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层楼”

2016-03-03 10:38章洁思
上海文学 2016年3期
关键词:伯伯公寓

章洁思

我曾在一篇小文中写过,少年时节,为了释放过剩的精力,我喜欢在住家的公寓大楼的后楼梯跑上跑下。我不乘电梯,喜欢三步一跨,两步一跳,如飞般地跳到五楼的家。有时候穿过某个楼层,见熟人家的后门敞开,我会高兴地一跃而进,那里有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她端坐在那里,见到活泼的我总是慈祥地微笑……

那个公寓,就是茂名南路茂名公寓,它耸立在茂名南路长乐路口。现在它已不复存在。其实大楼还在,只是改变名称,成为锦江饭店的一部分。

父亲靳以是按照领导旨意搬过来的。同时搬来的,有父亲的同事唐弢伯伯、孔罗荪叔叔、孙峻青叔叔,还有我从小认识的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漆琪生伯伯。我与他的女儿同年,曾一起在国权路小学同班。另外,还有孙大雨先生全家。

老上海人都习惯把茂名公寓称作十八层楼。我曾经好奇地抬头仰望,一层一层地数,真的有十八层。只是我们住的两边,要低几层。

1956年至1958年,我们在此住了约摸三年。我并不喜欢这里,虽然房子的设施非常高级,有宽大的客厅、饭厅、卧室、书房,还有闪着高雅暗红色花纹的大理石浴室,但是相比以前住在郊区的复旦大学宿舍,我还是更喜欢后者。我总觉得这里的屋子不太像“家”,尤其是那间又长又大的客厅,少有人气。我喜欢靠近门口的那间书房,父亲在那里接待来客朋友。房间里摆满了书:书橱里、矮桌上,还有桌子下面的空格,到处是书,还有杂志,明亮的阳光从大玻璃窗泻入,窗外是大片草地,非常温馨。父亲坐在窗边的大书桌前写作看稿,那盏戴着绿色灯罩的台灯,每晚都要陪伴父亲亮到深夜。

唐弢伯伯住在一楼,孔罗荪叔叔住在二楼,我们都住在东边一头。住得相近,彼此来往就更加密切。孔伯母见唐家有一架钢琴,提议让我们三家的女孩一起学琴,这样,我几乎每天都要上唐家去。

记得自己每次总是小心翼翼站在唐家门口按电铃,然后轻轻走进客厅(与我家格局一样,也是又长又大)。记得四周总是非常静谧,唐伯伯书房的门总是关着。我在空旷的大房间里,弹着简易单调的练习曲,包围在厚重的红木家具中间,心里感到十分忐忑。对于他们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红木家具,它们几乎占据全部空间(与我家及其他我熟悉的家完全不一样)。据说后来唐伯伯调到北京工作,那些红木家具花了不少力气都运走了。他们家还有许多精致的摆设,漂亮的古色古香的花盆花瓶。我尤为注意的是钢琴上的一个玻璃罩摆设,里面站着一个穿着和服的漂亮的日本女子人偶。我每次去,都情不自禁仔细端详一番,从发式衣服直至鞋,做工极为精细。这是个安静的家,我总怕被我这个不速之客惊扰。好在不久,教我们琴的先生让我直接上她家去练琴,于是,我就不再天天上唐家打扰。

到二楼的孔叔叔家,我就随便得多。本文开头提及,从后楼梯一跃而进的熟人家,就是孔家。他家的后门常敞开着,孔叔叔的老母亲那时还在世,她非常慈祥,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与她家所有人的一口标准北方话完全不同)。她总是坐在那里,面露微笑。我跃进后门,跑到她面前,唤她一声,又飞也似的跑出去,蹿上楼梯。但有时我奔到家门口,会听见楼上哗啦啦摔东西的响声,就立即噤声,小心翼翼收住脚步。六楼是王造时先生的家,那时我并不知道王造时为何人,但我知道那哗啦啦摔东西的声音来自他的女儿。邻居们都说,他家的某几个孩子一到十九二十岁,就会发病。那个夏天,下起冰雹,只见一位少女绕着楼下花园的围墙来回奔跑,无视不断打在头上身上的冰雹。她跑了很久,异样的神情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被告知,她就是王造时的女儿。

茂名公寓的对面,就是文化俱乐部,解放前的法国总会(今花园饭店东侧)。这一带,我从小就很熟悉,一拐弯,就是长乐路,离我的外婆家只有几步之遥。我记得小时候走到这个拐角,就见一个包着头的印度警察站岗,人们背后称他“印度阿三”,并以他来吓唬孩子。其实,印度警察并不凶狠,只是长得高大,不苟言笑而已。

1956年的整个暑假,我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泡在文化俱乐部中,最多的时间是游泳。

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室内游泳池,绿色的碧波在水池中荡漾,泳池的尽头有一个高高的跳台。我穿着泡泡纱做成的全是皱褶的蓝色泳衣,一本正经在浅水里学游泳。我常在那里遇见以前的邻居罗稷南伯伯,他总是慈爱地问候我的全家。有一回,我上泳池找人,忽见罗伯伯从水中跃出,浑身湿淋淋地跑到小卖部,特意买了冰激凌塞到我手中,然后又迅速返回水中。那一刻,我站在那里,仿佛被宠坏的小公主。此情此景,很难忘却。

当然还有我的萧珊干妈,她总是出奇不意,兴致勃勃约上我们几个孩子,到俱乐部吃冷饮。餐厅里常会遇见她的熟人,总要上前打招呼,见我们这一桌全聚拢着孩子,刚要开口,干妈就伸开双臂亲热地揽着我们,快活地向对方说:“都是我的孩子!”

我的干妈,她的快活和天真是如此占据我的心。直到今天,我一闭眼,呈现在面前的多是她快活的身影,而不是她辞世前我见她最后一眼时的那种惨景。

至于我的父亲,也经常把家中来客带到对面的文化俱乐部,招待他们,尤其是远来的客人。那时有一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大学生,与父亲通了许多信,却始终没见过。她是读了父亲的一篇散文《弟弟》,而开始给父亲写信的。《弟弟》所叙父亲二弟的失恋故事,而女大学生就是那位恋人幼小的妹妹。她的信写得很勤很长,她的字体非常漂亮,用的信封和信纸都很艺术、大气。那年暑假,她决定到上海来,与父亲见面。我们充满好奇等待见她。而我更想知道写得这么一手漂亮字体的大姐姐是什么样……这是一名1950年代的大学生,热情开朗,父亲与她如熟人般聊天。中午时分,父亲就请她到对面文化俱乐部吃西餐。还有一位复旦大学生物系的女学生,她更是我家的常客。父亲1952年离朝回国巡回汇报,途经福建漳州时,她被派作招待员(那时她还是一名中学生)。后来,她考上复旦大学,逢上周日,常来我家,在我家吃饭休息。她有什么事都爱与父亲商量,把父亲当作她的长辈。有时候,我跟随父亲去复旦,她也会带我各处玩耍。父亲常把我们一块儿带到对面俱乐部去,请她吃饭,我也跟着蹭饭。后来,她在上海结婚生子,父母为她准备了小衣服。她抱着孩子仍常来我家。

父亲的相册中,留下不少在文化俱乐部中与朋友相聚的照片。有一张多人并排站在庭院中的相片,其中有丁玲、菡子、周而复、孔罗荪、陈同生和我父亲等人。还有一张与红线女马师曾夫妇的照片,照片背景就是茂名公寓:高高的天和高耸的楼。照片上除了父亲外,还有巴金、孔罗荪、任干等人,他们也都是我家的常客。

记得周而复叔叔是来往最随便的人。他一进门,就大声呼唤每一个人,尤其是不爱出来招待客人的母亲。他会一路冲进母亲房里,与母亲招呼。他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送交父亲,在《收获》发表之前,那段描写部长妻子的文字遭到父亲的反对,因为父亲知道那段文字是影射周而复的妻子。我听见父亲与他争执很久,后来他作了修改。

那年十一月,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转折。父亲出访苏联,他离开的第二天,我就病倒了,从此失去健康的四肢。我再也不能自由站立,更不要说在楼梯上任意奔跑,那年我十二岁。父亲出访回国,我只能艰难地伸出失去肌肉的手臂,轻轻环绕着他宽大的肩。

出院回家之后,开始了病椅的生活。每天坐在父亲对面,拚命看书。明亮的阳光如同父亲温暖的微笑,助我重新学习人生的基本课程。父亲爱音乐,爱京戏,他终于如愿以偿从苏联买回一个带唱机的收音机,他又买来一些旧唱片,写作间隙会放给我听,并为我讲述相关的音乐故事。我至今记得那些老唱片发出的咝咝声,至今记得我们倾听时的专注和宁静。全套的柴科夫斯基舞剧《天鹅湖》和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就是与父亲一起听熟悉的。还有几张歌剧唱片,其中有《蝴蝶夫人》中的名曲《晴朗的一天》,父亲还为我讲述了全剧故事。还有一首我很喜欢的英文歌曲,我一直不知道歌曲的名字,直至前几日收到一个PPS,听到熟悉的旋律,才知那个歌名是《南国玫瑰圆舞曲》。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伴着老唱片的咝咝杂音,美妙动听。听见父亲在一旁对我说:“这是一位很有名的歌唱者……”

写到此处,我真想,真想把我现在拥有的千余张CD片,放给父亲听,与父亲一同分享!他若听到,会多么开心!记得每天中午他都要坐在椅子上小憩,一边扭开收音机,让轻音乐在空中流淌,一边闭目养神十分钟。他总是非常准时,十分钟一到,他必定站起,推开腿上的毛毯,立即外出忙碌。他的“不在乎”不仅挂在嘴边,而是切切实实身体力行。他拚命工作,钟情于他的文学,换来五十年的生命。

就是在这里,茂名公寓,父亲开始忙碌创办他的《收获》。从1956年筹备到1957年创刊,其后经历风风雨雨,这个寓所都是直接的见证人。深夜,家中的电话铃声曾经不绝于耳,因为刊物的某篇文章需要调整,而刊物这时已经开始发印。父亲书房的门也曾有紧紧关闭之时,因为他与远来的作者谈论重要事宜,他们需要商量对策,以维系《收获》的生命。每当书桌上的烟缸里,烟蒂堆成小山,就知道父亲内心很不轻松。而到了1958年年初,父亲更是艰难,他不得不响应号召被下放国棉一厂,从此开始半天工厂,半天编辑部,晚上看稿写文的日子……终于有一天,半夜时分,从父亲房里传来他的轻唤,他的耳朵失去平衡,脚踩地如履棉花,“美尼尔症”令他病倒。

以下是1959年年初父亲写给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宣传干事赵鹏万、刘允章夫妇信中的一段话:

今天收到鹏万二十一日夜半的来信,我赶紧给你们回信。我最近写信很少,主要是因为我身体不好,简直很少写信。我自从六月三十日夜晚头晕发作以后,虽然经过早期的治疗和调养,可是总也没有完全复原。现在头晕好了不少,可是晚上又失眠,精神很差。你可以看到我今年下半年所写的文章非常之少。

父亲的卧房朝西,我常爱趴在宽大的木窗台上,遥望西边的风景。夏日的午后,多有雷阵雨光临。我望着远远一团乌云越来越逼近,直至布满天空,接着是大雨滂沱,最后云开雨止,阳光复又露出笑脸。

我在想念父亲。我想,如此追求阳光的父亲,在乌云不时压顶之际,他曾是怎样地无奈、痛苦,又难以与他人诉说。他的内心重压有多大!但他始终坚持自己一生的追求:献身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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