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向校理图书典籍的开创性实践及其历史性贡献

曹明

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秋八月，成帝诏命“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校理活动，整个工作由刘向总其成。刘向等人大规模校理典籍的实践和理论在我国文化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创立了一整套校理图书的程式和方法，开创了目录学和校雠学的先河，从实践和理论上奠定了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基础，对我国先秦至西汉时期文献典籍的保存、积累和传播，以及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和进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刘向大规模校理图书典籍的开创性实践

在校理图书典籍的实践活动中，由刘向率领并具体负责经传、诸子、诗赋类图书典籍，同时他还号召了各领域专研有术的学术名士，组成了当时实力雄厚、技能高效的工作团队。在长达20余年规模空前的典籍校理过程中，开创了图书典籍整理程式和理论，并沿用至今。其整个程式分作五大步骤。

（一）广求天下遗书，博征不同版本

此次汉成帝大规模地征集典籍，聚积了先秦时期至西汉200年来遗藏秘籍。举凡宫廷秘本、官府珍品、民间私藏，一时网罗殆尽。征集所见本子大致有：宫廷藏书、史官藏书、太常寺藏书、卜圭书、富参书、私家藏书及民间百姓所献和政府访得之书等。刘向利用奉命校书的有利条件，对每一种典籍之官私各家不同传本逐一比勘校订。

刘向着力广泛搜求征集官家、私家及民间收藏的各种不同本子书籍，此系勘正衍脱、讹误的“校雠”所必需，且是书籍校理比勘异同的前提，也为其全国性校书工作的成功开展奠定了坚实厚重的实践经验和基础。

（二）校理篇章次第，删除重复

有些古籍原篇流传中，文字芜杂错讹，篇章次第间或散乱，原本篇次不甚合理，这些都需要一一细加审校和厘定。刘向首先对众本共有的篇章进行统计，再从丰富的书本内选定篇目，多加删改，去其重复，统一篇章次序，令其有条不紊。对于书本内容相同、篇目重复但书名不同者，先删除重复篇目，再统一书名，或另起新名编校。

（三）勘正衍脱、“校雠”讹误

在完全掌握了图书典籍的各种不同本子的前提下，刘向等人才开始校勘。他们充分利用各种异本加以比勘，校正文字讹误，使其相互填充并更正。

刘向校书实践中，有两点做得甚好，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客观而全面的流传十分有利：首先，存异文，不妄删，即所存各篇尽量保存“重而异者”和“不合经术者”。其次，辑佚文，备篇章。对于佚事佚文广泛收录、校理和编辑，以使古籍文献内容更加完备。

（四）厘定书名、写出定本

西汉初年的书籍，常无书名，或无确定书名，或书名异称，纷歧不定，极不便于文献的征引、使用和流传。针对此类情况，刘向根据书籍内容、思想宗旨和编撰体例，仔细斟酌取合，摒弃异名，并重新确定书名。

经过上述一系列工序，刘向等人排定了书籍篇次，校正了文句，将各书新本缮写誊清，成为定本，“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见《太平御览》606卷引刘向《别录》）。刘向等人的这番烦琐细致的校理工作，不仅精简、统一了汉宣帝以前的古籍原貌，也为后世研究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演进及发展提供了珍贵、可靠的历史资料，是中国完整意义上的校勘学历史开创者。

（五）撰写书录

刘向在将校理的文献写成正本之后，为了方便著录图书和揭示并评论图书内容，分别对其撰写了叙录。叙录大致包括：著录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著者生平简介、书名含义、书的性质以及考辨书的真伪、评说思想史实、叙述学术源流和判定书之价值等。叙录撰成后，便“录而奏之”。这些叙录最初皆附于各书，后“又别集众录”，于是就有了叙录汇编本《别录》。《别录》共二十卷，是我国第一部解题式书目，唐代已佚，今据《汉书·艺文志》可考见其梗概。

刘向去世后，哀帝刘欣命刘歆继承父业，续校群书。歆以《别录》为基礎，将所著录之书分为“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在前面加置一个总论性质的“辑略”（约当“六略”之前的一篇概括性的学术简史），最终成就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总目录《七略》。以《别录》《七略》的出现为标志，刘向父子长达20多年的校理群书工作至此才完全宣告结束。

二、刘向大规模校理图书典籍的历史性贡献

（一）对历史文献典籍的规范、保存和传播作出了贡献，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和进步

在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积累了大量中华儿女的智慧结晶，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这些典籍都与历代图书文献的编纂校理活动密不可分，其中大多的名篇巨著就是在大规模的史料校理编纂基础上产生的。也正是由于无数具备高深学术造诣和精湛技艺并怀有高度责任心的学者的著述、校理和编纂活动，中华民族灿烂的学术文化才得以保存和发展。刘向等人的校书，数量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数量和范围上基本囊括了当时的全部古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校书编目活动，为后世留下了《尚书》《管子》《周易》《战国策》《晏子春秋》等等影响深远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使后人研究中华民族古代历史和古代文明有了真实确切的文献史料依据。刘向等人校理图书的工作，使珍贵的古代典籍流传至今而不致湮没，对国家、民族的文明传承和发展起到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

（二）开创了封建时代政府大规模整理文籍并由专人负责校理的范例

在刘向等人之前，汉廷曾经尝试过数次图书的访求和整理。但由于时代和当时条件所限制，这些搜求整理先秦遗藏、征集民间秘籍的聚书活动，要么涉及范围狭小，要么未能全面精深，要么避重就轻，使得征集的图书固然很多，却杂乱无章，难以有效保管和使用，有些图书甚至得而复失。而刘向的校书活动，则大不相同。其访求征集图书的范围、规模、对图书清查校理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都是之前难以达到的，因而被公认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全面系统的图书征集校理活动。这种由官方大规模组织人力广泛搜求和校理古典图书典籍的做法，以及刘向等人在校书过程中所创造和运用的校理图书的程式和理论，开创了我国封建时代政府搜求和校理图书的范例。

（三）创立了目录学和校雠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向等人的图书校理，对中国历史文化长河的发扬和传承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其贡献不仅在于规范、校理、保存了众多的图书典籍，更重要的是，通过校理图书的实践，编撰了《别录》和《七略》等，开创了我国古典目录学和校雠学的雏形和先河。

刘向校书，涉及的面非常宽广，除了雠校文字异同、订正讹误之外，还包括了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诸方面的内容。其中，《别录》是我国第一部书目提要，也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图书提要之祖，对后世影响甚远。此外，在继承和发展《别录》成就基础上产生的《七略》，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是图书编目之鼻祖。就其历史作用来看，它不仅开创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目录先驱，还对于目录学研究、各门类学术思想研究及学科分类的发展，都有无与伦比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刘向的编校工作及方法奠定了我国后世校勘学发展的基础。我国校雠工作正式产生于刘向。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从理论上对刘向校雠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世者，代有其人……”（章学诚《校雠通义》自序）。刘向父子校雠之法，为后世研究古代编纂方式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实践依据，至今仍是编辑校对工作的一种通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