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形象的文化意义

李步军 杨文全



论孔子形象的文化意义

李步军 杨文全

历史上，孔子形象不断被抽象化、符号化，呈现不同的文化形貌。从孔子以“君子”自居，再到现当代政海沉浮，直到新时期回归学术研究，并在孔子学院发展中凸显“教育家”形象，孔子形象褒贬不一，却成为中华民族不能回避的文化标签，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下，孔子形象如同一张名片，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意义。

孔子形象 民族文化 意义标签

孔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随着时代的推移，孔子形象不断被抽象化、符号化，孔子形象如同一张名片，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意义。

一、由“君子”到“圣人”的形象构建

孔子——“孔子形象”原型的塑造者。孔子认为，“仁”为道德根源，而“孝悌”是“仁之本与”(《学而》)；以“礼”为行为规范，“克己复礼”(《颜渊》)，“仁”道才能得以推行；“义”为内在原则，“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君子”应“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将“学”作为“君子”修为的具体途径。孔子认为在“仁、礼、义、学”四个方面加强自身修为是成就“君子”的必要条件。此四个方面的标准也塑造了孔子维礼者、守仁者、好学之师的形象，在两千多年的形象变迁中，孔子形象都是以这三种原型为基点发散演绎的。

子贡——孔子“圣人形象”的初创者。子贡将老师冠以圣人之名：“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他是首位将孔子推上“圣坛”的孔子门人。此时的孔子“圣人”形象只是单纯地指德行、才能高出世人的有才之人，并未包含过多的神异或政治因素。

孟子——孔子“圣人形象”的大构者。在孟子眼中，孔子就是“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的有德圣人，为后世楷模。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可以抵制杨朱、墨翟等人“无君无父”的邪说，孔子的《春秋》笔法可作后世思想行为的准绳。孟子从思想道德方面继承了孔子思想，并将孔子形象圣化，将孔子放至高于舜禹的无冕之王的高位。孟子对孔子形象的大建构直接影响了西汉董仲舒的“孔子素王说”、唐朝韩愈的“道统说”以及宋代契嵩的“孝道观”*郑佳佳、张禹东：《论佛曰契嵩的孝道观》，《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二、孔子形象的异化与回归

1.孔子形象的异化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纷纷借助推捧或诋毁孔子及其思想以达到宣传自家言论的目的，使得孔子形象被异化，甚至神化。

墨子与孔子齐名，虽对孔子的社会地位有所肯定，但《墨子》中的孔子多是被批判者：

“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谬……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墨子·非儒下》)

墨子将孔子看做教人犯上作乱的乱臣形象，更是认为孔子“三年守丧”的观点“即愚之至也”(《墨子·公孟》)。相对于孔子一切行为皆应以“礼”为标准的观点，墨子提倡的“兼爱”则以“利”为基础。在墨子笔下，孔子变成了一种权威竞争者的形象。

作为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多以寓言宣传自己法治的政治思想，为推举法家思想，儒家思想作为当时影响深远的主流思想必然成为其批判打击的对象。在韩非子笔下，孔子从最初被放到法家思想的对立面进行批判，到最终演变成表面符合儒家思想、实则支持法家思想的法家思想的宣传者，失去了其本真形象。如，韩非子笔下的孔子提出：“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外储说左下》)表面看似孔子在宣传儒家“公平、仁爱”思想，实则宣传法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的法家思想。孔子成为直接宣传法家思想的代言人：“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内储说上》)，这种提倡重刑的思想充分表明孔子形象“弃儒从法”的转变。

庄子用浪漫主义手法创造了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庄子》中的孔子形象也多以反面人物形象示人。从孔子见盗跖前称其为“为天下害”到见盗跖后称其为“将军高义”的称呼的转变，被盗跖称为“鲁国之巧伪人”“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庄子·盗跖》)的虚伪好名之辈，甚至被金师以“刍狗”为喻，孔子“圣人”形象全无。若孔子以虚心求道的形象出现，表面看似延续了孔子“不耻下问”的思想，实则成为老子的陪衬、道家“无为”“知变”等哲学思想的学习者。直至最后，孔子甚至以道家得道高人的形象出现，彻底沦为道家思想的宣传者与代言人。

2.孔子形象的神化

(1)西汉时期的“玄圣素王”。西汉初期，汉高祖为休养生息而推崇黄老之学，直至“文景之治”，儒家思想都受到了很大压制。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新形势的发展，西汉需要一种统一的思想来支撑，在经历了“行仁义，法先圣”的陆贾、主张“华夷一体”又强调“华夷有别”的贾谊之后，董仲舒依据《公羊传》，参考自周朝以来探究世界本源的天道观和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的阴阳五行学说，吸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众家学说思想，巧妙地确定了“尊君”与“大一统”两种思想之间的必然关系，迎合了汉武帝对巩固太平盛世、天人感应等一系列问题的求知欲望，也将儒学与封建专制主义结合，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独尊儒学的思想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为复兴儒学，孔子形象也愈发复杂化、神异化。贾谊在《新书》中借用《庄子》“有道无位”之王的概念，创造出“有德无位”之王的“素王”称谓；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主术训》中第一次将“素王”与孔子联系在一起。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与最初的儒家思想不同，但是在西汉现实政治的大环境下，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孔子素王论”的观点赋予孔子“应天受命改制”的持天命治国的特点，至此，孔子已经被完全塑造为一个“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8页。的圣王形象。随着西汉后期谶纬之学兴起，孔子又被塑造成能够占卜未来的“玄圣素王”形象，且突出强调了儒家思想为西汉政治服务的特点，儒学成为西汉的治国大略。

(2)清末时期的“救亡教主”。清末时期，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中西文化的差距以及抵制西方文化殖民侵略的必要性，但苦于无所依托，孔子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标榜为圣人，信服者众多，因此，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工具。康有为等知识分子将孔子形象再度重塑，重新阐释儒家思想，指出“既天下义理制度皆从孔子，天下执经释菜俎莘莘皆不归往赢政、杨广而归往大成之殿、阙里之堂，共尊孔子。孔子有归往之实，即有王之实，有王之实而有王之名，乃固其然”*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95、200页。。可见，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也用“新王、素王、文王、圣王、先王、后王、王者”等称谓称呼孔子。“孔子为素王，乃由于子夏等尊师之名。素王，空号也，佛亦号空王，又号法王。凡教主尊称，皆取譬于人主，何异焉?”*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95、200页。康有为希望以孔子的“教主”身份与西方文化抗衡，达到济世救国的目的。孔子教主的形象可以看做皆从政治需求的角度，是西汉孔子“玄圣素王”形象的异化与提升。

3.孔子形象的回归

针对诸子百家对孔子形象的异化、西汉时期对孔子形象的神化、清末对孔子形象的再神化，相应地出现孔子形象的三次重塑与回归。

(1)荀子重塑孔子“王化的圣人”。孔子形象经过众弟子与孟子及诸学派的异化、改造后，本真样貌已不复存在，荀子在《宥坐》《子道》《哀公》等篇目中重新审视孔子的本真形象。荀子首先是对儒家进行分类，并将孔子归入教化天下的“大儒”行列，将孔子形象拉回以“大儒”为根基的“圣人”。荀子强调孔子是一位不得势的圣人，而“多才艺，足以及先王”*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93页。，是一位“王化的圣人”，使孔子形象回归现实，带上了浓厚的现实政治色彩。

(2)王充重塑孔子“儒家圣人”。东汉时期，孔安国、刘歆、桓谭等人开启了东汉学术的肃清之风，王充用“固气而生，种类相产”*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8、745、395、607～608页。麟至无所为来、常有之物也”*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8、745、395、607～608页。“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8、745、395、607～608页。，指出孔子非感天天生、非预言先知、非应天制制、非通天完人，将孔子破“神”归“凡”。在王充的论述中，重新定义“儒”的概念，明确指称孔子为“鸿儒”：“作《春秋》……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8、745、395、607～608页。，是儒家纵横古今、洞察世事、由微知著的儒家圣人，完成了孔子“圣王”形象的重塑。

(3)章太炎完成孔子归“王”为“凡”的现代转折。在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过程中，章太炎认为：“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6～197页。。“制历史”，即孔子作《春秋》后，开创了编年体史书记录方式，此乃孔子作《春秋》最大的贡献，而并非制法，在这点上，孔子的身份更应定性为整理春秋旧史的史学家，进而瓦解了孔子作为后世立法的“素王”地位，因此，孔子的“素王”称谓也只是后儒对孔子的尊称罢了。“布文籍”是指孔子删定了六经，使得教育从官府普及平民，在这一过程中，孔子成为只“述”不“作”的“先师”，即教育家。“振学术”主要指孔子的言论及思想启示了后辈儒生，并开启了诸子争鸣的局面，从这一点而言，可称孔子为思想家。当《春秋》脱下典制的光环、孔子卸下“素王”的王冠，孔子便成为一个“自然人”的历史人物。在“古良史也”这一形象转变的过程中，章太炎成为关键。

三、现当代孔子形象的政海沉浮

20世纪的中国政治风云多变，不同的政治力量、思想派别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发起了多次尊孔与反孔的论争，孔子形象也随之不断变化。清政府将尊孔达到另一个巅峰，孔子被奉为“千古圣人”“万世师表”；而随着晚清东学西渐思想的出现，开启了近代批孔批儒的序幕。为解决甲午战争之后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戊戌变法，将孔子改装成倡导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素王”形象。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更多地是将孔子看做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摘去孔子的“教主”之名。五四运动后，批孔批儒之风愈盛，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鲁迅、钱玄同、胡适等人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都言辞激烈地提出了“反孔教”，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虽然同时伴随着林纾、《学衡》派及《东方杂志》派等的“护孔”言论，显然批孔之风更盛。20世纪20～40年代，北洋军阀政客再次提出“尊孔”言论，戴季陶“孔孙道统论”政论的提出，其唯心论的局限性更加体现其观点的缺陷及欲盖弥彰的政治目的。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历史、客观地看待孔子及儒家思想：一方面肯定了孔子思想的积极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孔子思想的历史局限，反衬出反动势力“尊孔”行为与时代违和的荒谬之处。再一次大规模批孔批儒运动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等运动将孔子定性为“复礼”封建社会的糟粕。改革开放之后，多种儒学学术研讨会及学者的著书立说对孔子形象及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恢复孔子在儒学上的地位以及儒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并进一步探讨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对孔子形象及儒家思想的研究进入了学术研究的科学发展期。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文化事业的蒸蒸发展，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截至2014年12月，全球126个国家(地区)建立了475所孔子学院和851个孔子课堂；汉语教学机构以孔子命名，在保证汉学发展的基础上传播了中国文化，孔子“教育家”身份被凸显的同时，又添加了“文化传播大使”形象。为什么选择孔子作为“中华文化传播大使”形象呢？究其原因，可从以下两点证成。

首先，孔子形象的海外熟知度较高。早在17世纪，欧洲和美洲等地区已经有孔子论著的传译，伴随着孔子思想的研究与应用，也出现了对孔子褒贬不一的评价。

在俄罗斯，1780年，汉学家阿列克谢·列昂节耶夫翻译了《四书》，将孔子定义为以大学和中庸教导君民的睿智的哲学家，此后，孔子又以思想者、教育者的形象出现在俄罗斯的译著中。进入19世纪，列夫·托尔斯泰高度评价了孔子，认为从孔子思想中“找到了对自己的精神追求方向的印证和认可，也找到了人类救赎的希望”*刘亚丁：《孔子形象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流变》，《东北亚外语研究》2013年第2期。，认为孔子是一位哲学家。在德国，莱布尼茨、沃尔夫将孔子奉为伟大的哲学家，并认为孔子思想比18世纪的欧洲思想更胜一筹。发展到赫尔德、黑格尔时期的德国哲学将孔子塑造成迂腐的道德信徒，否定孔子哲学家的身份，孔子形象惊天翻转。进入20世纪，佛尔克、福兰阁、卫礼贤等汉学家重新审视孔子及其思想，认为孔子是一位具有独特思想意识的哲学家。20世纪上半叶，“孔子热”在德国重新燃起，直至20世纪下半叶，孔子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的三重形象在德国最终建立。在早期美国，美国人就“感受到孔子对于中国信仰的奠基和维系作用”*张涛：《早期美国的孔子形象》，《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并得出中国政府尊孔主要基于教育和法律两大重要方面，在美国人眼中，孔子成为了“中国人的伟大立法者”，孔子思想成为中国“迄今最为精髓的学问之一”*The Charter，Laws，and Catalogue of Books，of the 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1977.。很多文献认为孔子思想与基督教思想异曲同工，基督教教会刊物认为孔子“有助于我们不断认识我们爱戴的救世主”*Essay on the Consistency of the Holu Scriptuies with the Actuial State and Hsitory of the World，United States Christian Magazine，Mar.1，1796，pp.166，171.，为了发展基督教，孔子也自然成为一位宗教人物、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符号。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孔子也多有提及，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或褒或贬为美国政坛提供枪靶或佐证，孔子形象便活跃在美国政治、外交舞台上。

纵观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孔子形象的塑造，孔子形象的流变都和每个国家的精神建构主流、政治发展需求相关联，孔子形象逐渐丰富立体，最终都较为客观地认识并认可孔子及其思想，从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等方面对孔子加以界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最终都回到了积极肯定的评价当中。

另一方面，不管出于什么政治目的对孔子进行褒贬，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对海内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推广汉文化时，以人们熟知的教育家名字命名教学机构将有利于推动汉学事业的发展。孔子学院的建设以孔子命名，缩短了不同国家对孔子学院工作的认知距离，增加亲近感；同时，这也提高了从事汉学传播工作的神圣感、历史感和责任感，时刻提醒自己应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伟大的工程中。

林存光：《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183页。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2页。

赵春梅：《瓦西里耶夫与中国》，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10～111页。

责任编辑：刘 欣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国际汉语教材国俗语言研究——以国内通行教材为例”(2014Y053)、昆明理工大学国际学院学术团队建设“国际汉语教学科研创新团队”基金(20151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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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5330(2016)03-0119-05

李步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昆明理工大学讲师(云南昆明 650093)；杨文全，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