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界革命”后续社会效应高估之异议
——与乔以钢教授和宋声泉博士之商榷*

付建舟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小说界革命”后续社会效应高估之异议
——与乔以钢教授和宋声泉博士之商榷*

付建舟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小说界革命”在晚清的巨大成就已被学界所肯定，而其后续社会效应尚付阙如，乔以钢教授和宋声泉博士充分认识到后者，遂有大作《近代中国小说兴起新论》之发表。然而，该作严重高估后续效应，同时也严重低估晚清成就。

小说界革命；后续效应；高估；异议；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刊登了乔以钢教授与宋声泉博士后合撰的大作《近代中国小说兴起新论》(以下简称《新论》)。这是一篇视野宏阔之作，以“近代中国小说的兴起”为对象，以“小说界革命”在民初的“后续社会效应”为重点，从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其重要结论是：“晚清时期尽管经历了‘小说界革命’，但小说的地位并未得到充分承认。”民国建立后，诸多因素“促使‘小说界革命’的后续社会效应得到显现，小说禁忌的‘闸门’终被开启。其后小说文运渐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小说’的总体看法，这又与知识的社会建构密切相关。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探讨近代小说之兴起，有助于重新认识民国初年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1]161这是一个颇具颠覆性与重构性的大胆结论。《新论》不是全面比较“小说界革命”在晚清与民初的发展状况，论述的重心在民初，略及晚清，却得出一个前后比较的结论。该结论严重高估小说界革命在民初的“后续社会效应”，严重低估在晚清的巨大成就。这样的论述是十分冒险的。

作者乔以钢教授是我所敬重的学者，我曾多次请教；宋声泉博士与我的研究方向相近，彼此略有交情。这篇大作论述条清缕析，材料丰富，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其最大成就是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传播等诸多方面考察“小说界革命”在民初的“后续社会效应”，弥补了以往聚焦于晚清文坛状况、偏重于分析知识者在小说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严重不足，丰富了“小说界革命”的研究成果。然而，其长处的背面存在难以避免的缺陷，即立足于外围研究，而不是立足于“小说界革命”自身的发展演变，其外围研究的相关材料往往不够充分，对一些材料的运用与阐释有失偏颇。《新论》存在“抑晚清，扬民初”的鲜明倾向。也许，论者最初阅读一些相关材料，获得一些认识，觉得小说界革命在民初的“后续社会效应”不容忽视。随着材料的不断发现，这种观念也不断强化，以至于走向偏执，对小说界革命在晚清的成就不免盲视，轻率地断定当时“小说的地位并未能得到充分的承认”，高估了它在民初的“后续社会效应”。笔者对《新论》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就以下诸问题略述鄙见，以与论者商榷。

一、关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及小说界革命的晚清效应问题

充分肯定小说界革命的后续社会效应是十分必要的，却不能贬低其晚清成就，更不能“抑晚清、扬民初”，需客观公允。《新论》则不然，忽视晚清小说界革命这场文学运动本身，忽视文学史事实，大胆质疑。其未加充分论证的质疑，可能在学术界产生一定的误导，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这样一段阐述：“……细读《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不难发现，梁启超的总论点是新民必先新小说。文章前半部分阐述‘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后半部分重在剖析‘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在于旧小说之‘陷溺人群’；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只是在言及小说具有‘导人游于他境界’与将‘人之恒情’‘彻底而发露之’的作用时提到的，它既未在文章中占突出位置，亦不是梁启超行文的主要着力点。在晚清民众对于何为‘小说’尚缺乏明晰概念的情况下，有多少读者能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特别注意到这一论断并领会其意义，进而促成有关‘小说’的新观念逐渐为社会所接受？这恐怕是值得怀疑的。”[1]176综观《新论》全文，这一质疑并未进行充分论证。笔者认为，上述质疑本身值得质疑，因为它只是注重从字面而不是从实质上来解读《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该宣言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正因如此，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赋予“小说”以“群治”的重要任务。1902年，该宣言在《新小说》杂志上一经发表，便产生轰动效应，这充分体现在它所创造的两个经典模式不断被套用，它所倡导的启蒙思想与文学观念被广泛接受。

第一，《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宣言产生了深远影响。该宣言创造了两种经典模式：标题模式“论××与××之关系”与句式模式“欲……，必……”。这两种经典模式不胫而走，被广为仿效。就笔者一孔之见，类似的标题有未署名的《论支那文学与群治之关系》《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天僇生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耀公的《小说与风俗之关系》等。这些文章与梁启超的宣言具有高度的相通性。经典句式模式被仿效的例子就更多。1903年就有多人仿效。《小说小话》栏目撰写者平子、定一都有类似的表述。平子说：“今日欲改良社会，必先改良歌曲；改良歌曲，必先改良小说，诚不易之论。”[2]定一也说：中国小说不发达，陈陈相因，“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3]同年，周树人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指出：“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4]87海天独啸子在《空中飞艇·弁言》中说：“我国今日，输入西欧之学潮，新书新籍，翻译印刷者，汗牛充栋。苟欲其事半功倍，全国普及乎？请自科学小说始。”[4]63陶祐曾在《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中说：“欲扩张政法，必充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5]248对“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观念的赞同，不乏其人。例如，1903年，楚卿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指出：“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6]又如，1907年，陶祐曾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一文认为：“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其感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神，其及人也广。”[5]247更重要的是，该宣言所提倡的改良群治的观念与改良社会的观念，开通民智的观念，关于小说四种力：薰、浸、刺、提，“常导人游于他境界”的理想派，以及小说“支配人道”等，均广为流传，改良群治和改良社会的观念、开通民智的观念，逐渐成为一个时代知识阶层的共通观念，于是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上述例子犹如海边拾贝，仅见一斑而已。

第二，《新论》孤立地看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没有把该宣言与《新小说》的示范效应联系起来，没有把该宣言与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时代大潮联系起来，这是其质疑的严重缺陷。《新小说》杂志发挥了良好的示范效用。在上海，该杂志创刊不久，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就邀请李伯元创办《绣像小说》杂志，此外，侠民创办《新新小说》，庆祺创办《月月小说》，曾孟朴等人创办《小说林》，彭俞创办《竞立社小说月报》，区凤墀等人在香港创办《新小说丛》，胡石庵在汉口创办《扬子江小说报》，倪轶池在宁波创办《宁波小说七日报》等，勿用繁举。在《新小说》的影响下，文坛掀起了小说期刊潮。同时，由于小说界革命的兴起，小说翻译热潮与小说创作热潮同时涌起，有数千部中长篇小说作品为证，也勿用繁举。此外，在小说界革命的大潮中，晚清的小说批评迎来了高潮，批评家不仅评论新小说，也评论旧小说。黄霖先生《小说话丛编》收录与小说界革命相关的小说话就有数十种，其他的关于小说的批评文章，如论文、发刊词、序跋之类，数量就更多。这样的小说史料现在常见，也勿用繁举。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巨大社会效应，还见之于海外学者王德威的描述：“晚清的最后十年里，至少曾有一百七十余家出版机构此起彼落；照顾的阅读人口，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而晚清最重要的文类——小说——的发行，多经由四种媒介：报纸、游戏小报、小说杂志与成书。而在梁启超提倡‘新小说’的热潮后，至少又有三十余家小说出版社，以及21种以‘小说’为名的期刊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有《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按照樽本照雄1988年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统计，“晚清创作小说共达7 466种”，[7]这不愧为文学史家之论述。

综上所述，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发表为发端的小说界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当时，相继产生小说报刊潮与小说出版潮，小说翻译潮与小说创作潮，乃至小说批评潮，彼此潮涌，这一股股潮流促进了晚清新小说的大繁荣。《新论》对《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影响的质疑，对晚清民众接受“小说”的新观念的质疑，对“有关‘小说’的新观念逐渐为社会所接受”的质疑，是不足信的。

二、关于旧派士人与小说在晚清的地位问题

小说界革命兴起后，小说的地位逐渐确立，越来越牢固，不曾为诗歌、散文、戏剧文体所撼动，小说广为社会所接受，可谓独领风骚。《新论》却从官方意识形态质疑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地位的确立，认为拥有话语权的体制内士人以经史为重、轻视小说的情况没有很大改变。文章指出，“小说界革命”发生后，轻视小说的情况有所改变，然而时人所谓的“自小说有开通风气之说，而人遂无复敢有非小说”不免有些言过其实。“晚清知识界公然支持‘小说界革命’的多为身处边缘的知识者，而朝廷体制内对文化变革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士人依旧以经史为重。更有叶德辉等人严厉抨击梁启超所谓‘泰西人人识字明理，由于说部书之益’的说法，……而这些体制内的士人在当时拥有相当的话语权。”[1]164这段论述不能自圆其说。

笔者从两个方面予以反驳。第一，戊戌政变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与庙堂意识形态存在尖锐的矛盾。朝廷以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为判断标准，知识分子则以救亡图存、利国利民为标准。第二，新派与旧派之间存在矛盾。梁启超是新派势力的代表，叶德辉是旧派势力的代表，二者冰火不容。早在湖南新政时期，叶德辉与康有为、梁启超两派之间的矛盾就十分尖锐，他们之间的矛盾既是新旧之间的矛盾，又是派系之间的矛盾。两派论战，叶德辉的重点不是小说，而是经学。论战中，叶氏的五篇主要文章仅《非〈幼学通议〉》提及小说，提及新小说，其文曰：“说部书为唐人所尚，宋、元以降流为传奇，其为风俗、人心之害，亦已久矣。西人三等学堂，教童子之书，往往取游戏之文，寓规劝之旨，此自俗尚使然，不能行之中土者也。……梁氏持论，动谓泰西人人识字明理，由于说部书之益，彼其意，殆欲摈去中国初学所诵之《孝经》《论语》，—以说部为课程。然则九百虞初，果能与十三经、二十四史同立学官，垂之久远耶？”[8]这可能是叶氏抨击小说乃至新小说的主要文字，这寥寥数语在晚清有谁在意，遑论什么影响。叶氏以尊卑观念来论述小说，与康有为“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的观念完全相反，其观点反映了晚清的文学中心开始下移，新式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不断上升。叶氏与康氏，同样研究经学，但前者属于旧派，思想比较顽固；后者属于新派，思想比较开通。由此可见，《新论》夸大了叶氏关于小说的负面影响。作为一场文学运动，小说界革命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场运动以拥有新思想新知识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小说”为利器，以新国新民为重点，以救亡图存为旨归，没有组织，没有党派，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其衡量标准当然不是以拥有话语权的当权派或体制内的保守派的看法为标准。若以“朝廷体制”的看法为标准，以叶德辉等旧式官僚士大夫的看法为标准，那么对五四新文化的认同也必须以当时北洋政府的官方看法为标准，以林纾等旧式文人的看法为标准。这不是很荒谬吗？

第二，孤证不能为证。《新论》尽管使用了“叶德辉等人”，也仍然是孤证。这一孤证只能反映叶德辉个人的意见，不一定能代表同类人的意见。“叶德辉等人”反对不能说明问题，叶氏因政治与文化立场的不同而置身于这场文学运动之外，这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他们能够包容新小说，则能说明问题，它意味着小说界革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认同梁启超“新小说”的旧派知识分子不乏其人，如恽毓鼎、郑孝胥、孙宝瑄等。清末官僚、诗人郑孝胥在1906年前后的四年间，时时阅读林译小说，如《红礁画桨录》《迦茵小传》《剑底鸳鸯》等。1908年2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舟中观《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剑底鸳鸯》，皆林琴南所译。”[9]宦家子弟、官方闲员孙宝瑄公务之余广泛阅览传统典籍、新报刊新书籍。他十分喜欢阅读新小说，有时购阅，有时借阅。1906年5月17日，其日记云：“夜观小说，即自子蕃处借来者，书名《劫后英雄略》，英人司各德著，闽县林君琴南所译。子蕃题诗四首，然不观书中事，无由悟诗旨也。”[10]这则日记还告诉我们，其友人子蕃不仅阅读《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还兴致勃勃题诗。民元前后数年，晚清史官恽毓鼎经常阅读林译小说，如《鬼山狼侠记》《烟水愁城录》《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块肉馀生述》等，或以供“征途遣闷”，或以“破沉寂”，常有所收获。1911年3月5日，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卧看林译《鬼山狼侠记》小说，叙斐洲酋长时代信鬼嗜杀，历历如绘，笔墨特酣恣，为中国旧小说所无。畏庐同年工古文，以《史》《汉》义法译润欧美名家之书，故所译各具面目，各有精神，处处引人入胜，余即以读《史》《汉》之法读之，不特破寂而已。”[11]恽氏从阅读中吸取不少精神营养，这反映了新小说对晚清旧派所产生的良好社会效应。“新小说”为一些官僚士大夫逐渐认同的情况，由此略见一斑。

就晚清新小说而言，朝廷体制认同与否无足轻重，体制内拥有相当话语权的旧派认同与否也无足轻重，更何况叶德辉一例只是孤证，其他认同新小说的旧派不知凡几。评论晚清小说界革命，评论晚清新小说的社会认同，最重要的标准是晚清的时代主潮，是感应时代潮流的那些“身处边缘的知识者”，而不是当权的旧派。边缘者正在从边缘向中心迅速移动，而当权旧派正在被边缘化，这本身就反映了晚清新小说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三、关于“小说界革命”倡导者的小说观念问题

毫无疑问，晚清“小说界革命”倡导者高度重视小说，高度认同西方近代“小说”观念。《新论》却认为，倡导者梁启超内心更偏重诗歌，重要小说家吴趼人、李伯元无意“以小说传”，因而小说的地位并未被他们所充分承认。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其时，在致力于抬高小说地位的文人中间，鼓吹之论与内心的认同并不完全一致，而是不无纠结的。”换言之，论者通过这三个论据，意在证明当时“小说的地位并未得到充分的承认”。[1]165这样的论证及其结论难以服人。

梁启超在感情与潜意识里更偏向诗歌，并不影响他对小说的高度重视和对小说的大力倡导，这一点通过历史考察就能看得很清楚。1897年，他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认为，小说“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12]1898年，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高度评价“政治小说”巨大的社会作用，并认为“小说为国民之魂”。1902年，他又在另一文中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3]50他试图以小说为利器，经邦济世，利国利民。从梁启超的晚清文学活动来看，他提倡新小说可谓不遗余力，不仅《新小说》杂志上刊登大量的新小说作品，非文学刊物《清议报》《新民丛报》也不忘刊登新小说。另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所创办的出版机构广智书局也出版了不少新小说作品。因此，“更偏向于诗歌”不能作为有力证据。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蔡元培、周作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他们并不完全赞成陈独秀、胡适等人“废除文言”“独尊白话”的激进主张，而是主张文言与白话并重。鉴于白话的弱势，矫枉过正很有必要，蔡元培、周作人与陈独秀、胡适之间就只有求同存异，而蔡、周关于文言与白话并重的观念并未对白话文运动产生负面影响。文言与白话并重，并无损蔡元培和周作人对白话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认同，他们更确信白话很快就会流行开来。梁启超早就确信“八股世界”不久就会成为“小说世界”。

《新论》漠视“对小说推崇备至”的梁启超，凸显潜意识里“更偏向诗歌”的梁启超，这种选择性论述由其先验的观点所致，却与史实相背，其结论自然难以置信。

四、关于普通民众对小说的认同问题

大量的数据表明，晚清普通民众嗜好小说，阅读新小说几乎成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新论》却认为，普通民众对“小说”的认同有限，小说观念真正产生影响需假以时日。文章引用时人“樊”的批评意见：“能举新小说之名者百不一二，其能称颂新小说之美者，盖罕闻也。”于是得出结论说：“可见，一种观念的提倡即使已得到部分文化人呼应，也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其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产生广泛影响，无疑还需假以时日。”[1]165-166言外之意是，小说观念在民初才被普通民众广泛接受。《新论》所言与实际情况不相吻合，情况恰恰与此相反。

当时民众普遍接受“新小说”，从学堂、一般社会、乃至宫廷，举国若狂，酷嗜小说。“樊”的说法只是个案，孤证不能为证。新小说在晚清学堂普遍存在，学堂学生也普遍阅读。当时条件优越的学校，如南京路矿学堂、上海公学等，一般都有阅览室或阅书会，有许多新小说供师生阅读。周作人曾说：“我在南京的五年里，简直除了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14]南洋公学有阅书会，“会中所置书籍。新小说居十之三，杂志居十之三，关于历史之书居十之二……”[15]毋庸赘举。另外，新小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1903年7月20日，海盐的《新小说》与《绣像小说》销数分别为5份与3份，“杂志皆销于读书社会及学堂中”。1904年11月31日，武汉的《新小说》销数30份，在新学界；《新新小说》销数10份，在学堂。1904年12月10日，杭州的《杭州白话报》销数“约一千份”，《新民丛报》销数“约二百份”，购者“学堂学生为多”。1905年1月2日，衢州的《新民丛报》销数4份，《新小说》销数1份，《杭州白话报》销数2份，均在新学界。1905年1月18日，宁垣的《新民丛报》销数20份，《新小说》销数1份，均在新学界；《杭州白话报》销数10份，《福建白话报》销数5份，《安徽白话报》销数40份，《江苏》销数10份，均在学堂。另外，1904年12月20日，湖州埭溪有《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等13种白话报刊，购者为中下等社会；《绣像小说》《新小说》《新新小说》《新民丛报》，购者或书社或学生或一般社会。在这些地区，新小说的读者之众可谓甚多。前文中提到的官僚士人恽毓鼎、郑孝胥、孙宝瑄及其友子蕃，这些“普通民众”在晚清时都阅读新小说。这些例子只是浩繁的近代史料中的一鳞半爪，更多的普通民众接受新小说的例子需要继续发掘。

综上所述，可能是“樊”误导了论者，也可能是论者本身存在偏见。晚清普通民众已经广泛认同小说，不需“假以时日”，等候民初的读者去认同。

五、关于“新小说”的局限性及出版商的困扰问题

诚然，晚清“新小说”本身存在局限性，但并非如《新论》所言“忽视了小说的情节与趣味性”；社会动荡和物价走高会对出版业产生不利影响，但并非如《新论》所夸大的那样严重。《新论》特意引用公奴的《金陵卖书记》中的说法，“笔墨不足副其宗旨，读者不能得小说之乐趣也”；引用觉我《余之小说观》中的说法，认为“清末时期的社会动荡和物价走高”对新小说产生负面影响，进而认为“小说市场的渐趋低迷导致了专业小说报刊破产关停，小说出版机构或纷纷倒闭，或大幅削减小说的出版量，小说作者的创作热情减退,新增创作量持续下跌，小说质量也大不如前。自宣统元年(1909)开始,小说整体地逐步陷人低潮”。[1]166这段没有展开论证的论述也颇成问题。

第一，晚清“小说界革命”伊始，梁启超就十分重视小说的趣味性。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就强调小说的“浅而易解”“乐而多趣”两大特性。关于后者，梁氏指出：“小说之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顾不甚为世所重；其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13]50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人的正面响应。梁氏还特意论述理想派小说“导游他境”与写实派小说“摹写情状”的特点，强调故事情节的奇异与真切。第二，公奴《金陵卖书记》的说法不仅是孤证，更是一家之言，其所指主要是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之类的小说，并非晚清的全部新小说，不能以偏概全。晚清大量的小说注重趣味性，一些广告还以“趣味性”相招揽。例如，宣统朝元年己酉(1909)闰二月初八日(3月29日)，《申报》刊载改良小说社“消闲妙品最新最奇最有趣味之小说”，除此前广告中曾列出的作品外，新增的作品有《医界镜》《秘密自由》《恨中恨》《白头鸳鸯》《女豪杰》《恶少年》《女侠传》《新封神》《上海游骖录》《花心蝶梦(录)》《醋海波》。这些小说的名称就很有趣味，很能吸引读者。又如，1910年7月27日，《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商务印书馆的新小说广告，它宣称“唯一无二之消夏品”，广告词云：“当此长日如年，清闲无事，求所以怡悦性情，增长闻见，诚莫如披览小说矣。本馆年来新出各种小说最多，类皆情事离奇，趣味浓郁，阅之大足驱遣睡魔，排解闷怀。”类似的新小说广告比比皆是，类似注重趣味的新小说作品也比比皆是。学界对晚清新小说译作评价甚高。以林纾的晚清译作为例，早在1922年，胡适就给予高度评价：“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16]这不愧为史家之论。“滑稽的风味”与“长于写情”可谓林译小说的突出特色，可谓趣味与情节兼备。数十年以后，钱钟书也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17]他们的观点与《新论》迥然不同。第三，觉我的《余之小说观》的相关记述只是一孔之见，不具备权威性。我们以商务版《说部丛书》十集系列一百编为例予以反驳。该丛书主要包括言情小说25编，代表作有《迦茵小传》与《珊瑚美人》。侦探小说27编，代表作有《补译华生包探案》与《夺嫡奇冤》。冒险小说14编，代表作有《金银岛》与《鲁滨孙飘流记》以及《鲁滨孙飘流续记》。神怪小说8编，代表作有《红柳娃》与《红星佚史》。其他的如科学小说、义侠小说、警世小说、历史小说、寓言小说、伦理小说、军事小说、国民小说、述异小说等各若干编。为数较多的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冒险小说、神怪小说都是情节曲折而趣味浓厚的新小说作品，适合民众阅读。这套丛书从1903年5月前后至1908年4月全面完成。由于销路很好，馆方决定扩大规模，出版《说部丛书》四集系列，十集系列的一百编作为四集系列的初集。第二集一百编从1908年4月前后至1914年9月全面完成。第三集一百编从1916年4月前后至1920年6月全面完成。第四集二十二编从1921年5月至1924年5月，不善而终。1906—1914年，商务版《说部丛书》初集和二集，并未受“社会动荡和物价走高”的困扰。浏览《张元济日记》可知，第三集出版时，张元济才受到困扰，但主要不是因为“社会动荡和物价走高”，而是缺乏高质量的书稿。

晚清新小说，不管是理论倡导，还是创作与译作，普遍追求故事情节，更注重趣味性，《新论》偏信“公奴”的一家之言，忽视大量的文学史事实，更何况以今人之趣味去评价晚清人之趣味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自然就难以服人；夸大徐念慈关于“社会动荡和物价走高”对新小说出版的负面影响，也难以服人。

综上所述，就旧派小说创作而言，民初“小说文运渐兴”，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确实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言不虚。关于社会对小说的总体看法，民初并非胜过晚清。关于“知识的社会建构”，民初既不及晚清，也不及“五四”，前者有文学界革命为坚实基础，后者有新文学运动做强力支撑。“小说禁忌的‘闸门’”并非如《新论》所言在民初“终被开启”，而是在晚清就早已开启。“晚清时期尽管经历了‘小说界革命’，但小说的地位并未得到充分承认”，[1]161这一颠覆性结论与晚清的文学史事实相违背。“小说界革命”在民初的“后续社会效应”被人为夸大，其论述比较偏颇。《新论》的论域较多，如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传播等，涉及的内容较广，中心论点需要诸多小论点的支撑，一些小论点的论证又没有全面而深入，浅尝辄止，甚至不免漏洞。一些小论点没有充分展开，论证缺乏说服力。《新论》形成了自己的“论述模式”：提出小论点，论述数语，数个例证或孤证，便匆匆得出结论。一些小结论受到论者先验的影响，而其先验本身就存在争议，因此其小结论并不可靠。在一些不可靠的小结论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心论点也就岌岌可危了。

[1]乔以钢，宋声泉. 近代中国小说兴起新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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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史晓风. 恽毓鼎澄斋日记[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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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叶元. 叶楚伧诗文集[M]. 上海：三联书店，19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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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钱钟书，等. 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2.

(责任编辑周芷汀)

An Objection to the Overvaluation of Subsequent Effect of “Novel Revolution”: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Qiao Yigang and Doctor Song Shengquan

FU Jianzhou

(CollegeofHumanities,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novel revolu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ve been acknowledg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but there are no thorough studies on its subsequent effect, which has been fully realized by professor Qiao Yigang and doctor Song Shengquan. Hence, they published an academic paper named “The New Discussion on the Rise of Novel in Modern China”. However, their paper showed an overvaluation of the subsequent effect of “novel revolution” and an undervaluation of its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novel revolution; subsequent effect; overvaluation; objection; discuss

2015-12-29

付建舟(1969-)，男，湖北孝感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与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I207.65

A

1001-5035(2016)05-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