这个非职业泰山石刻刻工既包括历代的文人墨客，也包括普通的百姓，其泰山石刻大都以“泰山题刻”为主。关于其在泰山石刻上题署的方式，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游览泰山的游客把要在石刻上题的字，提前写好，请专业的泰山石刻刻工进行镌刻;第二种是游客自写自刻。由于他们在泰山石刻镌刻字迹时，很少留下“某某刻”、“某某镌”等字样，故很难具体判断刻工到底是谁。

(二)泰山石刻刻工的籍贯问题

泰山石刻刻工的籍贯问题对于研究石刻刻工的跨区域作业、社会的人口流动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就目前泰山石刻刻工的籍贯来看，主要以泰山周围地区的石刻刻工为主，大部分都是泰山当地的，也有来自济南、兖州等地的，如济南籍徐仪、兖州籍胡宁等。另外也有一些外省的石刻刻工，例如:姑苏籍刻工吴士端，锦州籍刻工夏中兴，余姚籍刻工杨山等，这些外省的石刻刻工有的是从事石刻镌刻工作的，例如:夏中兴，该刻工在多处泰山石刻中，刻有多处石刻，并有和他徒弟合作刻的碑刻，“夏中兴、王庭玉，皇庆二年(1313)十二月望日师徒同刻灵岩寺山门五庄记”。［6］(P111)有的是游览泰山时，以游客的身份镌刻的。例如:明隆庆六年(1572)五月的《“玉女修真处”题刻》出现了三位镌字者:蒲阳张一重、朔南王之纲、蕲寿李逢晹，该题刻是张一重、王之纲、李逢晹游览泰山时所刻，他们均为地方官吏而非专业刻工。此外在很多泰山石刻上都标有相关人物的籍贯，这对于研究泰山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价值。

(三)泰山石刻刻工的作业方式

关于石刻刻工的作业方式，王新英博士在《金代石刻刻工考略》一文中指出，石刻刻工的工作方式有:“从业区域固定性与流动化相结合”和“生产组织家族化”［5］(P44)，这两点也同样适合泰山石刻刻工的工作方式，泰山石刻刻工大都集中在泰山周围地区，其工作场所相对固定，另外外地的石刻刻工在泰山刻工信息中占有一定比例，他们的工作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在此不一一举例。关于泰山石刻刻工的家族化生产组织，在泰山石刻刻工的信息体现的较少，例，高又玄及男高溶(刊)元至元十八年(1281)五月二十日刻《创修通道宫碑》。石刻刻工刻字技艺的学习，一方面是通过父子、兄弟相传，另一方面是一些石刻刻工以招收徒弟的方式进行技艺传授，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镌刻技术得以流传。

泰山石刻的题刻类石刻刻工的作业方式，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自题自刻，关于这类石刻刻工的作业方式是比较自由的，不以刻字为谋生手段，他们在泰山留下题刻，更重要的是表达一份对于泰山的崇敬之情。例如:白龙池的题刻中，涉及到的人名较多，“山阳龚无党被漕檄，权宰奉高，因率儿侄辈游此，时元祐庚午仲冬十一日”［7］(P1466)、“清河张天益尝谒严公于此”［7］(P1466)、“诚中、君宝、德升，崇宁二年八月廿六日，自王母池来访此”［7］(P1467)等，这些题刻没有标注判断刻工的标志，虽不能具体判断刻工到底是谁，但笔者认为这些刻工很可能就是题刻中所见的姓名，例如:“清河张天益尝谒严公于此。”［7］(P1466)题刻的镌字者当是张天益。

泰山地区的石刻刻工的身份分类、籍贯及其作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石刻刻工的社会需求量较大，这与泰山的“五岳之尊”的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历代泰山的游客数量多，既有封建统治者，也有普通百姓，他们在泰山留下了大量题刻、摩崖等等，刻工直接参与了这些泰山石刻的镌刻工作，可以说对泰山石刻的书法艺术价值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研究“石刻刻工多样的称谓、考述参与碑石刊刻人员复杂的身份及刻工从业区域特点、生产组织方式等生产与生活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5］(P44)

(四)泰山石刻刻工与泰山石刻书法价值的关系

泰山石刻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石刻刻工虽不是泰山石刻价值的决定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书法价值。笔者认为，泰山石刻刻工与泰山石刻书法价值的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很多优秀的泰山石刻刻工兼通书法，他们对书迹笔划和字体结构有独道的见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在“下刀镌刻之时能有良好的表现”［4］(P33)。例如:清代泰山石刻刻工姜桂松，《重修泰安县志》卷八《人物志·孝义》记载:“以攻石起家”。［8］(P654)虽然在笔者所收集到的泰山石刻中，未找到姜桂松所刻的具体石刻，但其精湛的刻石技术肯定是以对书法的独道的见解为基础的。

第二，在许多泰山石刻的传世书迹中，刻工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是泰山石刻书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秦泰山刻石》、《经石峪金刚经摩崖》、《纪泰山铭》等一大批泰山石刻名碑中，虽未出现石刻刻工的相关信息，但他们在镌刻这些名碑时，对其进行了第二次创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刻工就是另一种形态的书家。”［4］(P35)泰山石刻刻工的镌刻技术和其对书法的理解，影响着泰山石刻的书法价值。

三、泰山石刻中所见刻工的生活写照

泰山“石刻刻工是社会底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石刻上留有姓名，一方面是受刻碑格式的影响，在碑文上往往留有碑文的撰书者和雕刻者的姓名，另一方面他们在石刻上留有姓名，可以宣传他们的刻碑技术，也是其谋生之道。”［9］(P79)。关于其生活状态的描述，在泰山地方志中记载的较少，但个别泰山石刻中有关于泰山石刻刻工生活的写照。例如:“大定九年岁次乙丑五月上旬初一日，因赴竹村打磨，至此闷题。尹小二郎记耳。”［10］(P678)该石刻现已不存，在《泰山石刻大全》、《泰山石刻全解》中有著录。在古代石匠地位低下，生活艰难，他们以通过镌刻石刻来获取生活的主要来源，以此来养家糊口。也有反映石匠游览泰山的石刻，例如:“元符三年十月一日，奉高人石匠吕仝、周道同游。”［10］(P673)

泰山地区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中在凌汉峰有关于石匠孙博士的记载，当时金朝已入主中原，然该题刻的年代使用的却是南宋的年号。“石匠姜博士今滞群寇累次到县打劫，万十四人、□□并孙上座□□共纠到三尖山起寨。”［10］(P854)“本县石匠姜皋起寨，副寨孙上座□□□□。建炎元年八月日。”［10］(P854)这“两处摩崖石刻，为抗金义军结寨凌汉峰佐证”，［11］(P174)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泰山地区抗金的情状。

20世纪30年代冯玉祥先生在泰山所留下来的诗配画石刻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冯玉祥的诗画碑，是一批全面反映20世纪30年代泰山农民生活的画卷，对当时农民的生产、生活、风俗等，对泰山庙会、宗教祭祀和冯玉祥在泰山办学等许多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刻画。”［12］(P79)其中有关于石工和石工生活的记载:《石工》:“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树底下，山坡上，大石厚薄六七方。三个石工坐小凳，手执斧凿正在忙。石工生活极劳苦，却得身健体粗壮。臂膀结实胸口宽，筋肉如铜骨如钢。如此身手来工作，任何重责可担当。我国人口四万万，十分之九欠健康。外人讥我病夫国，凡我同胞应愧惶。君知德国世界运，我们一分未得上。懒惰淫逸宜切戒，勤俭耐劳不可忘。人人注重操练身，国家富强有希望。”［10］(P801)《石匠的野炊》:“石匠工作罢，肚饿体又乏。归来且休息，野外当作家。山石作屏障，小棚就地搭。一人管造饭，手内持火锸。笼中蒸小米，火头怕过大。有的握烟袋，依树说闲话。亦有坐棚中，白水正当茶。一碗水喝足，口中亦应答。昨夜入城市，粗面已涨价。上月价两块，今已二元八。生活日见难，工资不见加。三人皆苦笑，自愧同牛马。我望真改革，劳作为大家。非工不能食，人人笑哈哈。”［10］(P801)这两块关于泰山石匠的诗碑，反映了民国时期泰山石刻刻工的生存状况。

综上所述，笔者从泰山石刻刻工的题署，刻工身份的分类、籍贯、作业方式、与书法的关系、泰山石刻中的石刻生活写照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从石刻刻工的信息来看，带有政治色彩的碑刻和墓志中著有刻工信息较少，在泰山民俗碑刻和泰山宗教碑刻中著有刻工的信息较多。另外，关于泰山石刻刻工的题署中，很少出现“玉人”的题署，这都反映了泰山地区的石刻刻工在刻碑的一些刻碑习惯。此外，通过对刻工信息的搜集可以完善泰山石刻著录。例如:民国十年(1921)蒲月的《善与人同碑》(该碑现位于红门小碑林)在《泰山石刻(第三卷)》第710页、《泰山大全》第965页、《泰山石刻大观(二十)》第84页、《泰山石刻全解(上卷)》第310页均有收录，但均未收录其刻工的姓名，叶涛先生在《泰山香社研究》中著录了该碑的刻工，周郢先生最近向笔者提供了该碑的图片，该碑确实有刻工的信息。由此可见，泰山石刻刻工信息的搜集对于完善泰山石刻的著录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1］季羡林．《泰山石刻》序言［J］．泰山学院学报，2005，(1)．

［2］程质清．张迁碑书法研究［J］．书法研究，1984，(3)．

［3］路远，张虹冰，董玉芬．西安碑林藏石所见历代刻工名录［J］．碑林集刊，1998，(2)．

［4］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王新英．金代石刻刻工考略［J］．博物馆研究，2010，(1)．

［6］曾毅公．石刻考工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7］袁明英．泰山石刻［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孟昭章，等．重修泰安县志［M］．泰安:县志局，1929．

［9］李贞光．民国时期山西石刻刻工辑补［J］．枣庄学院学报，2015，(6)．

［10］张用衡．泰山石刻全解［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15．

［11］袁明英．凌汉洞天［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12］蒋铁生．冯玉祥泰山碑刻的史料价值［J］．泰山学院学报，2003，(1)．

(责任编辑 梅焕钧)

A Brief Account of the Mount Tai Stone Inscription

LI Zhen－guang
(Classical Research Institute，Ji Lin University，Chang Chun，130012)

Mount Tai stone inscrip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unt Tai culture research，we can say Mount tai stone inscription made Mount tai stone carvings to some extent．In the introduction of Mount Tai carved stone from stone carving work，the Department，carved the identity of the origin，classification，operation mo Mount Tai de，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lligraphy of Mount Tai stone inscriptions，in the portrayal of life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introduction，through the study of Mount Tai stone carving，stone carving can underst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Mount Tai．

Mount Tai;stone carving;inscription;brief account

G127;K877．4

A

1672－2590(2016)02－0026－04

2016－02－17

李贞光(1990－)，男，山东临沭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