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的财富与昌邑国的地理优势

文 图/辛德勇

海昏侯的财富与昌邑国的地理优势

文 图/辛德勇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黄金、铜钱等物品，种类丰富，数额巨大，给人们留下墓主富豪的印象。于是有学者从这些陪葬品出发，并结合江南其他地区出土的西汉文物，对江南在西汉时期的开发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得出了不同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看法，以为其地开发的深度和经济的富庶程度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对待这一问题，我认为，还是应当相信《史记》《汉书》等基本传世文献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经做过一个概括的描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羮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应该是对西汉中期楚、越等江南地区开发状况很好的总结。但这并不妨碍当时楚、越等地的王室贵族会拥有技艺高超的手工业制品，也不影响在个别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区域能够生产少量高质量的农业产品。一个大区域内经济生产水平的评价应从其总体来出发。

海昏侯墓出土青铜磬虡

木牍残片，木牍上为墓主生前写给皇帝的奏折，“海昏侯臣贺”“陛下”“呈太后陛下”“元康四年六月”的字样依稀可见

王仁湘复原的部分“南藩”木牍残片

马蹄金与麟趾金

如果具体到海昏侯墓陪葬物品的产地，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严格地说，我们今天看到其丰富的陪葬品，首先是由于这座墓葬基本没有受到盗掘，陪葬物品保存完好使然，并不意味其陪葬物品就比其他同级别汉墓丰厚；同时，由于海昏侯的特殊经历，下葬前又已经国除，不再有后嗣继承侯位，这些对其陪葬物品之多，或许也有影响。

尽管如此，就目前所见到的情况而言，海昏侯墓陪葬物品终归是相当丰厚的。这些物品若非朝廷赐予，就只能是在当地取得，或是从昌邑故国带来。就后两种可能而言，我认为从昌邑国带来的财富，在海昏侯生前的生活用品和死后的陪葬物品之中恐怕都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当时江西当地的生产水平要比昌邑国低下很多。譬如墓中出土的大量黄金，虽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豫章出黄金”， 《汉书•地理志》更清楚记载临近海昏侯国不是很远的豫章郡鄱阳县即“有黄金采”，但《史记•货殖列传》同时也清楚说明：“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亦即若是特地开采，往往得不偿失，因而刘贺恐怕也不大可能从当地采取黄金，墓中的黄金，主要还是来自昌邑故国。

史念海先生编制《春秋战国农业手工业分布图》

昌邑哀王刘髆（?～公元前88年）汉武帝刘彻与李夫人所生之子，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外甥。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受封昌邑王。封地在今天山东巨野县东南一带、定陶的东面。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正月，刘髆去世，谥号哀，其子刘贺继承王位。定陶，汉以前称“陶”，西汉改“定陶”。

“陶为天下之中”

《史记》中最后一篇纪事，也就是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内的全书倒数第二篇，是《货殖列传》。《货殖列传》的形式有些特殊，文中更多的篇幅是讲春秋战国以迄汉武帝时期全国各地区域地理特征和重要经济都会，而且在记述人物时，同样非常重视反映这方面的情况。用现代的术语讲，这些内容，犹如一篇区域地理志。

在记述范蠡泛舟江湖以贸易通商的情况时，司马迁记范蠡居陶史事云：“（范蠡）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1958年，史念海先生发表《释“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一文，阐释陶这一都邑在战国时期的经济地理地位。作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一篇经典名作，史念海先生主要是从交通地理角度，对陶这一都邑在战国时期得以繁荣的独特区位优势，做了系统的阐发。

陶这个地方位于战国时期魏国东迁以后的区域之内，而魏国之所以会放弃富庶的晋西南汾涑流域，转迁都城于这一地区的大梁，首先就是因为这一地带的富庶程度至少不在河东旧都之下。《战国策》载苏秦为赵之合纵说魏王语云：“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卢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臣窃料之，大王之国，不下于楚。”史念海先生以为从中“可见魏国的富庶和农业的发展”。

水道枢纽

除了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之外，在交通地理位置方面，陶还有更为独特的地理优势。古时这一带有一条很小的河流，称作“菏水”。“菏水”曾见于《尚书•禹贡》的记载，这就是后世通行本《禹贡》在讲徐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贡道时所讲的“浮于淮、泗，达于河”，其中的“河”字，指的不是“河水”（黄河），而应该是在讲这条以“菏水”为名的水道。通观清代以来的各项研究，《禹贡》这句话，应该订正为“浮于淮、泗，通于菏”。菏水上承于菏泽，故亦称“菏泽水”。

菏水上源所出的菏泽，在巨野泽的西南方，临近定陶，实际上与巨野泽一样，菏泽也是济水（泲水）河道上澭出的湖泊，不过水面较巨野泽要小很多。菏水从菏泽流出后，向东，注入泗水上游河段。泗水上游，有两条支流：一条是菏水注入的水道，就称作泗水；另一条，是沂水。这两大上游河流，在秦汉下邳县附近，合而为一，汇合后亦称作泗水。也就是说，泗水是干流，沂水则是泗水左岸的一大支流。

这条小小菏水是沟通了黄河（河水）和淮河（淮水）水系的一条人工渠道。据《国语》记载，它的具体开凿时间，应当是春秋末期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时，吴王夫差为争霸于中原，遂“起师北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对于北面的黄河来说，菏水的上源济水（泲水）是从黄河分出的汊流，连通了济水，也就等于连接了黄河航道。对于南面的淮水来说，情况更为简单，因为泗水就是淮河左岸的支流。作为一条水上航道，菏水的重要性还远不止于此。通过黄河水道，不仅能够和黄河中游一些地区（诸如洛阳）直接联系，而且还可以通过后来战国时期开凿的鸿沟，向其两岸地区以及鸿沟水系内其他水道辐射，沟通中原很大一片富庶的区域，其西南侧甚至可以一直连通汝水航道，进而改行陆路，沟通与南阳盆地及其以南的江汉平原等地的交通运输。而沿菏水进入淮水之后，不仅直接连通淮水流域的各大支流，还可以由此进一步南下，接通与长江航道的联系。这是因为在春秋末年，吴国就在江淮之间开凿出了著名的邗沟，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业已通航在先。战国时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曾描述魏国形势是“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而上述情况表明，陶至少是四方诸侯之国“条达辐凑”于魏地的中心之一。

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昌邑国的关系也非同寻常。陶在西汉称作定陶，昌邑国就在陶的东面，与之密迩相邻。昌邑国首县昌邑县，就设在菏水岸边，同样可以利用这条水道从事商业贸易、物品交换，联通四面八方。可以说，昌邑国几乎尽享陶作为天下之中所具有的全部地理优势。此外，在手工业方面，山阳郡（这也就是昌邑国的境域）设置“有铁官”，是重要的铁和铁器的生产加工地点。在当时，铁和铁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物产。在冶铁业之外，这里还很可能是一处重要的铜器产地。战国时齐国的货币——刀币“安阳之法化”最负盛名。关于“安阳之法化”的产地，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昌邑国东部有一聚邑名为“安阳”，在巨野泽东侧，为交通要冲，曾长期隶属于齐国，因而这里的铜器铸造或与冶铁业同样发达，而铸造货币，更有利于当地的商业贸易。

西汉昌邑国附近地区地理形势（取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陆道枢纽

史念海先生在论述陶为天下之中这一地位时指出，陶不仅是一个水路交通枢纽，同时也是陆上交通中心。战国时有一条闻名一时的“午道”，同样也是从陶这里通过。根据《战国策》和《史记》记载的情况，所谓“午道”，与赵、魏、齐等国都有密切关系，东汉人郑玄曾解释说，乃一纵一横谓之“午道”。史念海先生分析相关情况后指出：“就当时的情形来研究，这一纵一横的地方当是指陶而言。因为济水、菏水分流正是一纵一横。……由当时的交通情形来说，以陶为午道是可能的。”注意到午道问题非常重要，但史先生在这里实际上是把“午道”之一纵一横的交叉点定在了陶地，这一点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斟酌。

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说“郑玄云‘一纵一横为午’，谓交道也”。我理解，这实际上是就“午”字早期略近于后世“十”字的字形而言，“午道”犹言其平面形态类如十字交叉的通道。准此衡量，首先从菏泽分出的菏水，它与济水之间所构成的平面形态，略近似于“丁”字形，而不是“午”或“十”字。其次，尽管吴王夫差开通菏水这条人工渠道，可以沟通航运，但在北方中原地区，就其常年各个季节而言，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形式，还是陆路。特别是大规模军事行动，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陆路行军。目前所看到的有关午道的记载，涉及的都是大规模军队的进发。所以还是陆上交通要更为稳妥。

《战国策》载苏秦说赵王合纵，尝有语曰：“故窃本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六国从亲，以傧畔秦。……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先背约者，五国共伐之。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函谷关以害山东矣。如是则伯业成矣。”另一方面，在张仪为与秦连横而游说赵王的说词中，也提到了这条“午道”：“今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度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欧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臣切为大王计，莫如与秦遇于渑池，面相见而身相结也。”

看上面这两条记载，知“午道”应与赵、魏、齐三国的安危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史记•张仪列传》迻录后一段《战国策》的内容，司马贞释之曰：“此午道当在赵之东、齐之西也。”这样的解释，固然大致不误，但似乎还不够清晰。

若谓午道必在赵之东、齐之西，则何以还会特别有“魏塞午道”一说？同时，张仪说赵王时，也只是说秦军“塞午道”，而不是由赵或齐军来阻塞这条“午道”。又苏秦说赵王时所说在秦军攻齐而“魏塞午道”的同时，赵军尚且“涉河、漳、博关”，唐人张守节谓此博关在唐博州，位置应与司马贞所说“午道”非常接近，也就是同属赵之东、齐之西这一地域范围之内。由于苏秦是就大的地理形势发表议论，因而“午道”的实际位置，似应在更南面的魏国境内（如史念海先生所说的陶），或至少应与魏国更为接近。

金文“午”字

在战国时，陶曾一度成为“天下之中”，因而，经由函谷关而东西方向横亘的交通大干道，必然要从洛阳向东延伸途经大梁而抵达于陶。过了陶，再向东稍行，就是后来昌邑国的首县昌邑县。而若是由此，昌邑进一步向东，受鲁中山地高低起伏变化的影响，而且山间河流如泗水、沂水及其支流，都是由北向南流淌，山谷呈南北纵向分布，道路就无法像平地一样通畅。

这条东西向大干道，在经过西汉昌邑县治所之后，与一条略近于南北向的大干道相连接。这条干道，南端来自彭城方向，大致循泗水、菏水水道西北行，在西汉昌邑县东侧不远的地方，转而北上，经巨野泽东侧，再向北，则抵达黄河下游的重要津渡平原津。秦始皇最后一次巡行天下，从会稽返回时，在长江口下海，航海北上，在今山东半岛北部的芝罘登陆上岸后，一路西行，就是通过平原津西渡黄河的。这显示出当时存在着这样一条东西向干道，也显示出经由彭城北上至此的道路，同样是一条重要道路。

秦末巨鹿之战时，宋义、项羽率楚军从彭城出发，北上救赵，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在通过后来西汉时期的昌邑县以后不久，宋义让军队驻扎在一个叫“安阳”的地方。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安阳之法化”，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铸造的。宋义不仅在此驻足不前，而且一停就长达四十六天之久。宋义之所以停军于安阳，坐观秦、赵两军相闘，是因为他心怀异志，想要取楚怀王而代之。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战事如此危急的时刻，遣送其子宋襄入齐为相，这显然是联络齐国，作为奥援。

巨鹿城下的军情，危急万分，而宋义的图谋，又是如此微妙，他统率着楚方除了刘邦带走的那一支偏师之外近乎全数的作战部队，选择安阳这个地方停留，自然是经过周详的思虑，因为这里一定会有充足的地理优势。

审视相关记载，不难看出，在彭城至平原津间的南北向干道，从安阳歧分，向东北方向行进；另有一条大道，大致沿今大汶河谷地，直达齐都临淄，亦即安阳是这两条道路的交结点。但是，它在交通地理上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通过西汉昌邑县的东西向干道，在受到鲁中山地的阻碍后，只能向东北方向转折，而这条转向东北的道路，正是沿大汶河谷地去往临淄的那一条大道。安阳的具体地点，过去不易确定，但在今山东巨野县境内，出土过带有“安阳市”三字的秦朝陶片，从而可以推定，它应该在西汉昌邑县东北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就不难看出，这个安阳，是在一个全国性干道的交叉路口上——横向的干道，是从咸阳（长安）方向，经过洛阳、大梁、陶、安阳，再向东北转折，直至临淄；纵向的干道，则是从彭城北上，经过安阳，直至平原津。

若是把安阳所在的这个大路交叉口，姑且拟定为所谓“午道”，则对《战国策》和《史记》的相关记载，能够做出更为妥当的解释。苏秦说赵王时所云“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就是讲魏、赵两国，分别从南北两侧，控制住齐国的西境；而张仪说赵王时所云“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度清河，军于邯郸之东”，是讲秦派兵控制住齐国西境上的战略要地“午道”，以胁迫齐国出兵攻赵。至于《史记•楚世家》以“即墨”和“午道”对举，以体现齐国的疆域，则两地一在其国东北，一在其国西南，明此地理方位关系，太史公的文句愈加顺畅。因而，我想有理由推定：所谓“午道”，就是安阳所在的这个十字路口，只不过当时是以“午”字称之而已。

假如没有项羽反抗，宋义驻军于此十字路口，静观秦、赵双方军队在巨鹿城下攻守的胜败，时机成熟时，继续北上，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东联齐军，可以进一步增大自己的声势；必要时向西进兵，则可迅速攻入关中，直捣秦都咸阳；回师南下，彻底制服楚怀王，以身代之，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一陆上交通枢纽地位表明，在昌邑，不仅可以利用陶所拥有所有水上交通的便利，在陆上交通方面，它还具有某些比陶更为便利的优势，或许更有利于与其他地区的人员交流和贸易往来。

山东巨野县出土秦“安阳市”铭文陶片

海昏侯墓主椁室内发现的五铢钱石范拓片

由彭越的历史活动看昌邑国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秦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彭越，家乡就在昌邑县。史载他在起事造反之前，“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杰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在当时，巨野泽是中原腹地第一大湖沼。彭越得以率众聚啸于此，静待天下形势进一步明朗之后，再决定进退取舍，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巨野泽既在中原腹地、四通八达，同时又有丰富的生存资源，得以从容藏身其间。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中如下一段记载，最能体现昌邑国地区农业经济的重要地位：

“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这里记述了汉王刘邦在彭城战败之后，退据荥阳，依托敖仓之粟补给军需，与追击而来的项羽相对峙时期，彭越配合汉王，在楚军后方展开的游击骚扰。《史记•项羽本纪》对彭越的破坏活动，也有相同的记载，而且项羽正是由于被彭越此举弄得窘迫不堪，无可奈何之际，才产生了要把彭城之战时俘获的刘邦老爹烹制成肉汤就饭吃的想法。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所谓“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云云，则是指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1年），经过几年对峙之后，刘邦和项羽商定以鸿沟为界而中分天下之事。《史记•高祖本纪》记同一史事云：“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田横往从之。项羽数击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

两相对照，愈加可知，彭越将兵在包括昌邑国境域在内的“梁地”亦即魏国故地，有效地阻断楚军粮食供应，是迫使项羽不得不与刘邦中分天下以退军的关键因素。这一事件，突出显示了昌邑国及其附近区域在经济地理上的优势地位。

昌邑国境域经济地理优势对楚汉战争进程及其结局的影响，不止直接导致项羽退兵后撤这么简单。正是在项羽率楚军向东南方向后撤至阳夏的时候，彭越趁机攻夺“昌邑旁二十余城”，也就是一举占领自己老家昌邑县临近区域的二十多座城邑。与此同时，本来已经打算如约西撤的刘邦，又听从张良、陈平的谋划，背信弃义，出兵追击楚军，试图利用楚军因“兵疲食尽”而不得不撤兵后退这一天赐良机，一举灭掉西楚霸王项羽。

楚汉战争时期彭越游击活动区域示意图（取自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

当刘邦进军至阳夏以南时，暂停追击，派人召集齐地的韩信和梁地的彭越，一同前来聚歼楚军。虽然韩信因自己强索来的齐王身份很不稳固并且更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楚王，同时彭越本想在自己舍命攻打下来的魏国故地受封为王，刘邦仅仅让他给魏王豹做了个相国，两人因此都心怀不满，借故推脱，没有听命出兵。但如上引《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所述，彭越还是动用自己在“昌邑旁二十余城”所获得的十余万斛谷米，供给汉王军食，帮助刘邦的军队，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待刘邦封授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之后，彭越、韩信立即统兵加入会战，并且配合刘邦最终全歼项羽之军于垓下。韩信军此时系从齐地远道紧急赴命，参战军粮的保障同样不易，故彭越在昌邑附近获取的十几万斛谷米，在继续供给汉王军需的同时，也可以调配一部分给大致在同一方向上加入这场战役的齐军，以及其他参战军队。明此可知，昌邑地区出产的粮食，对楚汉双方的战略总决战——垓下之战的形成及其胜负，曾发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昌邑地区粮食生产丰盛情况的一个很具体的反映。

昌邑国具有很多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刘髆的封国被汉武帝选定在昌邑，实际上充分体现了刘彻对李夫人的宠爱，用以充分保障其子刘髆能够在此享受富豪的生活。这样看来，今天我们在海昏侯墓中看到的大量精美文物，其中有很多，应是来自富庶的昌邑故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老昌邑王刘髆，在位十一年，时间仅稍短于刘贺的十二年，所以，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器物，有一部分，或许应属老昌邑王故物。目前所知所有带有昌邑王年款的铜器和漆器，其最长的年数，即为昌邑十一年，因而不能完全排除其制作于老昌邑王刘髆之手的可能。刘髆在昌邑称王十一年，再加上刘贺的十二年多，两代昌邑王在位的时间超过二十三年，而刘贺从元康三年四月受封为海昏侯，至神爵三年去世，不过短短四年而已，骤然之间，实在很难想象在豫章这样荒僻的地方，是如何聚敛出我们今天在其墓葬中所看到的巨额财富。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