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家塾读诗记》的编撰、流传及学术渊源

李　洪　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文学院，北京 100024)



《吕氏家塾读诗记》的编撰、流传及学术渊源

李洪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文学院，北京 100024)

《吕氏家塾读诗记》是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的集解体《诗经》注释之作，此书应经过前后两次编撰，流传版本也有不同系统。《读诗记》的编撰特别强调从传统训诂入手，秉承中原文献之传，纠正学术空疏之弊，从汉唐古训、庆历元祐之学到时贤之言，皆能兼容并蓄，成就为一部相对客观、全面反映宋代《诗经》学研究成绩的文本。

《吕氏家塾读诗记》；吕祖谦；南宋文学；《诗经》学史；版本学

在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注疏诠释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吕氏家塾读诗记》(以下简称《读诗记》)是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的一部，此书采取集解形式，体例独具匠心，博采众家之说，在当时及后世都颇有影响。本文对《读诗记》编撰情况、版本流传以及学术渊源诸问题略作考述，以凸显其在宋代《诗经》学史上所具有之重要价值。

一、《吕氏家塾读诗记》的编撰与流传

关于《读诗记》的编撰情况，可以根据吕氏本人及弟侄友人之记载略作梳理。

据吕祖谦侄子吕乔年编定的《年谱》记载，淳熙元年正月，“(吕祖谦)以韩尚书元吉守婺，散迁诸生，始编《读诗记》”。淳熙三年“七月十日，迁塾于右司宅，复编《读诗记》”。淳熙六年“复修《读诗记》”[1]附录1。而根据吕氏《庚子辛丑日记》记载，吕祖谦从淳熙七年正月四日开始记录自己“修《读诗记·唐·无衣》”，此后基本是一天修《大事记》，一天修《读诗记》，少有间断。至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吕氏去世前夕，修“《公刘》一章”而止。

而据其弟吕祖俭所撰《圹记》所述：“公所为书，有《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卷，参取毛、郑众氏之说，而间出己意。其后更加刊定，迄于《公刘》之首章。”[1]附录1《丽泽论说集录》是吕祖谦论经史诸说之集录，吕乔年题记说：“伯父太史说经，唯《读诗记》为成书，后再刊定，迄于《公刘》之首章。”[2]由此可见，《读诗记》是先成书，再刊定。

此外，吕祖谦有与潘叔度书信曰：“某旬日以来编《诗》，少曾出户，今日已断手矣。”其中明确提到所编之书已经完毕。具体时间可以略作考证。《东莱吕太史别集》共收录三十一首吕祖谦《答潘叔度书》，此前一首提及“鹅湖之会”，时间在淳熙二年五月以后，此后两首一提及“李寿翁改婺”，一提及“《实录》一两月间进书”，时间皆在淳熙四年春。而且此书信言及“侍傍小从容，甚善。到官之初，弥缝裨赞不可阙人，而久不与事物接。旁观酬酢之纷纭，亦可为观省之助也”云云，应是指淳熙三年吕氏获悉以秘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与修《徽宗实录》一事，又有所谓“闻重阳后归，所怀并俟面尽”的说法[1]493-494。因此，综合来看，此书信的写作时间应在吕祖谦前往临安任职修《徽宗实录》之前，大概应在淳熙三年九月左右。

在《读诗记》卷二十六《公刘》首章之后，又有吕祖俭按语提及此书之编撰情况，曰：“先兄己亥(淳熙六年)之秋，复修是书，至此而终。自《公刘》之次章，讫于终篇，则往岁所纂辑者，皆未及刊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诸家之未次先后，与今编条例多未合。今不敢复有所损益，姑从其旧，以补是书之阙云。”[3]642

综合以上诸说，《吕氏家塾读诗记》应有前后两编本，初编本从淳熙元年始编，淳熙三年复编，至九月左右编完。但这一稿应是初稿，吕祖谦于淳熙六年开始又加修订，至淳熙八年病卒，止于《公刘》首章。有学者认为，淳熙元年正月始作第一稿，淳熙三年七月十日复编第二稿，直到去世[4]。并不够确切。因为初编本称之为“编”，而修订本称之为“修”，无论是《年谱》所载还是吕祖谦本人提及时都是如此，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吕祖俭也明确说“先兄己亥之秋，复修是书”，说明吕祖谦对初编本进行重新修订的时间就是淳熙六年。

从版本流传情况来看，《读诗记》在当时就很受重视，多有刊本流传。(1)丘宗卿刻江西漕台本。吕祖谦去世后的第二年，其弟吕祖俭将《读诗记》书稿交给吕祖谦的朋友丘宗卿(丘崈)，刊刻于江西漕台。这个版本有朱熹的序和尤袤的跋，又是吕祖俭直接交付的书稿，因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版本。此本有国家图书馆藏本，原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半页九行，行十九字，后刻入《四部丛刊续编》。(2)建宁刻本。据尤袤为丘刻本所作跋记载：“今东州士子，家宝其书，而编帙既多，传写易误，建宁所刻，益又脱遗。其友丘漕宗卿惜其传之未广，始锓木于江西漕台。”[5]231说明在丘宗卿刊刻之前，在福建建宁已有刻本，但有“脱遗”之处。查清代《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有《东莱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二函十六册，未著录行款字数，为明项元汴家藏，注明属闽中旧刻，有学者认为即是建宁刻本。《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著录有两部宋本，皆为巾箱本，二函十六册。其中后一本每版十四行，每行十九字，《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推断“或即尤《跋》所云建宁刻也”。(3)《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著录两宋本中的前一本，有朱熹序、尤袤跋，每版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与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吕氏家塾读诗记》行款字体大致相同，应属于同一系统[6]。与此本相似的还有今国家图书馆藏原为毛氏汲古阁、丁氏持静斋所藏的两个本子。(4)南宋时另有眉山贺春卿刻本。虽有魏了翁为其所作的后序流传于世，并不见于历代著录及传本。《四库全书总目》曰：“时去祖谦没未远，而版已再新，知宋人绝重是书也。”[7]由此可见，《读诗记》在当时确实被多次刊刻，广为流传。

《读诗记》历代著录及流传版本的卷数，皆为三十二卷。唯《圹记》中说：“公所为书，有《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卷。”[1]附录一附录卷第一另外记载了明代傅氏重刻《读诗记》，陆釴作序曰：“吕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刘》以后编纂未就，其门人续成之。”[5]233两处所记卷数与所传版本不同。关于后者之说，《四库全书总目》推断说：“釴所云云，或因戴溪有《续读诗记》三卷，遂误以后十卷当之与？”[7]其实从《四库》所收的刻本来看，是三十二卷无疑，则陆氏所云，可能是传刻之误。至于陆氏所说的“编纂未就，其门人续成之”云云，据吕祖俭在《公刘》首章后的说明，结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说法：“自《公刘》以后，编纂已备，而条例未竟，学者惜之。”[8]以及上文我们对《读诗记》编撰过程的考证，足以证明是陆氏的误读，《读诗记》固然未能最后修订完善，但有初编本在，绝非其门人续编而成。关于《圹记》中所说的“三十卷”问题，有学者认为应是《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初编本，也即是尤袤跋所言“建宁所刻”，所以才有“脱遗”之说[3]前言。

二、《吕氏家塾读诗记》的编撰宗旨

《读诗记》并不是纯粹的阐释经典的学术成果，而与吕氏讲学课徒的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吕祖谦曾长期于朝廷官学与私学书院教授弟子，影响广远。官学方面，乾道五年，吕祖谦除太学博士，八月，添差严州学教授，史载：“铎音大振，士由远方负笈者日众，泮宫至不足以容之。”[9]私学方面，乾道三年，吕祖谦在明招山建立精舍，“学子有来讲习者”，乾道四年冬，授业曹家巷，乾道六年以后，丽泽书院成为吕氏讲学的主要场所。

对于《读诗记》的考察，需要特别注意其面向课徒讲授的编撰目的。可以说，吕祖谦编撰《读诗记》的目的，即在于提供一个相对客观、全面反映《诗经》学研究成绩的文本，以用于《诗经》之教育教化。书名为“家塾读诗记”，可见端倪。吕祖谦自己也曾有过明确的说法，他在《与朱侍讲》中说：“《诗说》止为诸弟辈看，编得训诂甚详，其它多以《集传》为据，只是写出诸家姓名，令后生知出处。”[1]435又说：“如《诗》解多是因《集传》，只写出诸家姓名，纵有增补，亦只堪晓童蒙耳。”[1]439

从现存的课程讲义与弟子所记来看，吕祖谦对《诗经》素有研究和讲习，在课徒教授过程中，《诗经》是其教育弟子的主要典籍。现存吕氏授徒讲学的《己丑课程》中，主要的讲述内容就是《周易》与《诗经》，《门人周公瑾所记》及《己亥秋所记》中，讲解《诗经》也是主要内容，后人汇集的《门人所记诗说拾遗》更是吕祖谦讲授《诗经》的资料汇编，与《读诗记》合观，当能见其《诗经》学教育思想与成绩。

吕祖谦对于初学者研习经典，强调从传统训诂入手，这是他一贯的看法。例如，他曾对朱熹讲过：“诸先生训释，自有先后得失之异。及汉儒训诂不可轻，此真至论。盖差排牵合，轻议下视之病，学者每每有之，诚当深戒。”[1]410他教导朱熹的儿子，也是采用这一方法，“令嗣到此半月，诸事已定叠，朝夕潘叔度相与切磨，势不容懒。某亦数数提督之，见令编书疏训诂名数。盖既治此经，须先从此经历过。”[1]415

因此，《读诗记》体制上的突出特点与其观点是相适应的。比如，体例完善，内容丰富；兼容并蓄，不专主一家；重读诗之法，引导初学，等等，不一而足。可见《读诗记》的撰述，目的在于继承传统《诗经》学的成果，总结宋代《诗经》学的成就，形成持平融通之论，矫正学风，用于教育，以期致用。

从时人及后人对《读诗记》的推崇，可以看出《读诗记》的编撰达到了其最初的目的。朱熹在《答潘文叔书》中曾说：“《诗》亦再看，旧说多所未安，见加删改，别作一小书，庶几简约易读，若详考即自有伯恭之书矣。”[10]可见，朱熹认为《读诗记》的长处即在其详博，可为学者入门之参考。

如前所言，《读诗记》在吕祖俭请丘宗卿刊刻之前，坊间即已有建宁刻本，所谓“今东州士子，家宝其书”。而眉山贺春卿刻本也是“时去祖谦没未远，而版已再新”，说明《读诗记》在当时已颇受学者士子的欢迎。此后学者亦多将《读诗记》视作研习《诗经》的启蒙之作，比如刘光祖说：“庆元中谪居房陵，与其子讲说诸经，因笔记之。以其所问于《诗》为多，遂取吕氏《读诗记》尽观之，而释以己意，附《疑问》之后。”严粲也说：“二儿初为《周南》《召南》，受东莱义。”[11]刘光祖是略晚于吕祖谦的学者，“庆元中”距离吕氏去世的淳熙八年，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严粲之生活年代亦稍后于吕氏。可见成书不久，《读诗记》已经成为家塾之中士子研习《诗经》的重要入门书籍了。

三、《吕氏家塾读诗记》编撰的学术背景及其渊源

(一)学术背景

有学者评价《读诗记》，谓其“乃汉以来经学之正宗，唯亦正失宋学怀疑思辨之精神”[12]。此说看似有道理，实则未详考吕氏此书撰述之背景及意图。

宋学疑辨之风，固然能廓清前此之因循墨守，开出学术之新境界。但疑辨过甚，亦不免有弊端显露，学者往往一出己意，轻视前人之说，对于继承和渊源的关注有所削弱。吕祖谦对这一问题早有思考：“近时多忽传注而求新说，此极害事。后生于传注中，须是字字考始得。”[1]729《读诗记》正是针对这一学术风气而编撰，独特体例也是为纠正时弊而设，“今所编《诗》不去人姓名，正欲令人见元初说著”[1]721。

另外，集解体的兴起也适应了当时学术发展的需要。《诗经》集解体著作到北宋后期才出现，较早的应该是北宋末年吴纯的《三十家毛诗会解》，现已亡佚，吕氏《读诗记》也没有提及此书。在《读诗记》之前，比较接近集解体的则是李樗的《毛诗详解》。《读诗记》之后，受其影响，又出现了严粲《诗缉》、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等著作。宋代《诗经》集解体大兴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随着北宋《诗经》研究的发展，学者解诗各出己见，然后知诗不专见于毛、郑，学者们互出新意，“同异纷纭，争立门户”，以致使“学者无所适从”。要想深入研究《诗经》，常常不得不阅读几十家注本，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于是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集解体著作便应运而生。其二，集解体的兴盛也是由宋代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异族南侵之际，使中原地区不少著名的书香门第家破人亡，这些被毁灭家族所藏有的典籍也随之散佚殆尽。南宋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希望用集解体的方式来保存中原文献[13]。

就《读诗记》来说，这两个原因可以做进一步的考察。一方面，吕祖谦编撰此书，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上述“说《诗》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无复推让祖述之意，则学者无所适从，而或反以为病”的问题，为学《诗》者提供一个反映前代、当代研究成果，相对客观、足以采信的文本。如尤袤序中所言：“后世求诗人之意于千百载之下，异论纷纭，莫知折衷。东莱吕伯恭病之，因取诸儒之说，择其善者，萃为一书，间或断以己意。于是学者始知所归一。”[5]231因此，使用集解体的形式就是理所应当的选择。

另一方面，吕氏家族秉承中原文献之传，吕祖谦本人有着保存文献的自觉意识与责任，这也是其以集解体撰著《读书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读诗记》的体例是吕祖谦精心设计的，目的即是由此保存大量的前代文献。其一是广列众说，《读诗记》对各家诗说的引述数量远超同期著作，其中大多数都是北宋诸家诗说；其二是广泛搜罗三家诗说，通过对《经典释文》《汉书》《后汉书》《广川诗故》等的引述存留三家诗异文。

因此，《读诗记》的撰述，既与南宋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密切相关，吕氏试图通过对传统训诂的提倡，纠正当时学术过于空疏之弊，并适应了学术界对集解体撰述的需求。同时，也有汇聚文献、保存文献的自觉意识在其中。

(二)学术渊源

吕氏之学独得中原文献之传，既包括泛观广接、博采诸家、兼存并蓄的学术精神，也包括对庆历元祐之学术的直接继承。

后人梳理两宋《诗经》学史，往往以对待诗序之态度划分畛域，所谓废序、尊序，称为两派。有时不免简单对立之嫌。实际上，吕祖谦虽被看作尊序派，但《吕氏家塾读诗记》对于两派学者的研究成果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从其引述来看，涉及众家之说，均能兼容并蓄，并不以学术观点的差异而视而不见。可以说，《读诗记》是真正的兼赅众说、兼收并蓄之作。既包括其尊崇的毛、郑，也包括宋代《诗经》学的前辈与时贤，并不以学术观点的差异强分畛域。据学者统计，《读诗记》共引前人之说52家，前代文献62种，文学作品7种[14]。第一章《读诗记》所引述各家之说以及引用书目的数量在当时同类《诗经》注疏中是非常突出的。

论及《读诗记》的具体学术渊源，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带状疱疹是由潜伏在感觉神经节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被激活后引起的急性、病毒性皮肤病，当机体免疫力低下、失治误治、皮损面积过大时，带状疱疹愈后容易遗留PHN。现代医学治疗在疗程和疗效方面优势并不显著，同时因病程较长患者可能需要长期用药，而有些药物存在较大副作用，导致部分患者不能耐受而被迫停药[4] 。

1.推崇汉唐古训。吕氏治《诗经》特别强调汉唐古训，这是他有意识的学术追求，是对《诗经》学传统的自觉接受。目的之一就是借以矫正宋代《诗经》学发展到南宋后过于注重义理阐发、容易陷入空谈的弊端。《读诗记》中引毛传1 637条、郑笺1 366条、孔颖达疏1 603条，在所引诸家中位列前三，这也正说明吕祖谦《读诗记》的训释基础即是汉唐古训。当然，对于三者，吕氏的态度又有不同，他首重毛传，其次郑笺，孔疏大多是起补充作用，故而全书引孔疏1 603条，小注中占1 140条[14]。第一章吕祖谦推崇《毛诗》的解释，认为其大致都与古代的经传相合。《读诗记》卷一“训诂传授”引程氏曰：“西汉儒者有风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经虽未必皆当，然味其言，大概然尔。”附注又引述说：“汉如大毛公、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3]23在卷二《关雎》序后吕祖谦又下按语加以强调：“鲁、齐、韩、毛，师读既异，义亦不同，以鲁、齐、韩之义尚可见者较之，独《毛诗》率与经传合。《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余多知矣，是则《毛诗》之义，最为得其真也。”[3]29

除了毛传、郑笺、孔疏之外，《读诗记》的视野还是非常宽广的，有许多并不是《诗经》学主流的学者也得到吕祖谦的特别关注。比如卷一引《文中子》曰：“子谓薛收曰：‘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废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3]4并将其列为“纲领”之一，仅次于《论语》《孟子》之后。《读诗记》正文中六次引到《文中子》，作为非《诗经》注疏类文献，地位很突出。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文中子》所说的“其述《诗》也，兴废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与吕祖谦的思想甚为相合。吕氏曾经说过，如何看《诗》，重要的就是把《诗》当作史来看，究其兴废之由，观历史盛衰变迁，因此吕祖谦对王通以史观《诗》的思想观念是比较接受的。

2.继承庆历元祐之学。吕氏之家学传统，根柢在北宋庆历元祐之学。吕氏家族与庆历元祐诸子，如欧阳修、“二程”、司马光、张载、王安石等，无论从家族关系还是从学术联系上看，都是极为密切的，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受北宋诸子的学术影响。从《读诗记》来看，吕祖谦深受程氏、张载、欧阳修、王安石、苏辙等人的影响，也有自觉传承中原文献的学术与文化意识。

《读诗记》对于庆历元祐学者的诗说，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上述各家的引用数量都在数百条以上，表明了他们在吕氏《诗经》学视野中的重要位置。庆历元祐诸家解《诗经》，皆注重义理的阐发，《读诗记》所引“二程”、张载、欧阳修等诗说，多为诗义、诗旨之分析阐发。

吕祖谦对诗序的态度，比较持平谨慎，承续程颐等北宋先贤的观点，以遵从小序为主，这从《读诗记》的引述可以看出。

程氏曰：“学《诗》而不求《序》，犹入室而不由户也。”或问《诗》如何学。曰：“只于《大序》中求。”又曰：“国史得《诗》必载其事，然后其义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则说《诗》者之辞也。”又曰：“《诗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后之观《诗》者亦添入。”(《读诗记》卷一引)[3]13-14

吕祖谦持《小序》首句是当时国史所题，其下续申之词为后人附加的观点(如卷二《关雎》、卷三《鹊巢》所言)，这是受程颐等人的影响，但吕氏并不接受苏辙《诗集传》只留《小序》首句、删去下文的做法。“《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余多知矣，是则《毛诗》之义，最为得其真也。间有反复烦重，时失经旨，如《葛覃》《卷耳》之类，苏氏以为非一人之辞盖近之，至于止存其首一言而尽去其余，则失之易矣。”[3]29-30可见，吕祖谦对于庆历元祐诸名贤之诗说，多有承续，但又不是亦步亦趋，自有其钩沉弥合、谨慎立论之特点。

另如欧阳修解诗，“遍考《诗》《书》”[15]卷11，亦“旁稽史传”。以《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孟子》等经史诸子之记载与《诗经》相互参证，查考史实，以求《诗》之本义，辨正毛、郑之失，成就斐然。《读诗记》既能采择体现其解诗成果，又能借鉴其解诗方法，所获亦多。举例来说，《周南·葛覃》首章言：“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毛传曰：“葛所以为絺绤，女功之事烦辱者”，郑笺说：“葛者，妇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兴焉。兴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体浸浸日长大也。”[16]毛、郑所言不同，何者为是，后人有不同观点，大多是郑而非毛。欧阳修却以《葛覃》次章为内证，纠正郑笺，曰：“《葛覃》之首章，毛传为得而郑笺失之。葛以为絺绤尔，据其下章可验。安有取喻女长大哉？”[15]卷2欧阳氏此说，今人晁福林认为“实属卓见”，并引上博简《诗论》中“夫‘葛’之见歌也，则以絺绤之故也”以作证明[17]。而吕祖谦在《读诗记》中不仅不取郑笺之说，而且在毛传之外，唯独引述欧阳修此说以解释诗意，亦可见吕氏之卓识。

语词训诂与名物考订，不是庆历元祐诸家诗学的重心，但也时有令人豁然开朗的训释。《读诗记》引述各家之说，抉摘恰当，尤其是能将诸家独有发明之处摘录出来，标榜之意甚明。比如，王安石《诗经新义》在语词训释方面时有独到见解，《读诗记》对此颇为重视，多引其说。《大雅·桑柔》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苍。”王氏曰：“穹苍，天也。穹言形，苍言色也。”[3]676训释颇能新人耳目。又如《鲁颂·泮水》载：“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郑笺曰：“思乐僖公之修泮宫之水”，训为实词。王氏曰：“思，发语辞也。”[3]760释为发语辞，更为可取。后来朱熹《诗集传》亦曰“发语辞”，即采纳其说。

3.援引时贤之说。吕祖谦推崇毛、郑及北宋诸子，亦不厚古薄今。《读诗记》对朱熹、张栻、李樗等同时及稍早学者的采纳也很多，体现了南宋《诗经》学的最新成果。既反映出吕祖谦善于融合、多方吸纳的学术精神，也是适应讲学施教的实际需求。其中引用朱熹之说最多，有1 063条。从语词训诂到名物考证，以及诗旨阐发，吕氏对朱氏之说极为推崇，这是吕祖谦与朱熹两人密切而良好的学术交往的直接体现。《读诗记》引用李樗之说也达307条，这可能跟李樗与吕氏家族的学术联系有关。李樗是吕祖谦老师林之奇的外兄，与林之奇俱授业于吕本中之门，与吕氏家族的学术关系非同一般，颇有渊源。

吕祖谦不厚古薄今，对时贤之说多加引用。但也有其原则，就是力求客观持平，他并不能接受离经叛道或偏颇坚执之说。比如，对于南宋著名的废诗序派学者郑樵，《读诗记》引其说凡12条。但皆为具体语词、名物的训释，未涉及其惊世骇俗的废序之说。尤其郑樵视作淫奔之诗的《墙有茨》《桑中》《将仲子》《株林》等，《读诗记》在解释时对未有丝毫涉及。但在其写给朱熹的一篇《诗说辨疑》中，则对郑樵“放郑声”之说进行了批驳，“至于‘放郑声’两句，决与郑渔仲之说不可两立”。“横渠谓夫子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后伶人贱工识乐之正。及鲁下衰，三桓僭窃，自太师而下皆知，散之四方。圣人俄顷之助，功化如此。若如郑渔仲之说，是孔子反使雅、郑淆乱。然则，正乐之时，师挚之徒便合入河入海矣。可一笑也。”吕氏最后说：“或喜渔仲之说方锐。乞且留此纸，数年之后，试取一观之，恐或有可采耳。”从中可见，一方面，吕氏对郑樵《诗》学观点，非常熟悉，但并不完全认同；另一方面，可见吕氏引入《读诗记》的应该都是经过一定时间检验的持平可考之论，足见吕氏之谨慎。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读诗记》中未引用到范处义的《诗补传》原因。虽然范处义与吕祖谦同是婺州学者，而《诗经》学史上也大多将范氏和吕氏划为同一个尊序的阵营，但范氏过于笃信《诗序》，“必以为尼山之笔，引据《孔丛子》，既属伪书，牵合《春秋》，尤为旁义。矫枉过直，是亦一瑕。”保守拘泥远过于吕氏。因此，《诗补传》成书虽稍早，但《读诗记》却无一语取于范氏之说，如果不是吕氏无缘得见范氏之书的话，很可能在吕祖谦看来，范氏所撰《诗补传》一以《诗》序为据，为尊《诗》序而重归前人旧路，持论不够客观公允。

综上所述，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是其集八年之力，两易其稿，对汉唐《诗经》注疏传统与宋代《诗经》学成绩兼收并蓄所编成的一部内容宏富、持论平正之作，在当时即深受推重，此后亦流传不绝，其学术价值直到今天仍有待进一步阐发。

[1]吕祖谦全集:第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2]吕祖谦全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附录.

[3]吕祖谦全集:第4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4]杜海军.吕祖谦文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85.

[5]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顾永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影印说明[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1)：123-124.

[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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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修磊]

2016-06-25；

2016-09-01

李洪波(1973—)，男，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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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462X(2016)10-014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