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许楫“以儒饰吏”考述

2016-02-14 13:16陈宏进
长治学院学报 2016年6期
关键词:中统许衡

陈宏进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元人许楫“以儒饰吏”考述

陈宏进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以儒饰吏”是元代儒士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许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生活在金末元初王朝交替的大变局下,少年师从名儒元好问学习儒家经典,金亡,参加窝阔台十年的“戊戌选试”并中词赋选,后于中统初年受张德辉举荐,踏入仕途,开始起吏员生涯,并与当时汉法派成员许衡、安童等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考察许楫的从吏历程,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元代的“以儒饰吏”现象,也可以更好地审视元朝初年的政治气象。

元代;许楫;以儒饰吏

许楫,字公度,号蒙泉,太原忻州人,是金末元初北方汉人中“以儒饰吏”的代表人物之一,《元史》为之立传[1,p4357-4359]。他少年师从元好问,受过很好的儒学教育,接受其“民本”、“德治”的社会理念和治国方略。窝阔台十年的“戊戌选试”,以儒生中词赋选。中统年间,进入元廷,担任中书省知印,后出职任首领官。在中统初年“义利之争”的背景下,与“汉法派”儒士许衡、安童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考察许楫的从吏历程,可以更好地理解中统初年的“义利之争”以及元代普遍存在的“以儒饰吏”现象。

一、戊戌中选与有司推举

考述许楫的仕宦历程,必先确定其生卒年。然《许楫传》仅有三条相关线索:年十五以儒生中词赋选;至元二十三年,授徽州路总管;寿七十。因此,需要以戊戌选试为出发点,结合其他线索剖析之。

(一)戊戌中选

《许楫传》记载他年十五,以儒生中词赋选。姚大力先生认为许楫中的是戊戌之选,但未曾进一步考订[2]。按他年十五中选推算,若参加金朝科举,至晚也是正大七年(1230)的金朝末科[3,p188],生年当在金贞祐四年(1216),卒年当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显然不符合“至元二十三年任徽州路总管”一说。大蒙古国首次具有科举性质的“戊戌选试”开始于窝阔台十年(1238),即1230年—1238年间,无论金朝,还是大蒙古国,均无科举。因此他参加的只能是“戊戌选试”,生年当在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卒年为至元三十年(1293)[4-5]。

类似的例子可从张著的经历中管窥。张著(1223—1292),字仲明,襄陵县人,元代文学家,著有《濛溪集》十二卷。据记载,“国朝戊戌岁设科取士,以词赋中选”[6,p3b]。时年十六岁,仅比许楫年长一岁,许楫十五岁参加戊戌选试是有可能的。

《许楫传》记载他“以儒生中词赋选”,“儒生”二字似乎颇有深意。耶律楚材推动“戊戌选试”,使考试儒生与考汰僧道合并举行,目的之一是救济流离失所和没为奴籍的儒士,使他们能以“儒士”的身份取得优免赋役的特权,同时趁机打压日益庞大的僧道势力[7]。指出许楫以“儒生”中选,不仅揭示了他的学问背景,也是为了区别其身份。对于“戊戌选试”,学界已有很多成果[7-9],普遍认为“戊戌选试”继承了金朝的科举方法。金朝取士科目有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等多项[3,p144-162],其中尤以词赋为要,所谓“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10]。“戊戌选试”的科目分经义、词赋、策论三科。据安部健夫研究,三科中,以词赋或诗赋科出身的人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可谓热门。而这种偏重词赋的倾向自然是金代以来的传统[8,p644]。许楫中词赋选,也是金代以来注重文辞之风的写照。这是应当注意的。

(二)有司推举

《许楫传》记载他由河东宣抚司举荐为贤良方正孝廉,时间当在中统元年至二年(1260—1261)间。虽然金朝有河东南北路宣抚司,但金亡于1234年,许楫年方十一,并无举荐之可能。元太宗二年(1230),窝阔台设立太原、平阳等十路课税使,其中金朝的河东北、河东南分别改为太原和平阳两路。忽必烈建元中统,在十路课税使的基础上设置平阳太原路等十路宣抚司。中统二年十一月,罢十路宣抚司[1,p76]。其中以张德辉为宣抚使的平阳太原路宣抚司大致属于金朝的河东南北宣抚司范围。史料中记载许楫被河东宣抚司举荐为贤良方正孝廉,也就是被张德辉为使的平阳太原路宣抚司举荐。对此,可以同时期的儒士张著为参照。中统元年,“颐斋张公(张德辉)以直道清节宣抚河东,廉君(张著)才行,擢主潞城簿”。张德辉仕元期间,始终以举荐人才为己任。同时,忽必烈中统建元之后,于七月十三日立行中书省于燕京,并札付各道宣抚司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各一人,仍令所在津遣乘驿赴省[6,p2b]。因此,举荐许楫、张著等人也是他的分内之事。经其举荐,许楫方有机会踏上仕途。

二、知省印及任首领官

许楫经举荐到达燕京,先任中书省知印,后改中书省架阁库管勾,兼承发司事。在中统年间“义利之争”的背景下,儒士出身的他得到了丞相安童和理学家许衡的器重,并成为许衡官场同僚网络的成员。

(一)知省印

《许楫传》载“平章王文统命为中书省掾,以不任簿书辞,改知印。丞相安童、左丞许衡深器重之。”王恽《中堂事记》也明确记载许楫为知省印[6,p5a],可作参证。王文统于1260年—1263年担任平章政事。中书省掾属于吏职,是负责处理公文、表册、档案等一系列案牍的吏员[11,p5]。知印是执掌印章、印信的吏员,地位与案牍吏员相同,均属高级吏职[11,p15]。按照中统四年前的出职体例,省掾出职六品,是出职品秩最高的吏职之一[1,p2069],元人有“入掾中书始官华要”之说[12]。知印出职品秩虽可与之媲美,重要性却亚于省掾。那么,许楫为何辞省掾而任知印呢?

表面看,省掾作为中书省的办事人员,需要处理诸如刑狱、赋税、差发、赏罚等各种内容的文册、档案的拟造与转呈,对吏能的要求明显高于经术。许楫以“不任簿书”辞,似乎表明其缺乏担任省掾所必备的吏能。但是,事实是否如此,是值得怀疑的。

据王恽记载:这一时期“官至省者,士人首以有无生理、通晓吏事为问。及取,要所业文字,盖审夫资身之术,或能否从事,及手笔何如耳。”[6,p8b]可见燕京行省考察诸宣抚司推荐的士人,首要针对其吏能,其次为经术。王文统能命许楫为省掾,说明承认许楫的吏能。如此看来,其不任簿书只是托词,背后当有深层原因,即与王文统为政观念的差异。王文统是中统年间理财派的代表人物,正如萧功秦所言,他“以国家与君主为本位,采取贵君贱民的立场,只要有利于立国,即使一定程度上损及百姓,也厉然行之不恤”[13],这种做法和以许衡等人为代表的“义理派”之“以民为本,藏富于民”的观念方枘圆凿,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义利之争”[14-18]。许楫幼年师从元好问,其“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的社会理念和治国方略[19]无疑对他深有影响。因此,以不任簿书为由辞王文统的任命,正是对其理念的否定。对此,可以从其受许衡器重得到佐证。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怀庆路河内人,元朝理学巨擘。申万里曾专文检讨许衡的社会网络,勾勒出包括安童、廉希宪、商挺、许楫等在内的一幅宏大的人脉网[18]。其中将许楫囊括在“官场同僚”中,无疑是正确的。许衡与王文统矛盾很深,不仅因为二人为政理念的差异,也有前者对后者的嫉妒心理作祟[15]。许衡器重许楫,自然与二人相同的社会、政治理念有关,也不能忽视其扩大“义理派”阵营,以期赢得“义利之争”之目的。

需要提到的是,在构建许衡的生徒网络时,申万里从元人唐元的文集中检录出许蒙泉其人,认为他是许衡的弟子,任徽州路总管[18,p179]。显然,申万里没注意到许蒙泉即许楫,蒙泉乃许楫道号,歙县人方回《徽州路总管许公德政记》有明确的记载[20-21]。他依据元代著名新安理学家、徽州歙县人唐元的记载论述许衡与许蒙泉(楫)的师徒关系:“蒙泉,鲁斋许先生高弟也,为政专尚宽惠,居三年,民大悦。”[22]此外,笔者检索到方回的《徽州路总管许公德政记》,可作补充:“公之学出于左丞鲁斋许公。左丞之学,出于朱文公”[20],也认为其学出于许衡,没有提及元好问。

唐元小方回四十余岁,他对于二人师徒关系的记载必然源自口耳相传的说法,就笔者所见史料来看,这种说法极有可能源自方回。从方回的记载中,不难看出为许楫的德行装饰正统理学的合法外衣之鹄的。此外,方回与许楫关系非常亲密,后文详述。基于这层关系,刻意美化追捧许楫也是极有可能的。如此看来,对二人的师徒关系依然缺乏充分的史料证据。因此,二人更多地表现在“官场同僚”中。这种同僚关系对许楫的助力可由方回与唐元的记载得以反衬。

(二)任首领官

许楫担任首领官的机缘,《许楫传》记载颇为有趣:

从省臣立殿下,世祖见其美髯魁伟,问曰:“汝秀才耶?”楫顿首曰:“臣学秀才耳,未敢自谓秀才也。”帝善其对,授中书省架阁库管勾,兼承发司事。

“秀才”是元政府对汉族儒士的通称。这一记载似乎表明许楫以俊美的容貌引起忽必烈的关注,并因高明的对答取得首领官职位。对于一个时任省知印的汉人儒士来说,未免太过容易。因此不得不继续追溯深层线索。

前文提到,任知印的许楫深受丞相安童和左丞许衡的器重。安童(1248—1293),蒙古札剌亦儿部人,太师国王木华黎四世孙,霸突鲁长子。元初汉法派蒙古人代表,也是许衡官场同僚网络中的一员[18]。元人权衡记载:“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其所与图大政为相者,皆根脚人也”[23]。根脚即家庭背景,是元朝世袭和荫补官员时的主要参考标准。安童作为蒙古统治者中的大根脚,“年十三,入备宿卫,位在百僚之上”[1,p3081-3084],十八岁拜右丞相。按姚大力先生研究,安童先有怯薛长身份,后任右丞相,但前一身份始终保持着,并在任右丞相后,仍以怯薛长身份参预廷议。“怯薛可以在侍奉大汗起居的各种非正式场合乘间进言,对大汗决策施加影响”,这是怯薛制度的关键性功能之一[24]。他也崇尚汉法,任相期间,重用姚枢、许衡等一批儒士,素有“贤相”之称。与许衡的交往始于至元二年(1265)十月。至元二年八月,安童拜中书右丞相。十月,许衡至京师,安童“素闻其德义,就访于行馆与语,既还,念念不释者累日”[25,p9],反映了对许衡的推崇。至元三年,忽必烈召见许衡,嘱咐他辅助安童,倘若许衡有好的谋略,通过安童上达于他,以备抉择。许衡答道:“安童聪悟,且有执持,告以古人言语,悉能领解,臣不敢不罄愚衷”[25,p9],反映出对安童的赞赏。结合这些关系,“器重”许楫并奏请忽必烈任用的可能性非常大。

元至元三年(1266)始置中书省架阁库管勾二员,秩正八品,掌庋藏省府籍帐案牍,凡备稽考之文,即掌故之任[1,p2125]。管勾是负责管理案牍的首领官,分为两种,一是架阁库管勾,架阁库是“文书案牍保管所”,架阁库管勾便是“文书案牍保管所”的总管。另一种是承发司管勾,习惯称为承发,负责官府文书的收发、启封、呈上传下之事。这也折射出元代吏员出职制度中吏员出职首充首领官的特点[11,p45]。学人通常据前述他不任省掾和这一对话解释许楫与忽必烈对“为吏”与“为官”观念的差异,认为中统年间儒人对就吏尚存歧见[26]。对比前者以不能胜任案牍吏员辞平章王文统之命,却最终担任掌管案牍的首领官,很难说其不重视官与吏的异同。但不任省掾更多地表现在与王文统为政观念的差异,“为官”、“为吏”观念的区别恐非主要原因。

三、结语

儒吏关系是元朝政治和社会史的重要内容。通过元朝“以儒饰吏”的个案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元代政治系统中儒吏个体的为官历程及入仕机缘,也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元代政治制度的认识。许楫作为金末元初北方汉人“以儒充吏”的代表,幼年师从元好问,受过很好的儒学教育,窝阔台十年的戊戌选试,以儒生中词赋选。中统年间,受元好问好友张德辉举荐,至燕京,担任省知印,走上了从吏生涯,在中统初年激烈的“义利之争”中加入许衡阵营,受到以许衡为核心的“义理派”成员的赏识与扶持,一度官至徽州路总管。许楫的从吏及为官历程,是忽必烈年间政治气象的缩影,通过对许楫的考察,可以进一步认识金元之际北方汉人儒士在朝代鼎革中为维护儒家纲常所做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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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Hong-jin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00)

(责任编辑 王建华)

K247

A

1673-2014(2016)06-0037-04

2016—10—15

陈宏进(1991— ),男,甘肃定西人,研究生,主要从事蒙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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