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语境转换与传播变革
——博物馆体系中美术馆公共教育之嬗变

李 芳

（四川美术学院 美术馆，重庆 401331）

“互联网+”时代的语境转换与传播变革
——博物馆体系中美术馆公共教育之嬗变

李 芳

（四川美术学院 美术馆，重庆 401331）

作为博物馆体系中的分支，美术馆身处“互联网+”时代的语境转换与传播变革的浪潮之中。本文以与主题相关的古今中外的具体史实代入，尝试以点带面地梳理博物馆学的发展脉络，从而阐述美术馆与之应对的公共教育嬗变。

“互联网+”时代；博物馆；美术馆；公共教育

一、引言

1768年的一天早晨，距开馆尚有片刻，在德国德累斯顿美术馆外排队等候的人群中，一位青年按捺住兴奋的心情，不耐其烦地等待着开馆时间的到来……参观完毕众多的皇家艺术藏品，他之后在自传《诗与真》中记录下当时所感，“我是以一种怎样的陶醉徜徉在美术馆这一圣堂！”这位青年便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年）。这位身处欧洲社会大变革年代的欧洲重要作家、诗人，作为西方艺术博物馆发展的最早见证人之一，认定“美术博物馆是一种纯粹知识的永恒源泉，是人的感性和美好准则的强化剂，有益于所有的人。”

历史总是在此起彼伏的时代变革与更迭中滚滚向前。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世纪，作为圣堂的所在，美术馆应当以何种姿态，在当下的社会巨变中自处？又如何结合时代诉求，拓展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延续并转换公共教育指向？——这都将是时代语境转换与传播变革之下，亟待关注和深究的课题。

二、从艺术的传播谈起：关于“互联网+”时代的语境转换与传播变革

2015年3月，“互联网+”的概念首先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为“‘互联网+’行动计划”，同年7月，国务院又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一时间，各个领域对于“互联网+”的解读与践行持续升温，它也被某杂志评为2015年度“十大流行语”。“互联网+”，可以说是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亦是知识社会创新背景下的互联网社会发展新形态。而“+”并非互联网与诸如教育、金融等领域简单的物理性相加，而是进行各领域要素重组的跨越性相加，也就是说“+”的过程中不乏链式的化学反应，应是在新技术条件下，深度融合互联网与传统行业，并于此生发出的发展新生态。

无独有偶，以“做新时代发展进程中的忠实记录者”为定位的《三联生活周刊》，在2016年第一期以“我们注定被改变的生活——未来简史”为主题，展开了对于人类未来在物理、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能源等方面的想象与探讨。在这种多元化的传媒手段和日益膨胀的信息传输量的语境下，成长起来的艺术传播系统中，大量具有浓厚商业气息和技术性的美术作品不断被生产，并借助现代印刷或电子技术等媒介广为传播。各种信道也逐渐扩张，比如艺术市场的出现、美术展览的制度、网络和多媒体艺术的发达、民营美术馆和画廊的兴起、出版管制的相对开放与自由等都是相关的促成因素。就这样，传播媒介和传播机制层面上的成熟与进化，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当代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三、变革中的博物馆价值走向：“物”与“人”

不论是公元前3世纪的“缪斯神庙”，16、17世纪的“奇珍室”，还是18世纪的“美术学院陈列馆”，19世纪的“法国公立博物馆”，亦或是20世纪国际博物馆协会关于博物馆定义的修正，甚至是20世纪的“博物馆终结论”以及21世纪的“博物馆非终结论”……在对于博物馆各项追本溯源的考证中，以及与当今艺术形态是否对应的讨论中，博物馆在作为人类痕迹见证物的过程中，显现了其在“物”与“人”之间价值走向的立场。

关于最早的博物馆，王宏钧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基础》认为是公元前3世纪，建于埃及亚历山大博学园中的缪斯神庙。而亚历山大博学园之所以能够成立，着实离不开亚历山大大帝军事行动中对于“物”的搜集与掠夺。那么基于此而言，加之博物馆的名字“博物”二字容易让人产生的顾名思义，或许可以肯定的是，博物馆的起源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之上。

而反观缪斯神庙，是作为供奉音乐与诗歌之神，并充斥着哲学家激辩之声的场地，如同柏拉图《会饮篇》中对于宗教信徒们聚会宴饮、争论互辩之理想模式的现实实体。而这正彰显了博物馆在发端之时，对于“人”、对于人与人之间交换思想与观念的重视。

在1961年和1974年相隔13年的时间里，关于博物馆的定义，国际博物馆协会从“一个以研究、教育与欣赏为目的，来保存以及展示在文化及科学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对象的机构”，到“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而且是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它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质见证进行了搜集、保护、研究、传播与展览”，［1］在内容上具有了鲜明不同。后者在内容上增强了博物馆对于公众的面向，以及在此间“研究、教育和欣赏”的宗旨。

同样，198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博物馆”如此定义，“世上所有的博物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以实物标本的形式去展示人类活动及人类所处的生存环境，通过藏品展示自然史、艺术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等方面的事实，保存那些因时间流逝而不可能重现的历史遗物，突破人类认知的时空局限。”［2］这时博物馆已被定位为赋予“物”以意义的场所，“物”的博物馆化过程就是赋予“物”以意义的过程。而这个赋予的过程如同曾经圣殿一般的存在，从而拥有了“精神殿堂”的光环。

2007年，台湾博物馆学者刘婉珍提出的“博物馆就是剧场”的概念，与德国美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1935年至今）关于“博物馆越来越从传统的圣殿形式转化为一种类似于‘剧场’和‘舞台布景’的新形式”的论断如出一辙，只不过贝尔廷更加强调了博物馆是具有“论坛功能”的“公众活动的舞台”。众所周知，剧场/舞台的主体是“人”，体现作为载体与平台本身，不管是剧场还是舞台，应当与受众心态视角相对应。

这种将功能的终极价值锁定为“人”的取向，同样在2014年，国家文化部对于《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标准》的修订中亦有体现。作为博物馆的一支，美术馆在此更加明确了需要具备以公共教育为代表的五大基础功能。而所有这些功能的基准点指向为“人”。

四、受众需求的转变：从库房到公共开放平台、知识生产体系的蜕变

美术馆所面对的“人”，在当今便是身处现代传媒巨网中的广大受众。2008年，伴随着国家《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的下发，不仅标志着中国的博物馆免费时代的到来，更意味着博物馆作为储存完整记忆、实行人文教育的最高文化场所，已从库房转向成为鼓励大众主动参与的公共开放平台。

与古典时期的含英咀华不同，对于他们而言，从媒介方式到信息内容的选择与索取，通常会被受众自身的学识背景、人生经历和具体的现实情境等要素所左右而影响。纸媒、电视以及网络媒体通过不同的符号形态，满足了受众在认知上的需求，并于此间作用其本身。在这个交错、复杂、多向的过程中，伴随着知识信息的迭加，受众在认知水平和选择素养上渐渐产生了变化。

加之迥异于传统语境，受众的主体意识是当下传播理念，在传播过程中的注重之处。作为目标群体，被新传媒语境所笼罩的受众不自觉地加强了主体意识，从而具备了主动使用和积极参与的有效条件。回望传统的传播过程，那只是一种单向型从传者到受者的运动，而放眼当今，则已然成为双向型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互为运动，并完成了从“应声虫”到“解读者”以及“参与者”的转变。受众这种地位的提高、角色的转变，使得及时、交互型的反馈已经成为传播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此这般，大众对于美术馆公共教育功能的需求已然发生了诸多改变，那么美术馆由此向体验学习式的知识生产体系的转变，就更加顺时顺势。

五、传播过程中的公共教育：突破与坚守、互动与对话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名言或可适用于当今。那么，又当如何在这信息洪流中突破与坚守，实现互动与对话？

早在20世纪初，中国近现代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于新教育方针的主张。并指出，美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的主要途径，它更是引导人们从现象世界进到实体世界的桥梁。［3］相较于学校教育而言，美术馆教育作为美育教育的重要手段，形式更加多样，更侧重于素质的培养，着重开发受教育者的探索能力、创新能力。

可是放眼当今，新媒介的发展与人们的生活如影随形，人们可以通过使用电脑与网络技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传递信息，并及时获取知识。信息技术呈现出广泛性、多样性、综合性与互动性的特点，于是一方面，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及数字技术的更新，亦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机遇乃至挑战。

2015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市场、理解与文化心理分析》一书，书中对于重庆市民接触美术作品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频繁接触”或“经常接触”美术作品的人只占25%，而“从没接触”或“较少接触”的人则占了61%，而其中30岁以下的人占了76%。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重庆市民包括年轻人对于美术作品的接触还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以美术馆为代表的公共教育职能亟待深度展开，需要顾及不同学识背景、人生经历和不同年代学习者的需求与目的。

原法国巴黎卢浮宫公共政策负责人克罗德·福尔多（Claude Fourteau）把博物馆观众分为“过路客”与“使用者”两类。所谓“过路客”是指那些博物馆旅游者，他们年龄层次与文化层次跨度较大，对艺术、历史、文化不太了解，甚至是门外汉，大多参观时间短，参观模式以类似于“到此一游”式的浏览式观看展品+拍照留念为主。而“使用者”则大多具有相关知识背景，关心并热衷于馆内各类展览和公教活动，并定期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学习、研究。正如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年）所言“长久的记忆造就伟大的民族”，可见在互动与对话中，根据不同受众，拟订不同公教方案，从而逐步孕育文化逻辑，引导受众对于自身价值观和标准、文化身份和文化创造等诸多方面生成一种既参与又批判的独立精神，实现受众从“过路客”到“使用者”的角色转变，乃是“互联网+”时代美术馆公共教育着力重点之所在。

六、结语

美术馆作为“未来文化”重要构成载体的地位不能发生改变，它不能与时代的发展渐行渐远，而必须是一个呼应时代诉求的、关于民族文化记忆或观念的集合体。恰如2015年8月，今日美术馆首创的全新概念云空间美术馆“今日美术馆·未来馆”那样：它包容了成千论万的艺术展览数据，每一个展览在此似“点”一般的存在，而点击每一个“点”，呈现出来的为一个全新的抽象空间，其中容纳着那些受现实空间限制而无法呈现的艺术作品。——这时的艺术作品不再仅仅局限在物质方面，而是超越它的思想的放大，更大的艺术存在。而这时的美术馆也更将关注于无障碍的沟通，强调于触手可及的引导。不仅仅是借助于科技的手段，成为能够为社会和公众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的精神明塔；而且，作为时代发展的表征，不断体现自身地域或族群的文化与价值观，逐步构建起属于自身地域或族群的历史记忆、文化经验与意识形态，至关重要。

无论如何，人类走向未来的脚步从未停止。美术馆如何在滚滚向前的浪潮中，继续担负起精神文化家园的使命，能够在坚守住麦田的同时而不失拓展与变革，是公共教育需要积极探索的方向。

［1］李芳.视觉文化时代：学院立场与公共责任——关于信息传播新语境下的高校美术馆数字化教育功能研究［J］.中国市场，2015（09）：161.

［2］曹意强.美术博物馆的定义与国际学术现状［J］.新美术，2008（02）：38.

［3］吴洪成，樊凯.简论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嬗变——由“五育并举”到“四育并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09）：25.

TU242.5

A

1674-8883（2016）16-0007-02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A类项目课题“从经典艺术到大众文化的嬗变及规律研究”阶段成果，项目批准号：2011WTA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