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效率测度

杨 勇，张新丽，杜直前

(1.西安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021；2.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西安 710119； 3.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 710061)

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效率测度

杨 勇1，2，张新丽1，杜直前3

(1.西安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021；2.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西安 710119； 3.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 710061)

以西北五省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度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该区域的协同发展指数进行计算，基于可变规模报酬的DEA模型，测算该区域的“五化”协同发展效率.结果表明，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基本处于良好协调型，“五化”协同发展效率中综合效率的变化呈现倒“U”型特征，总体效率较低，各年份纯技术效率无效的决策单元较多，相对而言规模效率水平高于综合效率,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接近且有效；从规模报酬看，甘肃、宁夏、青海与新疆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陕西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

协同发展；发展效率；DEA模型；效率测度

“五化”协同发展是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简称“五化”)，“五化”协同发展为我们描绘现代中国又好又快发展的宏伟蓝图.处于“一带一路”核心区域的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的效率不仅影响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还影响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区域的经济发展.目前对“五化”的研究成果较少，但研究基础较好，如对“五化”中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以及几个方面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例如文献[1]二元结构论、文献[2]工业化阶段理论与世界发展模型、文献[3]人口流动模型、文献[4]农业现代化研究中的农业发展理论、文献[5]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等；近些年来对信息化的研究成果较多，且大多与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等相结合，如文献[6-7]认为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增加效率提高产出；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伴而生，文献[8]通过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讨论了借助绿色经济消除市场的外部性和治理环境问题，文献[9]的B模式将生态资源纳入经济体系，文献[10 -12]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绿色发展.文献[13]提出中国通过市场手段鼓励农村人口迁移从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等观点.文献[14-19]研究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水平.文献[18]对“四化”同步效率进行了测度，为“五化”协同发展效率的测度奠定了基础.“五化”协同发展效率指在单位时间内(例如一年)，在特定条件下，不同区域要素资源所创造或增值的“五化”协同发展成果，其创造的总产出(有效价值量)与总投入(人、财、物)的比值，体现了区域投入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合理利用、规模集聚和经营管理水平.“五化”协同发展效率的提高不仅意味着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意味着区域生产水平、规模集聚与经营管理水平合理高效.

文中借鉴文献[18]的做法，以“五化”协同发展指数为产出，以城乡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地方财政预算支出、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分别代表投入的消费层面、政府调控、投资水平与信贷基础，探究该区域“五化”协同发展态势，为现代中国又好又快发展，为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探讨方法应用上的借鉴.

1 “五化”协同发展效率的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

测度期为2001-2014年，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缺失个别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1.1 “五化”协同发展指数的测度指标体系及测算方法

构建 “五化”协同发展指标体系见表1.

“五化”协同发展指数的测算方法如下.

1) 方面指数计算

工业化指数G(g)、信息化指数X(x)、城镇化指数C(c)、农业现代化指数N(n)与绿色化指数L(l)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1)

其中αi、βj、γk、δp与φq分别代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指数中的权重，利用主成份分析法计算，gi、xj、ck、np与lq分别代表极差标准化后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指标.

2) “五化”综合发展指数计算

根据五个方面指数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五化”综合发展指数T为

(2)

3) “五化”协同指数计算

借用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运用耦合度分析方法，以多变量系统变量交互耦合的动态耦合度分析“五化”之间相互配合和彼此促进程度，用“五化”协同指数表征“五化”之间耦合作用程度的强弱，动态反映“五化”之间协同程度.利用文献[14]计算方法推导出“五化”协同指数C的测度公式为

(3)

4) “五化”协同发展指数计算

协同指数表征“五化”之间耦合作用程度的强弱，无法反映协同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引入协同发展度模型来评判“五化”交互耦合的程度，计算公式为

(4)

其中D为“五化”协同发展指数，表示“五化”协同发展水平，其取值范围为[0,1]，D越大，意味着“五化”协同发展的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表1 “五化”协同发展指标体系

注：GDP为国内生产总值；R&D为研究与开发.

1.2 “五化”协同发展效率的测度方法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五化”协同发展效率.选择DEA中基于投入角度的可变规模报酬模型(Variable return to scale，VRS)，以西北五省为决策单元，xir为第r个省区第i种资源的投入量，yjr为第r个省区第j种资源的产出量，则第k个省区的效率评价指数θ满足：

j=1,…,n

(5)

式中：θ值为综合效率指数，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λr为权重变量，s-为松弛变量，s+为剩余变量，eT=(1,1,…1)∈Em和eT=(1,1,…1)∈En均为单位空间向量.

θ值越大,说明该省区的“五化”协同效率越高，θ=1时,该省区效率达到最优生产前沿面，其产出相比于投入达到了最优综合效率.

2 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测度

2.1 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

利用式(1)～(4)计算得到2001-2014年全国、西部地区以及西北五省的“五化”协同发展指数测度结果见表2，绘制折线图如图1所示.

为了能更好的说明“五化”协同发展的程度，借鉴文献[20]将“五化”协同发展度进行等级划分，见表3.

表2 2001-2014年全国、西部地区与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指数

图1 2001-2014年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指数

协同发展度协同等级协同发展度协同等级0．00～0．09极度失调0．10～0．19严重失调0．20～0．29中度失调0．30～0．39轻度失调0．40～0．49濒临失调0．50～0．59勉强协调0．60～0．69初级协调0．70～0．79中级协调0．80～0．89良好协调0．90～1．00优质协调

依据表2数据，按表3协同发展度的等级分类，2001年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五化”协同发展指数分别为0.598,0.512,0.584,0.595，均属于勉强协调型，新疆协同发展指数为0.682，属于初级协调型；2014年，陕西和新疆协同发展水平分别上升为0.815,0.843，均为良好协调型，甘肃、青海和宁夏指数上升为0.772,0.792,0.831，均为初级协调型.总体看来，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水平均有所提高.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水平的年均增速，从高到低排序为甘肃、宁夏、陕西、青海、新疆，增速分别为3.20%,2.75%,2.41%,2.23%与1.65%.在表2中，2001-2014年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指数的变异系数从0.101下降到0.036，变异系数反映数据间离散程度的大小，故该区域“五化”协同发展有趋于收敛的特征.

从表2看，2001-2014年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指数的均值从0.594增长到0.811，按照表3协同发展度的等级分类，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度从2001年的勉强协调型发展到2014年进入中级协调型，“五化”协同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为2.46%，增速高于全国的2.43%，低于西部地区的3.07%.表2整体表明，西北五省协同发展指数的均值高于西部地区的指数低于全国的指数.

2.2 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效率的测度结果

根据式(5)借助Deap2.1软件，计算2001-2014年西北五省区“五化”协同发展效率，效率测度结果见表4～5.

2.3 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效率分析

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规模报酬类型等四个方面分析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效率.

表4 2001-2014年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效率(一)

表5 2001-2014年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效率(二)

注：drs为规模报酬递减，irs为规模报酬递增，-为规模报酬不变.

1) 综合效率

效率划分：θ<0.6为无效率，0.6<θ<0.8为低效率，0.8<θ<1为中等效率，θ=1为高效率，表4计算结果显示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综合效率的均值呈现倒“U”型变化特征，2006年之前总体上升，2007年之后总体下降，2014年综合效率指数低于2001年综合效率指数，其区域“五化”协同发展在大多数年份表现为低效率.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综合效率比较：陕西、甘肃、新疆三省的综合效率较高，青海和宁夏综合效率较低.整体的低效率是因为投入多，产出相对较少，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是以粗放式的特征为主，产业结构低水平、同质化严重.2000年以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在短时期内对西北五省的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时间推移，政策边际效应递减，该区域内生性增长速度趋缓，产出效率下降，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后，之前积累的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政策时滞使得该区域协同发展效率没有较大增长.

2) 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综合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是考虑规模收益时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是考虑规模收益时的规模效率.

表4显示2001-2014年西北五省 “五化”协同发展纯技术效率的均值从0.68增长到0.70，期间有小幅波动.分省区看，新疆2006年纯技术效率有效，其余省区的纯技术效率均无效；从整体水平上看，陕西、甘肃和新疆的纯技术效率水平高于青海和宁夏；从发展趋势看，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区的纯技术效率总体是上升的，新疆的纯技术效率有下降趋势.从2014年数据看，纯技术效率距离生产前沿面最近的是陕西和甘肃，说明技术进步在“五化”协同发展进程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从规模效率看，表5中2001-2014年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的规模效率的均值从0.91下降到0.81，表明西北五省区规模效率均有下降，说明规模扩大导致的协同发展效率下降，技术进步带来的协同发展效率上升.总体上看，规模效率高于纯技术效率与综合效率，且接近有效，其中部分省区的规模效率已经达到有效，说明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效率主要来自于发展规模的扩大而不是技术进步.

3) 规模报酬类型

规模报酬值大于1、小于1和等于1分别代表规模报酬递增、递减与不变.从生产前沿看，规模报酬不变的投入产出组合点均处于效率边界上，规模报酬递增的决策单元有可能在增加投入后获得更多的产出，规模报酬递减的决策单元增加投入，有可能减少产出增长的比例.表5表明：2001年规模报酬递减的省区有2个，分别是陕西和新疆；2014年规模报酬递减的省区只有陕西，说明需要投入松弛的省区数量减少.2001年规模报酬递增的有3个省区，2014年有4个省区，说明需要增加投入的省区逐渐增多.从西北五省对比看，陕西和新疆规模报酬在大多数年份均处于递减或者不变状态，说明陕西和新疆投入产出效率高于其他省区.

综上，运用耦合度分析方法测度2001-2014年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指数，利用可变规模报酬的DEA模型计算2001-2014年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效率，得出结论：从“五化”协同发展指数看，2001-2014年，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从勉强协调型进入到中级协调型，发展速度较快，其中，陕西与新疆协同发展指数相对较高；西北五省“五化”协同发展有趋于收敛的特征.从“五化”协同发展效率看，陕西、甘肃的综合效率较高，西北五省的整体综合效率水平较低；纯技术效率方面，总体技术进步缓慢，陕西与甘肃相对效率较高；西北五省规模效率相对较高，规模扩大在该区域“五化”协同发展中起到较大作用；在规模报酬方面，2014年除陕西规模报酬递减之外，其余省区均为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该区域内陕西投入产出比较高.

3 结 语

用“五化”协同发展效率描述投入产出的关系，在经济结构转型期如何提高发展效率不仅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更是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与全国相比，除反映规模扩大带来产出增加的规模效率相对较高之外，西北五省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的整体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何提高纯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增加技术在产出中的贡献率，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深入思考和探索：① 借助于信息化发展促进“五化”融合.信息化是促进“五化”协同发展的手段，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为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最大可能，尤其在整体发展较为缓慢的西北五省更应紧抓信息化发展的机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城镇化、绿色化与农业现代化.② 注重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西北五省生产效率较低，要素投入型生产仍占较大比重，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生产方式无法适应新经济模式，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投入总量和投入结构，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实现综合效率有效，在扩大规模效率的同时提升纯技术效率.③ 以市场为导向，政府的宏观调控要起到积极作用.结合西北五省市场发育较为迟缓的现状，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促进市场体系健康发展，政府在宏观层面上要加强调控和管理，将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实现西北五省“五化”全面协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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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 白婕静)

Efficiency Measure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Informatization,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Green Economy” of the Five Provinces in Northwest China

YANGYong1，2,ZHANGXinli1,DUZhiqian3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Xi’an 710021,China; 2.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With the five provinces in Northwest China as the research subject,the cou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indexes of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the five provinces from 2001 to 2014.Based on the DEA model of 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informatization,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green ecomomy was calculated.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ive provinces are basically good i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relatively low in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that there are more invalid DMU of the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and that the scale efficiency is relatively higher than the commprehensive efficiency.As for the returns to scale Shaanxi province is at the declining stage ,while the other four provinces are at the increasing stag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development efficiency；DEA model ;measure of efficiency

10.16185/j.jxatu.edu.cn.2016.11.009

2016-06-27 基金资助：陕西社会科学基金(2014D48)；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2014KRM13)

杨 勇(1976-)，男，西安工业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发展经济学.E-mail:yangyongmail@163.com.

F061.3

A

1673-9965(2016)11-09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