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的“追梦人”——高加林与孙少平形象比较分析

2016-03-04 09:25李文越
现代语文 2016年31期
关键词:孙少平加林路遥

○李文越

“异质”的“追梦人”——高加林与孙少平形象比较分析

○李文越

高加林和孙少平是路遥在其作品《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中塑造出的“奋斗者”形象,两人有诸多相似之处却又存在着某些根本性的差异,文章欲结合具体文本,试图通过奋斗与知识、现实与精神、漂泊与定位这三组

来剖析孙少平这一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异质与“超越”。

孙少平 高加林 知识 精神

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是当代文学中探讨农村知识青年在固有社会体制限制下如何实现个人价值的代表作品,在全景式地反映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城乡生活与社会矛盾的同时,也塑造除了以高加林、孙少安和孙少平为代表的一系列奋斗者形象,在三十多年间鼓舞了无数挣扎在社会底层的青年。自《人生》发表之后,关于高加林人物形象的分析就不绝如缕,在《平凡的世界》问世后,不断地有研究者将孙少平与高加林进行对比,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孙少安与孙少平是高加林这一形象的延续与裂变——“他们是作家将高加林的个性和灵魂的自身矛盾进行了调整和融合后而产生的新的形象,孙少安更多地保留了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文化观念,孙少平则更多的接受了世界现代意识和文化形态的影响。”[1]但仔细分析,同为奋斗者,高加林与孙少安不管是奋斗目标还是途径都有着显著的差异。少安有着当时一般农民普遍不具备的远见与胆识,但从根子上他仍是农民式的奋斗,他从未想过要离开双水村,他的奋斗是要在这片土地上展开的,所以当少平提出想要将户口转去黄原时,少安表示了不解与反对(小学毕业的较低文化水平与身为长子的责任感是造成他与高加林、孙少平异质的重要原因)。而高加林从未想过要当一个农民,能够进入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才是他的终极目标。孙少平与高加林则属于同一类人,不愿被局限在农村是他们共同的志向,进入城市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但他们之间仍然有着某些根本性的差别,而正是这些差别使得孙少平这一人物形象表现出了不同的意义,而不仅仅是高加林的延续或翻版。笔者试图结合具体文本,通过奋斗与知识、现实与精神、漂泊与定位这三组关键词来剖析孙少平这一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异质与“超越”。

一、现实奋斗中的知识“缺席”——非功利的读书观

知识是否直接参与其现实奋斗是高加林与孙少平之间的一大差别。

高加林自始至终都不曾心甘情愿地从事体力劳动,他的民办教师被撤掉回乡劳动后,有过一段看似安于田间劳作的时期,但这种暂时的“安于”并不是发自心底的对自己作为农民的未来的认可,而是极大程度上来自巧珍如火似的爱给他内心带来的抚慰。在高加林看来知识是要直接参与到他的现实奋斗中去的,是他追求更美好未来的重要筹码,他想要并且曾经暂时得到的工作——记者,也是与知识(具体表现为文学素养)直接挂钩的,也就是说高加林的追求是当一个脑力劳动者。高考落榜回乡后他是民办教师,虽然离理想工作有一定距离,但作为继续向上发展的跳板已经是当时自己所能实现的最好选择了——“亏得这三年教书,他既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时间继续学习,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他最近在地区报上已经发表过两三篇诗歌和散文,全是这段时间苦钻苦熬的结果。”[2]关于高加林在农村里也仍然关心国际大事和爱好写作的描写为其之后在马占胜的安排下成为县委的通讯干事做了铺垫。

孙少平和高加林一样也是喜欢读书的,不过他读书更多的是为了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希望能凭借读书获取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这一点从同样被撤掉民办教师后两人的不同反应可以看出——高加林因为失去了通往更光明未来的机会而痛苦万分,孙少平只是担心会失去看书读报的精神生活:“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将不得不像父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不必隐瞒,他十几处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3]“三年的教师生涯结束了,他不得不回家当了农民。他倒不仅仅是为此而苦恼。迄今为止,他还不敢想象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当农民就当农民,这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孙少平来说,在学校教书和在山里劳动,这差别还是很大的。当老师不必忍受体力劳动的熬苦,而且还有时间读书看报……如今,从早到晚天天得出山,再也没有什么消闲的时光看任何书报了。……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而爱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痛苦是无法言语的。”[4]

从农村到城市后的奋斗中,知识的“缺席”使得孙少平表现出了与高加林显著的不同。在他“进城”的过程中,知识不仅没有成为其奋斗的直接助力(比如因为有知识有文化而被赏识,或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反而是他竭力要隐藏的因素——在揽工时隐瞒自己曾经的教师身份以及为了不被发现偷偷在施工楼房中读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知识虽然没能直接参与其现实奋斗,但并非毫无影响,通过读书而逐渐完善起来的人格与丰富起来的精神以坚定的姿态参与到少平的“进城攻坚战”中,例如在工作中多次表现出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与他钟爱苏联小说、伟人传记直接相关。并且有时,知识也会以间接的方式作用于其现实奋斗,如在第一次揽工时,出于对读书人的敬重,女主人安排少平去干较轻松的活儿。

二、作为精神世界之“地基”的现实奋斗

非功利的读书观使得少平并不奢望能谋取一份与知识相关的工作,少平的终极追求是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与完美,要实现这一追求就必须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所以现实奋斗是少平经营精神世界的“地基”,而崇高化的精神追求所形成的美好人格——仁、忍、韧,又直接影响其现实奋斗的态度,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少平对自主选择未来的执着,这也是高加林与孙少平的奋斗轨迹中值得关注的差异点。

高加林的几次起落都是由外力所决定的——被撤了民办教师是高明楼决定的、被提拔到县上当通讯员是马占胜决定的、被揭发后回到农村又是克难妈造成的,高加林自始至终都没能亲自干预自己的前途,没能做出自己的选择。而少平在他的个人命运中表现出了较强的决定力,他主动放弃与哥哥共同经营砖厂,选择去黄原揽工,再有机会成为煤矿工人的时候,他抓住了这次机会并如愿以偿,而之后在妹妹兰香的男朋友的帮助下,有机会真正进入城市时,他选择回到大牙湾。高加林和孙少平面临的大环境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是被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个人发展的农村知识青年,之所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高加林想要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份知识直接参与的工作,一份能够使他从身到心成为城里人的工作,所以他不会像少平一样去当农民工或煤矿工人,在他眼里这些工作与在家里种地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少平看来却是不同的,同样是辛苦的体力劳动,在哥哥的砖厂与在城市的工地上、煤矿里到底有何不同?还是自主意识的缘故吧,少平所追求的只是心灵的自由,是人格的完善,是一种更为浪漫、缥缈的心态,他想要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走出并不一定最好却必须是由自己决定的一条路。在砖厂做主的是少安,办砖厂致富是少安的梦想,那难道当农民工或是煤矿工人就是少平的梦想吗?并非如此,具体做什么工作不是少平所在乎的,假使不是煤矿工人而是炼钢工人,相信少平一样愿意去做并能够做好,在既定的位置上贯彻自己的信念才是少平的追求。不管是教书、搬砖还是挖煤,虽然都是在诸多限制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但只要全力以赴,让自己的力量在每一个位置上发挥到极致,就是符合少平自己的人生哲学的,他便甘之如饴。

全书中有过两处少平对自己未来身份的直接想象,一处是被初恋女孩郝红梅“背叛”后:“少平站在河边,尽管已经误了吃饭时间,但他一点也不感觉到饿。他突然幻想: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座城市,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他打招呼,他在人群里看见了顾养民和郝红梅……”[5]这明显是一种并不理智的报复性想象。第二次是在进入城市揽工后,“他甚至想某一天,他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嘴里叼着黑棒卷烟,到东关大桥头去挑选工匠……嘿嘿,他就是成了包工头,为什么一定要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呢?不,他不会象现在这些工头一样,神气活现地把自己搞得象电影里的保长一般;他要和他雇用的工匠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过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孙少平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不断地这样胡思乱想。”[6]从教授、作家到包工头有着较大的落差,但这种“降落”反而是更加深思熟虑后的想法。一方面少平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体制的阻碍是他必然无法成为城市知识分子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少平自信其精神世界的超越也是一种胜利,用书中的话说就是“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7]例如,第一次揽工时主人家出于对少平的欣赏与认可结算工钱时多给了一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钱是他应得的,即使收下也无可厚非,但少平仍坚持自己的承诺,坚决不肯收下那些钱,这便是在平常事情中表现出的美好人格。再例如少平对自己成为包工头的想象,包工头比起教授之类的职业来说是平凡的,但会考虑和工匠建立平等关系的包工头恐怕不多见,少平就是通过在这些方面的坚持,赢得了精神世界的胜利。

就是这种坚持使得少平这个人物形象显示出了某种异质,相比同时代一些作品中沉浸在个人内心世界,散发出空虚、颓废气息的文学形象,少平更加踏实、现实。而同样是现实奋斗,少平比起另一种埋首于繁琐零碎的鸡毛蒜皮中不得自拔的文学形象又多了一些豁达、浪漫。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专注于个人内心的寂寞、空虚、荒诞无可厚非,但人终究是追求光明、追求希望、追求明天的,少平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因为缺乏对其“阴暗面”的表现而被质疑不够立体、不够丰满,但较为可贵的一点是这一形象成为一种不同的参照对象,他不是一心为党,要为社会主义牺牲一切的空洞的“高大全”角色,也不是一辈子沉溺于个人世界,生无可恋不知所往的幻灭虚影,他始终在为自己奋斗,忠于本心,创造也许很卑微但不可或缺的价值。通过非功利的读书建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时刻可以把持住本心,从个人角度来说做到了真正的自由——心灵、思想的自由,从社会角度来说,不论处于何种位置都竭尽全力、从不敷衍,可以说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

一些评论家认为路遥在书中一味渲染苦难,将苦难归因于个人而没有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得作品缺乏现实批判性、不够深刻。诚然,《人生》中,路遥还曾直接呼吁过体制需要改善——“可是,社会也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真正廓清生活中无数不合理的东西,让阳光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使那些正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年轻人走向正轨,让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让他们的理想得以实现。祖国的未来属于年轻的一代,祖国的未来也得指靠他们!”[8]而在《平凡的世界》里并无类似的对体制的直接质疑,但并不是没有直接批判就等于赞同,不管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平,本可以有一个更为光明未来的他们因为体制的限制,只能或回乡或当工人(少平能当上工人,晓霞的关系是重要的助力,不然工人也是当不成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看出这是悲剧,而造成悲剧的原因不是他们本人不优秀、不努力,那原因会是什么呢?相信会思考一点点的读者都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路遥写出这种悲剧就是一定程度上的质疑与批判。那么,为什么让少平甘愿受制于并不合理的政策制度而没有刻画他们的反抗,这是不是一种妥协,一种驯服呢?笔者认为一方面,路遥认识到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没有强大外力的帮助,少平这样的平凡人想要去反抗体制——即使是不合理的体制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在当时亦或现在,体制的改革建设并没有与所有人产生直接关系,对于很多事情,平凡的他们并没有话语权。去争夺着话语权固然重要,懂得去反抗,去争取是不再做鲁迅笔下“奴隶”的重要一步,但如果没有形成完整、完善的人格,取得了话语权又能怎样?像阿Q那样革命,终究仍旧是别人的棋子,是牺牲品。想要自上而下改变制度、改变社会、改变世界很难,因为直接参与制定政策,建立制度的始终是一小部分人,而最终将政策、制度落实的是具体的每一个人,因此,改变自己、完善自己、首先从自己开始做到独立、自由、自尊、自强、乐于思考而不是只是思考,在思考中实践,也许不失为完善社会的另一种方式。路遥塑造出少平这一形象,是对每一个平凡的人如何尽可能地在实现个体价值同时兼顾社会价值这一问题并不完美但却包含思索的一种解答。

三、从幻想漂泊到渴求定位

《平凡的世界》中多次描写了少平对于流浪、漂泊的渴望与幻想。“说心里话,他虽然不怕吃苦,但很不情愿回自己的村子去劳动。他从小在那里长大,一切都非常熟悉,他现在觉得,越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反倒越没意思。他渴望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去!他读过不少书,脑子保持着许多想象中的环境。他甚至想:唉,我在这世界上要是无亲无故、孤单一人就好了!那我就可以无牵无挂,哪怕漫无目的地到遥远的地方去流浪哩……”“不知为什么,我现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象杰克·伦敦小说中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加……”[9]“毫无疑问,这样的青年已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自己的一生了。即就是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也愿意出去闯荡一番——这动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金钱或荣誉,而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10]

但是在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时,少平却表现出了某种“无根”造成的不安——“他问自己:你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生活下去吗?你最后的归宿在哪里?是啊,眼前的一切都太苦了……苦倒不怕,最主要的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流浪的生活而有一种稳定性?这一切似乎都很渺茫。”[11]

从想去流浪到想要安稳,这种转变显得有些突兀,有些难以理解,也许可以解读为“流浪”对于少平而言只是其追求心灵自由的一种想象方式而并非真实追求。他是深深扎根于黄土地上的人,和王满银那种愿意走南闯北、四处漂泊的性子不同,少平并不想居无定所,他很想要一个位置,一个确定的身份,这个位置不能由父亲或哥哥决定,必须由自己决定,所以他离开双水村。但具体是什么位置,少平并没有很清晰的想法,所以他必须出走,必须去找寻,去找寻真正属于自己,自己也愿意接受的位置、归宿,现在的这种“漂泊”终究是为了将来的“定位”,所以结局少平甘愿留在大牙湾煤矿而不愿去城里,并非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只是在经历很多以后,认定了那里才是合适的位置。因为在少平看来,“不定”地漂泊闯荡也好,“定”地安于一个位置也好,都只是过程,真正要实现的目标是永不违背自己的内心,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目标,少平在全书中是一直贯彻下来的,这也许就是众多读者所提出的“志向远大、渴望流浪的少平为何甘愿止步于煤矿工人”这一疑问的解答。

四、结语

从“联合国都想去”的高加林到满足于做一名煤矿工人的孙少平,也许是因为路遥自身对改革以来欣欣向荣的乐观热情也有所沉淀,更加冷静、更加沉稳,相对也更加保守。

高加林和孙少平都是路遥为了解答农村知识青年如何实现个人追求这个问题而塑造出的人物形象,《人生》中还出现过对不合理体制的直接质疑,而到了《平凡的世界》似乎并没有再出现这样的议论,这也是一些批评家认为《平凡的世界》缺乏现实批判性的原因之一。诚然,批判不合理的体制的确是重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有的品质,但探索普通的人们在这种既定现实下该如何尽可能地追求被限制的梦也同样重要。如若读者能够从孙少平的奋斗历程中获取一点精神力量以改变自身,即以文学意义实现现实意义,就是极大地发挥了这一人物形象的价值了。毕竟,文学应该是让人感到有希望,而不是绝望的,文学改变不了世界,却可以改变个人,当每一个人都在改变的时候,世界也会因此改变。这种精神力量所能给予现实人生的强大推动或许就是《平凡的世界》作为“长销书”在一代又一代读者中被热读的原因吧。

注释:

[1]一评:《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讨论会纪要》,小说评论,1987年,第02期,第24-28页。

[2]路遥:《路遥文集》(第一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3]路遥:《路遥文集》(第一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4]路遥:《路遥文集》(第四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5]路遥:《平凡的世界》,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6]路遥:《路遥文集》(第四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186页。

[7]路遥:《平凡的世界》,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8]路遥:《路遥文集》(第一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9]路遥:《平凡的世界》,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401页,406页。

[10]路遥:《平凡的世界》,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页。

[11]路遥:《路遥文集》(第四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1]路遥.路遥文集(全五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2]一评.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讨论会纪要[J].小说评论,1987,(2).

[3]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生产模式分析[J].小说评论,2003,(1).

(李文越 山西太原 山西大学文学院 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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