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活场域之变革——以文化哲学为视野

王红英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石家庄 05005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活场域之变革
——以文化哲学为视野

王红英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石家庄 050051)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直面民众现实的精神困境和心理困扰，为人们选择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理性的平台和参考基数，关注人的精神提升，其终极目的是在于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使之内化为大众的精神信仰，支撑民众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从而为民众构建理想的精神家园。其实现途径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活场域变革是其有效途径之一。其具体路径有三：一是完善市场经济与提升主体意识，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由之路；二是推进学校教育改革和提升文化自觉力，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三是构建和谐生活结构与强化规则意识，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方法。立足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场域，由这一场域的变革而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由之路，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最重要的价值旨归。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化哲学；生活场域；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指出：“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毋庸讳言，当今中国一些人确实面临着信仰缺失、精神家园失落的严重危机。因此，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在讲话中还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之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所理解、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直面民众现实的精神困境和心理困扰，为人们选择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提供了理性的平台和参考基数，关注人的精神提升，其终极目的是在于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使之内化为大众的精神信仰，支撑民众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从而为民众构建理想的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活场域变革即是其有效途径之一。立足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场域，由这一场域的变革而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由之路，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最重要的价值旨归。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价值指向及其生活场域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向生活场域的变革，这是相对于传统的自在自发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而言的人自身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呼吁人们走出传统生活的牵绊，建立和谐化的日常生活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走向，正是其历史任务的重要体现，是摒弃书斋式的理论探讨，而以更强的大众化目标走向日常生活批判这一领域。就历史使命而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终极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人民所掌握，并成为其生活的指导，所以日常生活场域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基。同时，日常生活场域是现实中个人的生活空间和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推动人的精神和行为的转变，必然要推动人们赖以生存的场域的转变，从而实现人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由此，日常生活场域的变革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目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遭遇到了多方阻力。就文化方面的阻力而言，既包括民众对传统农业文明心理的承袭、保守，也包括在文化交流、冲突下对文化的片面认知，甚至包括市场经济环境下民众人格趋于物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单一性的引导而造成的内化马克思主义的苍白和无力，等等。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个困境，并力求解决这一困境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实现相应的转变——内容要与大众生活需求相适应，传播要与民众的自我意识相切合，路径要与民众的文化世界相契合，从而构建起民众的精神依归。而笔者所强调的也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路径问题，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内在价值指向是息息相关的。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最重要的价值指向即回归生活世界，也即回归人本身、回归文化。马克思明确反对将现实世界视为超乎生活之上的存在，而是将其看作是人生活于其中且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人充满价值意义的文化世界。文化世界以人为本，以人的意向为动力，以人的活动为存在方式，本质上，文化世界即人的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的本质特征即是实践的文化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化源于实践，其生成与意义的产生都源于人类的实践，其创造性、创新性、超越性也同样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同时，文化也是人类实践的外显形式，是人类生活的样态系统，可以说，在文化哲学中，文化与实践具有一体性。在此意义之下，文化成为认知与理解现实世界的基本点。另外，文化具有超越性，它不是以实用性、现实性为追求目的，而是着重于对意义世界、价值世界的建构，是由既有世界向应有世界的发展和跨越。由此可见，文化是以个体的意向性为指导来不断改造自然世界，实现对至善的追求，对真善美文化价值的求索，这样的文化转型、这样的对于生活的创造性构建，正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是马克思理论的价值指向，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终实现的文化基石。

马克思文化哲学语境下的现实世界分为两层，一层是包含消费活动、交往活动、观念活动的日常生活世界，另一层是包括社会活动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的非日常世界。当然，这两层世界在现实中还互有重叠，且随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日常生活世界从个体出生开始便被直接感受，因其直接性、易感知性，我们往往将其价值或意义忽略，而更多地关注非日常生活世界。但基于日常生活世界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个体的再生产以及主体的精神创造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文化哲学呼吁研究的出发点应回归人类或个体的直接生存场域。而对于日常生活图式的阐释，可以看出传统的日常生活结构具有抵御创新、抑制创造的惰性，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实现的巨大障碍。由此，必然要推进日常生活场域的变革，具体表现在：一是呼吁民众从传统的日常生活结构中走出来；二是呼吁民众向自觉自为的人文、理性、和谐的文化模式转变；三是建构和谐文化观，以及合理化、和谐化日常生活结构。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极大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必须实现两者之间的逻辑对接，变革传统的生活场域，寻求合理的变革路径，方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的大众化。

二、文化哲学视野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活场域变革的路径

诚如上文所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必须变革传统的生活场域，寻求合理的变革路径。具体路径如下：

(一)完善市场经济与提升主体意识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由之路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必须变革传统的生活场域，寻求合理的变革路径。相比传统的自在型、经验型、人情化的文化模式，作为社会化大生产产物的市场经济具有契约性、主体性、创造性等文化机理，推动着民众走出传统生活的禁锢，主体意识得到提升，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

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民众由传统的封闭性生活走向开放性世界。传统日常生活中，每个人与“单位”之间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社会性的人成为被动的“单位人”。市场经济基于普遍的交换性原则使个体摆脱了囿于血缘、地域、民族等的封闭性、狭隘性，使人们获得了一种真正普遍性的社会联系，社会关系于个体而言，不再是无法改变，而成为展现自我价值的广阔平台，人的本质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潜力和创造力都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众的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以产权清晰、主体平等、公平竞争为基本条件，以开放型、竞争型、知识型为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每个参与主体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每一个民众都可以自由地购买所需品，自主地出让劳动力，自由支配货币用于创业或投资，等等，这在很大程度提升了个体的自我意识，促进了观念的转变，如权力向能力观念的转变，平均向竞争观念的转变，等级向民主观念的转变，守旧向革新观念的转变，等等。

当然，市场是把双刃剑，也存在一定的弊端，蕴含着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不利于个体人性发展的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障碍。这就需要国家对市场经济加强宏观调控，使民众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的文化旨归。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将现代理念(如契约精神、理性精神等)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中，提升其文化精神。文化理性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前者既可为后者提供精神动因，亦可成为后者的活动方向定位，二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经济活动若缺乏一种文化动因，其活力最终必定是有限的。第二，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强宏观调控和制度建设，促进个体突破自我阈限。市场经济打破了人身依附关系，但物的依赖关系的出现，又造成了人的物化甚至异化，且越来越控制人的意识。这一困境是市场经济自发逻辑下个人自由发展的结果，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社会关系的束缚后又跌入对物的依赖中，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由此，政府必须强化战略调控，贯彻科学执政理念，使个体免于异化存在状态，突破自我阈限。第三，创造自由民主、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人与人、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交往的发展有利于形成人自由的生存状态，因为普遍的交往能克服个体的局限性，能扩大人的自由度，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补，用人类文明成果来武装自己、发展自己。当交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个体才能真正突破来自自我、地域、民族的局限，走向更广阔的日常生活世界。

(二)推进学校教育改革和提升文化自觉力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

学校教育可使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精神层面具体到每个个体，并在个体的行为与思想中表现出来。可见，学校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变革方向如下：

首先，塑造“肉体存在”与“精神存在”统一的人。人作为技术理性与自由精神的结合体，使人文教育不仅要有认知目标，还要有人格目标，关注个体健全人格、健康情感的培养，个人潜能、创造力的激发，提升人的精神力量，使个体摆脱自然存在状态，不断强化其自主、自知、自决的精神状态，在持续体验的基础上形成果敢、坚决的行动力。其次，加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人的存在过程既包含对于真的探求，即着重于对事实的科学认知，也包含着对于美与善的追求，即价值的渗透。其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皆以理性为基础，前者侧重于工具理性，后者偏于价值理性。在二者的不断互补中，人类社会向所期望的方向不断发展。再次，促进“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交融。现代人文教育面临最大的困境即是“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尤其是在高校表现出重科学、轻人文，强调经济实用、科学万能，而忽略人文价值和崇高感的现象十分普遍，从而造成学生生活思维的程式化、指标化，而泯灭了其多样化的追求。而消除二者对峙的途径即是对生活世界的回归。这并非排斥科学图景，而为了促进两个世界的统一，让人们认识到生活世界才是人真正实现价值的场域，要防止科学主义过度膨胀带来的对于生活意义的消解。最后，促进“概念思维”与“生活思维”的转化。现代人文教育的误区之一是将概念当成真理，无视人文知识的意会本性，从而深陷科学概念的思维。应高度重视日常世界中的“想象”“体验”和“行动”等方法论价值，使个体由自在状态转向自觉状态，于创造性思维与实践中获得自觉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反思与批判，对新的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或反思。实质上，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在生活中自觉追求并形成一种文化准则，反思自我的文化价值，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生存方式的转变。

(三)构建和谐生活结构与强化规则意识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方法

和谐的日常生活结构，即构建一种“以人为本”，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活力的生活形态，而和谐社会构建的规则意识是其核心和支撑。社会规则是制度化的系统，用于调节社会主体之间的活动；而规则意识则是对于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的观念形态。规则意识具有时代性，是社会历史变迁的产物。当下，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确立新的符合当代社会现实的规则意识显得极为重要。当然，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已经制定了相应的规则，但却存在着人们规则意识淡漠，或多或少漠视规则、凌驾规则的现象。这凸显了和谐社会规则意识构建的急迫性。

首先是法治精神。法治强调法律要基于民主，以体现人民意志，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办事，使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最高权威。法治使人们的行为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并保证了人们正当要求的制度化，符合生活理性化的要求，强化了人们的安全感。而且法治有关公平、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正是人们内在的精神追求。在法治之下，人们可以按法律规定获得相应的法定权利，从而形成比较明确且和谐的关系。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真正法治社会的实现，不仅要有完善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且要有具有法治意识、法治精神的民众。因为法治不仅是一种对于制度的被动遵循，更是一种主动追求，它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过程中，在和谐日常生活结构的构建中，不仅要强调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与完善，更要注重对于普通公民法治意识、法治精神的塑造与培育。其次是自由精神。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属性是自由意志，自由精神可以被认为是人类的根本精神。自由精神是人们精神世界以及性格结构的重要组成，没有自由精神的人在人格上是不健全的。人们感觉、认知、改造世界的过程，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建构的过程中，与动物对自然的自发适应不同，人实现了人之为人的价值探索和确立，获得了包容万物、探求真理、坚韧不拔的美好品质和自由个性。由此可见，追求自由个性、宽容精神、美好品性成为人们或者说是日常生活主体的终极目标。此外，自由之精神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质料和条件。一个人的价值取向、人生目标、生活目的是多维而辩证的结构，自由精神作为和谐的个人关系、理想化的生存境况，对于人走向自由自觉的状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重要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内化为民众的精神存在，成为民众生活中行动的指南。所以，本文立足于现实人“当代的”“当下的”日常生活场域，通过日常生活世界的变革，从而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精神存在的转变。而这一切正是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如对市场经济的完善、学校教育的提升、生活结构的重塑等，从而追求以和谐为旨归、以民众的精神依归为文化指向的内在价值。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N].学习时报，2010-09-19.

[2]陈树林.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野[J].理论探讨，2007，(5).

[3]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4]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5]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6][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7][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M]．周宪，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8．

[8]王永贵.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责任编辑：崔家善〕

[中图分类号]G02；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2-0011-04

[作者简介]王红英(1968—)，女，河北石家庄人，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发展研究。

[基金项目]河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文化哲学视野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HBSZKT——2015086)

[收稿日期]2015-12-0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