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愚公移山精神”到“中国梦”的逻辑进路

雷　禹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从“愚公移山精神”到“中国梦”的逻辑进路

雷禹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愚公移山精神”与“中国梦”提出的历史背景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它们都内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之中，深刻地反映了党带领着中国人民不断地奋力前进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实现“愚公移山精神”的“革命逻辑”到“中国梦”的“建设与发展逻辑”转向的深层理据。

[关键词]愚公移山精神；中国梦；逻辑进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以《愚公移山》为题的闭幕词，号召全党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2012年11月29日上午，党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了《复兴之路》的展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过程中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中国梦。”不论是在战争革命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阶段，广大中国人民从未忘记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带领着全国人民一直在这条道路上探索。当下在“中国梦”的建设中仍然需要“愚公移山精神”，如何把“愚公移山精神”运用到“中国梦”的实现中去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愚公移山精神”与“中国梦”提出的历史背景比较

(一)“愚公移山精神”提出的历史背景

1945年，中国经过了多年抗日战争，已经是满目疮痍，广大人民群众极其渴望战争的胜利。而此时的日本侵略者正在对中国进行着最后的疯狂反扑，中国当时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极其紧张的战争气氛下，中国人民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抉择，是赢取战争最后的胜利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或者是仍旧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分裂的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中国人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面一条道路。为了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众志成城，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对胜利完成党的伟大历史任务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愚公移山精神”成为联系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精神纽带。

(二)“中国梦”提出的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新中国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重大成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主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不断推进。虽然我们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但是一些新的问题又凸显出来。以我国的人均GDP来衡量，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并将会长期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不全面、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梦”的提出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和中国全面发展的要求，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

“愚公移山精神”和“中国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截然不同的：“愚公移山精神”的提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要求，而“中国梦”的提出则是适应了当前社会的发展要求。虽然二者所体现出来的时代背景是不一样的，但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渴望富强文明的梦想一直都存在并且在历史的发展中延续不断。历史事实已充分证明：无论是在战乱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力量都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当社会面临着重大转型时，这种精神力量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则显得更为重要。

二“愚公移山精神”与“中国梦”的内涵比较

(一)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指出：“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1]1101-1102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必须团结全中国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党和军队必须与人民大众一起才能够发挥出最强的力量。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到：“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中国梦”不仅仅是哪一个人的梦，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梦，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人民的梦，必须由人民来实现，并且也只有人民才能实现。

(二)要有自信、自觉、自主的精神

在《愚公移山》中毛泽东说道：“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1]1102在革命的过程中，需要有革命的自信和自觉，并且能够达到自主。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觉悟，革命是必须由自己来承担的，只有由人民群众自己才能彻底地解放自己。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在新中国新时期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有自信自觉的精神，对人民自己的事情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把“中国梦”的伟大信念内化到人民群众内心里去，时刻牢记，并在实践中切实践行。

(三)要有锲而不舍的坚强毅力和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

毛泽东在《愚公移山》里说道：“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1]1102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压迫，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艰苦抗争这么多年，在这个革命最艰难的时刻，“愚公移山精神”鼓励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畏艰难，以不屈不饶的精神争取最后的胜利。在和平时期更是需要这种精神，虽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已不存在，但是我们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时候说：“所以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的共产党员就是要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建设好我们的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我们要把国家建设好，要把民族发展好，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奋勇前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深刻、实在的警言，新时期没有了战火纷飞的革命紧迫感，但是对于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对于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实现，我们也依然需要“愚公移山精神”。学习愚公踏实苦干的精神，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在实践中不断前进、不断检验，最终向着伟大目标前进。

(四)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是革命和建设的力量源泉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任何伟大的举措都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潮流，如果逆人民群众心之所向，无论多么宏大的行动与计划都注定会是失败的。面对复杂紧张的局势，毛泽东指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1]1102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一民主革命任务的依靠力量就是人民群众，而且也只能够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对于“中国梦”的实现，“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中国梦”仅仅靠中国共产党是不能实现的，仅仅靠政府也是不能实现的，而只能是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力量。要时刻把党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充分挖掘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人民群众才是力量之源。“愚公移山精神”和“中国梦”虽然是不同的时代提出的，但却有着非常一致的内容和理论深度。

三从“愚公移山精神”到“中国梦”的逻辑进路

(一)“愚公移山精神”与“中国梦”的理论场域回归

任何一个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无联系的，而是处于一定的现实环境和理论背景之中。同样，一定的理论的出现是对现实要求的反映，也是这一理论体系发展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在1945年的《愚公移山》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愚公移山精神”，因此在这里“愚公移山精神”的场域应该回归于一个更大的理论背景——毛泽东思想中，这样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其内涵和脉络。1945年4月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阐释，那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因此，毛泽东思想即为本文探讨的“愚公移山精神”的理论场域。

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习近平在当下提出的“中国梦”就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场域之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习近平在观看《复兴之路》时就强调，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中国梦”这一理论的更大的理论场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二)“愚公移山精神”与“中国梦”的逻辑关系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指认毛泽东思想为“革命逻辑”是基于其历史任务和解决当代中国的实践主题。它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政权和革命道路问题，主要回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革命的步骤、前途是什么以及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问题。这深刻体地现了以“革命”为主题的逻辑线索。在毛泽东晚年的时候，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过一些积极的探索，但是也犯了一些错误，进而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又回到了革命的逻辑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文革动乱的发生。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着“建设与发展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结晶和理论指导，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在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什么是科学发展和怎么进行科学发展的问题。

“革命逻辑”是“建设与发展逻辑”的政治前提和理论基础。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毛泽东思想这个“革命”逻辑的前提或基础上开创和形成的。

“建设与发展逻辑”是在“革命逻辑”的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理论逻辑的转换预示着历史任务的变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决策，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的逻辑。从邓小平开始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经过了艰苦的奋斗，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和成就。

(三)从“愚公移山精神”到“中国梦”的逻辑转向

从“愚公移山精神”到“中国梦”转向得以实现，是因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层的逻辑关系。

1．深层的逻辑关系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3]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2]这充分说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的实践、历史、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实现更好的具体化。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之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于革命、建设之中的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前面的部分通过理论场域的回归已经分别指认“愚公移山精神”与“中国梦”分属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场域之下。“愚公移山精神”的“革命逻辑”到“中国梦”的“建设与发展逻辑”的转向之中蕴含的深层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于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具体现实情况，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以“转向”不是“中断”和“断裂”，而是在深层逻辑的影响之下的显性逻辑的转向，这也是真正地指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

2．深层逻辑关系之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华民族创造的古代文明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近代以来备受西方列强的侵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抗争史就是一部民族复兴史，中国共产党则承担起了这个伟大而深重的历史使命。党的一大和二大先后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但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处境中又必须首先“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4]。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5]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中国梦。”纵观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复兴史，“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7]。所以无论是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总结的“愚公移山精神”，还是习近平在当前提出的“中国梦”，都深刻反映了党带领着中国人民不断地奋力前进的历程。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深层逻辑使得“革命逻辑”到“建设与发展逻辑”的转向得以可能，“愚公移山精神”到“中国梦”的转向得以可能。它们都内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之中，并在这一历史使命的引领与指导下做出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2(22)：22-25.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8-659.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3.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7.

[7]涂大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4(6)：7-11.

(责任编校：舒阳晔)

[收稿日期]2014-04-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拉康化马克思主义研究”(12JJD710005)。

[作者简介]雷禹(1990—)，男，湖北恩施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在读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16)03-0001-05

On the Logical Shifting From Yu Gong′s Spirit to the Chinese Dream

LEIY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Although "The Spirit of Yu Gong" (referring to the determination to win victory and the courage to surmount every difficulty) and "Chinese Dream" were proposed in different times, both of them are part of our great mission to rejuvenate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oth have encourag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march 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despite all the difficulties. Chinese Marxism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re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our shift from the revolutionary logic of Yu Gong′s spirit to the constructive and developmental logic of the Chinese Dream.

Key words：Yu Gong′s spirit; the Chinese Dream; logical approaches; Chinese Marxism;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