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尔都塞到学术左翼的理论实践与政治

○ 吴　煜，朱彦明

(1.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2.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　厦门　362021)



从阿尔都塞到学术左翼的理论实践与政治

○ 吴煜1，朱彦明2

(1.湘潭大学哲学系，湖南湘潭411105；2.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厦门362021)

阿尔都塞在20世纪60年代把理论实践的观念引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中，认为正是经历了“理论的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才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地位。他此时赋予了哲学干预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在后来的自我修正中，他又把哲学与政治直接关联起来，认为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阿尔都塞的这种理论实践与政治，经过他的弟子或追随者的解释和发挥，为政治上失败后纷纷转向学术的左翼确立了新的方向。他的思想，也刺激了学术左翼新的政治想象。但是，随着学术左翼的职业化、体制化、精英化程度的加深，理论实践也逐渐远离了现实关怀的初衷。

阿尔都塞；学术左翼；理论实践；理论；政治

一、理论实践的引入：背景与特征

从古代世界到近代世界的发展，可以理解为人的主体性逐渐获得第一原理的过程。或者说，神本主义逐渐让位于人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也由古代的那种被动的沉思或静观世界，转变成了一种主动的行为。近代一开始就宣布：我们只能认识自己创造的东西。在这种语境下，理论不再是古代的沉思，关注“神的显现”，而是变成了“理论化”(theorizing)，即通过构造假设、猜想，通过概念重构世界。如果假设能够被验证，或者说在技术上能够成功，那么它就是“真理”〔1〕。在人本主义视域中，引导理论的，往往是人的技术兴趣和实践兴趣。技术兴趣，要求理论具有实用性、工具性，比如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实践兴趣，关乎人的自由和解放，它要求理论具有批判性和规范性，比如康德的实践理论或道德哲学。本来，康德转向实践理性，就是为了反对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上来论证人的行为的做法(比如霍布斯的政治学，就代表了一种功利主义处世学说的技术性专门知识)，卢梭的自由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但是，黑格尔敏锐地洞察到，引导法国大革命的康德式的抽象自由和人人平等观念，最终导致“绝对的自由与恐怖”〔2〕。结果，自由也过渡到它的反面，即无自由、武力镇压和个人专制。这说明，主体性被提升为绝对者，最终也把意识和解放的手段转换成了控制的工具。这方面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悖论。

一旦技术兴趣主宰了实践兴趣，解放的理性就成了一种目的合理性，它基于一种原因—结果、手段—目的的推理，使一切行为都根据结果来判断，消除了行为的内在价值。或者说，在理性的实用化、工具化条件下，理性抛弃了个体，使个体都服从于系统的命令。于是，马克斯·韦伯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系统命令概念化为一个合理化的“铁笼子”，一个祛魅的世界就这样形成了。当卢卡奇把韦伯的合理化概念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结合起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他还得出了一个物化世界的理论。即是说，经济领域中的物的标准，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合理化形式。甚至，物化结构也侵入到人的意识中，形成了物化意识。这种物化意识，使得资产阶级哲学即使以“批判”的姿态出现，也不过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3〕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比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他们还把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普遍的物化现象，看成是受知性原则或技术主导的理性的产物，即理性转变成了工具理性。这样一来，启蒙的解放承诺，也变成了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工具理性的主导，最终带来的是生活意义的丧失，人的行为的独有价值的丧失、人和社会的单向度发展。

反思这个问题，主体哲学自然成了批判的靶子。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都揭示了这种抽象的主体性掩藏的思想暴力。我们这里以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为思想引线，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阿伦特曾经将近代的发展归因于人作为“技艺者”(homo faber)的成功。或者说，这是制作标准的胜利。“生产力和创造力成了摩登时代初期的最高理想，甚至成了偶像，它们是技艺者固有的标准，是作为制造者和制作者的人固有的标准。”〔4〕她认为，康德转向了实践领域，目的是要摆脱他那个时代的功利主义，但是康德的将人当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公式，仍然是“技艺者的以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的最佳表述。〔5〕还有，马克思使用古典经济学的最高标准的生产力概念，他根据工作和制作来证明劳工正义的思想，也仍然局限在17世纪英国哲学和18世纪法国哲学以来采用的作为开启人类动机和行为的实用原则。〔6〕哈贝马斯附和了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将近代的认识主体转变成了生产主体，他的革命思想仍然局限在生产的合目的性概念中。并且，这条路线，直到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前辈，都受主体哲学范式所累。〔7〕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主体哲学框架中，人的技术兴趣与解放兴趣易于混淆，这导致一种困境，即解放还是奴役，最终都无法分辨了。于是，哈贝马斯转向了主体间的交往，来实现现代性“未竟的事业”。

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劳动或生产概念的狭隘的、错误的理解，学界都进行了批判。20世纪发生的事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奥斯维辛等野蛮现象，还有生态灾难、环境问题等，这些都让人想到人类统治地球的技术意志或者技术主义的思想暴力。这些现象带给人们的反省也是深刻的。一旦技术强制了人的思想，真正的批判就无法产生。人根本无法思考另一个不同的现实。正是技术主义的思想暴力，使得理论要么变成服务于某个目的的手段，要么就是政治的牺牲品。作为目的“副产品”，理论无法质疑目的本身，当然就无法摆脱目的的束缚，摆脱不了使目的成为目的的现实的束缚。所以，在技术兴趣的主导下，不仅资产阶级批判哲学变成了对现实的再现和先验推演，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僵化成了一种思想教条，实际上就是政党统治的工具。

阿尔都塞引入的理论实践观念，就发生在上述背景下。他所针对的就是理论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比如启蒙主体哲学的自我生产模式，而且也体现在从主体哲学或实践哲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倾向中。这种做法，牺牲了理论，或者把理论变成实践的工具。“就哲学来说，我们这代人充当了牺牲品，也就是说，我们牺牲了自己的智力和科学工作，而一味地搞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8〕作为法共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虽然一方面忠实于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对官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压力进行了反思。所以，与官方的政治路线不同，阿尔都塞选择了一条科学工作的道路，捍卫了理论的自主性。他反对把理论作为实践的工具，反对将哲学变成政治的宗教。他引入理论实践的观念，就是这个用意。

这种理论实践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理论实践捍卫理论的自主性，反对理论和实践直接的、机械的统一，反对实践或政治对理论的预先审查和强制。理论不是实践的手段和工具，它也不是政治的奴婢。或者说，理论不是应用于实践或政治并获得验证，才是有效的。理论的自主性表明，理论的验证标准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第二，理论实践，不是纯粹的理论态度，或者说疏离于现实的抽象反思。阿尔都塞的认识论立场，一开始就包含着政治的选择。不过，这种政治选择，是以理论的方式实现的，即是一种理论或哲学干预，而不是直接参与政治斗争。阿尔都塞后来对自己的工作总结说：“我想说的是，不管人们会怎样对待它的弱点和局限，这种哲学干预都是投身于工人运动并为之行动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工作——即使我当时受到孤立，即使我总是不被理睬，即使我那时和现在一直因为我说过的话而受到批判；因此，这也是一名战士的工作：他试图严肃地看待政治，以便彻底思考它在理论内部的条件、限度和后果，从而试图确定干预的路线和形式。”〔9〕

在20世纪60年代新左翼运动的高涨年代，阿尔都塞认识论视角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无法与当时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结合”而受到指责，它被认为是脱离社会现实斗争的“最抽象”的思想。但是，随着新左翼斗争的纷纷失败以及70年代西方左翼学术化征程大幕的拉开，阿尔都塞的作用一下子重要了起来。他的带有政治立场的科学工作，受到了学术左翼的青睐。学术左翼转向理论实践，或者把政治学术化，与阿尔都塞及其弟子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阿尔都塞对理论实践的自我修正

在20世纪法国的科学史或认识论传统中，阿尔都塞从他的老师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那里继承了“认识论的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的思想。即是说，科学的发展，不是一个线性的、累积的过程，在科学与前科学的意识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着“断裂”。属于前科学的“问题域”(the problematic)与科学阶段的“问题域”之间有着质的不同。在阿尔都塞60年代的作品中，他把这种认识论思想引入他的理论实践观念。理论实践，就是理论自身的生产，即从“原料”(概念)到“产品”(知识)的自我生产过程。这个理论实践过程，必然发生“断裂”，属于“知识”阶段的(一般)理论与属于“概念”阶段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所以，意识形态，不是真正的知识。意识形态，更多地发挥着实践的、社会的职能，它是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社会，尽管表现形式变化万端，但是始终有一些基本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一些意识形态形式(宗教、伦理和哲学等)。没有这些东西存在，人类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意识形态就如同“呼吸的空气”一样必不可少。但是，我们不能将意识形态与真正的知识混淆。“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了理论的职能(或认识的职能)”〔10〕。认识论的任务，就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划出界限”，澄清差别。

阿尔都塞用这种理论实践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科学与前科学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就发生在马克思这里。马克思青年时期仍然在费尔巴哈的“问题域”中思考问题，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共产主义看成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但是，从18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他确立了新的“问题域”。这就是在历史理论中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新概念代替个体和人的本质这套旧范式，他取消了主体的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本质的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旧的假定，而代之以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在马克思这里，经历了一种“理论的反人道主义”，转变了旧的思维方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只有与“人道主义”划清界限，马克思主义科学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威胁。

但是，在阿尔都塞看来，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都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独特性。比如，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将唯物辩证法解释成普遍规律，并且将之应用于自然领域，这种理解，实际上仍然陷入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思想逻辑中，即一种总体性哲学的神话。列宁虽然批判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做法，但是他的解释也过了头，因为他将辩证唯物主义解释成了一般理论。这也在斯大林时期僵化成了以“物质”为第一性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并且沦为教条主义和政治的工具。还有，第二国际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解释，以及批判这种决定论思想催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以黑格尔的名义复兴的马克思主义，以青年马克思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都局限在黑格尔总体性哲学神话之中，或者说是黑格尔哲学的变种。它们都没有真正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自我生产，典型的就是黑格尔的总体性哲学，从“原料”到“产品”，代表了绝对精神的自在自为。“他硬是用一个意识形态的公式，即用简单内在性的发展公式来解释一切。也就是说，黑格尔下令规定、他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一般是在理论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三种一般——‘一般甲’、‘一般乙’、‘一般丙’——的唯一根本本质。”〔11〕意识形态的自我生产，其过程没有“断裂”，只有一种技术自发性。或者说，它执行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自发命令，强行推行一种思想权力。说白了，意识形态就是技术主义的神话。“盲目相信技术的‘自发’理论作用，是产生这种意识形态的根源，这也是技术主义思想的本质所在。”〔12〕

阿尔都塞将科学与意识形态进行区分的认识论立场，虽然有意将马克思主义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是他的这种做法，还是引起了质疑。他的这种认识论视角，被认为是“最抽象、最理论化的方式”〔13〕。阿尔都塞虽然可以为自己辩护，即他的认识论视角也不是为了获得关于现实的知识，而是有着政治的选择在内，但是，他还是承认自己没有将理论(哲学)与政治关联起来，这导致了一种“理论主义”(theoreticism)，或者说理论的“偏离”。〔14〕并且，这种问题确实引发了“思辨的”或“实证主义的”理论影响和反响。在70年代的“自我批判”的论文材料中，阿尔都塞修正了他的这个“错误”。

阿尔都塞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作出的最大突破，就是把理论或哲学与政治关联了起来，以此来纠正他此前的“理论主义”。他从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身上看到，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这不是说，哲学服务于政治，屈从于政治，或者作为政治的工具，而是说，哲学是一种通过理论实现的政治。他60年代没有把哲学与政治关联起来，遭到了很多的指责，尤其是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他的理论实践，疏远了现实，他的科学理想，也被看成是一种改良主义倾向。〔15〕但是，在70年代的转变中，阿尔都塞对哲学进行了重新定义。“哲学代表着理论上的阶级斗争。”〔16〕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哲学，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再是“解释世界”，而是用来“改变世界”，它变成了革命的武器。列宁认为，哲学斗争的最终利害关系是世界上两大倾向(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从列宁关于哲学的斗争思想中，阿尔都塞作出了这个论断：“哲学是政治在特定的领域、面对特定的现实、以特定的方式的延续。”〔17〕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或辩证唯物主义，就体现了无产阶级理论上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理论上代表着人民的阶级斗争，反过来，它又帮助人民在理论上、在一切观念上(政治的、伦理的和美学的等)区分真假观念。

关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这里还需要补充两点：第一，哲学代表了政治实践中的科学性，因而哲学实践不是政治实践，不能将哲学实践与政治实践混同起来。哲学是在政治领域中的理论干预活动。哲学实践，一方面代表了理论领域中的政治或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代表了政治中的科学性。从第一个方面看，哲学不需要屈从政治，或作为政治的工具，但是也不是纯粹的理论，或者与现实斗争无关的沉思。从第二个方面看，只有科学性才能保证政治的方向，否则就会陷入盲目的行动。第二，关于哲学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阿尔都塞强调了一个“归根到底”(in the last instance)。也就是说，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突出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阶级斗争，可以展现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比如经济、艺术、宗教、道德等方面。在哲学领域，理论首先是它自身的实践，或者说理论的自主性，它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如果没有“归根到底”这四个字，那么哲学或理论又会落入理论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也将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正是阿尔都塞在70年代把理论、哲学与政治关联起来的特别的表述，突破了60年代的“理论主义”，也使得他的科学工作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是，无论如何，阿尔都塞仍然局限在二战以后的冷战思维之中。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围绕着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展开的。还有，他追随列宁认为，哲学具有党性和阶级性，哲学干预的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创造思想上的条件。这些方面都表明，阿尔都塞不仅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视域中工作，而且也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谋划和做决定。

三、学术左翼的理论实践与政治

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的消沉，激进的青年师生返回校园，他们在晦涩高深的理论探讨中继续叩问那些困惑他们的问题，在讲台和著述中抒发未酬的壮志。再加上学院的自我扩张，学生人数增加，教授队伍扩充，科研机构的壮大，都导致了知识分子想要投身学术，学术机构也把那些外部激进分子吸收到内部。进入了高校和研究所的新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在政治上的失败，他们不再相信那种集体形式的政治活动，而是找到了一种补偿的形式。“政治解放”不再流行，“思想解放”却成了时尚。随着左翼力量在学院中的聚集，70年代西方左翼就开始了学术化征程。这种学术化征程，可以看成是学术左翼对动荡政治时代的理智反响。它是理论实践，也是观念的辉煌。

学术左翼进入了被左翼运动所忽视的文化领域。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语言、疯癫、欲望、身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等，成了文化研究的新的条目。这是“通过其他手段对政治的延续”〔18〕。即是说，在街道、工厂里没有得到的解放，相反却在新的文化领域表达了出来。伊格尔顿(Terry Eagelton)认为，这并非失败的政治左派的简单选择，它们也是深化、丰富左派运动的方法。“尽管政治上受困，但他们可以利用他们巨大的文化资源来对抗文化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资本主义，从而证明他们依然和政治挂钩。”〔19〕

学术左翼的文化理论，与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的影响无法分开。20世纪70年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法国趋于消亡，但是英语世界很快就拍手欢迎他了。他在68年学生运动中的“沉默”(他那时正在接受精神上的治疗)，引来了不少的指责。但是，英国新左翼在68年运动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转向了阿尔都塞。〔20〕在没有登录美国之前，阿尔都塞的影响主要是在英国学院中。带有学术化倾向的英国新左翼，不仅有自己的学术机构，而且还有自己的文化研究中心，比如伯明翰。对于激进思想相对匮乏的英国学院，在文化研究上，往往靠输入大陆思想为主。其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葛兰西和阿尔都塞。尤其是阿尔都塞，他是在反斯大林主义与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平衡，他的理论实践或干预思想，都引起了68年以后的新左翼的极大兴趣。他的反人道主义，成了学术左翼反对旧左翼的思想武器。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引起了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霍尔(Stuard Hall)等人的兴趣。随着68年后激进思想的转变，社会主义的左翼，也纷纷转向了阿尔都塞。〔21〕经过《新左翼评论》的转变，阿尔都塞也成功地登陆了美国学院。这种学术化的风格，也刺激了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在阿尔都塞的思想向法国之外辐射的过程中，他的弟子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马舍雷(Pierre Macherey)等人以及他的后结构主义的追随者比如福柯、德里达等人的解释和发挥，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他们的解释，不仅使阿尔都塞摆脱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语境，而且也去除了其冷战思维的局限。这样以来，阿尔都塞那里的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战场，也被转移到话语、能指、符号领域，在这种术语转换中，政治的学术化、文本化成了一种重要的趋势。解释就是文本实践，就是能指的链条，它无关于文本之外的东西。解释的真理性不再重要，只要解释具有影响或政治后果就行。这种带有政治倾向的学术化风格，也成了左翼的新的方向。比如詹姆逊，他被看成是美国当前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政治无意识》都是学生的基本的参考书。他本人也被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杜克大学争相聘请。没有人会否认他是一个精力充沛、有政治责任感的思想家，但是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天地在大学里。他的著作是为大学的讲习班写的。

我们这里要避免将学术左翼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就曾经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学术化倾向的思想，但是他并没有否定其思想的批判价值。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管是传统一代，还是68年以后的发展，一个统一的思想，都是对改良主义的拒绝。“总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拒绝任何改良主义的协议。”〔22〕即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虽然与政治实践脱离，它的整个重心转向了哲学、艺术、宗教等文化领域，这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与政治领域为核心的革命思想不同，但是，即使转向了理论本身，它仍然是批判的、革命的。它抵制了任何与现存制度相妥协的诱惑，并与官方教条对立。它即使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或处在冷战的恶劣环境中，也不是屈从现状或去美化它。

特别是68年运动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向了研究所和学院的系科，远离了政治斗争，远离的工会和政党，在大学或研究所中找到了栖身之所。但是，这并不能理解为思想的完全“撤退”。相反，即使没有诉诸革命实践，它仍然可能是激进的。弗利泽(Nancy Frazer)通过对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以及女权主义的研究表明，这些当代社会理论表达了一种激进主义，尽管是以学术化为特征。正是这些学术观念提供了对生存和政治的新的理解，我们时代的斗争和希望。〔23〕同样，伊格尔顿也肯定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激发的政治创造和主题的深化。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个视域来理解阿尔都塞与学术左翼的理论实践及其政治。阿尔都塞的科学工作，尽管受到了指责，但是他决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他相信自己的理论能够产生政治的后果，并与实证主义保持了距离。他赋予了哲学冒险的精神，就是为了打破权力关系，而不是认识世界。左翼转向了学术，可以说在思想倾向上与阿尔都塞是合拍的。

但是，在学术左翼自身的发展中，理论实践还是改变了原来的形式。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术左翼走向了所谓的“后理论一代”〔24〕。学院中开始用“研究”代替“理论”。比如，同性恋研究、种族研究、非洲研究、后殖民地研究等一系列的文化研究项目。它们取代了过去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精神分析这些“大理论”。这些过去的“大理论”已经风光不再了。也就是说，“小理论”一方面使大理论先驱脱离了自身的时代环境，成了随意引用的工具。“大理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忱，其批判精神，逐渐被遗忘、被抛弃了。另一方面，“小理论”更多地在职业名声和成功上做文章，使理论变成了一种为职业而努力的营生。“理论转变成了为职业价值提供的门票”〔25〕。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学术左翼要么被商业模式摧毁了，要么就是保持了一种学术化的专业术语，晦涩难懂，对于社会批判无能为力。即使存在着萨义德、乔姆斯基、克鲁格曼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在商业化的浪潮中，他们的作用也是孤立的、有限的。所以，左翼的学术化，它的渐行渐远，实际上代表着西方左翼的深深的危机。〔26〕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左翼文化理论和批判经历了一个学院化、体制化与精英化的过程。左翼文化理论与批判成为象牙塔内少数知识精英的密语和获得学术地位与资本的手段，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偏离了其世俗关怀的初衷。

当然，我们这里不是将学术左翼的危机归罪于阿尔都塞，甚至也不是要归罪于某个学术化的左派代表比如詹姆逊。但是，他们的理论还是加速了这个过程。“专业化会导致私人化或非政治化，使智能退出宽广的领域而局限于狭小的学科。进入大学的左派分子并未创造这一过程，但他们接受、甚至加速了这一过程。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未幸免。近年来它已经变成了一块被专家们耕耘的专业‘田地’。”〔27〕阿尔都塞选择的理论实践这种科学工作，即使没有与政治割裂，但是它在思想道路上还是播下了一种学术化的种子。这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学术化倾向，而且在左翼的学术化征程中发芽、成长，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种学术化道路渐行渐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且也是西方左翼整体的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观念，挑战了理论的实用化、工具化的技术主义，但是学术左翼却又把理论变成了学术职业的工具、学术名声的工具。

四、结　语

从阿尔都塞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引入理论实践的观念，到20世纪70年代左翼的学术化征程，理论不再是实践的手段和工具，不再是政治的奴婢，相反，理论即使没有把信息传递给实践，它本身就可以是激进的方式。它是观念领域中的斗争，是意识形态战场上的厮杀，是抵抗权力的反作用力。正如萨义德通常所说：“向权力道出真相”。这种对理论的讨论，肯定是一个创造。理论不是古代的沉思或静观世界，也不是近代的理论化、概念化的思想暴力，它不是黑格尔的总体性哲学神话，甚至也不是一种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一种实践，一种介入，一种干预，一种思想领域里的政治。这种新的理解，虽然遭到了罗蒂等人的反对，他认为这种学院中表达的政治是虚假的，是脱离社会现实的，但是它还是被很多左翼人士所推崇，比如巴迪乌、齐泽克、拉克劳等都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反对罗蒂的观点。至少，我们应当肯定，它是通过理论本身实现的激进方式。它让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看到了理论展现的一种新的面貌。在“反对理论”、哲学“终结”的后现代声浪中，我们看到了关于理论或哲学的新的思考方式，以理论实践或哲学实践表达的新的激进方式。

当然，如果仅仅局限在这种理论实践的视野中，否定了其他实践，尤其是现 实的政治斗争，这肯定也是狭隘的。阿尔都塞引入理论实践，表述了政治中的科学性或理论中的政治，但是由于过于警惕理论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他放弃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斩断了思想与现实直接关联的纽带。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但是却又局限在知识分子的狭隘的学术视野中。也就是说，他的理论，仍然存在着为大众赋权的困境。学术左翼选择理论实践，一开始就是政治失意后的“转舵”，尽管它创造了新的政治想象，开辟了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但是随着学术化程度的加深、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侵蚀，再加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影响，左翼在政治上也越来越悲观，不仅无法走出狭隘的学术圈子，甚至还放弃了本来的政治责任和批判精神。这方面可以说是西方左翼整体的危机。

这种危机出路何在？我们认为，只是保持了一种思想上的批判、干预，想要真正撼动资本主义现实，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学术左翼晦涩难懂的密语，难懂不正是无力于改变现实的自我偏离吗？一方面，我们肯定阿尔都塞到学术左翼的理论实践及其政治的创造性。无论是阿尔都塞的哲学干预、抵抗，还是学术左翼的文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丰富了人们对政治的理解。这种政治，是通过理论以及其他文化领域展现出来的，这方面也多少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的理解。选择理论实践，不是思想的“撤退”，政治的冷漠，它拒绝给定的现实，拒绝与现实和解。另一方面，仅仅依赖于理论实践，这无论如何是不足的。因为理论作为一种抵抗和干预，只是依赖于知识分子的写作和著述，力量上是有局限的。马克思早就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只有掌握了大众，才能真正地发挥革命的作用。我们说，即使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现在还没到时机，我们也不能忘掉这个根本的方面。知识分子，需要打破专业化的狭隘视域，实现与校园内外的激进力量的联合，这需要的不仅是智力，还是行动，即建立各种力量、团体之间的联合。不管怎样，知识分子，都需要在学术化与现实关怀之间找到平衡。

注释：

〔1〕〔4〕〔5〕〔6〕〔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6、291、151、299页。

〔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4-117页。

〔3〕〔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31页。

〔7〕〔德〕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8〕〔10〕〔11〕〔12〕〔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228、182、163页。

〔9〕〔17〕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6-177、166页。

〔13〕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London: Merlin Press,1995,p.6.

〔14〕Louis Althusser,Essays in Self-Criticism, translated by Grahame Lock.New York and London:NLB,1976,p.124.

〔15〕Jacques Rancière, Althusser’s Lesson, translated by Emiliano Battista,New York: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2011,pp.129-154.

〔16〕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New York and London:NLB,1971,p.18.

〔18〕〔19〕〔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0、31页。

〔20〕〔21〕Simon During,Socialist ends:the British New Left,cultutal stud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academic ‘theory’,Postcolonial Studier, vol.10,no.1,2007,pp.23-39.

〔22〕〔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23〕Nancy Frazer,Unruly Practic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p.2.

〔24〕〔25〕Jeffrey Williams,The Posttheory Generation, symplokē,vol.3,1995,pp.55-76、74.

〔26〕刘康：《西方左翼知识界的危机》，《学术月刊》2008年第2期。

〔27〕拉塞尔·雅克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责任编辑：钟和〕

吴煜，湘潭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学生；朱彦明，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生活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外国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