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附在土地上的有闲阶级
——中国士绅

罗敏

（普洱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云南普洱665000）

寄附在土地上的有闲阶级
——中国士绅

罗敏

（普洱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云南普洱665000）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与西方贵族和现当代地方精英不同，中国士绅有其特性，他们是寄附在土地上的有闲阶级。他们拥有土地，却又远离土地，不直接在田地上耕作；他们依存于土地，并通过农民收取在土地上产生的有形物质财富；他们服务与作用于乡间，也间接地获得如权威、“活动费”等无形的回报。

士绅；土地；寄附性

关于中国士绅的著作研究，最早见于费孝通《中国绅士》（1953）①《中国绅士》是费孝通先生的英文著作China'sGentry的中文译本，《中国绅士》于1953年在美国出版，以后又不断再版。本文参考的是慧海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这一译本。，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1955）以及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1966）。三本著作，先英文发表，而后译成中文，风格各异：费孝通是社区研究方法，周荣德是生活个案史，张仲礼则是历史文献系统分析。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周荣德先生这一个案史性著作。

此书材料来自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昆阳县实地调查所得的47个绅士的生活史，所涉及的人物不少于1200人，追溯其家庭历史和社会关系，进而揭示中国士绅的身份。中国传统社会是散漫的农业社会，除高高在上的皇帝，主要由两个群体：农民和士绅组成。农业社会，不存在自上而下强有力的行政系统和完善的社会服务，农户聚族而居的村落，分布在广大土地上，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食其力，维持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士绅的生活，建筑在农民劳作之上，且享有声望和特权。土地是农民的根基，但他们却无田产，士绅占有大量土地却远离土地。但士绅必须依赖土地，特别是对于工商业欠发达乡间的士绅来说，他们更是需要土地，他们是寄附在土地上的有闲阶级。

一、士绅、贵族和地方精英

对中国士绅的界定，大多学者一致认为，士绅具有中国特性。所谓士绅，指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在经济结构中是地主，在政治结构中则为官员，做官需具备功名，功名的取得主要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士绅，其主体（不在人数而在地位和影响）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结合，有足够田地是士绅的基本条件，做官从政和居乡为绅不能得兼于一时，通常是做官在前为绅在后。因此可以说，现在的官员是以后的士绅，而现在的士绅就是过去的官员，他们是中国社会中的有闲阶级。按费孝通的说法，官员是其职务，私人身份就是士绅。“绅士的维持是靠经济上有土地，政治上做官。作为有土地的阶级，他们有空闲实践学习古典文献，这是官场的职业需求。”［1］张仲礼则是注重功名与士绅之间的关系，于是将士绅再分为两类，官员和地方士绅，后者占士绅中的大部分。

周荣德则以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的观点对士绅加以界定，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面有两个主要群体：农民和士绅，士绅又可以区分为两个小群体——官吏和地方士绅。官吏是阶层结构中最小的群体，农民则是阶层结构中最大的群体。士绅是一个比官僚大，比农民小的阶层，是官府和平民之间的中间人，普通人能接触到、能认识的阶层，是那个社区的本地人。士绅不是现任的官，而是民，也不拥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他们获得了社会所认可的，高于民的优越地位和身份，这种身份已被制度化。在乡间，他们作威作福的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官僚体系无法顾及而又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责，他们组织公益活动，为邻里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组织团练和参加协助征税，还在文化传承上担负着弘扬儒学、维系道德规范的责任，如维护寺院、开办私学等等，是乡间的“典范”。

中国的士绅和西方贵族虽属社会的上层阶级，但它不同于西方的贵族，西方贵族是继承性的，而中国的士绅不具有这一特性，也不是选举出来的。士绅身份的获得主要靠个人或是全家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即使是出生于士绅家庭的人，如果不努力维持其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同样会沦落到社会的底层。中国的士绅有一定的流动性，农民照样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士绅身份（做官、经商、参军和从事非法贸易）。同时，中国士绅“不可能形成一个政党来尽责地管理一个政府。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中国绅士组织过自己的政府。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从未背离过一个能够夺取政权，并承认地主权利的君主。”［1］进入政府做官，其目标不是为了获得政治权力，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亲属和同乡免于受专制权力的侵犯。

精英是相对于大众而言的，是指少数高智能的人们，他们居于社会上层，拥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并运用大量社会和政治权力，以此与大众相区分。地方精英是在帝国末期，而且是在国家政权以保甲制渗入并分解传统的村庄共同体社会之后，相对于前一时期来说是一个较混乱无序的时期，针对的是地方社会中起实际作用的人物，关注的是地方场域。士绅和地方精英虽都有地方性特征，但“地方精英是在地方舞台上（指县级以下）施加支配的任何个人和家族，这些精英往往比士绅的范围广泛得多，也更具有异质性。”［2］因而，“地方精英”作为一个超阶层的涵盖广泛的概念，包括了地方官吏、学者名流、社团领袖、地方武装头面人物、大商人、大地主甚至富农等等庞杂的群体，不足以形成相对明确的指属范围。因此，它并不具有替代“士绅”概念的作用和意义。［3］

二、土地

在传统中国社会，土地是生命存续的保障和象征。土地不仅是生存的根基，也是财富的象征，拥有土地的多寡是个人及其亲眷经济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也是地处乡间上层社会士绅的生存来源，只是他们不是直接在土地上劳作而已。他们购买土地，扩大田产，以便获得更多的地租和房租。以稳固保障他们悠闲而高雅的生活，他们是间接性依附在土地上的有闲阶级。

土地的含义除了具有实质性的物质属性外，还有另一层象征的含义，那就是，它暗指了中国的农民、游外人士对家乡的眷顾之情以及权势的地方性特征（权威和威望）。“土”字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性，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从事农业，以地为生，扎根于此。王铭铭在侨乡研究中阐述道，福建的许多村落中，那些迁移到香港、台湾、美国及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们，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发达后仍牵恋家乡，回乡修建祠堂、兴办新式学校、投资产业，努力改善家乡的生活生产条件。［4］家乡土的气息牵引着游外人士，荣归故土成为游外人士歇业后的理想境地。中国的士绅，特别是乡绅，其权力和威望具有地方性，他们是本地人，“生于斯，长于斯”。威望和权威来源于对本地人的影响，其辐射范围随着地域的延伸而扩展：村绅-乡绅-县绅-省绅。每一层级的士绅都有其势力范围，层级越高影响力越大，辐射的范围也越广，较高层级的士绅可影响低一层级的士绅。但不得越级，相当于划分了其势力范围。士绅所处的区域性，决定其威慑力的大小，具有明显的地方性。

三、绅士与土地的寄附关系

如上文所述，土地是传统中国积累的方式，是风险几近于零的最保值的恒产，是农民、对家乡怀有眷顾之情的游外人士以及士绅威望和权威地方性的象征。士绅占有土地，却又远离土地，他们依存于土地，并通过农民收取在土地上产生的有形物质财富，也间接地获得无形的回报，与土地形成一种寄附性的关系。

1.拥有土地——士绅的生存保障

在乡间，士绅有着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之于普通地主，士绅拥有大量的土地，能够在他们的田地上以地租的形式获得足够的收入包括实物地租和租金，以保障他们悠闲和高贵的生活。很明显，除了少数经商的另有其他收入之外，士绅家庭全靠地租生活。

士绅生活和交际等各方面都需要足够的资金做基础。如教育，求学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农家子弟也可以参加考试去取得功名利禄。但是无论是传统私塾，还是现代学校教育，都要求求学者拥有大量的时间（私塾至少10年、现代教育至少16年）和资金保障。费用不仅是学费、伙食费、设备和服装开支，还包括日常交际费用。这些条件的拥有者大多是士绅家庭，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这庞大的经济负担。此外，士绅要求体面的生活，如交际、婚葬礼等都需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他们的收入大部分是来源于地租的收入。土地成为他们生活最主要的保障。

2.存置土地——士绅的财富积累方式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官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佃主收取全部地租，同时有士绅身份的土地拥有者要比其他普通地主少交地税。土地被认为是传统和安全的投资方式，地产常被说成是“恒产”，张英在其著述《恒产锁言》中指出，土地不同于房屋、衣服或牛马等财产，不必担心贬值的问题。土地没有朽弃颓坏之虑，逃亡耗缺之忧。［5］投资土地虽回报不高，但是最安全的投资，并告诫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变卖地产。

士绅以其他各种途径（做官、从军、经商和从事非法贸易）的收入，来购买大量的土地，下一代的子孙仍可以在分家后所得土地的基础上重新聚积地产。徐恩传1890年出生于昆阳县城，祖上家境殷实，而后几经衰落，到徐恩传一辈开始奋发，十六岁时就外出谋生和经商，家境渐渐好转，不断购置房产，成为当地乡邻最富有的商人和地主之一。［6］这一生活个案史也说明，经商能够积累财富，而最后赚到的钱还是要投入到田地，因为在那无银行又没有股份公司的农村，田地仍是最安全的投资。各种自然灾害（火灾、水灾、旱灾），战争中的乱兵和土匪也能够把一个商人抢得精光，只有田产能经受得住大部分的灾难，在农业社会里是最有保障的财产。

3.共生的关系——士绅和农民

土地象征性地暗指了中国的农民，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但处于低层社会中的农民并没有土地，土地被那些有闲阶级的士绅家庭所占有。士绅不在土地上劳作，也很少居住在村庄里，而是聚居在城镇上。他们把土地租给佃户耕种，农民缴纳赋税、田租和利息来供养这些少数的士绅群体。

同时，士绅身居城镇，只有收租时才返回村庄。这样镇上就聚集了很多有钱人，城镇上发展的手工业，像裁缝、木工、药铺等，主要为士绅服务。而从事这些行业的大部分是农民，一部分是由于农村土地压力过大，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到城镇谋生；一部分是那些在农闲时，外出打短工的农民，以获得额外收入。因此，士绅和农民是共生的关系，农民必须租种士绅的田地维持家庭，即使受剥削也一样；而士绅要靠农民租种土地收取地租维持其悠闲而高雅的生活，同时还要靠农民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

4.“活动费”、权威——士绅的乡服酬劳和回报

士绅成员彼此之间或许有竞争，但他们密切地与当地生活打成一片，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各种社会人际资源，这些是普通农民所不具有的，进而成为集中表现社区大部分利益和传统的显著代表。士绅在当地除享有特权和处于养尊处优的高贵地位外，他们同时还肩负着许多重要的社会责任，对责任的担当和各项事务的解决，是其权威的主要来源。

在乡间，士绅执行许多任务，最主要的是充当社会领袖，组织社区防范，调解日常纠纷，关心人民生活，为乡民树立楷模，以及主持婚丧事宜。在这些事务活动中，士绅们会获得物质上的酬劳。平民不可能直接接触到官员，当他们遇到棘手的事情时，一般都会先求助于当地士绅，由他出面与官员进行商榷和解决。事情解决前后，平民除了要支付给官员酬劳外，也要支付给士绅所谓的“活动费”。

此外，除了获得物质上的酬劳外，士绅所进行的各种事务，会给他们带来更具影响力的威望和权力。权威的获得，使得士绅们的经济社会地位明显得到提高。士绅代表人民和政府打交道。这样当底层人民和上面命令矛盾的时候，士绅就通过一些自下而上的机制（这是士绅通过他们当官的亲戚和参加过考试的台上台下的朋友们施加的非正式压力发生的）来协调上面和底层的矛盾冲突。此外，作者指出，许多开明士绅，自己发达后，积极参与社区的各种事务（兴修水利、公路和学校），获得当地人的认可、信任、赞许、尊敬和服从。人们会竞相来租种他的田地，购买他的商品，官府会给他政策上的帮助，减少政府权力上的阻碍。他们在获得权威的同时也获得了物质上的酬劳。士绅的地位虽不一定来自财富，但有时也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财富，社会上的各种资源本身也是一种可利用的财富。因而，无论是有形“活动费”还是无形的地方性权力和威望，士绅们的“财富”都是通过农民这一中介来自于土地，他们是间接性地寄附在土地上的有闲阶级。

四、结论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士绅是国家与地方社会的纽带，数目庞大，是乡间社会的中坚。他们积极参与地方行政实践与社会活动，充当社会领袖，代表乡亲们与官府打交道，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关心地方福利慈善事业，营建宗族事业，重视地方教育，致力于民间信仰地方化，是地方文化权力的代表和实践者。他们虽远离土地，但土地是他们存续的根本，他们离不开土地。而土地不仅仅是具有实质性的有形物质，它同时也具有暗指乡情和农民的象征意义。士绅通过农民收取在土地上产生的有形物质财富，服务与作用于乡间，也间接地获得如权威、“活动费”等无形的回报。这更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的士绅对土地貌似远离实则寄附的关系，周荣德先生也正是从这两个层面来论述了士绅和土地的关系，进而指出中国的士绅是寄附在土地之上的有闲阶级。

［1］费孝通.中国绅士［M］.慧海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1，118.

［2］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J］.中国书评，1995，（5）：93-107.

［3］王先明.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和乡村权力：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晋中为例［J］.近代史研究，2005，（5）：245-283.

［4］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74-213.

［5］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04.

［6］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248-250.

（责任编辑：徐国红）

On the Chinese Gentry Living off Land

LUO M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College of Humanities，Pu`er University，Pu`er 665000，China）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aristocrats and localelites，Chinese gentry possess their unique features，viz，they lived off land.Though Chinese gentry owned land，they seemed to be away from land in that they were not involved in field cultivation；they lived off land，and obtained intangible wealth.Their serviced and function in the countryside made them get some intangible rewards，such as power and“agent fee”，etc.

gentry；land；dependency

K207

A

1009-3583（2016）-0034-04

2016-01-16

罗敏，女（傣族），云南普洱人，普洱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助教，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地方民族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