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学中的灾荒记忆
——以《旱云赋》《暑赋》为例

○林 冉

中原文学中的灾荒记忆
——以《旱云赋》《暑赋》为例

○林 冉

贾谊《旱云赋》与繁钦《暑赋》同以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的旱灾为题材，通过对灾荒记忆的重组加工后形成灾荒赋。对比两篇作品发现贾谊《旱云赋》是灾荒赋的典范，而《暑赋》的创作深受其影响，两篇赋对灾荒形成的共同归因反映了汉代盛行的阴阳灾异思想。贾谊寓批评时弊与身世之感于灾荒赋之中，更是灾荒赋中的一大创举。

中原文学 灾荒 记忆 《旱云赋》 《暑赋》

据《汉书》与《后汉书》记载，在两汉时期，广袤的北方大地频频遭受灾荒的侵袭。由于气候与地形的原因，旱灾是我国北方地区频繁面临的一类灾害。据统计，西汉旱灾多达46次，东汉有77次［1］。两汉时期代表性的文学样式“赋”记录着当时的社会百态，将灾荒作为文学创作的题材，从中折射出了汉代人的文学思想与对社会的深刻思考。

一、记忆、灾荒的定义

记忆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中的特殊形式或载体，既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又是文学创作关注的重要目标。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环境乃至人们观念的变化，呈现出丰富的可塑性，文学也会因此而变得多姿多彩。［2］

灾荒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多指自然灾害造成的饥馑。“灾”，《说文解字》云：“或从宀火。火起於下。焚其上也。”《周礼·司服》：“大烖”。注曰：“水火为害。”《周礼·掌客》：“祸烖杀礼。”注曰：“新有兵寇水火也。”《周礼·大祝》：“国有大故天烖。”注曰：“疫疠水旱也。”可见，“灾”主要指旱灾、水灾、地震、泥石流、飓风等自然灾害。

二、灾荒频发的时代背景下阴阳灾异学说的演绎与同情民生的表达

贾谊、繁钦分别生活于西汉与东汉两个朝代，从《汉书》与《后汉书》记载可知两汉是旱灾频发的时期，《旱云赋》《暑赋》便是在这样相近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贾谊生活于前200～前168之间［3］，根据汉书本传记载，其“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可以判定贾谊开始创作大致于前182年以后。《汉书》记录的旱灾发生在前182年至前168年期间的一共有三次，分别为《汉书·五行志》记载的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秋大旱”，《汉书·文帝纪》记载的文帝前元九年（前171年）“春，大旱”，《史记·封禅书》记载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春三月，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旱云赋》：“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从“稚”与“夭”可知此时的庄稼应刚生长不久，季节应为春季或入夏之际，据此判断贾谊创作《旱云赋》的时间为前177年或者前163年的春季。繁钦生活年代大致为170？-218［4］，曾任曹操主簿，在其生活的年代发生了十几起旱灾，大多集中在夏季。万光治《汉赋通论》认为王粲《大暑赋》，刘桢《大暑赋》、陈琳《大暑赋》、繁钦《暑赋》可能创作于同一时［5］。可见，此赋应作于曹魏时期。贾谊、繁钦同样关注社会现实，选取具有一定破坏力与影响力的旱灾记忆为题材，进而对灾荒记忆进行重组加工、修饰润色，最终形成灾荒文学作品。贾谊创作了《旱云赋》，繁钦则作《暑赋》，这两篇作品在严可均的《全汉文》与《全后汉文》有收录。

早在汉初，阴阳灾异思想就已经存在，阴阳灾异学说即用自然的阴阳变化及祥瑞灾异来表现世治的得与失，具有当下时代意义与政治意义。《旱云赋》《暑赋》同样是用阴阳失调的说法归结自然灾害产生的原因。《旱云赋》：“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精和，即阴阳。贾谊在开篇便说天降大旱的原因在于阴阳失衡。贾谊的《新书》中也有反映了类似阴阳灾异思想的内容。《汉书》本传载：“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其中“色上黄”“数用五”体现了贾谊思想中的黄老与五行色彩，而五行思想则是与阴阳灾异思想相联系的。《暑赋》中同样将旱灾的原因归于阴阳失衡，赋云：“虽托阴宫，罔所避旃”，这句话的意思是暑气太热，即使是躲避在阴宫中也无用。可见繁钦深受当时阴阳平衡则世间太平无灾害，而阴阳失衡则世间必有灾乱思想的影响，与贾谊一样将当年的灾荒归因于阴阳失衡。

贾谊《旱云赋》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灾难赋，可以说是汉初表现旱灾最充分的赋类作品。《旱云赋》中以旱灾为题材，开灾害赋的先河，后人纷纷加以效仿，繁钦的《暑赋》继承了《旱云赋》的传统，在对天气炎热、滴雨不落、庄稼死亡及百姓苦痛等方面的描写均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读者也仿佛身临其境，与当时的百姓一起感受着灾荒带来的苦痛，其间透露了对百姓深切的同情。贾谊《旱云赋》云：“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愦”。“农夫垂拱而无聊兮，释其鉏耨而下泪”。“忧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赋中“闷满”“愁愦”“下泪”等词充分反映了旱灾下的世间惨状及百姓的无奈与苦痛。作者的态度则通过“忧”“痛”“惜”等动词阐释得淋漓尽致，表达了他对百姓苍生的深深同情。《暑赋》曰：“大火颺光，炎气酷烈”“煌煌野火，炎薄中原”，天气酷热，灾情严重。在描写人的情态时更是将汗水浸湿的衣裳比作“身如漆点”。“庶望秋节，慰我愁叹”，表现出了繁钦对灾荒下百姓受灾受难的关注与担忧。

三、贾谊寓批评时弊于赋中，树汉代灾害赋典范

在灾情的叙述上，贾谊选取了旱云、热风、植物、农夫等作为描写的对象，特别是对旱云的描绘上暗含着深层的含义。《旱云赋》云：“遥望白云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运清浊之澒洞兮，正重沓而并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时仿佛而有似。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相搏据而俱兴兮，妄倚俪而时有。遂积聚而合沓兮，相纷薄而慷慨。若飞翔而从横兮，扬波怒而澎濞。正帷布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碎破，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这一段对旱云的情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云在空中时卷时舒，聚散离合，以丰富多样的形状出现。其中描写到了“象虎惊与龙骇”，自古以来“龙”是尊贵的地位与至高权利的象征，我国素有称君主为“真龙天子”的传统。而“虎”这一意象也有其特殊的象征含义，古人曾云“苛政猛于虎”，形容残酷压迫与剥削的政治。而贾谊以“龙”“虎”比喻旱云，暗示着虽然当时为文景之治的盛世，但是朝廷仍存在政治黑暗的现象，百姓饱受压迫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叙述恰恰又与旱灾下百姓受灾受难的情况相契合。“正帷布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碎破，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点出了久旱不雨的天气，天公不落雨，旱情就无法得以缓解，而百姓则要继续饱受饥馑之苦。将其与当时百姓受压迫的处境联系，朝廷官员不改不良风气，朝廷不减轻课税负担，百姓的生活则无法好起来。可见，旱云是带有双重含义，既是旱灾的实情反映，又影射着朝廷政事、百姓民生。

其实贾谊在灾荒归因上比繁钦更加复杂，引入了暴政招灾的思想。《旱云赋》云：“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婪而狼戾”“窃托咎于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功久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猒暴至而沈没”。这一大段的铺陈叙述，表达了贾谊对朝廷的不满与愤懑。他认为除了阴阳灾异说之外，致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朝廷、社会黑暗，官员谋私利剥削百姓。

此外，《旱云赋》亦云：“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婪而狼戾”“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而沉没。嗟乎，惜旱大剧，何辜于天无恩泽。忍兮啬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与福矣。来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慓兮，以郁怫兮。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从这些描写中我们不难发现贾谊并不是单纯地阐发对旱灾的感慨，而是将其与批评时弊与同情民生相结合，矛头直接指向统治者的昏庸与奸臣的失节，认为导致百姓遭受灾荒折磨与生活困苦的根源在于统治者，暗示帝王应施行德政。贾谊的其他作品如《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也均反映了类似的思想。此外，“白云何怨，奈何人兮”更是道尽了贾谊不遇明君的无奈之情。司马迁在《史记》将贾谊与屈原并列于同一传中，他们的经历与思想有一致的地方，贾谊也因主张改革却不被理解与重用，遭受打击贬谪。贾谊的《旱云赋》被称为汉代灾害赋的典范之作，原因在于赋中体现了批评时政的言语与关怀百姓民生的思想，而在繁钦《暑赋》以及之后盛行的赋中并没有体现。

繁钦《暑赋》则侧重对光、热、旱、汗的描绘来展现旱灾，特点是抒情性强，以阐发个体的主观感受为主。《暑赋》的篇幅比较短，大部分内容就是对酷暑给人带来的生理体验进行描述，如“区寓郁焦，物焦人渴”“翕翕盛热，蒸我层轩”“乃洒白汗，□□□□。身如漆点，水若流泉”。繁钦的比喻十分有特色，人们通常说“汗如雨下”，而在繁钦的笔下则“水若流泉”。汗水浸湿衣裳，在繁钦的眼里则如漆打在人的身上，其比喻可谓精妙。繁钦的《暑赋》中也没有暗喻，他以单纯地抒发自身的感悟为主。《暑赋》中更多的是反映了作为官员的他关心、同情百姓在旱灾中所受的痛苦，赋中并没有对朝廷政事进行评论。《暑赋》及汉代其他旱灾赋所未能达到的境界正是贾谊《旱云赋》深刻且具有开创性之处。

四、结语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灾难频发的国度，邓石特的《中国救荒史》中提到西方学者瓦尔式·西·马罗兰著书曾称中国为：“饥荒的中国”。灾荒给中国黎民苍生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在人们的记忆中也留下了苦与痛的色彩，而这些关于灾荒的记忆经过人们的重组、改造、修饰又以文学作品的形式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科学技术的大环境下，灾荒是古代先民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文学便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它作为一种载体记录着灾荒的发生。另一方面，灾荒也在不断地丰富与推进文学的发展，为作家提供题材、情感的支撑。

贾谊《旱云赋》与繁钦《暑赋》同样以两汉时期的旱灾为题材，将灾荒记忆重组加工后形成文学作品。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即他们在灾荒归因中都提出了阴阳灾异的思想，这是汉代阴阳灾异思想盛行的反映。阴阳灾异思想与天人感应的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汉代的君臣都相信它们与国家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汉书·元帝纪》载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君主信奉这类思想，是想借助它们统治国家，而官员们推行这类思想是为了自身进言献策拓宽道路与寻找依据。贾谊的灾荒赋则将阴阳灾异思想与批评时弊、关爱民生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树立了灾荒赋的典范，是时代风气的反映者，更是时代进步者。

注释：

［1］李文娟：《东汉灾害文学研究》，合肥：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洪治纲：《“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3］［4］王永宽，白本松：《河南文学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5］宋丹丹.汉魏六朝灾害赋研究［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5］［汉］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1963.

［6］［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林冉 河南郑州 郑州大学文学院 4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