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度复杂性条件下重新审视理性

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在高度复杂性条件下重新审视理性

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理性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获得的一项伟大发现,特别是经历了启蒙运动后,工业社会走上理性建构的进程。在现代生活中,人的一切对他人造成影响的行为,人的一切集体行动,都被要求包含着理性。但是,理性的进化却走上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方向,以至于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衰落了,也引发了诸多消极后果。经验理性是理性的一项重要内容,或者说,是理性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不仅广泛地存在于日常生活领域中,而且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比如,中国经常使用的政策试点这样一种政策生成模式,就是对经验理性的应用。现在,人们不得不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已经不再在人的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行为选择以及一切行动都应当重视经验理性的功能。

关键词：高度复杂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价值理性;经验理性

理性是人的集体行动的必备特征,也是社会建构的基础,更是社会生活秩序的保障。在现代社会,人的一切对他人产生影响的行为都被要求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更不用说人的集体行动了。在人的集体行动中,从决策到执行决策的行为选择,都被要求按照理性的原则和程式进行,一切非理性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和制止。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人们对民主和法治所投注的全部感情也都可以看作是因为对理性的信仰而生发出来的，所以理性是一切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的原则和标准。但理性的概念却是模糊的,在近代以来的科学建构活动中,人们对理性的概念有着无限多样的理解,而且也通过给“理性”一词加定语的方式提出了数不尽数的理性概念。总的说来,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的理性追求走向了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方向,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基于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科学和实践都陷入了困境。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去重新认识理性,以求发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需要什么样的理性。

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的兴起,那么,我们在这场启蒙运动中应当呼唤什么样的理性?或者说,我们应当基于什么样的理性去开展行动?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对于工业社会的启蒙思想家意欲构建的社会来说,是需要这样一种理性的,那就是,“对于人类来说,甚至在他们以若干个人的面目出现时,也是有绝对约束力的,尽管他们从无任何固定的组织,彼此之间也从无关于应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庄严协定”[1]。 但是,对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兴起的新的启蒙运动来说,这样一种理性是否还应有同样的地位和功能,就是一个必须怀疑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将要建构起来的社会同样需要理性,因为这个社会决不可能是向农业社会权欲泛滥的那种状态的回归。但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或者说赖以建构的理性又肯定不是工业社会的那种居于支配地位的理性,而是一种能够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对人的行动给予引导的理性。

一、理性走向了自反的道路

福柯(Michel Foucault)说：“16世纪的学识就是理性知识、源于魔术实践的观念和整个文化遗产的不稳定的大杂烩。这样看来,16世纪的科学就其结构而言,似乎是脆弱的……事实上,16世纪知识所遭受的并不是结构的不充分性。相反,我们早已看到,限定16世纪知识空间的那个构型有多么的小心谨慎。正是这一严肃性才使得魔术与博学之间的关系成为看不见的——它们并不是所选的内容,而是所需的形式。世界充满着必须被译解的符号,所有这些揭示了相似性和亲和性的符号本身,也只是相似性形式。因此,要认识就必须去译解:去发现一条从可见的标记到由标记所说的一切的通道,要是没有这个标记,这一切就像沉默的言语一样,将潜藏在事物当中。”[2](P44)基于福柯的这一描述,可以认为,在16世纪,理性的话语尚未被塑型为霸权,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然而,经历了启蒙和狂飙突进的运动,理性的知识最终扬弃了魔术,并建起了独享的理性结构。但是,理性在自我建构中却再次唤醒了“多元魔术”[2](P45)。 特别是当理性被改写成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后,人们是在科学的名义下去大玩其魔术的。对此,福柯的解释是,“因为知识的基本构型用标记和相似性相互观照。魔术形式是这种认知方式所内在固有的”[2](P45)。

理性及其知识可能还不像福柯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仅仅有着魔术形式的认知方式,而是包含了更为根本的思维方式上的缺陷。可以认为,这种缺陷主要反映在用分析性的抽象思维去把事物的整体打碎,并在无限分割之后而到每一个碎片中去寻找真知。结果,知识变得神秘了,与认识的原初对象完全无关了。比如,面对社会问题,我们运用理性抽象的方法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为了获得量化指标,就必须对所要认识的对象进行分析分解,而且分解得越细,也就越被认为能够形成科学的认识。然而,结果往往相反,不仅会时常在对每一个分解后的碎片进行分析时迷失方向,即使没有忘记原初的研究动机而转回来把碎片重新拼成整体,也无法复原。勉强拼出了一个东西,也不再是原初所感知到的那个社会问题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公共政策失败的案例。也就是说,政策科学家出于解决某一社会问题的目的而对确认为政策问题的事项进行分析分解,通过获得大量数据而提出了科学的解决方案,但在付诸实施后,不仅不能使那个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糟,甚至导致了新的问题。在此意义上,也就是福柯所说的,科学演化成了魔术,只可以观赏,不可以应用。特别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科学变得既不具有预测功能,也不能对解决复杂问题提供适切的可操作性方案,更不用说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了。

在近代社会的早期,理性被赋予了解放的功能,如果说理性是与神性相对的话,那么,“理性”概念的提出恰恰是要消除“神性”,使人从神性的笼罩中解放出来。虽然理性概念提出时的那一近代早期的语境已经不在了,但对理性解放功能的期许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人们一直以为理性是人的解放的一条重要路径。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米勒(Hugh Miler)认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理性也是解放的,它要求对话的参与者本质上是平等的(反对表面上的平等)。主导对于人来说必须被超越以实现彼此间真正的对话,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平等作为公共政策的事物为人们所追求。对于我们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来说,彼此间自由的对话是必需的,因为我们就处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中。因此,从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获得解放是最终目的或者说是终极点。像被磁力吸引一样地追求这样的终极点规定了人类的进步。我们之所以了解这一点,是因为话语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性需要这种摆脱主导的自由。因此真正的交往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说教，它是人类不断走向进步的指导原则。”[3](P113)但是,当理性被转换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后,人不仅没有得到解放,反而被带上了由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所建构起来的制度等所构成的枷锁。因而,人成了异化的人,受到奴役却又不知奴役者是谁。

我们看到,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具有两张面孔,一张面孔所呈现给我们的是积极的和进步的力量，另一张面孔展示给我们的则是不断地去摧毁人的道德价值甚至生存基础的邪恶力量。在技术理性高扬的背景下生成的公共领域也将这两种力量结构到了公共生活之中,从而使“公共生活中的任何职业,如果只是认同那代表秩序、效率、高产、创造性以及现代文明的伟大成就的一面,实质上就是在掩盖现代化历史上最基本的、反复出现的另一面——这是一张毁灭性的甚至邪恶的面孔”[4](P56)。在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后,公共领域对技术理性的衷情事实上导致了道德价值的失落,以至于法律、政策以及具体的社会治理行动都按照技术理性的要求进行,使公共生活显得处处都具有科学性,却是与人相异化的,让人在受到了数不尽数的无情压迫时却不明原因也无法诉说。

在学术史的梳理中可以看到,当康德(Immanuel Kant)对理性作出了明确定义后,就使它成了一种与人的感性相对立的思维形态。当然,康德也发现,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存在着一些无法归类的因素,因而,他发明了“知性”概念。在这个概念被发明出来之后,康德又发现这些被名之为“知性”的因素可以在从感性向理性过渡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从而使认识论的逻辑线条更加分明。在康德之后,知性概念逐渐地被人们所忘却,又重新归于感性与理性的区分。或者说,是把知性归入到了理性的类别之中,并认为这能够较好地消除康德思想中的先验论色彩。但是,在理性概念的演进中,却走向了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方向,知性部分中的那些因素则被从理性的概念中剔除了。其实,这个部分的内容也是理性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今天看来,知性其实就是经验理性。完整的理性概念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另一方面则是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所具有的是分析的特征,或者说可以用于分析。价值理性、经验理性则需要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去加以展现。

由于理性在演进过程中被改写成了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也由于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的失落,以至于科学研究不相信和不承认人的直觉能力,而是在一切与人相关的理论建构中极力祛除人的直觉能力的干扰。然而,在价值理性、经验理性回归到了理性的概念之中时,人的直觉能力在社会生活和活动中的意义将会重新显现出来。这个时候,也就不可能再运用分析性思维去对人加以抽象,而是需要把人作为完整的人看待,要求理解人的直觉能力,把握人的直觉能力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事实上,在人的日常行为模式中,人的直觉能力发挥着更基本、更主要的作用。比如,根据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标准,文化是非理性的,因为文化在形塑出一个社会的公众普遍的生活习惯之后,赋予了他们以直觉行动的能力,使他们无需在每一行动之前进行细致的计算和谋划。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判断文化具有非理性属性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的这一功能恰恰是因为它包含了经验理性而获得和显现出来的,或者说,是因为经验理性而使文化拥有了这样一种赋予人直觉能力的功能。

价值理性、经验理性是人的直觉能力的源泉,人们因为拥有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而在日常生活中不去进行精密的计算和谋划就能够开展行动,并使行动具有道德的内涵和能够增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相反,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如果人的行动是在精心计算和谋划后做出的,就会在把他人置于工具地位的同时而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特别是在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后,人在行动之先而进行精心计算和谋划已经变得不再可能,而人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时又不得不开展行动,而且,绝大多数行动都是随机性的,是一种即时反应的行动。尽管这种行动得不到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支持,但是,又必须是理性的行动。在不再具有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内涵的情况下,这些行动应当包含的是什么样的理性呢?显然是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总之,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恰恰需要建立在人的直觉能力之上,而人的直觉能力则来自于人所拥有的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

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他在阐述交往理性时指出,“如果一种理论使我们误以为我们可以得到理性理想,那它就会倒退到连康德的论证水平都不如的地步”[5](P167)。就此而言,交往理性也应被视作为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是不应被理解成理想形态的理性的。其实,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的这一界定也是适用于理解经验理性的,自康德以来,对经验的轻蔑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将经验排斥在了理性范畴之外。在我们看来,经验并非与理性无缘,恰恰相反,经验中包含着理性,而且,经验可以构成理性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它不是纯粹理性而已。经验理性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或者说,经验理性的发现拓展了实践理性的范围。使实践理性不再像康德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与道理观念联系在一起。当然,经验理性也包含着道德方面的内容,但不等同于道德,道德更多地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去加以把握。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也许应当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理性。在对理性行进的历史作出回顾后,我们倾向于认为,当理性被诠释得无比科学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应更多地求助于领悟和直观的观想。读了福柯的《词与物》之后可以发现,他在第一章中是通过一幅名为《宫中侍女》的绘画去交代“人文科学考古”方法的,尽管福柯对整幅画的构图、人物角色的描绘具有分析性的色彩,而在画中发现君王权威的在场,则是领悟的结果,而且这一领悟是那样的准确。其实,这不仅仅是福柯人文科学考古的方法,也是我们今天面对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各种新问题时可以尝试的新方法。也就是说,在理性的抽象、科学的分析获取了极大成功的时候,为我们留下的可以腾挪的空间却变得越来越小了；而且,当我们乐意于按照近代以来所开创的传统去开展创新活动时,往往走向用既有的理论剪裁现实的方向,不仅无法回答现实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反而时常曲解现实,并导致诸多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科学重建的任务却把我们引向了对理性的关注。其实,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整个社会建构也需要在对理性的重新梳理中进行。一旦我们的思考对象集中到了理性上来,对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审查结果就直接地引发了对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的渴求。

二、工具理性的社会后果

“工具理性”一词是用来对理性性质进行界定的概念,在实践中,当工具理性进入应用过程,其应用特征则会表现为技术理性。所以,“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两个概念所表述的是同一种理性。在此意义上,“工具的”和“技术的”只是这种理性的两个面相。汤普森(James Thompson)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衡量标准:工具的和经济的。工具性问题的实质是设定的行为是否在事实上生产了欲求的结果，具有完美工具性的技术会不可避免取得该结果。经济性问题的实质在于结果是否是在资源的必要耗费最少的基础上取得的,因此也就缺乏一个绝对的标准。实现相同欲求结果的两条不同路径可以就成本或某些抽象的理想目标进行比较,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对经济性的评估是相对于评价期间人们的知识状态而作出的”[6](P18)。与工具理性相比,技术理性的概念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因为,技术理性意味着认识论模式中的科学理论及其逻辑等在应用层面上的复现,而工具理性只是相对于目的而言的功能界定。不过,如汤普森所指出的:“作为一个导向所欲求结果的因果关系的系统,技术理性是一个抽象概念。”[6](P22)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不仅是理性内涵的一个部分或理性的一种形式,而且在排斥了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在目的实现中成为完整的工具的,而是需要在对目的进行限定之后才能寻找到达目的的路径。在这样做的时候,所实现的是对行动及其环境和诸多制约因素的抽象,而不是完整地接受了影响目的实现的全部影响因素。

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往往是由专家所承载的,人们往往以为,专家的介入是科学决策的标志。但在一些复杂的问题上,专家的介入并不能够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正如西蒙所指出的:“在问题变得争议极大的情况下——当问题被不确定性和冲突的价值所包围时——就极难得到中肯的专家意见了,而且也很难使专家的地位合法化。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发现既有持肯定意见的专家,也有持否定意见的专家。我们不能把这类问题委托给某些特定的专家组去处理。”[7](P217)这是因为,技术专家所拥有的是技术理性,而决策所要解决的是实践中的问题,实践是非常现实的事情,是不允许抽象地对待实践中的任何问题的。总之,技术理性的最重要功能就在于消除实践的不确定性。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技术理性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向世人展示了其优势。然而,当人类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后,技术理性过往所显示出来的优势荡然无存,反而在不确定性得以解放的过程中任由社会陷入风险状态。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近代社会发展起来的技术理性的实用意义是永恒的,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何种更为高级的阶段,只要存在着可复制行为,技术合理性都会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便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也存在着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领域或事项,在这些领域或事项中,技术理性的追求仍然在行动方案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公共行政表现出了对效率的无比衷情,把效率作为公共行政的唯一目标,甚至赋予了效率概念以道德的内涵。法默尔(David John Farmer)在分析公共行政的这一研究取向时不无惋惜地指出,“效率作为一个道德概念是不幸的”[8](P265)。这是因为,道德任何时候都是以规范的形式出现的,具有规范的功能。然而,“效率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它必然会激发不合乎需要的行为”[8](P265-166)。事实上,“效率为人所不欲的例子有很多。如果把效率定义为选择最优化的方法去实现某一或更多既定目标,那么,只要那目标是人所不欲的,效率也就是人所不欲的。在那一情境中,无效率会被认为是人所欲的,如果它——比如说——能导致更好的结果”。 “关键在于,效率不受人欢迎的情形是存在的。”[8](P266)在经济学的视野中,所看到的往往是,效率追求制造出了消费社会,以至于生产不再是因为需求而引起的,反而人的需求是由生产刺激出来的。为了刺激人的消费,任何不道德的手段都可以使用,至于对能源、资源的破坏性消耗,至于是否把子孙赖以生存的环境都从根本上毁灭了,可能不在考虑之列。

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思想家们都对他们时代中的恶进行了揭露,然而,如果说恶是可以量化的,那么,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恶的总和也不会比我们的时代所拥有的更多。为什么会这样?显然拜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所赐。当工具理性以技术理性的形式出现时,它所实现的社会建构让我们看到：“高效而合法的机构既可以服务于建设性的事业,也可以服务于毁灭性的目的。由于行政之恶无所不在,公共事务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培养一种对公共机构、权力运用以及普遍文化的批判与反思的态度。”[4](P20)“社会结构与角色在形成我们的行为方面,起着远较人们想象中大得多的作用。在技术理性文化中,排除了伦理与道德说理的专业主义模式,为行政之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4](P57)根据艾赅博和百里枫的意见:“防止未来行政之恶发生的责任,部分地在于理论家与实践家们,他们理解自己的角色与身份,能够抵制那些源于道德错位的充满吸引力的诡异诱惑,不至于为了解决目前公共生活中的众多难题而采取功利性的或者意识形态味浓厚的办法。”[4](P20)其实,冀望于行政人员道德意识的提高并自觉地抵制邪恶,是不能够铲除这种所谓行政之恶的。因为,当抵制邪恶的行为危及到了自身的职业安全、损及了个人利益时,我们是无法指望抵制邪恶的行为得以发生的。所以,我们需要看到行政之恶是产生于近代成长起来的这种制度中的,是因为制度的建构基于技术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致使机构的和人的行为之恶得以产生并被制度所容许。要改变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出路就在于对制度进行重新设计和重新建构。

我们知道,知识是理性的产物,但当理性蜕变成技术理性时,当技术理性以实证的方法出现时,当实证的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之中时,所造就的知识却包含了向非理性转化的潜质。特别是在知识与权力结合到了一起时,会表现出一种疯狂,会比一切非理性的存在都更加疯狂地促进和激发集权的欲望。最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在知识增长和各个专业方面的知识工具化、技术化的条件下,一种价值中立的主张开始流行了起来。这样一来,知识既可以用于善业也可以应用于恶业。二战期间,德国的公务员队伍成为纳粹大屠杀中最为高效的工具,这一点在战后反思中让学者们对文官制度的“价值中立”原则感到不寒而栗。艾赅博和百里枫是通过揭示公务员在纳粹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形成了激烈否定价值中立的意见,他们表面冷静其实不无激情地指出：“虽然公务员队伍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几乎没有提供人们聊作慰藉的材料,但它确乎告诫我们,公共生活中的所有专业人士——学者、学生以及专业者等等——都应该努力反思自己的制度与行为是否可能导致最糟糕的人类行为,反思自己的伦理标准与职业训练是否可能不足以对付行政之恶的潜在破坏力。在这个日益意识形态化与极化政治的时代以及不受欢迎的、多余人口的时代,如果没有仔细思量可能让公务员们将公共利益与反人道及毁灭的行为混淆不清的那些心理动力、组织动力及社会动力,那么就根本不应该教授实践或者讨论任何职业。”[4](P82)确实如此,公务员的职业活动内容以及开展职业活动时的环境越是复杂,也就越是突出了它的道德意识以及实践理性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的话,就会发现,并不是公务员所经历的职业训练,也不是学者们所制作出的道德教条,能够为公务员的善行提供保障,而是公务员开展活动的制度性空间决定了公务员公务活动的性质。任何时候,我们在思考集体而不是个人的行动应当具有什么性质的问题时,都不应过多地期冀意识形态的因素去发挥根本性的保障作用,而是需要谋求客观性的保障,其中,制度建设是首要的选项。因而,我们希望去探索一种具有道德属性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制度不是基于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而是基于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建构起来的。

哈贝马斯认为,“在日常交往实践的有效范围内,出现了一种跨越多种层面的交往理性。这种交往理性同时还为彻底扭曲的交往和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准绳。这些被扭曲的交往和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对在向现代性过渡过程中所获得的理性潜能有选择地加以充分利用。”[5](P49)就提出交往理性的概念来看,显然包含着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怀疑和不满。这说明,哈贝马斯希望通过提出交往理性的概念而实现对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超越,或者说,哈贝马斯希望把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纳入交往理性之中而实现一种综合的愿望。但是,在理性得到充分张扬的时代,技术理性却成了唯一标准,生活以及行动都被结构到科学的框架中,成为模式化的程式,从而使社会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人也成了单面人,以至于同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变得非常困难。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一书中转向了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哈贝马斯发现,唯有在生活世界中,还保留了一点非常可怜的交往理性,并发挥着矫正这个被扭曲了的世界的作用。

需要指出,哈贝马斯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通过对一个相对静止的世界进行静态观察时发现了交往理性,虽然这一发现是现代哲学史上的一项了不起的贡献,但是,放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依然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理性。所以,哈贝马斯仅仅是想恢复理性的原始完整性,尚无勇气对理性本身作出怀疑,更不可能想到,理性本身需要实现一种根本性的蜕变,以便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需要。不过,在哈贝马斯的这一发现中,我们也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日常生活领域在近代以来领域分化后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在公共领域的科学化、技术化和私人领域的自利性将我们的世界扭曲之后,恰是日常生活领域一直努力去维护人的完整性,使职业活动中被扭曲的人性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疗养和恢复。既然日常生活领域在工业社会发挥了如此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对它寄予某种期望也就是合理的了。也就是说,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理性完整性对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获得自主性等是有益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把桌子和椅子分开,显然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形成了这种能力,使我们无需在这种能力中注入逻辑分析。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包含逻辑分析并不意味着人的认识就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能够把桌子和椅子区分开来本身也是理性的。或者说,这是一种理性的能力,只不过它不能被归入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范畴,而是一种经验理性。在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中,经验都不被接纳到理性的范畴中,我们并不能因为他们不在理性中接纳经验,也不能因为自康德以来的哲学史对经验的轻视而低估经验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中的价值。相反,经验确实存在于人的行为中,而且表现为人的理性能力。认识到这一点,对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行动而言,是非常重要。因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在所有的行动中都会遇到迅速反应和随机决策的问题,而在这种迅速反应和随机决策中,必然会表现出对经验理性的更多倚重。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从事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应当去认识经验理性,并需要基于经验理性去提出系统化的理论建构方案,从而对实践中的人的经验理性的发展和运用提供理论上的支援。

三、基于经验理性去开展行动

理性是工业社会的几乎所有与人的集体行动相关的事项的标准,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判断一切社会活动和人的一切对他人有影响的行为,都可以用理性这个标准来作出评价。到了后工业社会,理性依然会是一个标准,但它却是一个逐渐变得模糊了的标准。在把理性作为一把尺子而用来丈量人的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时候,它的刻度逐渐地变得看不清楚了,甚至成了一把没有刻度的尺子。这是因为,理性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工业社会中被作为标准来加以使用的理性是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而在后工业社会中,我们依据的和凭借其开展行动的理性则是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就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主要反映在创设目的的过程中而言,它并不是力求严格的标准,而是作为一种视角或视野,让我们依靠它去发现问题和确立行动目标。其实,即便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创设目的的过程中所包含的也是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只不过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并未感受到这种理性的力量,没有给予它以足够的关注。

任何一种行为都是由某种动机引发的,或者说,在行为之中就包含着某种动机,是有目的性的行为。当然,我们往往会对人的行为进行类型区分,即区分出人的感性的行为与理性的行为这样两种基本类型。一般说来,人的感性行为具有自发性,很难于其中看到目的,而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是自觉性的行为,其中包含着清晰可见的目的。就此而言,理性本应是与目的相联系的,是先有了理性然后才会在行为中包含着目的。实际上,并不是理性创设了目的,而是论证了目的,表现给我们的印象是,理性使行为中本来就包含的目的清晰化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说：“理性不能为行为创设目的,对于那些我们碰巧同意的一般价值来说,它也不能确定其具体含义。”[9](P108)当然,这是在笼统的意义上谈论理性时所看到的情况,或者说是与工业社会的语境一致的。因为在工业社会的语境中,理性就意味着一般性、普遍性,是抽象的形式，所以它只具有使行为(动)目的明晰化的功能。行为中的目的是具体的,所要解决的是具体的问题并达成具体的目标,而且受到环境以及可资利用的资源制约,理性的一般性、普遍性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可能发挥创设目的的作用。特别是在理性被等同于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之后,确实只是论证了目的和实现了目的,而在创设目的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如果走出工业社会的语境,就会发现,理性并非只有一种类型,即便是在工业社会的哲学探讨中,也已经提出了价值理性、实践理性等概念。虽然价值理性、实践理性等概念的内涵尚不确定,却包含着不同于一般性、普遍性的抽象理性形式的探索。沿着这个方向,肯定能够建立起新的理性概念,甚至建立起新的理性范式。这种理性是包含着和反映了价值的具体性的,是根源于实践和能够适应实践的多样性需求的,所以我们用康德的概念将其命名为实践理性。

就康德的认识论是把经验与理性对立起来而言,是不承认有经验理性存在的,这可以说是由康德在理性界定方面的狭隘性决定的。其实,经验是复杂的,有些经验本身也是理性的,从人的行为的角度看,显然是存在着经验理性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无比衷情就显然是在对康德的反思中所作出的科学贡献。实践的概念是具有统合意义的,它包含着经验和价值两个基本层面,因而,当我们谈论实践理性的时候,也就看到了实践理性中包含着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构成了实践理性。对于行为载体来说,或者,当人在开展行动的时候,因为有了经验理性和价值理性而能够创设目的。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是服务于对目的的论证的,是能够在目的的实现过程中发挥路径设计和手段搜寻的功能,但不能创设目的。与之不同,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恰恰能够在创设目的中发挥作用。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是在直觉中确立目的的,进而通过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去帮助他实现目的,因而并不表现出对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的渴求。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目的是否具有合理性本身就成了必须关注的问题。这样一来,在创设目的和确立目的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得到理性的支持,从而使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经验理性广泛地存在于日常生活领域,也许人们会以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更多地属于感性行为,其实,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可以发现,日常生活行为中的绝大多数是具有理性特征的,只不过它们无法被纳入到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范畴中去。在日常生活领域中,人们所追求的不是共识而是一致和和谐,因为在这里,共识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和谐则是一种本应有之的状态。在无需共识的领域中,人们的行为的一致性往往来自于默会,因而就会放弃对形式的关注,从而不需要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支持。如果说人的感性行为是自发的和更多地表现为冲动的话,那么,非自发性的和不表现为冲动的行为就不能够被归入感性的范畴中去,应当在理性的意义上去加以理解。这样的话,那应当是什么样的理性呢?显然,不是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甚至不能在直接的意义上被视作为价值理性。这些行为中肯定包含着价值理性的内涵,但这种内涵却是由于文化的、道德的(也可能是宗教的)等赋予行为的,是隐含在行为中的更为深层的因素。至于这些行为表面,能够看到的和可以把握的理性,则应当被解读为经验理性。

谈到共识的问题,可以认为,在私人领域中也是不需要共识的。因为在私人领域中开展活动的人们只要能够恪守承诺并遵守规则就可以进行交往和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就可以实现自己所欲追求的利益。只有在公共领域即政治生活中,共识才是重要的,是需要在共识的支持下去开展共同行动。但是,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即使在公共领域中,如果想去达成共识,也是非常困难的,或者说,人们不可能在政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取得共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要求在多元主张的背后去达成“重叠共识”。就这种“重叠共识”是存在于分歧背后的共识而言,它已经是对形式层面上的共识的超越了,“就民主社会的公民所能得到的而言,这是政治统一和社会统一之最合乎理性的基础”[10](P55)。尽管在罗尔斯这里这个所谓理性还包含着工具理性取向,但就它扬弃了片面的形式而言,又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导向价值理性的探索。一旦人的共识体现了价值理性,就会因人的具体行动而发生变化,在此一处是积极的有价值的共识,而在彼一处可能就是消极的误导行动的共识。特别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一切行动都是在具体的环境中发生的,人们的一切意见都是关于具体行动的意见,如果说存在着共识的话,也是在具体行动中产生的关于这一行动的共识,并不具有推广的价值,更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遍性共识。

其实,在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发现大致存在着两种基本模式,那就是经验理性模式和技术理性模式。总体看来,西方国家所拥有的是一种技术理性的政策生成模式,而中国所拥有的则是经验理性的政策生成模式。虽然中国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努力学习西方的政策制定方式,引入专家,开展民主,接纳参与,但这往往局限于一些能级较低的专门领域的政策制定方面,对于那些关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政策,则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先行试点,然后对试点经验进行总结和形成全国性的政策。这一方式显然是科学的,也包含着许多操作性技术,但与技术理性的政策形成方式相比,则有着显著区别。我们将这种方式视为经验理性的应用过程,将这一政策形成方式的普遍的和持续的应用称为作为经验理性的政策形成模式。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两种政策形成模式各有所长。在某种意义上,经验理性的政策形成模式是低技术性的,同时也是低成本的,试点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在推广方面也更加容易。因为,试点中所产生的政策效益本身就具有示范作用。与之相比,技术理性的政策形成模式更具有科学性,本身就反映了政策问题的普遍性,但在前决策阶段会显现出对信息占有、分析方法等方面的依赖,决策的科学性也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关于重大问题的决策中,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进而会对基本的政治以及社会制度方面提出要求。总的说来,技术理性的政策形成模式是与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它更多地表现出了对技术专家的依赖。

这两种政策形成模式都需要得到时间方面的支持,经验理性的政策形成模式在从试点到扩散的过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技术理性的政策形成模式所需要的各项条件的具备也同样需要时间。这样一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形态中,都显得无法适应。因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本身就意味着社会运行速度的高速化,产生于这种社会形态中的问题往往并不给人们留下去加以解决的时间,而是更多地要求人们通过随机性决策的方式来应对那些迅速恶化的问题。所以,在政策形成方面需要同时扬弃既有的经验理性的和技术理性的两种政策形成模式。不过,如果在空间形态上去审视这两种政策形成模式的话,我们会发现,经验理性的政策形成方式所走的是一条从“点”到“面”的路线,而技术理性的政策形成方式则在这条路径中反向运动,即走了从“面”到“点”的路线。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形态中,在“面”的意义上形成具有普遍性的政策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也就不再会有走向“点”的可能性。相反,从“点”到“面”的路线却是可能的,其限制条件主要是时间不容许。但是,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却看到了经验理性的政策形成模式如果得到了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支持,是可以打破时间约束的,并能够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形态中发挥作用。比如,我们可以设想,并不需要刻意安排试点试验然后再加以推广和扩散,而是借助于网络,让行动者把自己解决问题的经验发布到网络平台上,让他人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分享他的经验。

经验理性来源于经验却不能等同于经验,这是因为,经验容易导向复制,而经验理性则寻求经验的启发意义,要求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想象,实现创新。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所看到的行为机制如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样：“由于行为者完成了一种行为计划,他也熟悉了一个语境,这样行为语境就构成了行为者所解释的周围环境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是在一种可能的行为的作用下构成的,行为者认为这种行为可能性对于计划的完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旦行为者只能从互动的角度,也就是说,只能依靠至少一个他者的行动(或非行动)来完成他的行为计划,行为协调的问题也就出现了。自我的计划和行为与他者的计划和行为相互联系的方式不同,所产生的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类型也就不同。”[5](P58-59)尽管存在着这些不同,但经验是具有权威性的,是可以依据经验去加以协调的,或者参照经验并作出一些情景分析而发现妥协方案。然而,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条件下的行动则要求抛弃这种行为调适模式。因为行动者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所开展的每一项行动都可能面对全新的语境,不仅不可能事先制定周密的计划,而且在遭遇他者时,也不会面对一个携带计划而来的人，所以不会出现经验与计划的协调问题,而是直接的经验交流。这样一来,所要审视的就是经验,而不是依据经验去审视计划。既然要对经验进行审视,那种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已经习惯于用来制定计划的理性就不会出场,而填补这个理性空场的,也就只能是经验理性了。所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在行为选择中所直接应用的是经验理性。在共同行动中,行动者之间的交往、沟通和协调都是依据经验理性行事的。作为个人的经验,在经验理性的审视和检验中则得到扬弃。也许会存在着经验向知识转化的情况,但在它实现这种转化之前,则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只有在转化为知识时,才能够获得某种确定性。在经验向知识转化的过程中,我们将很少看到康德所讲的知性范畴发挥作用的状况,反而恰恰是因为经验理性的审查而对经验作出了确认,使其成为知识。所以,经验理性扬弃了知性范畴的形式而保留了知性的全部内容。

从近代以来的科学研究来看,对人的日常生活的研究是较少的,即使在20世纪产生了旨在探讨日常生活的哲学流派,也是在面向整个社会的意义上去表达对表象世界的关注,而不是对人的真实生活的研究。这是由理性主义传统决定的。之所以理性主义者回避对生活的探讨,是因为生活中包含着更多的常识,往往表现为常识在发挥作用,而常识又往往被看作是感性的,是不可靠的。的确如此,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中所生成的常识有很多是难以经得起理性检验的,特别是在社会行动方案的选择中,常识的模糊性是很难提供清晰明白的未来预测的。所以,理性主义者对常识抱持轻蔑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常识又实实在在地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考察我们的生活,任何对常识的轻视都是不可原谅的。其实“常识倾向于认为每一事件总是由在先的某些事件所引起,所以每个事件是可以解释或预言的……另一方面……常识又赋予成熟而又心智健全的人……在两种可能的行为之间自由选择的能力。”[11](P1)

理性主义所面对的这一问题是由理性概念的片面性引发的,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康德之后,理性概念中的经验理性内容被排除了,到了20世纪,理性基本上被改写成了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不仅经验理性的内容被剔除净尽,即便是价值理性,也受到了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常识能够使人成熟和获得健全心智的话,那是因为常识中包含着丰富的经验理性,是因为包含着经验理性而显现出了这种功能。所以,在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中,我们不仅要确认理性中的实践理性内容,要对实践理性中的价值理性这一必不可少的部分给予肯定,而且要认识到经验理性也是实践理性中的重要部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将迎来一个经验理性自觉的时代,即自觉地去建构经验理性。总之,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当人们不得不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去开展行动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就面临着突破近代理性主义窠臼的任务。我们的研究工作不仅要去在常识中发现经验理性这一理性资源富矿,而且要找到常识生成的路径,去努力把各种各样的科学结论转化为常识,进而融入我们的生活。比如,系统论作为解决复杂性问题的理论方案是把复杂性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看待的,而实践理性则完全可以把复杂性还原为人们的日常观念,让它作为一种常识而被人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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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萍]

(薛 辑)

The Reassessment of Rationalit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 Complexity

ZHANG Kang-zhi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andPolic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Rationality is a great discovery of human being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ociety has embarked on the rational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life, all human behaviors that affect others and all human collective actions are required to embody the rationality. However, the revolution of rationality moves in the one-side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 so that value rationality and experience rationality are on the decline, also causing many negative consequences. Experience rational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r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rationality. It not only exists extensively in daily life, but also plays a great role in private sphere and public domain. For instance, policy experiment often used by China, also known as a kind of policy-generative mode, is an application of experience rationality. Now, people have to take action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high complexity and great uncertain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 are no longer positively helpful in these actions. In this case, people's behavior selections and all the action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functions of experience rationality.

Key words:high complexit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echnic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experience rationality

收稿日期：2016-03-11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12XNL003)

作者简介：张康之,男,江苏铜山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行政哲学与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6-03-009

【公共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