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这里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亲历的,一个是读书读来的。
八十年代末,我接待了一位西方人士。他曾与人合作翻译了几部汉语作品,是当时比较活跃的人物,在内地活动半径很大。他来到这里刚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寒暄,就一脸惊惧地告诉我:他刚刚由另一个地方来,是去访问一位作家的,要主动翻译那人的作品,想不到只谈了几句话那位作家就说:“我的作品主要是写给我的民族看的,我不需要你的翻译,请你快些离开吧!”他说这位作家你应该是认识的吧?我说当然,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他站起来,张开多毛的两手说:“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突然就愤怒了。我安慰他,说可能有什么误解吧,请您不要介意。他根本不听,一直喊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来我这里也是谈翻译的事情。我们其实几年前就熟悉:80年代在欧洲,是一个晚上,我与之第一次接触。我对那次见面的细节记忆犹新。依据那一次,我稍稍能够想象他与我的那位作家朋友是怎么相处、怎么交谈的。那个欧洲的夜晚说心里话,我觉得有点不可忍受。记得当时旁边还有一位同行的中国作家,他不断地拉扯我的衣袖,小声说:“常了就习惯了,他们这些人就这样说话。”我是第一次与“这些人”接触,所以还不够习惯。
这位西方人士从我这里离开不久,我就见到了让他觉得“很可怕”的那位作家朋友。我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朋友告诉:那天他来到这里,说要翻译我的作品,我自然是高兴的,表示要跟他好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