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的史源及性质诸问题

何 德 章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赤壁之战”的史源及性质诸问题

何 德 章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赤壁之战爆发的原因、规模，《三国志》原本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它们源于敌对政权的历史叙述。叙述中糅合不同性质的材料，弥缝史源不同的史料之间的分歧，甚至有意无意间接受小说、戏文的影响，以此形成的对于赤壁之战的理解，很难说是历史的真相。赤壁之战并不是割据军阀之间的争斗，而是统一与分裂两种力量的较量。今人对于赤壁之战的一般认知，从史源上说，实际上是受到了孙吴一方政治宣传的影响。

赤壁之战；史源；规模；性质

关于东汉末三国政权创立时期发生的所谓“赤壁之战”，是各种层次的历史教材必然会讲述的历史内容，为数众多的古代戏文以及当代的影视作品热情地加以演绎，已然作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定格为一种民族记忆。近些年来不断出现的有关赤壁之战的研究论著，基本上是在讨论赤壁之战究竟是在哪个具体地点发生的，战事发生过程如何，论者大多数都能非常严肃地讨论问题，引经据典，于史有征。但是，关于此战现有的种种说法，就史源及其形成的背景来说，颇值得进一步讨论。

一、赤壁之战的史源

赤壁之战是曹操与孙、刘二方围绕争夺荆州这一大的战略而展开的。就争夺荆州这一战略目标来说，曹魏方面从没有承认过失败。《宋书》卷二二《乐志四》载《魏鼓吹曲》十二篇，乃曹魏时沿用汉代《鼓吹铙歌》曲调，改其歌词而成。《晋书》卷二三《乐志下》亦述其事，谓其“多序战阵之事”，[1]701唯不录歌词。据《宋志》，曹魏第八曲《平南荆》，改自汉第八曲《上陵》，其词云：

南荆何辽辽，江汉浊不清。菁茅久不贡，王师赫南征。刘琮据襄阳，贼备屯樊城。六军庐新野，金鼓震天庭。刘子面缚至，武皇许其成。许与其成，抚其民。陶陶江汉间，普为大魏臣。大魏臣，向风思自新。思自新，齐功古人。在昔虞与唐，大魏得与均。多选忠义士，为喉唇。天下一定，万世无风尘。[2]646

在曹魏时期的统治者看来，曹操南征荆州，取得了“天下一定，万世无风尘”的重大胜利，是可以在庙堂之上大加歌颂的业绩。这不仅仅是后人的颂词，曹操本人也极看重“平荆州”的功绩。《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十五年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录曹操是年十二月己亥所下令文，亦即史上所称《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中曹操自称功绩之一为：“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3]34将平定荆州作为“平天下”之最后一战，言过其实，且与后来历史发展情形不合。但无疑在曹操本人及其后人看来，夺占荆州，确实是一个伟大胜利，乌林或赤壁之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有趣的是，《宋书·乐志四》记载，孙吴建国后，庙堂之上同样也仿效《鼓吹铙歌》曲调制作了十二首军乐，叙述孙吴立国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战阵之事”。其中第四曲改自汉代的《上之回》，名叫《伐乌林》，“言曹操既破荆州，从流东下，欲来争锋。大皇帝命将周瑜逆击之于乌林而破走也”。歌词是由吴国时著名的史学家韦昭撰写的：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胜席卷，遂南征。刘氏不睦，八都震惊。众既降，操屠荆。舟车十万，扬风声。议者狐疑，虑无成。赖我大皇，发圣明。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2]657

吴国庙堂之上演奏的《伐乌林》一曲，将曹魏方面宣称的汉江间人民乐陶陶地“向风思自新”，描绘成曹操“屠荆”行为，以歌颂“大皇”孙权以及武臣周瑜、程普的抗暴义举。放大“乌林之战”或“赤壁之战”，对于孙权一方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关于记录赤壁之战的历史文献，大体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其一是《三国志》的记录，其二是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用的文献，其三是《资治通鉴》根据前二者重新按时序编排的完整叙述。当今研究者在讨论此战时，基本上是将前二种史料同等对待，也都如《资治通鉴》整理排比史料一样，未能留意《三国志》虽然是一部书，但分为魏、蜀、吴三个部分，各部分史源不同，《三国志》正文与裴注所引书，性质不同，亦不能等量齐观。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对赤壁之战有简短的记录：“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3]31《魏志》部分的这一记录表明：此战曹操作战的对手是刘备，并不是周瑜或者说孙权一方；曹操一方“不利”，但并不是多么严重的失败，曹操退军的主要原因是“大疫，军士多死者”。同书卷一四《郭嘉传》亦说：“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3]435将这一记载与《武帝纪》之记载对看，似是曹操从襄阳由陆路追击刘备至江陵后，从江陵乘船东下，拟由汉水转而向北，由水路北返，即所谓“还”，顺便清剿刘备。同书卷五四《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称曹操事后在给孙权的信中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3]1265建安年间，疫疾流行，确是事实，此不赘举史事；或将曹军所患指实为血吸虫病，虽观点新奇，于史无征，亦可置而不论。《武帝纪》建安十四年三月载曹操令：“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令文称吏士“遇疫气”死亡，虽未明确说明是指南征荆州之事，但就此令颁布时间看，显然有为南征之役善后之意。研究者深信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以少胜多、曹军惨败，对这些史料不予采信，认为曹操声称遇疾疫退军，“实是自我解嘲，不愿面对现实”[4]184。曾有学者撰文认为赤壁之战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5]论证本身并不坚实，引来众人著文围攻。不胜枚举的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证赤壁之战是奠定三国鼎立的重要战役，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定论。

《三国志·吴志》部分，《周瑜传》对赤壁之战提供了与《魏志》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说法。《魏志》部分曹操在赤壁之战中主要的作战对手刘备隐去了，与曹操交战的主角变成周瑜、黄盖，曹操也并非因军人疫疾烧船自退，而是周瑜用黄盖诈降、火攻之计，大败而逃。裴注又引西晋人虞溥所撰《江表传》，补充了更多的细节，与《周瑜传》共同构成赤壁之战是以少胜多之经典战例的史料基础，但是《周瑜传》以及相关记录，就真的那么可信吗？

《三国志》虽成于陈寿一人之手，“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1]2137但古人作史，并非现代意义上强调原创性的研究论著。至少在唐宋以前，按一定的义例，对已有史书原文照搬，或稍异字句，偶引他书增加史事，或者加以删削，都是普遍认可的行为，绝无剽窃之嫌[6]。所谓孔子著《春秋》，大体上亦是如此。对比《汉书》对《史记》相关部分的沿袭，以及李延寿《南史》《北史》对南北朝史书的沿袭，便可知其状。《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称陈寿之书，乃“删集三国之事”，并云：“初，王沈撰《魏书》，为时讳恶，殊非实录，项峻撰《吴书》、韦昭续成之，五十五卷，(陈)寿集为《三国志》。”徐冲在解析《三国志》的篇目结构时，结合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出与宋人相似的判断，认为《三国志》中魏、吴二部分“大量利用了王沈与韦昭《吴书》的成果”[7]74。具体到韦昭《吴书》，陈博在比对韦昭《吴书》佚文与《三国志·吴志》相关记录后，认为陈寿“删去了《吴书》一些传目的同时，又在《吴书》的基础上新增了一些传目”[8]。

《三国志·吴志》部分源自孙吴国史《吴书》，此再举一证。《吴志》首篇为《孙坚传》，孙吴奠基于孙策，孙坚为汉末英雄，列于《吴志》之首，显得不伦不类。《三国志·魏志》部分，卷六至卷八为董卓、袁绍、吕布、陶谦、公孙瓒等人的传记，按孙坚行事，自应置于此三卷中，而且《魏志》部分所本的王沈《魏书》，本也有孙坚的传记，[7]77陈寿原本可以将孙坚的事迹按王沈旧例，将孙坚与陶谦等并列。但在吴国方面，孙权称帝后，尊谥孙坚为武烈皇帝，孙吴时庙堂之上演奏的十二首《鼓吹曲》，前二首均是颂扬孙坚的。第一首《炎精缺》，“言汉室衰，武烈皇帝奋迅猛志，念在匡救，然而王迹始乎此也”；第二首《汉之季》，言“武烈皇帝悼汉之微，痛卓之乱，兴兵奋击，功盖海内也”。[2]656韦昭《吴书》即有《武烈皇帝纪》，陈寿置孙坚于《吴志》之首，不过沿《吴书》之旧，改易史例，不称“武烈皇帝”，径称其名，并加以删削而已。*《北堂书钞》卷六九《设官部·公府舍人第一四七》“张温请恭祖”条云：“《吴书·武烈皇帝纪》云：‘张温为车骑将军，温请幽剌史陶恭祖，恭祖轻其事。’”陶恭祖即陶谦，《三国志·孙坚传》及卷八《陶谦传》俱不记其事，而《陶谦传》裴注引《吴书》有详细叙述，当出自韦昭《吴书·陶谦传》。张温为车骑将军，孙坚亦被请“与参军事”，与陶谦同僚，故韦昭在《武烈皇帝纪》中亦连带述及。陈寿据《武烈皇帝纪》撰《孙坚传》，不录陶谦轻张温事，乃是其据《吴书》而加以删削之证。当然，陈寿《三国志·吴志》也在《吴书》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新增者不少当是吴国统治者认为有失体统，不宜著于国史的史事。*《陆云集》载其与兄陆机往来书信，其中一通说，陆机来信，称自己“欲定《吴书》”，陆云回信表示支持与期待，说他们兄弟俩早已就此事有过讨论，“此真不朽事”。信中还说：“陈寿《吴书》有《魏赐九锡文》及《分天下文》，《吴书》不载，又有严、陆诸君传，今当写送。”(黄葵点校《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7页)他们打算补定的《吴书》即韦昭《吴书》，亦即孙吴国史。据此信，显然他们认为陈寿《三国志·吴志》与韦昭《吴书》有渊源关系，而陈寿书中新增的内容，如信中所举，亦可补韦昭书之缺漏。信中所称《魏赐九锡文》，即《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所载“自魏文帝践阼，权使命称藩”后，魏文帝封孙权为吴王并赐九锡的册文；《分天下文》当即《吴主传》所载黄龙元年吴、蜀二国盟文。二者都是极重要的历史文献，韦昭《吴书》竟然不加收录，前者当是为了隐去孙权“使命称藩”于曹魏之事，后者则因为吴现实中必须与蜀汉结盟，但仍不愿承认蜀汉为“大皇帝”孙权治下之吴国的对等之邦。《宋书》卷二四《乐志四》所录吴国《鼓吹曲词》第八首《通荆门》，言吴、蜀“交好齐盟”事，然歌词中称“汉王据蜀郡，崇好结和亲”，称孙权为“大皇”，可以为证。至于陆云所说陈寿书有而韦昭所无的“严、陆诸君”，当指《三国志》卷五十三《严畯传》、卷五十七《陆绩传》，他们都对孙氏政权不太合作，陆绩临终甚至自称“有汉志士”，孙吴国史不给他们作传，当因于此。

由于《三国志》魏、蜀、吴三部分，各有着不同的史源，牵涉三方关系时，便有不同的说法。如关于赤壁之战前首倡孙、刘联盟者，究竟是何人，《吴志》部分称是鲁肃，《蜀志》部分称是诸葛亮，这曾引起裴松之的批评：

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而《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3]1269

按照裴松之的看法，既然《三国志》出于陈寿之手，对孙刘联盟之议的提出者，就应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殊不知《三国志》虽“同出一人”，史源却各有不同，关于是谁首倡联盟之议，确因“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陈寿也难定一尊，遂各从其史，这正是他“实录”精神的体现。历史学家的工作固然是求真相，但若真相业已模糊难辨，还是保留不同的说法为好。《资治通鉴》既将联盟之议首倡者归之鲁肃，未必是正确的作法。

《三国志·吴志》主体上源自孙吴之国史《吴书》，已如上述。韦昭《吴书》中必有《周瑜传》《黄盖传》，更不容置疑。那么，可以判定，《三国志》于此二人传记中关于“赤壁之战”的叙述，也源自韦昭《吴书》。这两篇传记中的具体用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本着以魏为正统的意识，《三国志》中，陈寿言及曹操，称“曹公”而不名，但《周瑜传》述赤壁之战，记周瑜语：“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又记孙权语：“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称曹操为“贼”等语，显然均源自韦昭《吴书》，绝非陈寿揣摩情境的虚拟之词。

如前所述，“赤壁之战”在曹氏一方看来，小战失利，无关大局。在孙吴一方，却是作为“大皇帝”孙权伟大功绩之一不断被歌颂的，《伐乌林》的词作者正是《吴书》的作者韦昭。政治上宣传的需要，往往会扭曲历史记录，《三国志·周瑜传》关于赤壁之战的叙述，源自孙吴国史《吴书》，很难说是客观真实的记录。

对于作为孙吴政治上大肆宣扬的赤壁或者乌林一战，孙吴国史《吴书》中自然会大加渲染，江南民间，理当有丰富的故事口耳相传。《江表传》及晋人乐资所撰《山阳公载记》，遂有更多关于此战的细节描述。如《江表传》多出了战事发生时，“东南风急”这一细节，《山阳公载记》多出曹操战后从华容道狼狈败归的说法，《资治通鉴》一并采入。今人围绕此二事的讨论极为热烈：从气象规律上说，战事发生时当地有没有可能出现东南风？果真有，周瑜一方从南岸向北岸进攻，战事发生地的长江流向须能有利于进攻一方利用风向，则战事具体地点又当何在？曹操战后经华容步归，战地究竟在何处？等等。不少论者引《江表传》《山阳公载记》为据时，往往径称《三国志》云云，但它们与《三国志》属于不同性质的文本，不可混用。《山阳公载记》一书，裴松之早已指出其内容“秽杂虚谬”，[3]946原本难以作研究的证据。

《三国志·周瑜传》记黄盖建议说：“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裴注所引诸书，未见有新的说法。《资治通鉴》改易成“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船舰首尾相接”，未必就是主动“连船舰”的结果，司马光于此加上想象，本已不妥，但尚未言明以何物相“连”。研究者则更进一步：“时值寒冬，北风紧吹，战船颠簸……曹操为了固结水寨，解决战船颠簸、士兵晕船之苦，令将士们用铁链把战船连锁在一起。”[4]184铁链不知从何而来。《三国志》、裴注所引诸书及《资治通鉴》均只称“战日”，未明示交战具体时刻，一些研究者竟称战在“午夜”。此与“铁链”一样，似都受到了《三国演义》的强烈影响。不对史实来源、性质加以区别，一概视为真实的记录，用以弥缝《三国志·吴志》部分关于赤壁之战的记载，复添加以无稽之想象或小说戏文之演绎，使其更为丰满充实，离历史真实也就愈远。

《三国志》各部分，史源不同，各成系统，其中涉及三方关系记录时的歧异，反映的往往是不同的历史认知与各自的政治需要，不能以纪传体史书“事不一人”加以解释，合文互观。《三国志》中的《魏志》部分，史源来自王沈《魏书》，王沈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1]1143王沈乃司马氏死党，“多为时讳”者，指的是多为司马氏讳，而非为曹氏讳。如果曹操果真大败于赤壁，王沈以及晋人陈寿，俱无讳言之理。比较而言，《三国志》虽称“实录”，但源于吴国官修史书的《吴志》部分，较之源于王沈《魏书》的《魏志》部分，有关赤壁之战的记录可信度更低。研究者坚信《吴志》部分相关记载，否定《魏志》自成一系统的记载，在史源的认识上，颇成问题。

二、关于赤壁之战的规模

赤壁之战在孙吴庙堂之上歌舞颂扬时，被称为“伐乌林”。关于赤壁之战具体发生地，历史上众说纷纭，有蒲圻、黄州(黄岗)、汉阳、汉川、武昌等多种说法，[9]今人又有钟祥西北说。[10]近些年，关于赤壁之战战地何在，赤壁之战与乌林之战是何关系，研究论文可谓层出不穷。为了给旅游经济搭台，学术争论又与经济考虑纠结不休，多据己意以作推断，仍难定于一尊。当时隆重颂扬、今人视为决定当时中国命运的一场大战，发生地竟然难以确指，其真实规模本就令人怀疑。

有学者在研究赤壁之战地理问题时，有这样的描述：曹军南进，刘备败逃至夏口，“由于形势危急，刘备派诸葛亮至柴桑请孙权出兵，周瑜奉孙权之命，带三万人马，溯江西进至夏口与刘备汇合……其时，曹操数十万大军已沿大江席卷东下，在兵力悬殊下，联军以逸待劳，采取守势。”[11]99这也可以说是关于赤壁之战双方兵力的一般认识。其实，无论是周瑜的“三万人马”，还是曹操的“数十万大军”，都没有坚实的史料支持。

《三国志·周瑜传》记周瑜力主出兵说：“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请”兵三万，并不等于实出兵三万。同卷裴注所引《江表传》，周瑜之语则作：“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又称孙权表示：“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3]1262《三国志》记周瑜请兵三万，《江表传》却变成了请兵五万，实得三万。《资治通鉴》于此事，采信《江表传》而弃《三国志》，《考异》无说，不知何故。但《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称：“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3]1118此与《周瑜传》互证，实兵只二万人，且分为左、右督，有相互制约以利孙权掌控之嫌。*《三国志》卷五一《孙静传附孙皎传》云：“后吕蒙当袭南郡，权欲令皎与蒙为左右部大督，蒙说权曰：‘若至尊以征虏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孙权用宗室孙皎与吕蒙分为左右部大督，与用赤壁之战时用周瑜、程普事相类。按照吕蒙的说法，赤壁之战时，周瑜、程普二人似否能够同心协力，也颇值得怀疑。《江表传》“三万”之说，原本不是确定无疑的史实。

曹操南攻荆州，究竟有多少军队，《魏志》部分史无明文。相关记录来自《吴志》部分或沿自吴人的说法，然可信者少。

《三国志·周瑜传》说：“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3]1262今人所称赤壁之战曹操一方投入了“数十万大军”，当因于此。“数十万”究是几何？这虽然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数字，却实实在在地造成曹军恃强凌弱的印象。《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称周瑜估量曹操军力说：“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同书卷六四《诸葛恪传》，称诸葛恪在孙权死后主政吴国，主张主动进攻，不宜坐待敌强，说：“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不及曹操尚微，与之力竞，坐观其强大，吞灭诸袁。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当时虽有智者，不能复为画计，于是景升儿子，交臂请降，遂为囚虏。”[3]1436这两条记录，对曹操南下之军的估计，相差近半。陆机后来撰《辨亡论》又称曹操“率百万之师”南下。[1]1469诸葛恪是在作政治宣传，而陆机则是文学描述，都难以作为确定的史实。我们知道，魏末伐蜀之战，“征四方之兵十八万”；[1]38后来蕴酿多年的西晋灭吴之战，投入的兵力，“东西凡二十余万”。[1]70经过数十年生聚教训，灭国之战尚且如此规模，曹操之时哪有数十万军队，即有，又哪有可能全带至荆州？

《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曹操致信孙权说：“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3]1117“水军八十万”，乃古今未曾见之事实，在《周瑜传》所引《江表传》中，又变成了“水步八十万”。同一书记同一事，前后不同，却很有可能是陆机在《辨亡论》中夸张地称“百万之师”的缘由。前引《伐乌林》却称“舟车十万，扬风声”。庙堂颂歌，夸张本是常事，假若曹操确实声称“八十万众”以虚声恫吓，《伐乌林》直作“八十万众，扬风声”，岂不更显孙权、周瑜等伟大，何故改成 “舟车十万”？若曹操果有此信，声称率“水陆十万”之众东下，当更近事实，也足显威势，颇疑“八十万”之“八”，乃传闻者妄加。

《三国志》卷六《刘表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谓刘表别驾刘先“奉章诣许”，曹操指责刘表有不臣行为，称“今孤有熊罴之士，步骑十万，奉辞伐罪，谁敢不服？”[3]216刘先至许昌的具体时间不详，但从曹操信心满满的口气看，无疑发生在官渡之战后、进军荆州前。曹操自称有精锐之兵“步骑十万”，虽同样不能视为实数，但也不至于多得太离谱。官渡之战时，袁绍“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3]17，曹操其时兵数不详。《三国志·武帝纪》所记“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裴松之早已怀疑，以为“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3]19但曹操之兵少于袁绍是可以肯定的。官渡之战后，袁氏所据河北之地为曹操掌握，按袁绍时的规模，大体亦可养兵十万，加上曹操原有之兵，进军荆州时，可以估量曹操的总兵数不会超过二十万。其进军荆州，采取的策略是“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军队尚未前出襄阳，刘琮便“以州逆降”。[3]317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是否仍需要全力南进，本就值得怀疑。

即便按周瑜的估计，曹操率以南下的“中国人”十五六万，荆州军投诚者七八万，曹操能够动员的总兵力最多也只有二十四万人。但即便不考虑战斗与疾疫减员，监管、整编新降荆州七八万人“狐疑”之众，也将使曹操“所将中国人”失去不少机动能力，岂能加在一起都算作曹操的战斗部队？曹操进兵南下，战略目标是夺取荆州，荆州“百城八郡”，“北据汉沔，利尽南海”，即便只是长江以北，已是地域广大，城邑众多，曹操岂能不分兵袭据，而尽弃刚获取的地区于不顾，带着全部军队席卷东下？曹操有多少兵力是一回事，是否全部投入赤壁战场又是一回事。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十三年十二月记：“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3]1262曹操东下的目的是追击刘备，战事的直接对手也是刘备。刘备所部是荆州地方军大部降附后，唯一一支与曹操敌对的荆州武装，曹操要彻底控制荆州，流窜中的刘备集团便必须剿灭。如《武帝纪》所记，此前因担心刘备退据江陵，“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次仍旧是针对刘备的追击作战，又何须全军倾巢而动？

《武帝纪》称曹操作战的对象是刘备，《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亦称：“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3]878以刘备为抵抗的主力。但《先主传》裴注引《江表传》三条：第一条称刘备本欲南奔苍梧太守吴巨，赖鲁肃劝止，才进驻鄂县，遣诸葛亮联络孙权；第二条称刘备既驻鄂县之樊口，闻曹操军东下，心生恐惧，日日候望孙权军，及周瑜率兵而至，刘备又委屈地“乘单舸往见瑜”，虽周瑜自称领兵 “三万”，刘备以为少，大为遗憾，“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第三条称周瑜攻占南郡后，“分南岸地以给备”。[3]878～379这三条记录都意在说明，周瑜才是战胜曹军的主将，刘备既无势力，也无战斗欲望，在与曹军的作战中根本没有出力，后来刘备得以在荆州江南地区站稳足跟，不是他自己凭势力“南征四郡”的结果，而是周瑜主动让与，孙吴一方后来强取荆州，有正当的理由。

以上三条见于《江表传》的记载，目的是在将赤壁之战或者说乌林之战，说成是孙吴一方独自取得的胜利，与孙吴庙堂颂歌《伐乌林》所表达的精神一致。虞溥所撰《江表传》，成书晚于陈寿《三国志》，*据《晋书》卷八二《虞溥传》，虞溥高平(今山东境)人，曾任鄱阳内史，在任上兴学重教，颇有政绩。所撰《江表传》，由其子虞勃在东晋初呈献给晋元帝，“诏藏于秘书”。则虞溥撰《江表传》，当因其任职江南有很大关系，且成书已在西晋末。如此丰富的内容，也绝不可能是虞溥的杜撰，其来源应当还是韦昭《吴书》之鲁肃、周瑜的传记而为陈寿所删削的内容。

但如《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记载，其时刘备“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3]915，兵力至少有二万之数，并不比周瑜实际所领兵少。出于《江表传》的上述关于赤壁之战的记录，性质上仍是孙吴一方“称扬本国容美”，不足为据，陈寿《三国志》不取，《资治通鉴》又将这些说法大都采入，实际上有违陈寿的“实录”态度。

总之，曹军与孙吴联军在赤壁或者乌林确实发生了战斗，但这一战役曹军是否具有绝对优势，孙刘联军四万之众，是否以少胜多，得不到任何确定无疑的史料支持。可以确定的是，曹操一方并没有因赤壁之战溃不成军，曹操驻守江陵的军队是一年多以后才主动撤出的，襄阳也一直稳稳地由曹操一方控制。甚至一年之后，曹操还在发布令文，自豪地称自己平定了荆州，“遂平天下”。曹操果真在荆州丢盔弃甲，惨败而逃，理当讳莫如深，如何厚颜如此！

笔者无意讨论赤壁之战中双方确实的兵力，根据现有史料，谁也不可能做出一个稳妥的结论。只是想说明，研究者处理这一问题时，格于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以少胜多这一先入之见，在史料解读、史料认识以及形势判断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三、关于赤壁之战的性质

赤壁之战发生的具体地点，虽然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所有历史记录以及今人所争执的地方，都在当时的荆州境内，却是毫无疑义的。认清这一点，有助于判定赤壁之战的性质。

赤壁之战发生时，孙权名义上仍是汉之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不过，在他主政江东之初，便定下夺取荆州，“竟长江之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发展策略。[3]1268是后，在为父报仇的名义下，孙权不断进攻驻守荆州东境的江夏太守黄祖。建安八年，将黄祖从江夏(治今湖北鄂州)逐至夏口(今湖北武汉市)。建安十三年春，孙权的军队又进军夏口，击斩黄祖，势力迅速深入荆州境内。同年七月，曹操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进军荆州，曹操这一行动与孙权进攻荆州形成的严峻形势，应当有很大的关系。[4]172曹操消灭袁绍后，汉政权在“建安”的口号下已维持了数年形式上统一，野心勃勃的孙权一旦全取荆州，荆、扬二州合而为一，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脆弱的平衡将不复存在。

曹操进军荆州，与此前进攻袁术、吕布、袁绍形势不同。袁术试图自立，吕布为董卓余党，袁绍率先举兵南进。“坐谈客”荆州牧刘表仍奉汉节，并无明显的不臣之举，曹操武力相向，虽称“奉辞伐罪”，实是师出无名，建安政权表面上的统一局面因此遭遇危机，曹操自然不会不顾及长江上游益州刘璋集团、下游孙权集团的反应。曹操进据襄阳、江陵后，“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3]30，这是一条相当重要的记录。刘璋遣军配合，自然是应汉朝廷或者说曹操的要求，也表明他对曹操解决荆州问题不持公开反对的态度。曹操同时以书信晓谕孙权，表示自己出兵荆州是“奉辞伐罪”，警告孙权不得轻举妄动，借此试探孙权能否承认“中央军”进军荆州的事实，能否放弃进取荆州的图谋，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如《江表传》所说，曹操直接向孙权作战争宣示，则于情于理，皆难说通！

曹操统一北方，走的是统一的路，其进军荆州，走的仍然是统一的路。[12]刘璋只想作汉朝的益州刺史，对曹操进军荆州表示支持，且“遣兵给军”。孙权却力图“竟长江之极而有之”，称帝图王，自创政权。曹操进军荆州，表明了不容许割据势力存在的态度，这使孙权的割据图谋前境渺茫，也意味着孙权对江东的实际掌控都有可能成为问题。孙权遂决心一战，于是有了曹、孙、刘三家二方，围绕荆州展开的一系列攻防作战，赤壁之战只不过是拉开了荆州争夺战的序幕，是孙权正式与汉朝廷武装对抗、展开割据战争的起点。

孙吴一方，在后来的政治宣传与历史记录中，将对荆州的主动进攻，说成是被动防御；将曹操追击刘备，宣传为曹操沿江东下进攻自己；将以丞相身份率军南下，解决割据武装，为统一作努力的曹操，说成是“汉贼”。孙吴一方通过朝廷乐舞、通过历史编撰，将赤壁之战演绎成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智谋战胜暴力，以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战役，并成功地影响了当今的历史认知。

至于参与争夺荆州的刘备及诸葛亮，历史已将他们塑造成正义的化身。但在当时，全国表面上仍维系着统一的局面，荆州在刘表治下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发展，此二人密谋夺取荆州，进而扩张地盘，伺机进军北方，无论如何看，都是两个其时尚不得势的阴谋家，为己利而图割据。当然，刘备有点皇室血统，据说是要“信大义于天下”，其“大义”为何？有何先进性？说到底不过是由自己来做皇帝罢了。刘氏子孙众多，血统比刘备纯正者也不在少数，若都怀此“大义”，驱百姓于战场，天下何时可定乎？传颂千古的《隆中对》，显然不可能是刘备与诸葛亮两人“屏人”密谈时的准确记录，而是事后甚至是诸葛亮当政后搞出来的宣传文本。在《隆中对》中，诸葛亮称曹操雄据北方，不可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只可为援而不可图”。后来孙权称帝建国时，主政蜀汉的诸葛亮不仅没有站在“大义”的立场上，宣称孙吴为“大汉”之贼，反而立即派人前往祝贺，并与吴国预先对北方进行了领土分割。无论是其言论还是其行为都表明，理想的大旗在现实的考量面前碎了一地，哪有为汉室一统奋斗终身的意思？

东汉末年到三国建立这一段时局，今人概称之为“军阀割据”，于是各种势力之间的战争似乎都不具有正当性，成王败寇，值得称道的只是各自的谋略、勇气，以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果。学界曾对前秦与东晋之间的淝水之战的性质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对于赤壁之战，似乎没了兴趣，刻意要维护赤壁之战是以少胜多著名战例的结论。孙权阵营的周瑜、鲁肃，因主张抵抗被称为“汉贼”的曹操，被称赞为“主战派”，受到褒扬；主张“欢迎”曹军南下东进的张昭等人，则被称为“投降派”，受到贬抑。这实际上是沿袭了孙吴政权所宣扬的意识形态。

《三国志》卷五二裴注引《江表传》载：

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节，权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盖以昔驳周瑜、鲁肃等议为非也。[3]1221

在孙权内部的政治氛围中，张昭无疑被视作“投降派”的代表，孙吴创立后，他们自然在政治上失势。对此，裴松之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意见：

臣松之以为，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昔窦融归汉，与国升降。张鲁降魏，赏延于世。况权举全吴，望风顺服，宠灵之厚，其可测量哉。然则昭为人谋，岂不忠且正乎。[3]1221

按《三国志·鲁肃传》的说法，鲁肃正是以不可能得到曹操合适的安置，才使孙权下定决心抗击曹操的。刘琮以节迎曹操入荆州，被任命为青州刺史、封列侯，曹操“犹恨此宠未副其人”[3]215，孙权若是归附，曹操未必不能善待。只是孙权志在“帝王之业”，自然不愿意如张鲁、刘琮那样去当一个汉的列侯、刺史，这才是他决心举兵一战的关键原因。裴松之言论中最具历史价值的是：曹操旨在统一，张昭劝迎曹操，实质上也是主张统一，如果孙权等放弃割据的企图，真正的统一就会成为现实，天下苍生就有可能免除此后数十年战争的毒害。

按裴松之的逻辑，鲁肃、周瑜支持孙权抵抗，实质上是要搞分裂割据。就赤壁之战前后的局势来说，统一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建安初年，“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13]2653支持统一的力量仍不在少数。刘备在赤壁战后进据江南四郡，仍需要“表(刘)琦为荆州刺史”[3]118，后又“表(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3]879刘备上表的对象自然是汉献帝，汉朝廷的认可，仍然是他们在所占地区正当行使权力的凭据。赤壁之战，斗而不破，说明分裂割据并不是汉末历史的必然走向。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孙权、刘备、诸葛亮、周瑜等当时人物选择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以及为之付出的努力，但将刘琮、张昭等一批主张统一的人称为投降派，加以贬低，未必就是正确的价值判断。抛弃孙吴集团通过历史书写构建并沿袭下来的话语体系，视赤壁之战为统一与分裂两种势力的对抗，应该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

[1]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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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田余庆.论曹操[C]∥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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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熊伟

2015-12-05

何德章(1965—)，男，四川南部人，历史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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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9824(2016)03-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