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官员眼中的日据台湾

唐博

1936年12月13日，台湾基隆。

“香港丸”号轮船缓缓离港。一群西服革履的男士在船舷边凭栏挥手，向岸上的送行者告别。码头上的建筑物渐渐依稀，而他们谈论的话题依旧是刚刚离开的宝岛——台湾，而不是前日发生在西安的爆炸性新闻——张学良、杨虎城“兵谏”。

国民政府厦门市市长李时霖就在这群人里，此次奉命率团一行11人赴台半月，足迹遍布基隆、台北、台中、台南。这一年，正是中日交恶、战祸临头的当口。选择此时参访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不免要冒政治风险。那么，他为什么要执意此行呢？故事还要从一年前的台北说起。

赶超梦想

1935年10月，日本殖民当局举办了一场“台湾博览会”，旨在纪念台湾“总督府”成立40周年，凸显台湾在“南进政策”中的枢纽地位。日本、朝鲜、“伪满”、华南、南洋等地纷纷参展，展品超过30万件。盛况令应邀参观的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深受触动。

厦门与小金门隔海相望，一衣带水，文化同源。

福建和台湾一衣带水，气候相似，环境相近，语言相通，文化同源。然而，1930年代的福建，交通闭塞，教育落后，粮食无法自给，社会秩序混乱，茶叶出口受到印度冲击，对外贸易一落千丈，导致财政羸弱。相比之下，“台湾之幅员只为福建四分之一强……而其生产能力竟超吾闽六倍以上，只米糖二项，一年所产值……足抵吾闽全省三年生产而有余。”

不过，陈仪在“台湾博览会”上推销福建特产，一月间卖了1.8亿元货值。要知道，这年全国出口总额也只有6亿元左右。这样的成绩让他相信，福建诚落后一时，但有能力赶超。为了让赶超的愿望尽快落实，李时霖领命率团赴台。考察团里，就有4名来自基层的县长。

“去中国化”

在李时霖的考察团里，中南银行厦门分行行长章叔淳眼光独到。在他的记述里，1935年的台湾，总人口500万，其中日侨30多万，祖籍福建厦漳泉的超80%。不过，“谈到台湾与福建的关系，他们与福建的关系，他们都茫然了，甚至于有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厦门与台湾是同方言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皇民化”教育和同化政策显然很突出。不过，章叔淳另辟蹊径，提到了两种“去中国化”的现象：

当时全台只有一所大学，主要开设农林医学专业。这就使台湾民众就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少、专业选择面和就业面狭窄。导致陈仪所言的现象：“所有地位较高的工作，台湾人向来没有插足的机会。据闻台湾政府里面，仅有两个课长以及几个课员若干技士是台湾籍，其余都是日本人。”多数台湾民众失去了增长见识、了解外部的机会，随着时间推移和代际转换，不得不转入对殖民统治现状的接受和适应。

在台湾，“医生”从事中医，“医师”从事西医。甲午战争前，“医生”遍及城乡，“然彼辈诊疗方法，但凭经验而不重科学，故台湾政府决意淘汰之”。殖民当局一面“积极添设新式医院，开办医学专门学校培养（西医）人才”，一面制订规则，要求“医生”从业须到当局登记，领取执业许可证。后来，许可证停发，“医生”的执业空间压缩，从业人数锐减，到1935年仅剩256人，且后继无人。相反，在当局扶植下，“医师”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到1935年已达230多人。

明治维新倡导“全盘西化”，在“西医”和“中医”的定位上自然厚此薄彼。中医代表中华文化，对其逐步消除，成为殖民当局对台湾民众去除民族记忆的一种手段。西医借助政策扶植，不但在台湾落地生根，还在政治上有亲日倾向。这一现象至今仍有影响。

农业“统制”

随团赴台的永定县县长钟干丞，对台湾农业的进步赞赏有加：“举凡农田水利、生产、交通、咸与维新，荒陬孤岛，其物质建设之日就休明，真有出人意表者。”他将这一切归功于殖民当局的“统制政策”。

出于攫取农产品资源，支撑侵略战争的需要，殖民当局重视农业发展。其农业统制政策，包括扶植农会、改良技术、奖励耕种、减免租税、兴修水利等，近乎大包大揽。

根据1908年公布的规则，农会作为法人实体，由各地向总督申请报批，强制设立。日常工作由地方当局掌控，甚至会长和副会长分别由地方主官和地方劝业课课长兼任，官方色彩浓厚。殖民当局以农会为先导，举办农事讲习会、品评会、恳亲会、竞进会等，宣讲新技术，推动品种改良和疾病预防。农会成为官方贯彻农业政策和扶助农业经济的主渠道。

殖民当局还在农具改进、深耕堆肥、采种组合、除虫拔稗、施用绿肥等方面斥资奖励。农民购买特别种子苗木价值百元以上补助30元。开设农业传习所，向青年农民开展农业科普教育，学制一年，免收学费和伙食费。1930年代，台湾农民要交6种赋税，但名目固定，总体税率低于大陆同期水平。殖民当局出资修建嘉南大圳、日月潭水电站等大型水利工程，以及一批打通村落之间联络的公路，便利了台湾西部平地的农业生产。采取专人分区承包管理的模式，保护台湾中南部的原始森林免遭乱砍滥伐。

李时霖考察团目光所及，是日本殖民当局通过农业统制政策，对台湾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保护和扶助的表象，客观上推动了1930年代台湾农业的发展。然而，在表象的背后，还潜藏着哪些问题？这些所谓“经验”，对于振兴福建经济是否管用呢？

模仿效果

李时霖回闽之后，以“统制政策”为代表的台湾经验逐渐在福建落地。省府统一对外行文，实现政出一门，省主席说了算。这一强悍作风振刷了官场积弊，推动了当地的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和闽台交流。

强悍背后，隐忧频现。政府过多干预微观经济，配套措施脱节，导致民间经济活力衰退，民众未蒙其利，反受其害，抗议不断。1941年福州沦陷，陈仪失地有责，自请处分，调离福建。而李时霖早已奉命到香港募捐抗战善款，从此告别政坛，专注于翻译、书画和学术。

1937年，李时霖主编的《台湾考察报告》出版问世，汇集了考察团成员撰写的12篇专论和1篇日记。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的卫生事业、行政机构、鸦片制度、农村经济、交通电气、地租价格等情况跃然纸上，成为今人了解1930年代台湾经济社会面貌的重要文献。其收集的数据资料丰富，使陈仪团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台湾通”，为1945年接收台湾做了准备。

需要注意的是，李时霖等人警觉地发现，当时台湾与大陆的关系，由于隔绝日久而更加疏远。只有加强两岸交流，重塑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才能逐步破解由于国土分离造成的陌生感。然而，1945年台湾光复后，这一隐忧依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