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之外：独身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助力探究

李经威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围城”之外：独身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助力探究

李经威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西方思想的影响，追求人生事业的成功，笃定的宗教信仰，爱慕时尚，教育的洗礼，经济的独立以及对自由生活的追求等方面的因素，是近代独身主义盛行的强大助力。抱定独身主义的群体，并不全然是新式思想的践行者，其中亦不乏托名伪装的守寡节烈主义者。独身主义现象背后体现的是近代中国旧观新念之间冲突与对峙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独身主义；近代中国；婚恋观；助力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从器物层面到政治层面，再到思想意识层面，由浅入深，层层演进。在以西方妇女解放为代表的思潮影响之下，讲求男女平等的新式家庭婚恋观逐渐兴起，对旧式家庭伦理方面的变革自然也就成为这一时期的应势之举。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以知识女性为主体崇奉的独身主义之风，在家庭伦理变革之中逐渐涌动开来，成为近代中国“围城”之外颇具时代意味的一种别样的喧嚣。

一近代中国独身主义风气的蔓延

独身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是和一切家族、朋友、亲戚，都绝断关系，不通问闻，不和往来；狭义的，是专指不结婚而言，其他如社交、事业、行动等，仍和平常人一样。”[1]近代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广义层面上的独身主义并不多见，而狭义层面的独身主义，在社会上渐渐成为一种风潮。据当时的社会学者甘南引在1922-1923年所做的一项针对男性学生的社会调查显示，在共计840份的有效问卷中，赞成独身主义的为110份，约占总数的13%[2]。而在实际上，女性群体中信奉独身主义的比例则远高于男性群体，《申报》曾在1929年报道：“据最近学界方面之调查，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出校后，仅有百之十七八嫁人者，此外均谋相当职业以求自活云。”[3]这些女毕业生，毕业时年龄大多已超过27周岁，即使以今天的观点视之，年过27岁，已是大龄未婚青年，更不用说是在百年前的近代中国。可见，独身主义的流行，在此时期已呈愈演愈烈的态势，而其中尤以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群体为盛。

独身主义风气的盛行，在另一面则表现为独身主义团体组织的出现。据当时报纸记载，1916年，在江苏南京石坝街有富家少女15人组织“不嫁会”，并制定具体规则，要求入会者“不但以终身不嫁为誓，且禁为种种治艳之姿态”[4]。1917年江苏江阴县某女校，有8名年长的女学生，发起创立了“立志不嫁会”，该会不仅要求入会者立志不嫁，而且要求“不参与人之婚姻事，若私与男子往来，经察觉后，立除其名”，此外还规定会员“均有劝人立志不嫁之义务”[5]。1933年，“上海各女校(中学以上学校)，有独身会之组织”[6]。这些组织的成立，既是独身主义风气发展的结果，亦是推动独身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如此，独身主义还成为许多漫画、小说、话剧、电影等艺术形式的直接创作素材。例如烟桥所作的名为《独身主义者》的话剧[7]，陈劳治所著的名为《独身主义》的小说等[8]。

二独身主义风气盛行的助力

(一)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

欧风美雨的浸淫，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并催促着时人婚恋等观念的转变与更替。以“易卜生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新式婚恋思想，在变革旧式家庭伦理的基础之上，推动着女性解放运动走向深入。“当时到处上演《娜拉》，高叫着‘不做玩物’、‘要人格’、‘要自由’的呼声。”[9]“娜拉精神”一时成为众多女性期求摆脱旧式家庭伦理的束缚，试图追求独立人格和社会价值的催化剂。她们对于独身主义的追逐与信奉，与其说是对传统婚姻中“男性中心主义观”的挑战与抵制，毋宁说是一种在面对“理想倡导”与“现实选择”不能合拍之时，所发出的强烈控诉。

(二)追求人生事业的必然手段

一些独身主义者将独身主义视为研究专门精深之学问和创造成功事业以报效社会的一种必然手段。抱着“与其留遗肉体之子女，无宁留传事业之功绩”[10]的人生态度，以独身主义为手段，追求着“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一“流芳百世”的人生目标。当时一名持独身主义的大学预科生罗元骏，则在《我的独身主义》一文中直抒其“得以清闲之岁月，自由之身体，浸淫于学术，尽瘁于社会”[11]的人生理想。更有甚者，秉持着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怀，立志要拯救时弊，一舒民困。“他们看到社会上种种腐败，以为社会上的恶势力还存在一天，而人民永远不能得到幸福，欲社会良好，非得把现在社会改造不可，因此放弃组织家庭的职责，专从事服务社会的工作。”[12]此外也“有许多有志女子，希望研究高深学问。因为结了婚，常常影响及自己的前途，故此便不愿出嫁”[13]。这其中不乏杰出的代表，例如曾宝荪、吕碧城、林巧稚、张竹君、冼玉清、杨荫榆等。其中，一生以教育为业、终身未婚的著名女教育家曾宝荪，曾这样坦言自己的人生志向：“我如果结婚，顶多教养十几个女子，但从事教育，我可以培养几千个孩子。”[14]

(三)宗教信仰中的禁忌

几乎所有的宗教教义与教规都有严格的禁欲主义倾向，男女之爱被这些宗教视为不纯洁的象征，甚至被定义为对宗教所信奉神灵的一种亵渎。当时的报纸也不乏有人因潜心修道而抱定独身主义的报道。例如上海某榨油厂厂主朱某之子，早前经人介绍，聘顾姓女子为室，并择定婚配的时间地点，但因该女“立志修道，不愿婚事”且“矢志靡他，决计守独身主义”，双方只好作罢而散[15]。“宁波人蒋金生，年三十岁，向抱独身主义，不娶妻室，奉佛茹素为日已久。”[16]另有家住上海浦东北、蔡镇南的“巾帼完人”张雪姑，自年少时就“誓志不嫁，守身如玉。生平奉天主教，殊为道中人所推重”[17]。这些独身主义者，将个人的精神寄托在对宗教的虔诚信仰上，矢志于修道事业，不涉婚嫁，尽管是由于宗教教义的要求，但却是一种宗教信仰在内化之后主动为之的结果，是内在的主动意义上的独身主义行为。

(四)时尚风潮的影响

对时尚的追求，一直是历代中国的一大社会心理，而标榜独身主义在近代中国同样也被许多青年男女视作为一种极为摩登的事情。独身主义在此时期成为许多知识青年，特别是青年女学生的口头禅和流行语，不仅常见于她们的话题讨论中，而且还被作为一种彰显个性的绝好方式，甚至成为一种区别你我团体之分的必备标尺。时人张惕须曾言：“在我的数百男女朋友中，高挂着独身主义招牌的，差不多要占十分之三四。”[18]由此可见，以独身主义为自我标榜者在青年男女中的比重之高。其中尤以女性为最，当时《申报》有一则生动报道：“只要是未婚密司与密司特们，谈及她或他的终身大事时，总是摇摇头笑着说：‘我是独身主义的奉行者，我是独身主义的忠实信徒。’两性之间，尤以密司们总是众口一词，千篇一律的这样回复着。”[19]当然，独身主义能成为一种风尚，离不开当时各报纸杂志从不同角度进行不遗余力的讨论与宣传。这一时期以独身主义为创作素材的小说、话剧、电影等文艺作品的出现，更是助长了独身主义风气的传播。尤其是报纸等媒介中关于当时许多电影演员、戏剧名角、小说作家等名流抱独身主义的介绍，自然会引起众多青年男女的跟风效仿。

(五)接受教育与经济独立的影响

近代教育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变迁，使近代女性有机会从传统社会的“私”领域逐渐走向近代社会的“公”领域，并且有机会接触到独身主义等新式观念。女子教育在中国各地勃然兴起，女校数量不断增加，办学层次亦不断提高。一些女子从私性质的闺塾之中走进公性质的学堂里，接受新式的教育，不仅体验了贤妻良母的必备训练，而且还掌握了些许谋生的技能[20]，我国女性传统私领域性质的人生色彩开始逐渐淡化。新式教育使我国女性的活动空间发生着变化，从传统所强调的“内外有别”，到由“内”向“外”转化。而近代经济社会的变迁，也为女性进入职场成为职业女性提供了可能，女性在学校里所学到的谋生技能也在社会上得到了用武之地。近代女性不再拘泥于女红、纺纱、洗衣、做饭等传统的家庭劳动形式，而是走向社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内选择自己所希望从事的职业。近代女性的劳动开始从传统家庭的“私领域”逐渐向社会的“公领域”转化，使其获得了经济独立的机会，从而摆脱传统意义上对男性的经济依附，经济独立成为女子抱独身主义的强大后盾。时人史斌在其《妇女独身之三大原因》一文中就将经济后盾列为妇女独身的三大原因之一，女子从“狭窄的家庭里，跑到广泛的社会上来”，“并且有稳固的职业，做着‘后盾’，在物质上既乐成够用，在精神上有自由自在”，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命运的优劣，是跟着男子转移的。便是受到了种种压迫与委屈，也只有俯首忍受”[21]。

(六)追求独立自由生活观念的影响

强调个性自由，追求安逸舒适的个体生活，不愿受婚后妊娠之痛和家庭之累，成为独身主义风行的另一重大原因。时人羽公对一些女性恐惧妊娠之痛，作了极为细致的描述：“然以妇人大概而论，其少年之时，十九皆为生仔。诚以此事为彼所未尝经过，且尝闻之老于己之妇人口头禅曰‘女人生仔实与阎罗王隔一张纸耳，其去死实近也。’所以听此种论调而载满耳朵者，是故每为此种言论所吓。因之而有少数为其所惑，而视嫁老公为难关矣。”[22]年长妇人的言论虽然略带夸张，致使女性加剧了对妊娠的恐惧，但在事实上，由于医疗条件所限，对懵懂未婚的女子而言，妊娠确实是一种巨大的心理障碍，因此便产生了“视嫁老公为难关”的错误认知。另外，许多女性视婚后生活为畏途，在“看到已经成婚的男女，多在愁云残雨之中，过痛苦的生活”[12]，遂认为女人出嫁真没意思，不仅要受繁琐家务和婆媳关系的缠扰，而且还要受孩子教养的拖累，致使自己不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都不能像婚前那样“没有什么拘束”，“像一只自由的马，能够飞到海阔天空”[23]。为了继续享受年少时自由无所拘束的生活，避免在婚后的生活中“我”的消亡与湮没，很多女子因此拒绝婚姻，而抱定独身主义。

(七)传统观念的余威

这一时期传统的忠贞守节观念仍在一部分人群中得以顽固地承袭，这也是促使一部分妇女抱独身主义的主要原因。一则在报纸上公开登载的启事中，较为充分地说明了此现象的存在。“窃女儿自未婚夫病故，抱恨终天，决心守身不愿再为人妇，曾于去年古历三月十六日登载新闻报封面，声明独身主义，自谋生活。”[24]这则带有较重父权色彩的启事，表面上看似其女为志愿而决心守身，但细究之，则不难发现执笔人在公开登报的坦然情状之下，内心所涌动的却是对传统贞烈观的难以割舍和顽固坚持。而诸如此类的独身行为，也遭致了时人的不满：“据我们揣测，敢武断地说一句，李女士的独身主义多少与他的已死的未婚夫有点关系，为了一个不相识而且毫无关系的男子，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幸福牺牲，实在是不合算的。”[25]这种鸣不平，不仅表明时人主流意识观中对此现象的否定，而且还隐含着旧式思想在改头换面形式之下的顽固遗存。因受传统封建思想的钳制而抱独身主义，虽名为独身主义，实则为守寡节烈主义者的托名伪装与矫饰避嫌。

三余论

如上所述，近代中国以知识女性为主体的独身主义提倡者，内在动机并非一致，这其中有以研究高深学问或立志服务社会的事业型，有为宗教信仰或崇尚高洁的禁欲主义型，有追逐时尚或强调个性自由的个人主义型，以及残抱忠贞节烈的守旧顽固型等。而从全局观视之，独身主义群体可分为绝对独身主义者与相对独身主义者，其中事业型、禁欲主义型则大体上可归为绝对独身主义的类别。以事业型为例，其选择独身主义是一种主观意愿上的强烈表达，独身主义对于其不是目标，而是对自我价值确证的一种手段。而个人主义型、传统因素型、守旧顽固型等，则大体上或可被视之为相对独身主义者。这些抱定独身主义的人，与其说是独身主义者，毋宁说是独身者，因为其中包含着诸如艳慕时尚、渴慕理想伴侣等不稳定的因素，他们并不是拒绝进入婚姻的围城，而是凭着一时之性或是在面对现实压迫无力解决之时的无奈之举，所以其常常自会有一种“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内在张力与困惑。另外，从新旧层面上观之，独身主义虽是欧风美雨影响之下的舶来品，但若对高唱独身主义的群体予以细察，则不难发现其所隐含的新旧杂陈的特点，既有妇女解放语境下与男子同样追求人生事业的新女性，又有因封建旧俗的桎梏而被迫守节的无辜妇女。因此独身主义虽为西方引进的新名词，旗帜鲜明地体现出近代青年男女在婚恋上的自觉与自主，但其内部的传统因素不容忽视，独身主义在此层面上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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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舒阳晔)

[收稿日期]2016-04-07.

[作者简介]李经威(1990—)，男，湖北襄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16)03-0036-04

Outside the "Fortress Besieged"：An Analysis of Celibacy in Modern China

LIJing-w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Major reasons for the prevalence of celibacy in the modern times included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thought, people′s pursuit of career success, steadfast religious belief, craze for fashion, education,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eager for freedom. Those who were determined to live a celibate life were not all practitioners of new ideas and thoughts. Some of them were only supporters of widow chastity in disguise. Behind the phenomenon of celibacy was a society where the new and the old values were confronting each other.

Key words：celibacy; modern China; value on love and marriage; driving 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