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跨界书写的一种可能
——重评董启章的《西西利亚》

赵　皙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实现跨界书写的一种可能
——重评董启章的《西西利亚》

赵皙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摘要：香港文学自1949年始与内地文学分离，呈现出与母体别样的文学景观，而具有跨界理念的叙事形态正是形成两者差别的始端。董启章作为当代香港作家典型代表，以其深刻的笔力将跨界意识尽展在各个时期的叙事作品中，这种写法始于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西西利亚》。文中的主题呈现、身份意识、叙事特点和语言表达四个层面均与香港本土的跨界意识相互勾连，这对其后期跨界书写范式的成熟意义深远，同时该文也成为香港文学跨界书写生成过程的一个重要节点。

关键词：香港文学；董启章；《西西利亚》；跨界书写；叙事形态；本土意识

香港，在地理上，不仅具有背靠祖国大陆、面向东南亚的边界(跨地域空间)特征，还因为特殊的区位因素和海岛地形因素为香港日后改写历史上的经历和政治地缘意义带来了先天条件；也因为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经验，迫使香港站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拥有了跨文化的视角，而这种文化上的跨越，不仅体现在国族文化与殖民文化的对抗互动之间，还存在于香港文化血统的内里，其中明显带有不同质的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跨文化色彩。几种文化(文明)间的对抗与交融，使香港扮演了“中间地带”(边界)的角色，连结着东方传承与西方经验、传统习俗与现代快节奏生活、金融中心地位与文化边缘性、殖民经验与反殖民意识、商业繁荣与文化断层等的若干端点。它们在表面上互相背离，却结为混杂而富有张力的网络，形成了香港城市独特的地理文化空间。除了跨地域、跨文化的特性之外，该空间本身及空间内部的事物之间都是开放的，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开放的界域，边界之“界”并不明晰可见，而是混乱的和动态的，也就是说，无论是香港地理、文化的跨界，还是潜藏于城市之中各式各样的跨界现象，始终都不可能是界限之间纯粹的对立绝对化状态。因此，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香港这个错综复杂的边界地带，无法免于含混模糊的胶着状态，因此“难以言说”的不确定性，也正是香港的魅力所在。这似乎可以很好地对也斯先生所提出的“香港的故事为什么那么难说”这则疑问做一番解释。而关注香港本土文学，就好像找到了一则观察此种特性的便利通道，作家也就成为了“见证”和“守护”这种香港特性的“后卫角色”[1](P54)。香港作家董启章正是在这种认同之下展开他的书写构想的。在香港文学史上，董启章可谓是继刘以鬯、西西、也斯之后的第四代严肃文学代表作家，他的小说作品延续了香港文学现代派的创作风格，以城市为书写背景，以想象的世界构建了对现代都市精神内核的无限拓展，充分展现了香港作为边界地带的种种特征，以及用文字实现跨越边界的种种可能。

翻阅董启章各类小说作品，几乎全部以香港作为书写的背景，但他笔下的香港又不似同代的黄碧云、洛枫等女性作家，她们对这座城的想象是形象的，文字染上了挣扎抑或失落的情绪，溢满了每个篇章，一如香港的表层面相，最终无不指向这座城市的本身；来到董启章的想象世界，顿然安静，纵使无法与香港“喧嚣”的刻板印象对接，却能够知晓这依旧是属于香港的故事。对城市的思考与情感全部内化，哲思细水长流般注入文字，“轻”与“慢”的阅读体验带来了反转效果——原来香港亦有如此静谧深邃的一面，轻而易举地打破了浮躁、快节奏的现代城市刻板印象。为读者展现的多是香港作为多面体角色的中介特点，这便是董启章作品最特别的地方。既然以这个兼具复杂性、介质性的城市为写作对象，好比置身于多维空间，若不采取跨文化、跨介质、跨语言等跨界连结视角，则很难表述清晰，因此，董启章的书写实践为跨界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他的处女作《西西利亚》便是一篇初具“跨界”概念的案例，虽然所“跨”之“界”尚且模糊，“跨”之形式也较为单一，也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但是从董启章的创作生涯来看，该短篇既是他踏入构建属于自己想象王国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开启跨界书写模式的首次尝试。

一、“物化”抗拒与跨类别尝试

短篇小说《西西利亚》是董启章初涉文坛的作品，发表于1992年5月的《素叶文学》上，署名“草童”。这是一篇情节并不复杂的现代都市故事，起因于一则看似荒诞的“单相思”——一名男性职员爱上了服装店橱窗里的人偶(西西利亚)，于是每日到访并远远欣赏直至店铺打烊，便成为该男子的功课，“为求不对西西利亚造成太大的骚扰，我没有直接去见她，而只是每天去到那家咖啡店，遥遥的向西西利亚写下我要说的话。”[2](P4～9)人莫名恋上物，本是违背常理的，但故事的主人公却是“有理有据”。据男子的解释，他之所以爱上人偶，是被人偶不随瞬息万变的潮流所改变而保持质朴纯真的个性所吸引。当他对其发生爱恋的那一刻，其实早已将物质拟人化了：

“在来往更替的途人前面，西西利亚永远是那样宁定持守，不投身于潮流时尚。而她永远也是穿着那苹果T恤，让美好的身段只展现一种朴实的质素。这样的西西利亚就像一具未凿成的雕像，怀着多方面的潜质和无边的可塑性。她可以成为维纳斯，也可以只不过是一块石头。”[2](P4～9)

人偶的确终日被穿上一件印有苹果LOGO的T恤，与时代瞬息万变的时尚审美潮流有点格格不入。人偶的作用是不断更新衣着来展示新品，而“一成不变”的现象，一面牵连着男子的恋物倾向，另一面也暗示了该服装店与人偶难免被时代淘汰的短暂命运。可偏偏这位男子就活在时代潮流与自我抗拒的裂隙中，他的恋物情节看似是物质时代的极致表现，实则是对物化倾向的强烈抗拒，是对这个时代肤浅落俗的声讨。所以，他宁愿爱上一成不变的“物体”，却对真正的人——女同事安琪利亚无动于衷，因为“她(安琪利亚)的所谓兴趣主要是那些店铺的橱窗内的东西，她的人生目标不外乎是认同陈列着的衣饰，这实在教我为安琪利亚感到叹息。”[2](P4～9)在对安琪利亚和人偶的不同态度中，前者是主人公眼中符号化的女性，而后者则是一个足以代表对女性审美的精神符号。因此，当他看到人偶变换了几套服装，显现出流入世俗的趋势时，男子表示出了极大的担忧。很明显，人偶西西利亚已经成为男子拒绝认同物质化时代的一丝寄托，以此流露出置身于现代社会的不安与不适。

这样的故事情节设置是与所处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香港一直是殖民文化与国族文化并轨的跨文化接触地带(边界)，自然受到两种强势文化的全力挤压，并且伴随着地理交通位置的便利，人员的流动性增加了边界的混杂，因此，香港一直作为祖国内地通往海外的中间地带，难以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特征。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香港的本土文化特色开始沉淀并显现——随着香港本地无线电视台(TVB)成立，粤语影视剧、粤语流行歌曲、三毫子小说(通俗小说)和报纸及各类大众刊物的盛行加速了具有本土特征和流行文化特点的香港文化特质形成。虽然拥有颇具特色的本土文化本来是值得庆幸的，但是这种立足于大众的流行文化内里总有种挥之不去的庸俗与浅薄，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或将继续传递下去。很显然，带有商业文化倾向的重要特质就是浮于表面且过度“物质化”，例如文中安琪利亚对时装、名牌的眷恋，而董启章借用这则人与物的跨界尝试，用他所构想的极致“恋物”去表达对这种物质化、庸俗化的不满。文中反复出现神话“洛特”的故事——“关于一个纵情声色的城市，给上天降下的怒火于一刻间毁灭，而洛特的妻子不听神的告诫，在逃亡的途中忍不住回头一看，便顿即化成了盐石像。差点便逃出了，就只是那一念的恋惜，便给物质荣华误了”[2](P4～9)已经显露出了作者对城市全盘“物化”前途的否定，西西利亚由物成人的跨界试验，无疑表达了董启章本人对质朴时代的怀旧情愫。而在他稍显情绪化的表达当中，再度审视香港，作为本土作家书写的对象、背景，也在不知不觉间内化进入了作家们的精神空间，在此，那些在他人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国族和历史的想象渐渐隐去，文字产生了强大的类似调和剂的作用，让情感只投射于本土，把这样的异质现象糅入香港人的精神世界里。

二、 由类别到身份的越界者

可以说，《西西利亚》是一则跨越了“人”与“物”之类别的故事，这个变化并不源于任何魔幻的力量，只是在被命名之后，人偶便有了无异于人的身份，成为了人。在男子向人偶寄信后不久，竟然得到了回复，新的署名就是“西西利亚”。其实这封回信是服装店的一名女店员以人偶名义代回的，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具人偶，于是有了名字(身份)的西西利亚使男子的爱恋变得理所当然。在这个故事当中，实现物质成为人的关键点就是名字。当有了名字，人偶变成了有身份的女子，这个逻辑在董启章的另一篇早期作品《名字的玫瑰》里同样适用。他写道，“根据旧约创世纪，神以命名创造了天地。无论我们相信世界是神创造的与否，这里道出了一个真理：在名字之前，世界并不存在；在世界之前，也没有名字。”[3](P29)为人偶命名给予其身份以使其成人，原本看似虚妄，作者却搬来了圣经以为根据，但也道出了对于身份的渴望。他又说，“名字给予了我们欲望，却夺去了我们的身躯。”[3](P40)因此，现实中我们找不到没有名字的人，也不可能把没有身躯的人视为人，道出了名字作为身份的符号被渴望着。在“物质”和“名字”之间，通过比人更为纯粹的人偶来说明关系以及存在的意义，西西利亚的出现正是董启章试图探讨人在“物质”和“名字”之间的身份认同。身份，也就是在作为后殖民城市的香港才更易被捕捉。因为经历过身份认同的尴尬，于是便有了“一块物质、一个名字，就成了一个人了”[2](P4～9)这般错觉。这样的错觉发生在具有多重基因身份的香港人身上并不突兀。脚下的土地不曾改变，而身份的变更却多次上演，每一次都会在港人的心中刻下尴尬的符号，这些痛苦的痕迹又不能给他们“我是谁”的准确回答，反倒令人更加不知所措，这也就是港人不愿意提起，又不得不在意的身份。他们对身份认同的迫切和失去认同的迷惘，一头牵连着祖国的传承却是若即若离，另一头又始终被西方殖民者牵动着神经不可自拔，跨越身份的港人处境相当尴尬，因而并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们只是被动地丢失了“国籍”，唯有通过告诫自己还有“城籍”来获以些许安慰。于是港人只好选择相信物质，至少这种真实属性不会轻易改变。因此，人爱上“物”的故事在其他任何时空中都是荒谬的，但是在香港《西西利亚》的故事却可以成立。当男子爱上了一具假人，文章中并没有人表现出惊讶，服装店店员甚至还把名字拿来与人偶分享，为人偶争取跨越类别的合理性，这一切似乎理所当然。这个故事的背后，其实存在着港人对身份认同隐隐作痛的表达，在外地人看来，大多只有盲目地嘲讽与不屑，顶多是一笑了之的随意。当内地在抱怨看不惯香港物质唯“上”的做派时，开口指责香港还承袭着资本主义的恶习时，可曾想到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伤口，是香港为了生存被迫接受的无奈方式。这个地方，默默承载着外来者不曾了解的伤痛。通过这个短小的跨界故事，打开了香港人内心的窗口。

再看命名，也是香港跨文化与本土化尝试彰显出的一种特色。Secilia(西西利亚)、Angelia(安琪利亚)、Emilia(爱美利亚)分别是文中三位女子的身份符号，小说以西西利亚的名字命名。本或许是作者的随意安排，只不过(作者似乎也没有意识到)给予假人身份的名字是英文的。英文名字(first name)免去了姓氏的传承，却比中文名的使用更加普遍，在代表个人身份时，与中文名的重要性相当，这是香港地区的惯例，同样具有官方效力。文中店员慷慨给予人偶的名字是她的英文名，巧妙避开了姓氏血缘的传承，因为唯有这部分是无法轻易赠与他人的，而英文名可以免去此种麻烦，仅一个单词就可以独立使用，随意且亲切，轻松变作身份识别的符号，没有来自传统的负担。这个现象说明身跨两个文化的香港人虽然没有忘记古老的民族传统，却更倾向把传承安放在不容撼动的位子上，然后选择更轻便灵活的拿来使用。如今在内地，尤其是发达地区如上海，也仿效香港的习惯，使用英文名以凸显时尚感。但要知道，在香港“中国人的洋名”并不是时尚那么简单的意涵。姓名，作为一种社会符号，记载了文化特殊性(cultural specificity)的表征，尤其在香港这类不纯粹的混杂文化经验之下，这种体现更为明显。据统计，在20世纪60～70年代，曾在港人中间掀起了为子女、为在校学生起英文名字的热潮，随着时间的推进，也出现了香港成年人替自己起(改)英文名字的现象，如果说为他人起英文名的潮流源自西方殖民影响的话，那么为自己起(改)英文名则是进一步对西方流行文化的吸收和追崇，体现了香港居民深受殖民地和流行文化的双重影响。况且，使用英语作为香港的官方语言，可以进一步提升文化资本的价值。[4](P156)在跨文化的过程当中，英文名字在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中扮演着一种社会工具的角色。在香港社会，朋侪之间相互称呼最多的是英文名字，在社交行为中，英文名字可以相对补充中文姓名的功用缺陷，形成互补关系。例如，小说中的店员为人偶命名，若是将自己的中文名字给予人偶，就会牵扯姓氏问题、称呼问题，增加复杂程度。由此可见，英文名的“社交润滑剂”作用可以因其较中文姓名更为便捷，从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距离。另外，香港人的中文姓名采用的是粤语发音和拼写规则，相当繁琐，只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并无严格明确的规则，所以使用起来会增加复杂程度。因此，选择英文不失为方便、有效的办法。名字与个人身份建构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社会学家Cooley指出，名字可以作为“the looking-glass self”(自我形象)投射于他者，与个人的命运(姓名学)、氏族、文化潮流和文化背景均有牵涉。所以，仅从命名这一现象中，在作者的无意识里，包含了香港文化的跨越体验历程。

三、开启后现代跨界叙事体验

从叙事方式来看，不得不说，董启章的《西西利亚》开启了具有后现代叙事风格的跨界叙事尝试。叙事手法向音乐艺术和电影借力，展开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跨界合作。按照前苏联学者巴赫金提出的“复调”理论，这个源自音乐界的概念，又称“多声部”叙事，即作品中同时存在众多相互独立的声音，其中包含的是独立于各角色甚至是作者的意识，这些声音地位同等，形成不同声部，“各种声音相互对话，并与文体以外的声音，即文化与社会进行对话。”[5](P141)“小说语言不是某一种语言，而是各种文体和声音的集大成。”[5](P143)《西西利亚》中男子的独白、店员的独白同西西利亚的独白构成了三个独立的声部，共同的声音主题建立了他们的联系——纵使西西利亚是具有人形的假人，文中的他和她都不回避承认西西利亚为人的身份，职员一直用“一个女孩子”来形容西西利亚；店员甚至觉得西西利亚“不是个决绝的女子”。两位的“自然而然”，反而让读者有种“不自然”的疑问，唯西西利亚坦然认同身为假人的指责，清醒地自知存在的意义仅在于展示服饰，“为人”的身份始终与这份职责共同进退。两股声音的抗衡被后者战胜，假人指出了这个故事最不同寻常的地方——“当他试图和我讲通，当她把我命名为西西利亚，一切不该发生在一个假人身上的事情便相继发生了”[2](P4～9)；进一步找到了异于常理的产生原因——“当一个假人的质性被无可避免的扭曲，他们作为真人却不再过着真人的生活了。”[2](P4～9)借西西利亚之口，最终道出了身份成立的可能性——“一块物质、一个名字就成了一个人了。”个体的独白直到文章最末“终结”处的三种可能，这与现代电影的开放性结局相类似，可谓是“半开放”的形式下出现了第三人称叙述，作者很省笔墨地把之前强烈的主观情绪切断，素写般勾勒出了西西利亚的名字已经随躯体的损毁而消散的结局，但是在巴士上，服装店员对职员的一句“我叫作西西利亚”，瞬间重新赋予了这个名字新的涵义(或者说回归本意)和生命，犹梦初醒般地回归现实。这无疑是一次想象的探索，也是跨界叙述的一种实践，很显然《西西利亚》浓缩了香港作家的深度思索，也聚合了开放性、层次丰富性等写作特色的可能。

虽然《西西利亚》篇幅短小，复调式的多声部书写难以达到纯熟地完美展现。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自《西西利亚》小荷初露之后，二十多年来董启章很多作品的叙事风格一直保有这部作品的影子，尤其是长篇小说中，多声部叙事的手法运用特别常见，如二声部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三声部小说《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四声部小说《物种源始·贝贝重生》等等。正如董启章自己所言，“我想把它(《物种源始·贝贝重生》)想象成一首长篇的交响诗，当中有主题的交织和变奏，有声部的对位与轮替，有意象的呼应和变化。”[6](P1)《西西利亚》之后次年开始创作的《双身》，还有《体育时期》等，这几部相当有分量的重要作品都延续了“多声部”书写的形式。

“《双身》让我首次发现了多声结构的好处。它当中有一种互相补偿和互相制衡的机制……这样的机制在长篇小说的规模中得到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多声结构……奠定了我以后写长篇小说的方式，也同时是我观照世界、建构世界的模式。”[7](P6)

《西西利亚》这部短篇的出现，更像是在扮演预告者的角色，从这种形式的偏爱中也可以感受到董启章身为作者的态度谦逊而虔诚，有意避免作者对文章以及角色的绝对支配，力图建构相对开放的对话模式，形成声部之间错落有致的“众生喧哗”效果，从此模糊了传统作品内外的边界，形成作者、角色之间利于交流的平等地位：

“小说何尝不是世界的营建？但那不是宽松的意义下的想象世界，而是通过想象与营建意义的方式。人物栖局于小说世界里，以他们的所言所行，反过来打造作者和读者的真实世界。是以我们才有可能存活于共同的世界，互相交谈，互相关注，甚至相爱。我必须这样对待你们(阿芝、贝贝，作者笔下的人物)，也渴求你们如此对待我。”[8](P148)

“多声部”叙事手法源于音乐，实现了文学向其他艺术形式的跨界融合，其目的并非仅停留在叙事技术层面，而是指向了角色。董启章在他的小说世界中努力给予各个角色最大限度的独立和自由，并让角色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进行自由穿越，这与早在100多年前，西方文学对“跨界小说”的定义十分契合——认为各个角色在同一作家的不同小说中均有“戏份”，且保留原来的角色设定，这种系列小说就是早期对跨界作品的狭义界定。这样看来，董启章的《西西利亚》多声部叙事结构，正是为他日后作品的角色在不同文本间的跨越奠定基础，创造前提。多声部的设置赋予了角色完全的自由度和独立性，甚至建立了与作者平等对话的地位。这种对作者绝对权威的解构，让叙事带有明显的后现代意味，因此“多声部”不仅作为一种叙事方式，更为笔下的角色拥有独立“人格”提供渠道，继而实现角色的跨界能力。

四、从现代汉语到粤语入文的跨语言尝试

《西西利亚》这部作品中的跨语言书写也成为了一个亮点。任何一位香港本土生长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种跨语言的类似“翻译”过程，才能够完成作品。在香港，书面语和口语的不一致性情况比任何华语地区都复杂，靠近标准国语的书面语碰撞香港地区特有的一套“港式中文”，[9](P637～645)“港式中文”既不同于标准国语的书写，也与广东地区的粤语方言不完全相同。由于特殊的历史经验，“港式中文”依赖于香港的特殊环境，在用字、用词、语法、句式结构以及书写效果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个性，在“港式中文”里，英文替代方言、自创方言字、文白夹杂、粤音音变的合音字等特殊的文字构成了唯有香港人方能明白的特殊文字，才是香港粤方言“我手写我口”式的表达，然而只有落实到文字写作，才会出现与标准国语较接近的书面语。从“港式中文”到书面语，每一位香港作者都要经过语言的转换，例如“咁”会变成“这么”，“咩”变成“什么”，“係”成为“是”，“快D”会转换成“尽快、快点”等等。

本来口语化的思想经过加工变成了另外一种形态，是非本地作者不能深刻体验的，就像台湾地区作者在比较港台两地的书写差异时，得出的香港有着语言上的“双重基因”，其实，依笔者来看，这种基因或许比“双重”来得更加复杂——殖民地的后遗症迫使属于这里的人们在处理文字时有了多重标准，两套系统、多种文字在作者的脑子里不断交替，为书写增添了语言层面的丰富。董启章在写《西西利亚》时，还没有形成方言书写的“创作习惯”，但是从这部作品里，可以窥见从“港式中文”到标准书面语的转换痕迹：

“而她永远也是穿着那苹果T恤，让美好的身段只展现一种朴实的质素。”

“希望文字也能够为我在她心目中刻划出一个诚挚的外貌，铭记下一把亲切的声音。”

“每天黄昏的时候，他必会在店前经过，然后到对面的咖啡店，拣一个窗前的座位坐下，直至我关上铺子他才离开。”

“虽然她从来也没有和我约定过，但我还是应承了安琪利亚。”

“穿着新换上的深咖啡色松身大袖薄绒中褛……”

“我的一些说话引发起他的说话，而这些说话又引发起我的另一些说话来。……”[2](P4～9)

从中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语言形式，尤其是用词，明显带有粤方言的特点，也夹杂着古语的韵味。这些零星的“解码”印记，大概是作者认同这些词汇一样有书面语的效果，只是在笔者非本地的语言习惯下给隔离出来。这些后殖民的遗迹在全球城市趋同的时刻偶然闪烁，仿佛提示着本地人，还有着仅属于自己的历史经历。在香港，随着本土意识的觉醒，一直视标准国语为书写主流的绝对倾向开始有些松动，不少当代香港作者也开始了“港式中文”的写作实验，以抵抗视方言写作为粗鄙低俗的刻板印象，当省去“港式中文”——标准国语的转译过程，文字与思想间抽离了人为的隔膜，疏离感瞬间变成了话家常式的轻松。董启章在《体育时期》和《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等长篇小说里，将纯口语形式的“港式中文”大幅使用，尤其在表现人物对话时，为了“着意书写香港地道生活经验，所以原版中用了大量的广东话”[10](P1)，直接还原出当时的语境乃至人物心境。只是这种大胆创举不乏风险，恐怕会将非本地读者拒之门外，形成语言的隔离，这层所谓的语言断裂便是本土与非本土之间暂不可逾越的距离，而如何平衡读懂与保持原汁原味的语感，乃写作的难点，董启章认为“所谓照顾读者，或者迁就读者，从来都是个错误的问题。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么的一个抽象的、标准化的读者”[11](P186)，但会根据出版地区的不同，而有所调整。

五、结语

笔者认为这便是身处在“跨”界城市的作家自然养成的境界，以“物”之“名”诉说一座城的悲哀与忧虑，以及城中人的迷惘；而由“物”成“人”不仅是类别的跨越，更显示出香港人身份跨界的好奇心与无奈之感；复调式书写展开香港的立体城市画卷，多声部的“众声喧哗”仿若这座城市最真切的市井语言，带来多方位的视听效果，甚至可以看到角色向文本之间跨越的能力；在看似随意的语言中，还凝结着作者精心编排和无意识的方言穿插，体现了香港文学中隐藏着的跨文化脉络。虽然在董启章的个人创作史上，《西西利亚》这部作品并没有像其他作品那样备受瞩目，也没有后期作品这般辉煌，但短短的万字言间，在逐一实现着跨界书写的每一种可能，由始至终闪现着文字载着思想带来的美感，所以我们不应遮蔽这个短篇的重要性，忽视已经实现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董启章.潘朵拉的盒子与宇宙中心[J].字花(香港)，2014，(7).

[2]董启章.西西利亚[J].素叶文学(香港)，1992，(36).

[3]董启章.名字的玫瑰[A].名字的玫瑰[M].台北：联经出版社，2014.

[4]陈效能.唔怕生坏命，最怕改错名[A].香港·文化·研究[C].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6.

[5][英]戴维·洛奇.叙述：不同的口吻[A].小说的艺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6]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简体版自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7]董启章.双身·新版自序[M].台北：联经出版社，2010.

[8]董启章.比整个宇宙还要大一点点[A].答同代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9]周柏胜.论香港粤语用字的使用问题[R].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董启章.体育时期·出版说明[A].体育时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11]董启章.私语写作[A].答同代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文章编号：1671-1653(2016)02-0079-06

收稿日期：2016-03-16

作者简介：赵皙(1986- )，女，江苏徐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港台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DOI 10.3969/j.issn.1671-1653.2016.02.012

A Possible Realization of Crossover Writing——A Review ofSiciliaby Dung Kaicheung

ZHAO Xi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Hong Kong literature with its difference has been separated from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1949. In fact ,the narrative pattern of the crossover concep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other. As a typical writer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literature, Dung Kaicheung has put the crossover awareness in his novels of each period , started in his first short story Secilia. The four levels of theme presentation, identity consciousness, narrative features and language expression are all with the Hong Kong local crossover awareness, which has influenced his latter creative crossover writing style, and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node in the generation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crossover writing.

Key words:Hong Kong literature； Dung Kaicheung; Sicilia; crossover writing； narrative pattern； native conscious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