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解范式演变及其存在论革命

唐晓燕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解范式演变及其存在论革命

唐晓燕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理解的深化与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生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生成经历了复杂的逻辑进路，可区分为意识形态襁褓束缚、意识形态决裂开端与隐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初步形成、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正式形成四个阶段。相应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解范式的核心范畴经历了从荒谬到颠倒、异化、存在的演变，最终实现了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的存在论革命。

意识形态；范式；荒谬；颠倒；异化；存在

意识形态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一般认为，马克思实现了意识形态理解的现代转化。但时至今日对这一概念的诸多理解仍处于前马克思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虽然马克思在其著作尤其是早期著作中多次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但他并未对其内涵作出明晰界定。倒是恩格斯曾对意识形态下过一个清晰的定义：“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1］（P657）“虚假的意识”的定义是否可被认为也是马克思的定义，国内外对此论争不断［2］。笔者认为，无论人们秉持怎样的论据、持有何种观点，不能否认这一定义主要是在认识论维度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然而，马克思本人是否是在认识论维度理解并批判意识形态，这一关系到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本质属性的重要问题，唯有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生成的逻辑进路中才能澄明。逻辑进路表达了思想发展中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确证核心范畴的逻辑-历史规定的过程。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生成经历了意识形态襁褓束缚、意识形态决裂开端与隐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初步形成、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正式形成四个阶段，相应地意识形态理解范式的核心范畴经历了从荒谬到颠倒、异化、存在的演变。

一、意识形态襁褓束缚阶段：“荒谬之辞”

作为启蒙之子，马克思早期思想中有一个受康德哲学影响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的存在往往为学界所忽视，然而“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3］。在特利尔中学求学期间，马克思的历史老师、该校校长胡果·维滕巴赫被誉为“康德哲学专家”［4］（P11）。马克思的中学毕业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呈现出明显的启蒙主义、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不仅如此，马克思后来思想发展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内在紧张在该文中已经埋下了种子。在倡导青年人选择最能促进人类幸福和自身完美的职业的同时，马克思保有对社会环境制约的初步觉察。人并不是总能选择自认为最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5］（P457）。波恩大学求学期间，马克思热衷于文学创作，沉湎于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怀抱，以至于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在1835年11月的一封信中提醒：“难道你只想在抽象的理想化（［同］梦想有些相似）中寻找幸福？”［6］（P519）父亲不满意马克思的学习状态，将其转入柏林大学，而转学前马克思与燕妮的秘密订婚，又使得父亲不得不督促马克思尽快参加工作，步入社会。父亲就马克思所遭遇的剧本选题困惑给出自己的建议，其中提到“谁研究过拿破仑的历史和他对意识形态这一荒谬之辞的理解，谁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为拿破仑的垮台和普鲁士的胜利而欢呼”［6］（P545）。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首次遭遇意识形态概念，受到父亲在认识论维度上对意识形态荒谬特性的指认的影响。

转入柏林大学后，马克思在写给燕妮的诗篇中延续了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但思想中的另一种力量即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在滋长。马克思尝试倚靠费希特哲学进行法的形而上学研究，但一开始便遭遇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截然对立。在郊区休养期间，马克思写了对话体著作《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以明晰自身的思想，在结尾处转向了持有思存统一原则的黑格尔哲学。黑格尔曾不点名地批判康德-费希特哲学的理想主义的软弱无力，坚持认为“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实如此的程度”［7］（P45）。1837年夏，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现实主义，以深感痛苦的、将自己交给“敌人”的方式完成。正值青年黑格尔派在柏林大学风头正劲，马克思加入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接受了该派思想领袖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而这一哲学究其实质不过是对黑格尔哲学中费希特因素的片面发展。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借普鲁米修斯之口，明确地将自我意识哲学立场确立为自身立场，“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5］（P12）。鲍威尔关于宗教是“拙劣的、恶毒的欺骗”“对现实的虚幻反映”等观点也被马克思所吸收，用于理解意识形态概念。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说：“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活。”［8］（P236）意识形态概念的首次使用与空洞的假设并列，表明马克思意识到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遥远距离，但二者发生有机联系的环节远未被触及。

吊诡的是，这种认识论维度上对意识形态的贬义用法后来被用于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本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所导向的历史唯心主义称为“意识形态”，并对之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正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之初的意识形态襁褓。兹维·罗森揭示了这里蕴含的辩证法，“考虑到马克思必须投身于反对鲍威尔的消耗精力的论证才能摆脱他多年信守的思想这一事实”［9］（P4），就能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首先是摆脱意识形态襁褓束缚的过程。意识形态襁褓束缚有多深重，摆脱其束缚的过程就有多艰难。

二、意识形态决裂开端与隐性批判阶段：“颠倒的意识”

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虽然身处意识形态襁褓，但所持的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立场并不是毫无保留的。马克思要求主体与客体、自我意识与客观世界的统一，虽然这种要求在当时隐而不显。但随着在现实斗争实践中马克思开启对普鲁士国家制度的批判、踏上理解现实世界的道路，而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哲学中自我意识因素发挥到极致，最终退化为柏林“自由人”，二者的决裂不可避免地开始。这一决裂开端引导了思想上的彻底清算。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首次直接接触物质利益问题的马克思秉持客观理性原则，遭遇思想困惑。法律应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10］（P139），资产阶级立法者的出发点却不是法律原则而是私人利益。马克思对于这种违背理性原则的立法深为愤慨，他谴责立法者旨在维护林木所有者利益，“即使法和自由的世界会因此而毁灭也在所不惜”［5］（P282）。客观理性与私人利益的现实冲突表明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存在重大缺陷。在对摩泽尔河地区葡萄酒农贫困状况的分析中，马克思更是在发现现实与管理原则矛盾的基础上，意识到国家管理制度背后的“本质的关系”——官僚关系，虽然此时“本质的关系”还是一种抽象的提法。

克罗茨纳赫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国家观和青年黑格尔派宗教观所依凭的思想资源。克罗茨纳赫时期，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对黑格尔思辨哲学颠倒特性的指认以及对该种哲学批判的再颠倒方法为马克思所借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国家观中“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11］（P10）。马克思不仅借助费尔巴哈指认黑格尔国家观中思维与存在的颠倒，更超越了费尔巴哈，将这种颠倒追溯到更深层次的颠倒，即颠倒的现实本身。“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而事实上这种矛盾的本质当然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质的矛盾。”［10］（P358）因此马克思远远超越了费尔巴哈的视界，意识到必须揭示存在于颠倒的观念背后的现实矛盾，意识形态批判必须深入到对意识形态以之作为前提的颠倒的现实之内在矛盾的批判。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接续并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思想。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得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结论，“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属神的本质之秘密，就是属人的本质”［12］（P349），第一次在唯心主义链条上打开了缺口。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11］（P199），这一典型的费尔巴哈式的表述，表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宗教批判思想的接续。但马克思进一步将对宗教的批判引向对现实社会存在的批判，突出颠倒的意识背后颠倒的世界的存在。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相反，但人不是社会的抽象存在物，人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11］（P199）。因此，对宗教的批判是对颠倒的世界批判的胚芽，在“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11］（P200）成为必要的和重要的，宗教批判从对“副本”的批判推进到对“原本”的批判。

基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复杂性，对其进行解读不能拘泥于具体语词的使用。克罗茨纳赫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思想的基本要素——“颠倒”“意识”已经确立，只是缺乏明确的概念形式。这一时期的黑格尔国家观批判和青年黑格尔派宗教观批判可被视为隐性的意识形态批判。

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初步形成阶段：“异化了的社会意识”

对法的关系、国家形式的初步研究使得理解市民社会即物质生活关系的重要性凸显，而对市民社会的探讨，必须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将逻辑出发点从客观精神转向市民社会，马克思转而集中精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探索独立的思想道路，逐渐形成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的思维框架。

其一，意识形态生成的方法论批判。对黑格尔哲学颠倒特性的指认，吸引马克思进入其真正诞生地即《精神现象学》找寻奥秘。《精神现象学》中意识的诸形态如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高尚的意识、卑贱的意识等在黑格尔看来都是精神异化的表现形式。对于马克思所要开展的市民社会批判而言，黑格尔的精神异化思想潜在地包含了一切批判要素，但异化的主体是纯粹抽象思维，辩证法的光华依然束缚于思维本体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观进行了批判。在黑格尔那里，人被看作是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11］（P321），实质是以抽象思维的异化代替现实异化。《精神现象学》中出现的各种异化形式，究其实质不过是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分析异化现象的理论本身陷入异化，“本来应该具有批判精神的黑格尔哲学本身也成了容纳一切意识形态的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13］（P46-47）。

《神圣家族》进一步揭露产生上述悖谬的方法论秘密。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在鲍威尔主编的《文学总汇报》中被运用到了极致。“批判的批判”（即《文学总汇报》的批判）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却处处只看到范畴，用范畴的形式占有整个现实世界，再用这些范畴重新创造世界，简直是一种“奇迹”。“奇迹”的秘密正是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的秘密：从现实的果实如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品”这个一般的概念，进一步想象“果品”这个抽象观念是现实的果实如苹果、梨、草莓、扁桃的真正本质，各种特殊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存在，是“果品”这一抽象本质总和中的各个环节。鲍威尔将“批判的批判”发展到“绝对的批判”，在历史观上陷入荒谬空洞。在《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他运用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将真理视为被意识到了的真理，并得出人类历史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的荒谬结论。马克思批判鲍威尔不过是运用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思辨的技艺，将现实的、客观的链条转变成纯粹观念的、主观的链条，将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化为纯粹的思想斗争［14］（P288），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14］（P291）。

其二，意识形态现实经济基础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揭露国民经济学内在的二律背反开始，将异化概念运用于国民经济学批判，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初步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的现实经济基础。国民经济学内在的二律背反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论与工资规律的矛盾，前者让劳动产品归属于劳动者，后者让劳动者获得劳动产品中最低限度的部分。从这一经济事实出发，马克思将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东西称为“异化劳动”，并得出结论：私有财产表现为异化劳动的原因，但事实上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原因。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劳动都是私有财产的运动，都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表现。作为生产的特殊方式，在异化劳动普遍化的情况下意识领域生产的异化同样具有普遍性。包括宗教、法律、道德等在内的具体意识形式，“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1］（P298）。这一阶段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类意识”“类存在”等术语依然束缚着马克思。马克思将社会意识称之为“类意识”，类意识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类存在在类意识中得到确证，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14］（P188）。由于异化劳动的普遍性，普遍意识发生异化并与现实生活相对，这种异化了的普遍意识就是意识形态。

《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深入现实经济生活及其表达——物质利益中寻找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首次在意识形态批判方面超越了费尔巴哈。“‘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4］（P286）意识形态的形成首先基于以个别利益冒充普遍利益的现实需要，是少数人组成的、有限的群众的利益在观念上的表现冒充为体现普遍的群众的现实利益的观念。马克思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例，说明它是试图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阶级赋予自己的利益以普遍性形式的结果，表现为力图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装饰自己即将取得的利益的“热情的花朵”。《神圣家族》在某些地方依然保留了“异化”概念，表明意识形态批判的独立思维框架尚待最终确立。在几个月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 “《提纲》”）中，“实践”取代“异化”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范畴，表明《神圣家族》已经处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正式形成的前夜。

四、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正式形成阶段：“颠倒的社会存在的观念形态”

1845年2月马克思来到布鲁塞尔，先是写下被誉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提纲》，确立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实践原则，接着与恩格斯共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未完成的重要著作中，马克思首次系统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表述了自身的理论立场即唯物史观，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正式形成。

文本形式上，《费尔巴哈》章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思想内容上，一般认为该章是全书中最重要最具学术价值的一章，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和对唯物史观的论述正是在这一章中集中呈现。这双重因素导致学界在探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时，偏爱在《费尔巴哈》章中找寻文本资源。笔者认为，虽然这种做法在一般性的理论阐释上是不错的，但就呈现马克思理解意识形态的复杂思想过程及其内在环节而言，这样的文本选择无疑是粗疏的、不完备的。就写作顺序而言，在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主体内容的三章中，《圣布鲁诺》章、《圣麦克斯》章的写作在前，《费尔巴哈》章的写作在后。就思维进路而言，《圣布鲁诺》章与前一阶段的文本《神圣家族》存在直接接续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圣布鲁诺》章中完成了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曾紧紧束缚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襁褓被抛弃。麦克斯·施蒂纳的唯一者哲学是“黑格尔主观主义化的最终极限”［15］（P58），代表了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极端形式。《圣麦克斯》章对施蒂纳唯一者哲学批判的完成标志着对狭义理解的意识形态——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所导向的历史唯心主义批判的完成。施蒂纳以他关于人的精神发展阶段“儿童-青年-成人”的描述为“唯一者”全部历史的原型，以此出发编造历史，得出黑格尔主义者统治非黑格尔主义者、思辨哲学家统治历史的荒谬结论。马克思之所以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批判施蒂纳，根源于其思想极端突出的意识形态性。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正是施蒂纳将自我意识原则推演至极端的程度，但他却自以为已经超越德国思辨哲学，“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16］（P263）。施蒂纳正是在这最接近揭露德意志意识形态虚伪性秘密来源之处重新堕入德意志意识形态怀抱。为此，马克思不无惋惜地评价：“他是这种虚伪的受害者，其实他本应该从这种虚伪中得出相反的结论来的。”［16］（P331-332）

批判施蒂纳唯一者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由此完成对狭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更在于这一批判实质性地推动了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正是在后一批判中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出现了从狭义向广义的转变，以及对广义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完成。施蒂纳将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费尔巴哈主义者，从而使他们不得不从以前的黑格尔哲学遗产中摆脱出来，来阐明他们自己独特的立场”［17］（P23-24）。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对宗教的批判已经将矛头指向宗教生成的世俗基础，但他“却没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这种基础提出疑问”［18］（P126-127）。洛维特精准地把握到了费尔巴哈宗教人本学批判的局限性及其与马克思理论立场的本质区别，“费尔巴哈只想揭示宗教的所谓尘世果核，而对于马克思来说，重要的是沿着相反的方向从对尘世生活关系的历史分析出发阐明在此岸的关系中什么困乏和矛盾使宗教成为可能和必需”［18］（P471）。

将马克思视为费尔巴哈主义者是对马克思这一阶段思想性质的误判。事实上，在此前的《提纲》中，与费尔巴哈的区别已经作为本质重要的方面被提出，费尔巴哈哲学被列入旧唯物主义行列加以批判，“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14］（P499）。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因此获得了广义理解，主观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所导向的历史唯心主义被统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即“一般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确立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使得马克思在存在论根基层面彻底清算自身此前哲学信仰、理解与批判意识形态成为可能。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现实社会生活出发考察意识形态的生成与存续。意识是社会存在物，实质是社会意识，其发展状况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关联。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分工形式的变迁，当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出现，“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4］（P534）。分工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些思想家，专职从事为统治阶级利益辩护的精神生产，被马克思称为“意识形态阶层”。意识形态阶层以将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装扮成普罗大众的一般利益为己任。意识形态是旧式分工的产物，其形式的颠倒性反映的是社会生产中的实质性的颠倒和矛盾状况。

不再停留于研判意识形态的真实或虚幻，而是深入挖掘意识形态生成的世俗基础内在的颠倒和分裂，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存在论批判基调得以确立：“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4］（P525）在这一“从人间升到天国”的考察路径中，马克思得以借助“照相机隐喻”说明意识形态颠倒特性的存在论根源，完成了对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14］（P525）

五、结　语

在马克思自身的理论架构中，意识形态是在存在论维度上加以理解和批判的。这一理解视域的确立与其学术旨趣密切相关。“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4］（P519）正是经由摆脱意识形态襁褓束缚、探索独立思想道路的艰难而复杂的过程，马克思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澄明了被抽象认识论所遮蔽的人类历史，完成了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的存在论革命。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尹保云.“虚假的意识”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J］.学术界，2000，（6）.

［3］俞吾金.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4］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M］.王谨，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2］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M］.管士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7］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M］.赵莉，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8］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M］.李秋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责任编辑：伍洲慧］

唐晓燕，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浙江杭州 3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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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434（2016）07-0001-05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逻辑进程”（15NDJC212YB）；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项目“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建构逻辑的生成与发展”（2016CYB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