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儿童打写的内在差异研究

2016-02-26 10:10赵兴龙
中国远程教育 2016年1期
关键词:数字化学习逻辑思维写作能力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学习理论以及人们社会实践的进步与发展,网络化学习成为信息化、全球化和个性化学习的交融点,正逐渐浸润着人类学习的各个方面,已然对传统的认知或思维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关注人类在这种新型数字化学习环境中如何进行判断、推理以及从事心理活动等,开展内在差异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相同被试重复测量的方法对网络环境下低年段儿童内在差异进行分析研究,根据语料分析中语言层次与思维特征水平之间的对应关系,提出了语言运用语境下以语言文字、思维发展和叙事结构为主的内在差异分析框架,对此分析框架下语料中的词项与概念、句子与判断、句群与推理、情节单元与内部应对分布度的分析方法和相应算法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儿童内在差异发展具有典型的不完全同步特征,即同一儿童内在认知(或思维)发展的各个构成要素不一定按照一般意义上的前后顺序发展。该研究发现对于信息时代的语言学习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建议学校、家庭将儿童逻辑思维的培养和语言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在写作指导中有意引导和激发儿童表达内心中的真情实感,为儿童创造随时随地阅读和写作的氛围,形成大输入量的语言环境。

【关键词】 数字化学习;技术促进学习;语文教学;逻辑思维;写作能力;打写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6)01—0012—09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学习理论以及人们社会实践的进步与发展,网络化学习成为信息化、全球化和个性化学习的交融点,正逐渐浸润着人类学习的各个方面。[1]与传统学习相比,“网络化学习设备以其独特的便携性、社会交互性、情景感知性、联结性、个性化以及虚实融合特征营造了一种新型的数字化学习环境”[2]这种新型环境对传统环境下的学习方式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促使传统的写作手段发生过渡性改变。打写和传统的手写一样,都已然成为人们日常交流、应对真实生活不可或缺的书面语言表达手段。一些学者认为“多媒体技术引起了语言组合的新变化,跳跃的词和不完整的语句等要素之间通过信息关键点和联想构成的“意合”正是汉语的传统特色和优势”。[3]相对于以笔为中心的闭合系统而言,“以手和打字键盘构成的开放系统的输出方式对于认识人的语言理解和产生具有重要意义”。[4]这种重要意义不但体现在从手写到打写这一过渡性书写手段的转换与联系上,更重要的是协调与网络环境之间的关系,形成“协和学习”[5]的新形态从而更加清晰动态地刻画儿童在这种开放环境下的写作机制,揭示泛在学习时代儿童在特定情境中打写能力的发展轨迹。

一、概念界定

本研究在儿童汉语语言学习的语境中进行相关阐释。基于此语境,将网络环境下的打写界定为儿童在计算机或某种手持设备的支持下使用键盘进行输入的一种写作方式。[6]个体差异一般分为两种:个体间差异和个体内在差异。个体间差异通常关注被试组间与操作变量效果的相关性或儿童差异预测与测量标准的相关性,而个体内在差异重在理解儿童写作系统的机能,如在词语选择、句子结构以及段落组织方面的差异等。[7]本研究中的内在差异属于第二种类型,具体而言指能够从语言材料中反映出来的同一组儿童在不同时间点的思维(认知)发展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概念、判断、推理以及心理活动四个方面。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材料(本研究中提到的儿童的打写作文)是分析内在差异的载体。汉语作文构成单位包括字、词、句、段、篇五个层次。“字”的研究已经非常普遍,况且汉语研究的难点之一就是“字”和“词”在一定意义上很难划分,这是由汉语词语的边界模糊性决定的。Berninger等人的研究则更加敏锐地指出在词汇、句子和段落这三种水平之间并不存在相互的预测能力,对单词的判断并不能预测对句子或段落的判断能力,反之亦然。[8]鉴于上述考虑,本研究中作文的构成单位为词、句、句群、篇四个层次。

之所以选择打写作文来对儿童内在差异进行分析,是因为作文的构成单位与内在差异之间存在逻辑映射关系。一般认为,“实词表示概念,虚词不表示概念”,[9]从作文的所有词语中提取出实词,就意味着提取出了概念;陈述句一般表示判断,[10]从作文的所有句子中提取出陈述句,就意味着提取出了判断;有的句群可能表示推理,[11]从作文的所有句群中提取出这些句群,就意味着提取出了推理;心理活动是暗含在篇章结构中的,从篇章结构中提取出心理活动的描写并进行复杂度分析,可以把心理活动外显化。这样就把内在差异和作文构成单位黏合在一起,也正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如此巧妙的关系,才促使本研究萌发了通过分析打写作品这种书面语言形式讨论个体内在差异特征的想法。

二、研究问题

写作文本分析范式的构建是“研究内容、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嵌套、有机结合的。只有将宏观、微观和中观分析相结合,辅之以发展性的定量分析手段,才能深入反映写作个体语言运用的水平”[12]。思维发展和叙事结构都需要通过语言文字进行表达,语言文字是它们得以与读者共鸣的载体;而语言文字须附着思维发展以及叙事结构才能表情且达意,达意且明智,这也正是冠之以“内在差异”的主要缘由。本文研究的问题是网络环境下儿童打写的内在差异到底有何规律?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重复测量的方法对网络环境下儿童内在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在分析中找出语言层次与思维特征水平的对应关系,根据对应关系建构儿童内在差异的分析框架,将框架通过量化和数值转化形成计算方法并求出特定的量值,根据这些量值的变化和发展情况来判断儿童在词汇、句类、句群等语言形式和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特征以及文本结构分布方面的规律,从实证的角度较为深入系统地对儿童打写规律进行讨论。

在语料取样中采用班级语料案例进行分析,以便在一种准确且贴近教学实际的氛围中研究儿童内在差异的特征。借鉴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对写作作品中的情节结构进行编码分析,采用半自动半人工的方式进行编码分析,对于词语的编码主要通过计算机程序完成,对于句子、句群和情节单元的编码分析,主要通过人工方式来完成。

四、研究框架

当代左右脑协同工作、语义神经机制和记忆分子细胞神经机制的研究成果,[13-23]对内在差异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构建科学的内在差异研究框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研究成果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四条:① 写作是左右脑协同工作的过程;② 语义中的激活是一种交互激活,具有领域特异性;③ 激活阈值存在着分子机制,反复刺激是必要的;④ 技术促进语言运用需综合考虑情感、思维、记忆、问题解决以及运用习惯五个方面。第一条说明写作的宏观机制;第二条和第四条为打写作文语料收集提供了重要的认知依据;第三条为本研究分析框架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对于词汇而言,反复的刺激会使心理词汇按照一种习惯性刺激进行排序,刺激的频率越高,这种习惯就会越被强化或减弱。如果是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有意义的刺激,这种习惯只能被强化进入长时记忆;反复的句类调节的应用会使这些调节信息按照一种习惯性调节方式进行排序,如果是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有意义的刺激,这种习惯只能被强化进入长时记忆;叙事结构调节略微有所不同,反复的篇章结构调节的应用会使这些调节信息按照一种习惯性调节方式进行排序,如果是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有意义的刺激,这种习惯只能被强化进入长时记忆。根据上述研究的启示,本研究以语言文字、思维发展和叙事结构为骨架,以频率概貌(F)、意义逻辑(S)和情节单元(P)为对应的计算层次,构建了儿童打写中内在差异分析的LMN-FSP框架,如图1所示。

对于一篇写作作品,LMN-FSP分析框架可从语言文字(L)、思维发展(M)和叙事结构(N)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语言文字从词语、句子和段落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侧重点在词语、句子和句群出现的频率;思维发展从概念、判断和推理以及情节单元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侧重点在实际生活话语中产生的意义逻辑;叙事结构从情节单元入手进行分析,侧重点在计算情节单元的产生数量以及高潮分析的复杂度。

五、研究设计与过程

(一)打写任务设计

“打写测试时间的安排避开了寒暑假、节假日以及期中期末考试三个时间段,历时两年,共测试四轮。打写测试以第一次打写内容为基础,以后三次打写都在第一次测试的基础上进行续写或修改”[26]。采用单一话题测试的方式,即用同样的一个话题对被试进行多次测试。测试话题以观察体验为主,不固定写作的题目,给出写作话题的情景描述即可,也称“命意”作文。被试采用“想打”的方式完成测试。话题的表述为:“在学校,你和同学们天天在一起学习、生活、玩耍,你最熟悉他们,你们之间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请把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打写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考虑到不同年级段的儿童对话题的理解有差异,研究中还加入了打写提示:① 你和你的同学之间都发生了哪些事情?② 结果怎么样?③ 你对这些事情是怎么看的?想法如何?④ 你可以写跟这个同学的好多件事情。

(二)语料样本

某学校小学生一年级第二学期到二年级第一学期的156份打写作品。语料预处理方法详见本文参考文献[6]。

(三)语料计算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评估

内部一致性信度评估在很多研究中经常被采用。这种信度评估一般是由两人或多人将待分析的语料样本进行编码并经过一致性统计分析计算完成。信度评估时的语料样本和信度值依研究目标的不同而有所差异。Puranik等学者在书面语言微结构的评估中使用全体样本的20%建立信度,且每一个从属变量的信度值都不低于80%。[27]K.A.Scott等学者也采用了80%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标准并通过15%的录音样本建立内部信度,其中一般性的切分单元(Segmentation)的一致性区间为92%-100%,语法错误的一致性区间为98%-100%。[28]C.M.Scott等学者只抽取了10%的作文文本,T-unit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区间为88%-98%。[29]Zhao & Cai的研究中,由于样本数量过小而只能将全体样本作为信度评估样本,内部一致性区间为0.6-0.8。[30]

本研究所采用的全体语料样本(N=156)相对较小,但可以满足抽取比例较高的内部一致性评估测量。内部一致性评估测量抽取了全体语料样本的20%建立信度(n=31.2≈32),由于使用了相同被试重复测量四次的方法,只能抽取被试的四次打写材料,而不直接对156份的全体语料样本进行随机抽样或系统抽样。对从属变量的编码由作者本人和一位对儿童作文文本分析熟悉且经过训练的课题组成员完成,内部一致性信度评估采取了Spearmans rho,等级相关系数如表1。

(1)叙事结构中的S(所处环境)、IR(内部应对)以及叙事结构复杂度三个从属变量的第一次打写测试一致性信度评估为“完全一致”,表明两位评分者所评估的分值完全相同。主要原因是儿童在第一次打写的语料文本中几乎没有涉及上述三个从属变量,评分者在语料文本中找不到表示这些变量的语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判定为“0”,这导致了SPSS不能计算出Spearmans rho,但这种一致性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在研究中采用了“完全一致”来表示。

(2)叙事结构中的IE(初始事件)和Con(结果)两个从属变量的一致性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儿童在重复测量的过程中,IE(初始事件)和S(所处环境)会发生转化:如果儿童自始至终重复修改同一篇作文,则IE(初始事件)在叙事发展中会逐渐转化为S(所处环境);如果儿童在重复测试中写了多个话题且内容有所变化,就会发生IE(初始事件)转化为S(所处环境)又转化为IE(初始事件)的情况。IE(初始事件)和Con(结果)的一致性信度评估困难,故本研究采用这种较低的相关系数。

(3)词汇和概念内部一致性信度没有进行相应计算,是因为词汇的切分是利用较为成熟的分词系统完成,概念又是从已切分的词汇中抽取,分词系统的精确度已经决定了词汇和概念判别的信度,重复进行信度计算已经没有必要。

六、研究结果

本研究表明,儿童内在差异具有典型的不完全同步特征。所谓不完全同步是指同一儿童内在认知(或思维)发展的各个构成要素不一定按照一般意义上的前后顺序发展。这种不完全同步性在儿童思维发展、叙事结构以及语言文字上都有直接体现。

(一)思维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

思维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指低龄阶段的儿童表现出高龄阶段的思维发展特征,具体指6-8岁处于具体运演阶段的儿童不一定依赖具体内容也能达到10岁左右处于形式运演阶段儿童抽象逻辑思维的水平,而不一定必须等到10岁以后自然达到,即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并不一定和具有前后顺序的年龄水平保持对应关系。

承认抽象逻辑思维的存在,是研究思维发展不完全同步的基础。对思维研究的基础理论进行追溯,最有影响也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观点。皮亚杰的理论建树是举世瞩目的,正是因为过于权威,才使得很多学者对他的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完善。皮亚杰在自己的研究中是不特意区分认知、思维等术语的,所以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的理论一直作为研究儿童思维的重要理论基础。皮亚杰关于思维发展模式的主要观点是:思维的发展服从“运动感知思维——前运演思维——具体运演思维——形式运演思维”的单一维度样式,且思维的发展阶段是不能跳跃和可逆的。针对皮亚杰理论中思维发展的“替代观”这一薄弱所在,研究者们对其的丰富和完善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思维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出发提出了“替代和共存”发展模式,认为思维的发展样式并非简单的经过了从“运动感知思维——前运演思维——具体运演思维——形式运演思维”的替代,而且同时也经历着“‘直观行动思维向动作逻辑思维和‘具体形象思维向形象逻辑思维发展并最终都向抽象逻辑思维发展的阶段,抽象逻辑思维才是人类思维的核心形态”[31];二是从思维加工能力和思维加工材料两个因素出发提出了“思维发展新论”观,认为思维的发展样式经历了“动物思维阶段——初级思维阶段——中级思维阶段——高级思维阶段”,且后三个阶段中同时具有表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这两种理性思维之间并无高级与低级之分。[32]对这些研究成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它们都承认了抽象逻辑思维的存在。

受经典的皮氏儿童思维发展阶段理论的影响,普遍观点都认为每一个儿童的思维发展都无一例外地会经历“运动感知思维——前运演思维——具体运演思维——形式运演思维”这样四个阶段,而且这四个阶段是按照相继顺序出现的,不能超越,这被称为“阶段神话”(Myth of Stages)。值得注意的是,皮亚杰在晚年的时候综合各方的批评意见对这些阶段进行修正,采用“运演内”“运演间”“运演外”这三种状态来替代,分别对应“前运演阶段”“具体运演阶段”“形式运演阶段”。[33]尽管皮亚杰使用了内、间和超的运算来重新阐述了阶段神话,但他的“运演间”的解释还是局限在群集从属于给定的逻辑内的内容上,并不能超越具体内容的组织化,还不存在与形式发生联系的可能性,主体仍局限于那些与内容相联系的联结上。换句话说,无论皮亚杰早期还是晚年的观点,都把儿童思维(认知)发展中的具体运演阶段与具体内容联系在一起,认为具体运演阶段儿童思维(认知)的特点就是“具体性”。

具体运演阶段儿童思维(认知)发展的特点真的仅仅局限于“具体内容”吗?从皮亚杰个人的观点来看,语言材料不足以反映儿童的思维。但是如前所述,作文的构成单位为词、句、句群、篇四种层次,在这四种层次中,最基本的单位是词,词又分为实词和虚词,虚词一般不表示概念,实词一般用来表示概念,然后由词成句,连句成篇。逻辑思维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是概念,并且通过概念和由概念组成的判断、推理来表示。基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从语言材料的词语、句子和句群中提取反映思维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用概念、判断和推理来说明儿童思维发展的状态。在实验设计的过程中,采用了命意作文的形式而没有采用看图作文的形式来进行测试。命意作文的测试强调抽象思维在内部心理加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像看图作文一样强调形象思维。那么,基于命题作文所产生的打写作品就理应是抽象思维的产物,而不是仅仅限于“具体内容”了。根据皮氏理论,儿童的这种思维状态应该在10岁以后的形式运演阶段中出现。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

如表2所示,从词汇中抽取出来的概念表现出了与毛词汇、净词汇相同的线性、二次和三次增长趋势,且每个不同时间点测试的平均增长差值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在不同时间点的重复测试中,毛词汇均值从59.18个增长到264个,净词汇均值从41.74个增长到135.31个,从词汇中抽取的概念均值也从29.51个增长到97.28个。

从句子中抽取的判断表现出了和句子相同的线性增长趋势,且平均值的增长差值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在不同时间点的重复测试中,儿童在写作中使用的句子数从平均4个增长到17个,判断数量的均值从3.90个增长到15.62个。更为让人关注的是,从句群中抽取出来的推理数量随着儿童打写能力的增长,从无显著性差异逐渐过渡到了有显著性差异,而且线性增长趋势明显,儿童推理的均值数量也从1.03个逐渐递增到了2.87个。

换句话说,一个二年级尚未结束的儿童在命意作文的任务中,其写作已经可以正确运用将近100个概念、17个判断和3个推理,而且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要素上不但保持了数量上的显著性增长,而且呈现出了线性的发展趋势。这说明6-8岁儿童抽象逻辑思维发展已经可以逐渐摆脱具体事物的束缚,并且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假设进行推理。这种推理正是皮氏理论中形式运演阶段才可能出现的特征,是儿童10岁以后才能开始进入的阶段,而在本研究中这些特征发生在6-8岁儿童的写作中。

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并不一定和具有前后顺序的年龄水平保持对应关系,6-8岁处于具体运演阶段的儿童不一定依赖具体内容也能达到更高年龄阶段儿童抽象逻辑思维水平,这种思维水平已不仅仅局限在简单的概念、判断上,还包括大量复杂的推理逻辑。

所以,具体运演阶段的儿童仅仅依靠具体内容进行思维活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认为其只能借助表象进行思维活动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具体运演阶段的儿童在思维水平上呈现出一种显著的不完全同步特征,这种特征足以支撑儿童掌握更为复杂的语言活动与任务。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概念、判断、推理是从写作文本中提取出来,是基于语言运用情景的。在非写作情景下,儿童是否还能如此显著地表现出不完全同步特征,需要大量的后续研究加以验证。

(二)叙事结构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

叙事结构具有不完全同步性指儿童打写文本中情节单元的发展并不一定和具有前后顺序的故事语法保持对应关系。前面的研究表明,儿童打写文本中的情节单元是指“所处环境(Se)”“初始事件(IE)”“内部应对(IR)”“尝试解决(Att)”“结果(Con)”“评价(E)”六个方面。按照传统故事语法分析思路,这六个阶段在写作中是按照从“所处环境(Se)”到“评价(E)”这样的前后顺序出现的,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如表3所示,在重复测试中,儿童打写文本所处环境(Se)、初始事件(IE)、尝试解决(Att)、结果(Con)和评价(E)在第一次差值时都没有与0呈现出显著性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次差值和第三次差值时都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且这五个组成成分在重复测试中都呈现出线性增长的趋势,其中尝试解决(Att)和评价(E)还呈现出二次增长的趋势。

从第一次和第四次的均值对比中可以看出,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尝试解决(Att)。在四次重复测试中,尝试解决(Att)均值数量从第二次打写开始起就跃升至第一位并呈较为陡峭的线性增长趋势,其他情节单元都保持了增长但排列顺序没有发生改变。尝试解决(Att)代表的就是写作中的叙事过程,也就是说,在儿童写作过程中,叙事过程要比其他情节出现早、增长快,而且始终保持着快速的线性增长趋势。

尝试解决(Att)与内部应对(IR)在均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者重复测试的均值对比分别为:第四次,6.41-1.08;第三次,4.08-0.77;第二次,1.67-0.31;第一次,0.77-0.03。尝试解决(Att)主要是关于一件事情过程的叙述,内部应对(IR)主要是人物在事情发展过程中的心理状态描写。在儿童作文评判中,作文中的高潮亮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这种高潮亮点在本研究中主要依靠内部应对(IR)来表示。从IR复杂度的测量来看,重复测试的第三个差值都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但有线性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说在儿童打写发展过程中,尝试解决(Att)一直呈现高均值的线性增长,而且呈现出增长的显著性差异。人们最为关注的心理活动描写内部应对(IR)均值一直较低,而且在重复打写测量中没有表现出增长的显著性差异。由此,尝试解决(Att)与内部应对(IR)之间就形成了非常大的增长差距,也就是说儿童在写作中于叙事过程上花费的笔墨远远高于心理描写。

由于叙事过程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情节单元且与人们最为关注的心理活动描写在增长上形成了显著的数量差异,这就打破了儿童打写文本中情节单元的发展和具有前后顺序的故事语法之间的对应关系,呈现出叙事结构的不完全同步性。

叙事结构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对于心理语言学领域一直存在的高原期现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Puranik等学者认为五年级是写作技术的高原期,并认为5-6年级之间重要变化的缺失并不是高原期的反映而是研究方法的局限。[34]Justice等学者在使用口语叙述作品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高原期。[35]Ravid &Berman的研究表明,在叙事性内容的发展中,无论是说还是写,都呈现出较为清晰的与年龄相关的、从“Bare Bones(骨架)”到“Fleshed Out(有血有肉)”的精细过程。[36]一些学者对特殊和非特殊语言障碍儿童的研究也表明,在标识开头的背景(Context)时两组并没有不同,在故事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两组也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差异。[37]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高原期现象的出现呢?

之所以会有高原期,是因为叙事结构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叙事过程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情节单元且与人们最为关注的心理活动描写在增长上形成了显著的数量差异,以至于人们误认为6-8岁的儿童一直关注于“记账”式的事情过程描写和叙述,而没有将作文中人物的内心等判断高质量作文的要素表现出来,好像儿童经常在某个阶段来回徘徊,貌似进入高原期。其实,从实际的数据分析来看,虽然内心应对(IR)的均值不高,但是IR数量和IR分布度在重复测量中仍然表现出了缓慢的线性增长趋势。这说明无论在描写内心活动的句子数量方面,还是在这些句子的语法复杂度方面,儿童都是有增长的。只不过这些增长被快速线性增长的尝试解决(Att)所掩盖,形成了高原期的假象。

(三)汉语词汇频率概貌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

汉语词汇频率概貌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是指汉语词汇频率概貌的发展并不一定和具有前后顺序的频率轴段保持对应关系。词汇频率概貌是每次打写落入不同频率段的词汇数量与该次打写的净词汇总量之间的比值,反映了不同频率段变化的基本趋势。频率概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频率概貌是用来反映学习者词汇运用能力的。词汇频率概貌是在英文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是一个相对的比值,这个比值克服了词汇计算中短文本和词汇运用难以表现的弊病,在研究中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38]词汇频率概貌认为英文词汇按照使用频率划分存在着第一个1,000词、第二个1,000词、学术词汇以及其他词汇等四个轴段。学习者从不熟练到熟练是按照这个频率的顺序逐渐过渡的,也就是说不熟练者基本使用的词汇都在第一个1,000词中,随着熟练程度的不断提升,学习者使用第二个1,000词、学术词汇以及其他词汇的比值会越来越大。简言之,学习者在写作中词汇频率概貌轴段随着其词汇运用的熟练程度的提高而发生轴段顺次的转移。但是在汉语写作中事实如何呢?

如表4、表5所示,儿童四次打写测试中的词汇频率概貌比值60%左右都集中在汉语常用词汇的第一个1,000词中,在第二个1,000词、第三个1,000词、第四个1,000词中逐渐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到第五个1,000词和其他词汇的时候比例又明显回升,出现转折。进一步分析每个1,000词的比值可发现,四次打写落入第一个1,000词的比例没有呈现出规律性,而落入第二个1,000词、第三个1,000词、第四个1,000词的比例都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第五个 1,000词和其他1,000词与第一个1,000词一样,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比较汉语词汇频率概貌和英文词汇频率概貌可发现,英文词汇频率概貌呈现出单一的轴段递增趋势,即随着学习者语言运用能力的提升,其所使用的词汇逐渐从最高频率的常用词汇转移到一般频率的常用词汇甚至是学术词汇,而中文词汇频率概貌呈现出规则和不规则的统一。规则的变化与英文词汇频率概貌一致,从第一个1,000词逐渐向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1,000词过渡变化,每个1,000词内的比例逐渐递增;不规则的变化是中文词汇频率概貌在第五个 1,000词和第五个1,000词后的词汇比值比前四个 1,000词的比值都高,并没有承接下降的趋势,而且在每次打写中的比例趋势也变化不定,即儿童在词汇运用的过程中,落入前4,000词的整体比例是规则变化的,但是落入4,000词之外的词汇比例同时呈现出一种增长趋势。也就是说,汉语词汇频率概貌的发展并不一定和具有前后顺序的频率轴段保持对应关系,呈现出一种不完全同步的特征。

出现这种状况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本研究中使用的《现代汉语常用词表》为2008年版本,但是本次测试是在2008年以后,这几年中出现的一些词汇并没有完全收录到常用词表中,尤其是儿童所熟悉的一些玩具、文具、游戏、事物名称等,导致落入常用词频率段的词汇有部分无法归类而只能落入其他频率段;二是由于超用字出现。频率段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量值,随着人们社会认知能力以及新词汇的不断增加,以前认为是常用的词汇可能逐渐不常用了,以前认为是不常用的词汇反而逐渐进入了常用词汇的频率段内,尤其是儿童的写作词汇,这样就形成了超用字现象。儿童有的词汇不属于当前的常用词,所以就出现了落入原来不认为是常用词频段的其他频段内。超用字现象在以往的研究中也被提到过,如谢锡金和祝新华关于中国浙江省小学生用字词特点分析的研究,[39]但是,超用字一般是按照学生所学教材中出现的生字为参考进行界定的,以现代汉语常用词表作为参考的研究还不是太多,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更多详细的研究结论。

七、研究的实践意义

本研究对当前写作文本分析和语文教学具有积极的影响。本研究构建的LMN-FSP整合了宏观、微观和意义三个方面,把整个写作分析统整到语言运用这个语境中,为今后研究者持续深入研究语言运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本研究得出儿童内在差异发展的不完全同步特征,对于信息时代的语文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① 由于内在差异具有不完全同步的特征,信息时代处于具体运演阶段的儿童已经不再遵循半个世纪以前经典皮氏理论所倡导的阶段法则,因此在儿童开始学习书面写作时就应该关注逻辑思维的培养而不只是形象思维,将逻辑思维的培养和语言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将有利于促进儿童快速提高写作能力及思维的全面发展;② 由于内在差异具有不完全同步的特征,教师在写作指导中要有意引导和激发儿童表达内心中的真情实感,逐渐学会将写作与自己真实生活联系起来,从而避免空话、套话以及流水账作文,有利于提高儿童写作内容的质量;③ 儿童写作中的超用字已经非常复杂,落到频率轴中的超用字也非常之多,难以测定,说明儿童在课余生活以及平时阅读、写作中已经遇到了大量的超用字并将这些超用字成功应用到写作中。学校、家庭和班级应该多为儿童创造随时随地阅读和写作的环境,形成大输入量的语言环境,倡导学生多读书,对增加学生的识字量是一条事半功倍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McCalla, G.. The Fragmentation of Culture,Learning,Teaching and Technology:Implications for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Research Agenda in 2010[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2000,(11), 177-196.

[2] Chan, T.-W., Roschelle, J., Hsi, S., Kinshuk, K., Sharples, M., Brown, T., et al.. One-to-one technology-enhanced learning: An opportunity for glob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J].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2006,1(1), 3-29.

[3] 朱晓斌. 中国写作教学研究概论[M].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9-21.

[4] 刘利民. 国外心理学关于书面语言输出的研究[J]. 心理科学, 1992,(3):61-63.

[5] Niramitranon, J., Sharples, M., & Greenhalgh, C.. Orchestrat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 a 1:1 Technology Classroom,2009[EB\OL]. 检索于2010年3月, from http://celstec.org/system/files/file/conference_proceedings/aeid2009/papers/paper_198.pdf.

[6][26] 赵兴龙等. 重复测量在学生打写文本分析中的应用[J]. 中小学电教,2013,(4):42-45.

[7] Whitaker, D., Berninger, V., Johnston, J., & Lee Swanson, H.. Intra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levels of language in intermediate grade writers: Implications for the translating process[J].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1994, 6(1), 107-130.

[8] Berninger, V., Whitaker, D., Feng, Y., Swanson, H. L., & Abbott, R. D.. Assessment of planning, translating, and revising in junior high writers[J].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1996,34(1), 23-52.

[9] 何克抗. 儿童思维发展新论——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58-160.

[10] 刘江. 逻辑学推理和论证[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23-25.

[11] 吴为章,田小琳. 汉语句群[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71.

[12] 赵兴龙,周序,何克抗. 教育技术学视野中的写作文本分析[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2,(6):30-36.

[13] 章士正等. 国人汉字书写神经基础的脑功能成像[J]. 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2004,10(1):60-64.

[14] Katanoda, K., Yoshikawa, K., & Sugishita, M.. A functional MRI study on the neural substrates for writing[J]. Human Brain Mapping, 2001,13(1), 34-42.

[15] Sugihara, G., Kaminaga, T., & Sugishita, M.. Interindividual uniformity and variety of the "Writing center": A functional MRI study[J]. NeuroImage,2006, 32(4), 1837-1849.

[16] Longcamp, M., Anton, J.-L., Roth, M., & Velay, J.-L.. Visual presentation of single letters activates a premotor area involved in writing[J]. NeuroImage, 2003,19(4), 1492-1500.

[17] Damasio, H., Grabowski, T. J., Tranel, D., Hichwa, R. D., & Damasio, A. R.. A neural basis for lexical retrieval[J]. Nature, 1996,(380), 499-505.

[18] Noppeney, U., & Price, C. J.. Functional imaging of the semantic system:Retrieval of sensory-experienced and verbally learned knowledge[J]. Brain and Language,2003, (84), 120-133.

[19] McClelland, J. L., & Rumelhart, D. E.. An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 of context effects in letter perception:Part1.An account of basic findings[J]. Psychological Review,1981, 88(5), 375-407.

[20] Hillis,A.E.,&Caramazza,A..Mechanisms for accessing lexical representations for output: Evidence from a category-specific semantic deficit[J].Brain and Language ,1991,40(1),106-144.

[21] Kandel,E.R.. 追寻记忆的痕迹[M]. 罗跃嘉,等译. 北京:北京轻工业出版社,2007:182-192.

[22] 赵兴龙,王冰洁,张俊. 技术促进语言运用的五个假设[J]. 中国电化教育,2011,(4):13-20.

[23] XingLong Zhao,MinJuan Wang,Juan Wu,KeKang He. ICT and An Exploratory Pedagogy for Classroom-based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J],The 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11,10(3):141-151.

[24] 赵兴龙,何克抗. 写作文本中的意义逻辑及其计算[J]. 中国电化教育,2012,(12):93-101.

[25] 赵兴龙. 网络环境下写作文本中的叙事结构及其计算[J]. 电化教育研究,2013,(2):52-58.

[27][34] Puranik, C. S., Lombardino, L. J., & Altmann, L. J. P.. Assessing the Microstructure of Written Language Using a Retelling Paradigm[J]. Am J Speech Lang Pathol, 2008,17(2), 107-120.

[28] Scott, K. A., Roberts, J. A., & Krakow, R.. Oral and Written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dopted From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Speech - Language Pathology, 2008,17(2), 150-160.

[29] Scott, C. M., & Windsor, J.. General Language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Spoken and Written Narrative and Expository Discourse of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Language Learning Disabilities[J].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2000,(43), 324-339.

[30] Zhao, X., & Cai, S.. ‘Many to one mode of CSCL and further discussion[J]. Int. J. Continu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2011,21(1), 42-54.

[31] 林崇德. 我的心理学观——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9-12.

[32]何克抗. 创造性思维理论——DC模型的建构与论证[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9.

[33] 皮亚杰,加西亚,李其维. 走向一种意义的逻辑[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12-115.

[35] Justice, L. M., Bowles, R. P., Kaderavek, J. N., Ukrainetz, T. A., Eisenberg, S. L., & Gillam, R. B.. The Index of Narrative Microstructure: A Clinical Tool for Analyzing School-Age Children's Narrative Performances[J]. 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2006,(15), 177-191.

[36] Ravid, D., & Berman, R. A.. On modeling information density in narrative text[J]. In L. Lagerwerf, W. Spooren & L. Degand (Eds.), Determin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enor in texts: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M]. Amsterdam: Stichhting Neerlandistiek,2003,17-36.

[37] Kaderavek, J. N., & Sulzby, E.. Narrative Production by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Oral Narratives and Emergent Readings[J]. J Speech Lang Hear Res, 2000,43(1), 34-49.

[38] Laufer, B., & Nation, P.. Vocabulary size and use:Lexical richness in L2 written production[J]. Applied Linguistics,1995(16), 307.

[39] TSE, S.-K., & Zhu, X..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ords in writing by primary school pupils in Zhejiang of China[J]. New Horizons in Education, 1998,(39), 58-69.

收稿日期:2015-07-15

定稿日期:2015-09-09

作者简介:赵兴龙,副研究员,博士,中央电化教育馆(100031)。

责任编辑 石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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