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线》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徐　锐

(湖北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解读《线》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徐锐

(湖北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要]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在其长篇小说《线》中，以独特的生态学视野，揭示了在男性霸权文化价值观下的弱势群体——女性、弱势种族、有色人种、劳动阶级、生态环境等处于二元等级制价值体系中的他者地位，在争取平等和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中受到客体身份的束缚。构建新的多元文化价值体系，树立包容意识、淡化边缘理念，才能逐渐消解弱势群体他者地位的焦虑感，促进多元文化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线》；生态女性主义；男性霸权文化；弱势群体

生态女性主义是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西方女性主义者对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危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结果[1]。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而言，笼统地将人类中心主义视为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不科学的，因为真正占中心地位的“人类”是那些“强势民族的男性”，是男性霸权主义文化，“近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个人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甚至男权主义都有密切的亲缘关系”[2]。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价值体系才是罪魁祸首。小说《线》着眼于塞萨洛尼基城最动荡的时期，以一个女性作家独有的感受，揭示了男性霸权文化价值观下弱势群体的边缘地位，表达了弱势群体在争取平等和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中竭力消解客体焦虑感的迫切希望，并倡导构建包容性的多元文化价值体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女性与自然的融合

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总是有一种有别于男性作家的生态理念，因此她们和男性作家与自然对话时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即“参与(participate)/观察(observe)，相互联系(interaction)/分离(alienation)，另外一个(another)/他者(other),呈现自然本身(represent thing itself)/想象自然(idealization of nature)”[3]。女性作家们崇尚自然，愿意呈现自然本身的特性，甚至把自身与自然环境相融合，这一特征在希斯洛普的作品中生动地展现出来。

(一)奥尔加与海洋生态相同的母性特质

希斯洛普在小说《线》中以女性作家特有的对自然的亲近感，将奥尔加临产前的一段胎梦回归到生态海洋环境中：“海水已经开始浸湿她的裙子，溅到她脸上和喉咙里的浪花开始让她感到窒息。海水还在不断涌进船里，风又刮起来，吹鼓了主帆。顷刻间狂风大作，掀翻了小船。……衣服的重量拽着她，让她开始下沉。她随着小船缓缓地向大海深处坠去，看到一个婴孩形状的灰影朝她游过来，于是朝他伸出手去。”[4]21让即将成为人母的奥尔加置身于生态环境里，使两者充分地融合在一起，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契合的场景。女性作家不会以观察者的角度来想象自然，而是将自身置于其中，正是在这个共同参与的过程中，找到了彼此接近的特性——母性特质。“这种以母亲为中心的符号世界的话语被看作是象征语言中存在为沉默、缺席、破裂、矛盾的无意识的革命势力。”[5]海是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地，有水的地方就意味着有生命的存在，所以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大海总是象征着人类的母亲。如果说大海母亲的形象象征了生态自然，海洋就是塞萨洛尼基人的母亲，那么在爱琴海边的即将为人母的布料厂女主人奥尔加，不仅是她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母亲，而且也是自然界大海的女儿。“女性和自然在地球上所从事的工作是一样的——那就是孕育和抚养新生命。”[6]这里形成了一个双重亲子关系，凸显了自然和女性共同传递生命、进行生命接力的母性特质。但这里并非是要刻意地用母性标识去象征一切与男性霸权符号世界相对立的范畴。在二元论等级制的社会里，女性和自然因为具有高度相似的母性特征，往往构成了打破父权社会价值体系中心论的有力的破坏力量。

(二)卡捷琳娜与自然生态的天生契合感

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认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使命应该呈现新的特征即“对将自然作为女性的父权式再现的批判、对女性在博物学史、科学研究、自然写作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修正式再发现；针对开采或利用的伦理学提倡一种‘关心哲学’；对所谓存在与女性与自然间(生物学或精神上)神秘关系的亲和关系的复原”[7]。小说中，卡捷琳娜从一出场就被置身在战争、火灾、种族歧视等复杂的社会边缘处境中：“她一袭白裙，就像没有翅膀的小天使，远处的火光为她苍白的身影镀上了一圈神奇的光晕。她是一个小仙女，是一个精灵，但她在哭泣。”[4]71她的哭泣，作者寄寓了几层含义：既是她因身上的火伤而疼痛之泪，也是找不到母亲的焦急之泪；既是看到流离失所的凄凉景象的伤心之泪，也是因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同情之泪。“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型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比男人更受本能、感受、爱情左右。”[8]卡捷琳娜当时只有5岁，她不仅无力抵抗灾难、无力阻止战争，并且还成了二元价值观的受压制者和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可是“她在这种处境下有种孩子气的超脱，颇有神秘感”[4]72。因为女性的情感体验比男性的情感体验更为统一、更贴近大地，所以她们的这种神秘感和大自然的神秘感是共生的，是与生俱来的。比如“卡捷琳娜喜欢坐在水边”“她喜欢让眼睛暂时失焦，直到只能看见水花的飞溅”[4]116，甚至列奥尼达斯叔叔都能体会到她这种独特的自然特质，因为“尽管周遭尽是令人作呕的汗臭和烟味，他仍能闻见这个紧搂自己脖子的小女孩身上散发出来的干净亚麻布的味道和清新的花香”[4]72。她与自然的契合感与生俱来，这里她就象征了自然。这种与自然的契合感，让两者成了男性霸权价值观发生作用时的抵抗同盟。这一切印证了“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联盟通过文化、语言和历史而顽固地持续下来”[9]。

二弱势群体对他性地位的焦虑感

在西方文化中，二元等级论理念多以男性/女性、人类/生态自然、主体/附件、逻各斯/感觉等非此即彼、正反对立的意识形态存在，并且每对理念的前者被视为高尚、本体、主宰、第一性，后者则被看作低等、边缘、受制、第二性。

(一)殖民主义压迫下的弱势民族对乌托邦社区的憧憬

与自然的天生契合感，使得卡捷琳娜在二元等级制价值体系里找到了“同类项”，同时她的多重身份让她在男性霸权社会里的边缘处境也被再次凸显。作为资本家纺织厂的纺织女工，她是劳动女性中的一员，作为从士麦那逃难到塞萨洛尼基的希腊人，她又是“因人口交换而到来的基督徒”[4]117，她被迪米特里父亲贬低为“难民”“小亚细亚人”[4]117，还是在“酸奶中受洗的”[4]117受歧视的边缘人。

除了卡捷琳娜，在小说《线》中犹太女性萝扎·莫雷诺、索尔的母亲以及埃克雷姆家的女孩们等女性形象也代表了受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最深的阶层，是遭受双重践踏的社会失语者和边缘人。她们只有在由穆斯林、基督教和犹太人等组成的莫雷诺家女性聚会里，才有话语权，才能消除掉客体边缘地位的“焦虑感”，才能找到自己迫切渴望的主体意识。比如奥尔加的女邻居萝扎·莫雷诺，她的一家都是犹太人，在谈到祖辈犹太人曾被赶出西班牙的屈辱史时，就引用了当时苏丹皇帝的话来批判西班牙人的种族主义——“天主教君主是有多愚蠢，蠢到居然驱逐犹太人”[4]60。同时她又对无种族主义歧视的和谐生活由衷地表示欣慰：“我们在这里发现了熟悉的各宗教并存的情形：穆斯林、基督教和犹太人。我们虽然信仰不同，却快乐地生活在一起……”[4]60除此之外，埃克雷姆家的女孩们也表达了对摆脱双重压迫的向往。她们不仅品尝着犹太人做的“一片片甜甜的核桃蛋糕”[4]60，而且还把萝扎口中提到的有很多清真寺的“格拉纳达城”憧憬成“有不可思议的美景和异国情调”的“童话里的地方”[4]60。这里提到的童话之城——“格拉纳达城”也被希斯洛普认为“永远是和平与美好憧憬的家园”[4]89，是男性霸权社会文化里所有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弱势群体渴望的“乌托邦之城”。显然只有在这个“乌托邦社区”里，女性才不会对自己的本体地位产生“焦虑感”。

(二)男权主义歧视下的女性群体对失语地位的反抗

“女性社区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独立实体，具有广阔深刻的含义，因为它包括了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的妇女。”[10]所以当康斯坦丁诺斯一家因为火灾而无家可归不得不再次回到那个“最穷苦的穆斯林与犹太人接踵摩肩的地区”[4]52时，对于奥尔加这个“这辈子从未在富庶的滨海区之外住过的”[4]52女人来说，这里“温暖和亲密的氛围让奥尔加如鱼得水”“满心欢喜”[4]54；而“发现自己无法忍受与邻里那么亲近”[4]54的她的丈夫——科姆尼诺斯先生却是无法体会和理解的。因此向来“恪守着婚姻誓约中可能最重要的一条，即不顶撞丈夫”[4]55的奥尔加第一次和丈夫发生了冲突，直至丈夫飞来的巴掌，让她“感觉到了一记火辣辣的耳光”[4]56。奥尔加作为典型的希腊家庭妇女代表，此刻敢于对女性本体地位发出呼吁，敢于对话语权进行争取，其背后的深层原因，除了母性本能的坚强之外，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让她有归属感的女性“乌托邦社区”。这是一个由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妇女因受到性别偏见、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而自发组成的同盟，所以无形中构成了奥尔加坚强的精神后盾。但是强权和弱势的二元对立理念，渗透在西方文化各个方面，一旦男性本体地位受到挑战，妇女就会因客体的身份被迫处于边缘地位而失语。

在二元等级制价值体系中处于被奴役和被压迫地位的女性、弱势种族、有色人种、劳动阶级、生态环境等正是强权的对立项，这是生态女性批评主义的重要思想之一。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身承担着重新梳理人类与生态角色关系的使命，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免除了压迫的有毒的社会，一个免除了统治和等级的毒害的、伟大而美丽的绿色世界”[11]。所以只有建立受歧视和受压迫阶级的同盟，争取对立项之间的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才能逐渐消解弱势群体对他者地位的焦虑感。

三男性霸权文化价值体系对他者的殖民统治

小说《线》中对塞萨洛尼基城遭受到的各种天灾人祸的描述，是对人类活动造成地中海岛屿及周围生态环境巨大破坏的谴责。小说不仅描写了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下的人类实践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践踏和破坏，而且揭露了男性霸权文化价值体系对他者对立项的殖民压迫。

(一)人类战争是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对受制生态的不负责体现

战争是男性霸权主义的殖民价值理念的深刻表现，是强势男权价值观把弱势种族和生态土地当作对立项的最直接表现。地球上人类的战争要么是因争夺土地资源或生产资料而引起的，要么是因种族歧视或殖民主义所引发的，但无论哪种原因，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仅会使生灵涂炭，而且还会给生态环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人类进行毁灭的能力是如此之大，如果这种毁灭力实现了，整个地球就会成为一片空地。或者人类自身互相吞尽，或者人类食尽地球上全部动物和植物……”[12]

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引发的战争不但使人类种族遭到灭亡的危险，“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大暴行”[4]63，而且还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村庄与城镇尽遭摧毁”[4]63；土地资源被残忍践踏，因为“德军撤离希腊时一路烧杀劫掠，将道路、桥梁和铁路几乎毁坏殆尽，留下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4]262；更令人发指的是弱势种族和群体遭受灭顶之灾：“有一个穆斯林村庄，所有的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被锁进清真寺，丧身于熊熊烈火中”[4]65。结果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处于失衡状态，“尽管有些地区仍保留着一九一七年火灾的伤疤，更多的地方却呈现出一派荒凉废弃”[4]263，无法正常持续发展。塞萨洛尼基的两次希土战争导致了大量希腊人被土耳其驱逐至塞萨洛尼基城的“人口大迁徙”惨痛局面，由此还引发了种族歧视、地域偏见、性别排斥、生态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该城不仅成了当时闻名于世的“难民首都”，而且希腊军队在起初领土扩张的过程中，“占领了小亚细亚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并摧毁了沿途的土耳其村庄，杀掉了全部居民”[4]63。所以在这“一场场由仇恨和暴力酿成的毁灭性战争”中，“穆斯林已经无法安全地生活在希腊，而希腊人也无法在土耳其与穆斯林和平共处”[4]82。

(二)圈地行为是土地资源处于边缘地位的突出表现

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格里塔·加尔德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之实质乃是男性中心主义，是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超出人类社会在整体生态范畴的衍化。”[13]二元论等级制主张文化社会与生态自然是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性关系，所以人类总是凌驾于一切生态资源之上，把土地、海洋、矿产等一切资源看作是人类社会的附属品。比如“位于塞萨洛尼基西边的一个新‘村庄’，那是在原来的农业用地上专门为难民修建的。他们被告知，那片土地是从沼泽中开垦出来的”[4]96，于是就把对土地资源粗放式开发、任意掠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实践活动。土地之争，可以被视为一种野蛮的圈地行为，其本质是“从英国农村的圈地运动导致的个体行为到纵贯整个世界的殖民行为。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影响了人类主体性和人类相互关系的基本点。因此会产生了一种无处不在的、造成严重后果的人类与土地之间的本体论焦虑”[14]。显然由土地之争导致的战争后果往往是以环境污染和种族灭亡为代价：“溃败的军队来不及在被暴晒得硬邦邦的土地上为战友掘墓，因而原野上四下里遍布横七竖八的尸首，其中有许多被脱去了靴子，夺走了武器。成群的绿头苍蝇黑压压地在空中盘旋，嗡声摄人，等着秃鹫来饱餐。”[4]64这里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地球生态严重失衡。不难看出，“生态批评更像是女性主义之类的研究，可以利用任何一种批评的视角，而围绕的核心是一种对环境性的责任感”[15]。

(三)生态污染是男性霸权主义价值观的深刻写照

生态女性批评论者不会简单地界定中性的“他者”范畴，比如在以工业生产为主旨的父权制社会中，科技——人类社会在实践活动中改造生态自然的工具——总是在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中产生有形或无形的作用。《线》中20世纪的塞萨洛尼基城因为濒临爱琴海，本来应该是一座绿色美丽的海滨之城，可是工业文化发展致使生态环境也处于失语地位：“制革厂的方向飘来刺鼻的尿骚味；污水夹带着腐烂的厨余仍从一些较贫困的区域流入海湾”[4]15“拥挤的铁皮屋之间污水横流，老鼠乱窜”[4]162，这个地中海小城的生态环境已受到威胁。不仅如此，曾经金碧辉煌的雅典歌剧院因希土之战(1919年至1922年的希腊和土耳其之战)而变成难民营，就是最好的写照——“这座曾经典雅华丽的建筑如今仿佛是一个垃圾场，充斥着下水道般的恶臭”[4]126。并且由此引发的传染病也随之而来，进一步破坏了人类社会和生态结构的平衡：“疫病滋生，很多人被夺去了性命”[4]337“痢疾正以每天数以百计的速度夺走一条条性命”[4]78。在卡捷琳娜和尤金妮娅一家因逃难而至的米蒂利尼岛，则因为“营地中涌入了更多的家庭，这儿的条件严重恶化。春日气温升高，疾病便迅速蔓延，健健康康的孩子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夺取了生命，只剩下悲痛欲绝的父母”[4]83。弱势种族、女性、生态环境、土地资源等在男性霸权主义价值体系的逼迫下，只能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而无法消除客体的焦虑感。

这一切正如劳拉·赖特所说：“将环境问题的失败归因为非西方环境缺乏探索，而这又源于地理想象不足这一观念时，我们应该重新检视文化传统、生态传统与社会公正的关系，因为它们同样是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的。本质上说，构成‘自然’这一实体本身就是想象性的西方建构，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二元思考体系，即将人类从所谓的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并授予人类以特权。”[16]资本主义世界的父权体系架构是凌驾于女性、少数种族和生态自然的社会价值理念之上的，因此，在以工业生产为主旨的父权制社会中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就会在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两性的关系中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17]

四结语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虽然是要反对父权制的二元价值观，为女性和自然的客体身份寻找新的建构，但是很多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者仅仅将目光集中在女性和自然两者的有限范围内，这样对生态女性主义的长远发展是有局限性的。希斯洛普作为21世纪的女性作家，明显对弱势群体的他者身份焦虑感有别于男性作家。她的小说《线》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包括女性和自然范畴的所有弱势群体，如劳动阶级、少数种族、土地资源、海洋环境等，并把环保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性别偏见、战争、疫病以及父权制等意识形态紧密地联系起来，深刻地揭示男性霸权主义价值观的实质，批判了男性霸权价值理念下的种族歧视、性别偏见、阶级迫害以及殖民主义。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希斯洛普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更具有代表性。

生态女性主义者肩负的使命就是要救赎自然和女性，使其免受男性霸权战争蹂躏、免遭种族主义歧视、远离性别偏见等带来的伤害。所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不仅要反对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而且还要着眼于找寻所谓对立项之间相互关爱的平等关系，主张争取民族和性别平等、解放女性、保护生态资源、消解弱势群体对他性地位的焦虑感，最终树立包容意识，淡化边缘理念，从而维护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因此，以女性主义、生态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理论为基础，构建平等、包容的多元文化价值体系将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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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舒阳晔)

[收稿日期]2015-10-28.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英美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2011jytq184)。

[作者简介]徐锐(1981—)，女，湖北襄阳人，湖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外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16)03-0040-05

Analysis of The Thread From an Eco-feminist Point of View

XUR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441053, China)

Abstract:From a uniqu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Victoria Hislop presented in her novel The Thread her reflection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vulnerable groups, including the female, the minority ethnic group, the colored people,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d been playing the role of “the other” in a binary hierarchy value system, and were bound by the identity as an object when fighting for equality and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To reduce the anxiety felt by the disadvantaged as “the other”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we need to establish a multi-cultural value system, stress tolerance for different values and weaken the idea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being on the fringe of society.

Key words：The Thread; eco-feminism; culture of male hegemony; vulnerable gro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