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及其总体性特征
——《巴黎手稿》新诠

刘祥乐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及其总体性特征
——《巴黎手稿》新诠

刘祥乐

现代性批判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总问题”，在《巴黎手稿》中呈现为一个内在贯穿的总体。马克思将对现代性的“原本”即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的批判与对现代性的“副本”即现代性的观念论的批判内在关联起来，使其呈现为一个纵向的相互勾连、相互贯穿的总体；同时，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实现了跨学科视域中的相互关联、相互克服，使其呈现为一个横向的相互勾连、相互贯穿的总体。正是这种双重的总体性特征不仅勾画出《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所作的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特征，而且凸显出《巴黎手稿》作为内在贯穿的总体性文本的基本特质。这对于重新定位《巴黎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中的地位、抵制在现代学科分化的背景下“肢解”《巴黎手稿》的学科还原主义解读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巴黎手稿》；现代性批判；总体性

在现代学科建制分化的背景下，人们往往囿于专业“规训”的狭隘视角将原本具有总体性特征的文本、理论进行“肢解”分析，这种学科还原主义的解读策略其结果必然造成对这些文本、理论中内在关联的隐性逻辑的遮蔽，《巴黎手稿》就是其一。在以往的阐释史中，《巴黎手稿》被解读为所谓“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造成了文本所内涵的总体性思想的流失，更为严重的是遮蔽了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进而导致对《巴黎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中的误判。所谓“两个马克思”“不成熟论”“成熟论”和“顶点论”无不是这种解读策略的理论表征。只有以一种总体性的思想视域置于马克思思想的“总问题”即现代性批判中，我们才能抵制学科还原主义解读策略，由此透视《巴黎手稿》中内在贯穿的总体性特征以及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重新评估《巴黎手稿》的意义和价值。

一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作为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和存在论状况的批判是以对资本的现代性现象学批判①“现代性现象学”这一概念较早由学者俞吾金提出，就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现代性批判的方法及其所昭示的对资本现代性的“还原”以及对现代人之生存的存在论分析而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现象学批判”，它具有存在论批判的性质。具体可参见俞吾金等：《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和以对现代人的异化生存状况的揭示和批判的形式展开的，而这一批判始终关联着对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修辞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各种共产主义思潮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可以说，马克思的“总问题”即现代性批判的范式雏形正是形成于《巴黎手稿》。这一根本范式由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和现代性的观念论批判这两种内在本质相关的批判形式或论域构成，而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和现代性的观念论在根本上说存在密谋同构的关系，它们相互勾连、彼此拱卫，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支柱。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都服膺于认识和揭示资本现代性的历史过程的总体，根本就不存在各自孤立的、相互隔离的存在论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它们同属于现代性的历史整体［1］（P88-89）。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首先以对资本的现象学批判和对现代人的生存异化状况的批判初步确立了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范式，为其展开对现代性的观念论批判、揭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隐性关联提供了一种统摄性的总体性思想视域。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存在论的批判是以对资本的现代性现象学批判的形式展开的。正是在对资本的现象学进行“还原”的过程中，马克思首次揭示了现代性的存在论的规范基础和内在逻辑——资本，在对资本的总体的历史发展的透视中揭示出资本即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的历史变迁及其内在历史限度。马克思悬搁国民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立场（对私有财产的无批判地认同）并从私有财产构成要素的历史性变迁中实现了对作为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的资本的“本质还原”。首先，马克思指出随着私有财产的运动，资本与地产之间实现了一种存在论基础的“主奴关系辩证法”——地产这一“不自由的资本”必然卷入到资本这一“自由的资本”运行之中，地产的地缘属性和政治属性也必然被资本的抽象原则所蒸发，从而让位于资本的单纯统治。这样，私有财产的关系也就由此纯粹化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资本取代地产成为私有财产运动的纯粹表现形式，亦即资本成为“现代之子，现代的合法嫡子”［2］（P70）。其次，马克思指出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的历史性变迁不仅体现在资本取代地产成为“现代之子”的颠倒中，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为支配与其处于私有财产另一极的现代抽象劳动以及作为抽象劳动人格化的工人、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的绝对统治力量，从而完成了对作为纯粹私有财产的人格化的“资本化”。这无疑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颠倒和抽象，而这正是资本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支配原则、资本发展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力量的展现和投射，资本由此构成现代性的规范基础和内在逻辑，亦即它颠倒为“现代之母”。最后，马克思不仅指认了资本由“现代之子”到“现代之母”的转换和颠倒，而且深入到社会关系这一最本真的“现象”层面，以现象学的视域和方法“还原”了劳动与资本的本质关系，以“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2］（P21）的本质追问切入到对资本的内在历史限度的揭示。马克思指出，在国民经济学家视为天然合理的私有财产关系中实际上潜在地包含着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而它们之间的对立一旦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2］（P67），也就将作为现代性的存在论建制的资本的内在历史限度“还原”为与其处于私有财产的对立关系中的主体形式——抽象劳动。这样，马克思就在对资本由“现代之子”到“现代之母”的历史性变迁及其内在历史限度的指证中完成了资本的现代性批判，初步奠定了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范式，并为其展开对现代性的观念论批判确立了一种总体性的思想视域。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揭示和批判了由资本所普遍贯穿和统摄的现代人的异化生存状况，这一批判与资本的现代性现象学批判同属于马克思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范式。首先，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层面解释了现代社会最为本质的异化形式——劳动异化。资本是现代性存在论的根本建制和绝对统治力量，就在于它对于其来源的现代劳动的支配和宰制。这不仅表现为工人与其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他人及其类本质的异化，而且表现为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同样处于资本原则的异化奴役之中。其次，马克思不仅从经济关系层面揭示了现代人的劳动异化状况，而且也揭示了从劳动异化中产生的现代人的需要异化这一“经济事实”。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需要异化不仅体现在需要的两极化和敌对性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互为手段、相互敌对以及需要本身的片面化、功利化和强制性之中。最后，马克思揭示了由资本的普遍原则所统摄下的现代人的交往异化状况。马克思指出作为“总体性的存在物”，人通过彼此之间的劳动活动和产品的交换所实现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是“社会的、类的行为”，但是在资本逻辑的强制统摄下，不仅私有者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私有者与其支配物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敌对异化的社会关系，而且交换的中介本身甚至彼此进行交换所使用的语言在资本私有制的交往关系中也发生了异化，成为一种外在于人本身的异己的存在。可以说，在《巴黎手稿》中现代人的劳动异化、需要异化和交往异化揭示了现代人最为基本的生存格局，深化了资本的现代性现象学批判，与后者一起共同构成马克思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范式，为其展开对现代性的“观念论副本”的批判奠定了基础。

二

对资本的现代性现象学批判和对现代人的生存异化状况的批判这一存在论批判的路径中，实际上内含着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它们共同构成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根本范式和基本论域。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各种共产主义思潮和黑格尔哲学派生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之中，资本现代性的存在论内涵和历史限度决定了各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观念论规定和历史限度。而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个人正在受抽象统治”这一存在论事实的现象学还原和“本质颠倒”隐秘地揭示和批判了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修辞的各种观念论的历史限度，从而使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呈现为一个纵向的内在关联、相互贯通的总体性思想视域。首先，马克思以对资本的内在历史限度和现代人的异化生存状况的批判，驳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这一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和异化劳动的“经济事实”所采取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立场；其次，马克思以对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的历史发展阐明了资本私有制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而批判了各种共产主义思潮抽象否定资本现代性的片面性；最后，马克思以对作为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的资本的绝对统治权力的指证以及异化劳动的“经济事实”的客观性揭示，指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性、形式性和虚假性。由此，马克思也就在对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的基础上揭示了这三种意识形态与资本现代性所达成的“同谋”的隐密本质。

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修辞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各种共产主义思潮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又不能不同时是对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3］（P550-551）在资本现代性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植根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之中，而且通过构造各种“虚假意识”和“虚伪意识”，实际上无批判地内在巩固着资本现代性的绝对统治。首先，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和异化劳动的“经济事实”所采取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立场，实际上是无批判地认同和维护资本的绝对宰制和现代人的异化生存状况，将其看作永恒的人类状况和现代人的“原罪”；其次，各种共产主义思潮在无批判地默认现代性有关自由平等的抽象政治诉求的前提下对资本现代性所采取的抽象否定立场，实际上是潜在地与资本现代性达成隐性“同谋”；最后，黑格尔辩证法对现代劳动即抽象——异化劳动的积极肯定及其对于扬弃异化的抽象性和形式性理解，实际上同样是在确认资本现代性的绝对统治权力的情况下与其达成和解和妥协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因此，马克思针对这三种在资本现代性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和存在论状况的间接批判。正是因为在资本现代性中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性的存在论建制之间的密谋同构，所以对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的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修辞的批判，而“除非资本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双重‘魔法’能够同时被彻底解除，否则的话，其中的任何一种魔法都不可能被真正解除。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必然要成为一个双重任务，或者毋宁说，它根本上就是同一件事情，而不是可以彼此区分开来的两件事情”［4］。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以其对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总体性批判，开启了真正具有马克思范式意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序幕。这一革命性的范式的开创使马克思既与停留于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现代性批判的社会批判理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以及后现代思潮根本划界开来，又使马克思与当今“目的论”的学科还原主义解读策略区别开来。用学科还原主义解读策略来解读《巴黎手稿》，我们看到的只是所谓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彼此外在、互不相关的并列对峙，由此将三者内在贯通起来的现代性存在论批判的总体性统摄视域及其出场的历史语境遮蔽了。而当我们以马克思总体性视域展开对《巴黎手稿》重新审视时，马克思现代性的双重总体性批判——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根本范式和马克思的“总问题”就由此凸现出来，《巴黎手稿》的“经济学-哲学”语境才能真正向我们敞显，《巴黎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中的意义才能得到正确评估。

三

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是一种总体性的批判，他将各个不同的专业学科批判性地贯穿起来并将其熔铸为一个跨学科性的具有内在关联的统一性的思想整体，使其失去了独立的“专业”属性和意义，而是从属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这一“总问题”。在《巴黎手稿》中，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思潮和黑格尔哲学作为现代性的观念论“副本”，彼此相互克服、相互补充，共同形成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的思想视域，使《巴黎手稿》成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第一个总体性的文本。对于这一总体性的思想视域的重审，不仅对于抵制“肢解”马克思的学科还原主义解读策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强调从思想总体上重新定位《巴黎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中的地位具有重要价值。

卢卡奇曾指出，对于马克思来说，“归根到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1］（P80）。在《巴黎手稿》中貌似彼此支离、不相关联的学科专业都获得了跨学科资源的支撑，共同服膺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这一基本论域。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问题的这种新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着问题的解决［2］（P63）。正是这一问题的新提法使马克思指证了作为现代性的观念论“副本”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思潮和黑格尔哲学面对现代性及其异化状况所表现出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从而获得了辩证地批判这三种意识形态的超越立场。同时，马克思将这三方面的批判熔铸为一个内在贯穿的总体性的思想视域，使它们彼此相互克服、相互扬弃，从而构成一个内在勾连的整体——总体性的现代性批判。

其一，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获得了作为总体性思想视域中的黑格尔哲学和共产主义思潮的支撑，使之成为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和共产主义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价值论，但却无批判地将资本（私有财产）作为先定的事实，将劳动仅仅看作谋生手段，现代人的异化生存状况完全处于它的视野之外，对待资本现代性只是采取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立场。而马克思通过借助黑格尔哲学的“积极环节”（过程性、中介性意识及其“扬弃”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批判立场实现了在总体性思想视域中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透视。正如博蒂热利所说：“马克思是作为社会主义者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他把私有财产的扬弃看作人类解放的条件。”［5］（P256）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产物是现代人的异化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表现，但国民经济学却无批判地将私有财产作为前提，对于抱持社会主义立场主张“人类解放”的马克思来说，它只不过是充当了资本现代性的虚假意识形态，理应受到批判，所以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这一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诉求。可以说，克服现代市民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是马克思研究和批判国民经济学的先行前提和基础［6］（P71），由此马克思揭示出被国民经济学所遮蔽的异化状况并展开了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另外，作为“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的“异化辩证法”的“积极环节”的扬弃和中介思想也同样参与到对国民经济学非批判地对待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之中。黑格尔的“异化辩证法”以抽象思辨的形式表达了国民经济学所揭示的现代劳动的本质以及异化劳动的观点，同时它又主张扬弃异化，而这样一种关于人的自我异化的辩证见解实际上就超越了国民经济学对待资本现代性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立场，因此被马克思作为“积极环节”用来批判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同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其二，马克思对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获得了作为总体性思想视域中的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支撑，使之成为对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批判。各种共产主义思潮虽然同马克思一样批判和否定资本私有制，但它并未辩证地理解资本现代性的性质，而只是达到了对它的抽象否定，所以并不构成对资本现代性的真正克服和超越，它关于自由平等的现代性理念也只不过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通过借助黑格尔哲学的“积极环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私有制发展规律的揭示实现了在总体性思想视域中对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性透视。拉宾指出，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把哲学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观点综合成为一个在性质上新的整体——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共产主义思想，从各个方面对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进行论证，是这一过程的轴心”［5］（P1），共产主义作为资本现代性的“反题”，构成各种共产主义思潮和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鹄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现代性现象学批判揭示了资本私有制的发展规律，阐明了资本作为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以及资本私有制作为现代性的制度形式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共产主义思潮只是看到了由资本现代性“座架”下的现代人的异化生存状况这一消极层面，却没有洞见到资本现代性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指证了共产主义的真正含义，即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从而批判和超越了抽象否定资本现代性的共产主义思潮。另外，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环节”的扬弃和中介思想也同样内在地构成马克思批判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的思想因素。黑格尔的“异化辩证法”以抽象思辨的形式表达了对资本现代性的辩证理解，主张通过扬弃资本私有制这一必要的中介和过程达到实践的人道主义即真正的共产主义，而这样一种关于历史的辩证运动观念同样被马克思作为“积极环节”吸纳到用来批判共产主义思潮的非历史的片面立场之中。

其三，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获得了作为总体性思想视域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的支撑，使之成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共产主义批判。黑格尔的“异化辩证法”虽然揭示了现代劳动的主体本质，并以其“积极环节”超越了国民经济学和共产主义思潮对待资本现代性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立场，但是它关于“异化”及其“扬弃”的抽象性和形式性理解，暴露出批判资本现代性的虚假性，因此，它同样没有实现对资本现代性的真正批判。而马克思通过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实践诉求实现了在总体性的思想视域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透视。正如博蒂热利所说：“因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作了社会主义的批判，他才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实矛盾出发，在人的生产活动中而不是在绝对中把握异化的根源。”［5］（P272-273）资本现代性中的异化是现实的社会异化状况和现实的物化经济关系，黑格尔的“异化辩证法”虽然以抽象思辨的形式把握到这一现实的异化，但它最终将其视为“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扬弃异化就蜕变为在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中达成“合题”，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沦为“肯定性的辩证法”即“伪辩证法”，它实际上对资本现代性采取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立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现代性现象学批判揭示了现代性中现实的社会异化状况和异化经济关系，指明了扬弃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必然性和现实性。另外，共产主义思潮批判现代性的共产主义立场和政治实践诉求也同样内在地参与到马克思指证黑格尔哲学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幻象的过程中。共产主义思潮通过对资本现代性中现实的异化状况和异化经济关系的批判而提出的扬弃现实异化的政治实践本质超越了黑格尔辩证法关于现代性的抽象性和形式性理解，同样成为马克思用以批判作为现代性的虚假意识形态的黑格尔哲学的跨学科资源。

四

资本现代性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呈现为一个内在巩固的总体性结构，决定了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必然相互拱卫，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内在支柱。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都指向资本现代性这一总体，既将现代性的“原本”与“副本”之间的关联揭示出来，又开创了一种总体性的现代性批判范式，而且将现代性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内在的总体性关联揭示出来，即它们作为资本现代性的“同谋”都从属于资本现代性这一总体，共同参与到对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的虚伪辩护中。因此，对它们其中一种的批判又不能不同时是对它们三者的批判；反之亦然。而马克思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之相互克服、相互补充，首次实现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贯穿，由此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思想视域，凸显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的方法论特征。因此，有别于“目的论”的学科还原主义将其分解为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从而“肢解”马克思的错误解读策略，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这一“总问题”下，三大专业学科实现了内在有机的整合统一，共同构成“一块整钢”。可以说，《巴黎手稿》“改变了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所表现的三者分离状态，试图把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论证、相互补充的整体”［7］（P175），而这正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所昭示的总体性思想视域。《巴黎手稿》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第一个总体性文本，从其所开启的现代性的总体性思想视域和特征来看，可以称《巴黎手稿》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正是在延续《巴黎手稿》中的总体性批判路线的基础上得以展开和发展的，两者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断裂”。

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的“总问题”，同时构成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任何有关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只有在这一总体性的思想视域中才能得以真正澄明。正如我们将《巴黎手稿》置于其现代性批判的视域中才能揭示出内在相关性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总体性的内在关联，从而破除所谓“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神话一样，我们也只有在这一总体性的思想视域中，才能揭示出马克思总体性的批判理论的真实的历史语境，进而在“文本”与历史、实践的“互文”中呈现一种马克思思想解读的“视域融合”。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J］.学术月刊，2006，（2）.

［5］中央编译局马恩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6］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M］.尚晶晶，李成鼎，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7］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伍洲慧］

刘祥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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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434（2016）07-0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