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审美接受分析

付善明

(天津理工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384)



《金瓶梅》的审美接受分析

付善明

(天津理工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384)

《金瓶梅》的文本接受是“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金瓶梅》问世后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排印前，袁宏道、袁中道诸人对于《金瓶梅》的接受情况。这段时间，读者对《金瓶梅》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作者的各种推测，对小说文本的称赞或毁谤，对小说的批评与棒杀等。自《金瓶梅》出版后，对其文本一直存在着赞扬和贬斥两种倾向，褒之者认为该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世情小说，毁之者则以“淫书"目之。但《金瓶梅》却没有因被贬抑而堙没，而是一直流传不衰，自20世纪初开始形成一门显学。

金瓶梅；金学；审美接受

一部《金瓶梅》的传播史，就是接受者主动参与的历史。不同于实证主义、形式主义文学研究对文学作品外部和内部的研究，接受美学着眼于对文学作品的接受研究、读者研究和影响研究，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读者的接受上。自《金瓶梅》问世以来，或以考证的方法研究其作者、版本，或以索引的方法论证书中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对应关系，或以文本分析的方法赏析人物形象、小说主旨、艺术成就等，仅有少数研究者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运用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来对《金瓶梅》的历代读者进行分析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代读者对于《金瓶梅》接受情况的记载，只是《金瓶梅》接受史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阅读心得，或由于未形诸于文字，或由于文献的堙没而不可见。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金瓶梅》的读者接受情况进行分析，并以1923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界，我们将《金瓶梅》的接受史简单地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中，崇祯本评语、张竹坡评语和文龙评语对《金瓶梅》全书进行了系统的评阅，并有专文对之进行论述[1]。本文着重研究这一时期袁宏道、袁中道、曼殊等人对《金瓶梅》的评论。对于后一时期的《金瓶梅》文本接受，笔者拟另撰文论述。

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即是从读者接受角度来讲的。鲁迅先生在《〈绛洞花主〉小引》中也说过类似的话：“《红楼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2]《金瓶梅》问世后，最初在一些文人中间抄录传阅，正是他们留下了最早的对《金瓶梅》的评论。此后关于《金瓶梅》的相关记载，呈现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重彩纷呈的局面。

读者的“接受过程是所有选择的。接受过程具有删节、价值变换的过程，简单化，同时也再次复杂化”[3]。读者是相对独立的个体，不同读者的接受也是相对独立的，且具有不同的创新之处，因此，他们并不单单是对传统的观点进行承袭和模仿。下面我们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问世前的《金瓶梅》接受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对作者的推测

《金瓶梅》问世后，首先在一些文人中间传阅。通过对《金瓶梅》文本的阅读，当时的文人纷纷推测这位不知名作者的身份。先是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一书中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4]1316这就是“绍兴老儒”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曰：“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5]652此为“嘉靖间大名士”说。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载：“《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相传嘉靖间，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予读之，宛似罗贯中手笔。”[6]即为“陆都督沉冤”说。谢肇淛《〈金瓶梅〉跋》曰：“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7]179-180此为“金吾戚里门客”说。我们可以看出，以上几种说法多是根据传闻，或曰“闻”，或曰“相传”，皆非确切的记载。由此可知，《金瓶梅》一经问世，即受到部分文人的关注，并对其作者进行了种种猜测。袁中道谓《金瓶梅》“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认为作者是见多识广、笔底能泛无限波澜的绍兴老儒。沈德符则相信《金瓶梅》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屠本畯通过对《金瓶梅》梳理，得出其作者“宛似罗贯中手笔”的结论。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伪画致祸》云：严嵩因从王世贞父得到《清明上河图》伪画而大怒，世贞父王文恪也因是罹难。徐树丕《识小录》有汤裱褙言《清明上河图》之伪于严嵩，吴中一都御使竟陷大辟事。后世将“嘉靖间大名士”说和“伪画致祸”说合二为一，遂有王世贞为父报仇作《金瓶梅》之说。此说先见于刘廷玑《在园杂志》，其后李慈铭《桃花圣解庵日记》、顾公燮《销夏闲记摘钞》等书也递相转载。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作者对于世情的洞达，以及描写上的高超技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所以“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8]。又有唐顺之仇家重金购《金瓶梅》，以砒霜浸制卷叶，毒死顺之一说。可以说是越出越奇，通过文人间的转载而使得关于作者的说法扑朔迷离。

明清时期的学者们根据“嘉靖间大名士”说、“绍兴老儒”说、万历丁巳年词话本上所署的“兰陵笑笑生”和书中所运用的方言，对作者进行了多种猜测：或云《金瓶梅》是王世贞，或云是王世贞门人，或云为李卓吾作，或云为薛应旂、赵南星，或云为李笠翁，等等。早期读者如袁中道、沈德符、屠本畯等人，通过对《金瓶梅》的接受而做出的推断，都有其理由。后来具有考证癖的学者们将具备以上一个或数个条件的文人作为《金瓶梅》作者的候选人，则具有很大的臆断成分。

与古代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等)具有署名的传统不同，古代白话小说多不署名或不署真名，从宋元话本到明清章回小说多是如此。有些小说的作者是后来被学者考证出来的，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有些白话小说的作者对我们来说仍是个谜，如《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等。如若我们知道作者的身世，就可以“知人论世”，对于小说的接受自然也不无帮助。但是，即便如《金瓶梅》等书我们至今仍无法确知其作者，但也不影响我们对于书籍的阅读和接受。小说作者在创作时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与作者自身的思想意识既可能完全或部分相合，也可能完全不相合。实际参与小说创作的是作者的“第二自我”，是“隐指作者”。创作一经完成，即以手抄或刻板印刷等形式流传于后世，小说作品也即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本，至于其作者是兰陵笑笑生，还是具体的嘉靖年间某一位名士或非名士，其实并不重要。当然，如果能考证出来更好，但是在没有更确切的证据之前，我们不妨先将作者的问题放下，从文本角度去研究《金瓶梅》的隐指作者，研究它的语言、思想、艺术等等，这要比我们白白浪费众多的人力物力去做这种缺乏说服力的考证要好得多。正如钱钟书对读了他的《围城》要采访他的记者所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去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二、肯定与赞誉

读者的接受过程是有所选择的，这在《金瓶梅》的早期读者中就已表现的十分明显。有的文人在读后大加赞赏，有的文人则以鸩毒视之。在此，我们首先论述肯定《金瓶梅》并对其加以赞誉的言论。

(一)明代读者对《金瓶梅》的高度评价

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在读到《金瓶梅》之后赞赏有加：“《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9]《七发》是西汉枚乘的赋作，赋中写吴客去探望病重的楚太子，认为他的病在于贪欲无度、享乐无时，非一般的药和针灸所能治愈，遂分别描述了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六件事的乐趣，以诱导楚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向太子引见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豁然而病愈。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10]袁中郎评《金瓶梅》“云霞满纸”，较“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七发》还要好，这虽然是从《金瓶梅》文本的词藻而言，但还主要是从它的劝诫作用而言的。袁宏道认为，《金瓶梅》作者在书中所描写的酒、色、财、气，所描写的恶霸、官僚、富商集于一身的西门庆及其一家的纵欲肆志，以及书中所描写的官场人士、儒教众生、僧尼师道、贩夫走卒等等，都足以为世人戒。《金瓶梅》的价值，不在于对各种欲望生动的描写和赤裸裸的展示，而在于作者借这些描写对读者起到的讽喻和劝诫的作用。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的袁宏道，对于以长篇通俗白话小说的形式出现的另一种类型的《七发》——《金瓶梅》，认为在当时社会它具有比《七发》更好的功效。袁中道《游居柿录》有记董其昌评《金瓶梅》语：“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4]1316虽云“极佳”，但具体“佳”在何处并未详言，以意揆之，或为文辞，或为事迹。

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词话》问世时，卷首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对《金瓶梅》做出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欣欣子与作者兰陵笑笑生为挚友，对他的创作和作品的熟悉，也就有如脂砚斋之于曹雪芹。开宗名义，欣欣子肯定了作者的立意：“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世俗，盖有谓也。”正如李卓吾谓施耐庵、罗贯中二人所作《水浒传》是“发愤之所作”[11]，欣欣子也说笑笑生之作是“有谓”之作。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金瓶梅》这部书的价值，而不是如一些文人和统治者所说的是“诲淫之作”，是自然主义作品。欣欣子认为，《金瓶梅》的语言是“语句新奇，脍炙人口”，虽然“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但正如《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无关乎大雅。兰陵笑笑生创作《金瓶梅》的宗旨是：“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这合于主流文化群体的劝善惩恶，是以作为亚文学的小说向主流文学的自觉靠拢。《金瓶梅》的内容“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沃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这就较《剪灯新话》《莺莺传》《效颦集》《怀春雅集》《钟情丽集》等“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的作品更为可观。“虽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绰有可观。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并详细论述了小说中高堂大厦之深沉、金屏绣褥之美丽等。受当时社会流传的佛教的影响，欣欣子也难脱于因果报应的思想，认为《金瓶梅》中“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欣欣子在序文最后将阅读提升到近于历史—哲学的第三级阅读，提出“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将人与天作为统一体来考虑，达到天人合一的程度，合天时则吉，逆天时则凶。将《金瓶梅》的意义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欣欣子是众多读者中的第一人。廿公在《〈金瓶梅词话〉跋》中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世庙是明世宗朱厚熜的庙号，明世宗年号为嘉靖。由此可知，这位化名为《金瓶梅》作跋的廿公，也相信“嘉靖间大名士”说，并认为此书是“有所刺”之作。廿公评《金瓶梅》“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将笑笑生写《金瓶梅》，与至圣先师孔子“删诗”相提并论，从而将通俗文学的小说提高到与儒家经典《诗经》同等的地位，同时把不入于雅文学之流的小说家提升到与儒家创始人孔子同等的地位，这都极大地提高了笑笑生和《金瓶梅》的地位。这是欣欣子在阅读《金瓶梅》之后产生的想法，当然有不乏抬高《金瓶梅》一书之嫌，但这也合乎中国人矫枉过正的心态。廿公认为，《金瓶梅》“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并批评了将此书视为淫书的“不知者”。因为，他们不仅不知道作者的本意，而且也冤枉了出版者的心意。有的研究者也据此推断，廿公当为书商化名，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袁宏道、欣欣子等人同样具有慧眼的是谢肇淛，他在《〈金瓶梅〉跋》中也对该书做了精辟的论述，现摘录如下：

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侩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其不及《水游传》者，以其猥琐淫媟，无关名理。而或以为过之者，彼犹机轴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意想不到，唯恐易尽。此岂可与褒儒俗士见哉[7]179。

这段话为《金瓶梅》研究者所广泛引用。谢肇淛通过对全书的阅读，精辟地指出了《金瓶梅》的主要内容和艺术成就，对作者兰陵笑笑生也给出了精当的评价；通过比较《金瓶梅》与《水浒传》，既指出了其缺陷，也论述了其超出《水浒传》之优点。谢肇淛的不足之处，是时时想着“名理”，因《金瓶梅》的“猥琐淫媟”无关乎名理而认为是它的缺点。这自然为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不必苛求。晚明的通俗文学如戏曲、小说都追求名理，高则诚于《琵琶记》是如此，谢肇淛要求通俗小说亦如此。如或不然，即加以否定。当然，《金瓶梅》中猥琐淫亵之处是其缺陷，但与它是否关乎名理无关。《金瓶梅》“无关名理”，或正为其冲破名理处，为其可贵之处。

(二)清代及民初对《金瓶梅》的合理评价

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一书中说：“《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7]414张潮沿袭了李卓吾关于《水浒传》的说法，认为施耐庵、罗贯中二人是发愤著书，是因痛恨异族入侵而作。对于《西游记》，他认为是醒悟了的作者所著，让读者觉悟的书，是一部用形象化的语言和故事宣扬佛教的书。张潮对于《金瓶梅》的评价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他认为《金瓶梅》是“哀书”，是作者历经人世艰辛和酒、色、财、气四大欲望冲刷后，创作的关于人生和世事的一曲哀歌，其中蕴含着作者关于人生的智慧和哲思。我们可以看出，张潮关于《金瓶梅》的评价是极为精辟的。

清代佚名的满文本《〈金瓶梅〉序》是另一篇《金瓶梅》经典文论。文章开始，作者首先探讨了“编撰古词者”的宗旨和四大奇书之名。接着总结《金瓶梅》曰：“凡百回中以为百戒，每回无过结交朋党、钻营勾串、流连会饮、淫黩通奸、贪婪索取、强横欺凌、巧计诳骗、忿怒行凶、作乐无休、讹赖诬害、挑唆离间而已，其于修身齐家、裨益于国之事一无所有。”此文与袁宏道的观点有相合之处，都认为《金瓶梅》为劝诫之书，百回即为百戒。序文作者认为，《金瓶梅》反映了强烈的报应思想，“至西门庆以计力药杀武大，犹为武大之妻潘金莲以春药而死，潘金莲以药毒二夫，又被武松白刃碎尸，如西门庆通奸于各人之妻，其妇婢于伊在时即被其婿与家僮玷污。吴月娘背其夫，宠其婿使入内室，奸淫西门庆之婢，不特为乱于内室。吴月娘并无妇人精细之态，竟至殷天锡强欲逼奸，来保有意调戏。至蔡京之徒，有负君王信任，图行自私，二十年间，身谴子诛，朋党皆罹于罪。西门庆虑遂谋中，逞一时之巧，其势及至省垣，而死后尸未及寒，窃者窃，离者离，亡者亡，诈者诈，出者出，无不如灯消火灭之烬也。其趋炎附势之徒，亦皆陆续无不如花残木落之败也。其报应轻重之称，犹戥秤毫无高低之差池焉。且西门庆之为乐，不过五六年耳。其馀撺掇谄媚、乞讨钻营、行强凶乱之徒，亦皆示于二十年之内”。序言点出了书中西门庆、潘金莲、吴月娘等人的因果报应，指出了蔡京之徒结党营私的恶报，以及西门庆倚势逞强、趋炎附势之徒的报应毫发不爽之处①。*①《金瓶梅》中有因果报应思想自然不错，但说该书报应轻重毫无差池则过之，如韩道国、王六儿一家即未见报应所施。序言作者还论述了《金瓶梅》是“四奇书之尤奇者”的原因，是“将陋习编为万世之戒，自常人之夫妇，以及僧道尼番、医巫星相、卜术乐人、歌妓杂耍之徒，自买卖以及水陆诸物，自服用器皿以及谑浪笑谈，于僻隅琐屑毫无遗漏，其周详备全，如亲身眼前熟视历经之彰也”。简而言之，《金瓶梅》之所以为四大奇书中的“尤奇者”，是因为它描写了当时的整个社会，是晚明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满文本《〈金瓶梅〉序》还评价了《金瓶梅》的几种接受者：“观是书者，将此百回以为百戒，夔然栗，悫然思，知反诸己而恐有如是者，斯可谓不负是书之意也。”这一类读者以此书为戒，是正确的接受方式，如此才不负作者之意。“倘于情浓处销然动意，不堪者略为效法，大则至于身亡家败，小则亦不免构疾而见恶于人也”，这即为错误的接受方式，应该慎重。第三种接受方式是“厌其污秽而不观，乃以观是书为释闷”[12]。序文作者认为这些都是无识之人，不足道也。该序文作者与袁宏道“胜于枚生《七发》多矣”的观点是前后沿承的。

对《金瓶梅》表示其赞誉的，多认为该书是描写人情世务的，欣欣子、谢肇淛如此，满文本《〈金瓶梅〉序》作者如此，刘廷玑也是如此。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卷二》曰：“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13]刘氏评《金瓶梅》为深切世务人情的奇书，并用“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数语形象化地诠释了袁宏道的观点。吴道新曾论《左传》《国语》《南华》《水浒传》《金瓶梅》等书“皆写生之文”[7]565。清脂砚斋在批阅《红楼梦》时曾三次提及《金瓶梅》，一为《红楼梦》第十三回“贾珍笑问价值几何”一段，脂砚斋在甲戌眉批中曰：“写个个皆知，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壸奥。”[14]131一为第二十八回薛蟠说酒令一段甲戌眉批：“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14]237一为第六十六回柳湘莲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之语时，脂砚斋在己卯本夹批曰：“极奇之文，极趣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岂不更奇？”[15]从脂砚斋的评语我们可以看出，《金瓶梅》的艺术成就之高、《金瓶梅》对《红楼梦》作者的影响之深。

清末民初，众多的有志之士受到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同时又受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对小说的评价也空前提高。与之相应，他们对于《金瓶梅》也做出了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平子在《小说丛话》中谓“《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虽仍是《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伪画致祸》作者著书报仇的旧说，但平子根据“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其中短简小曲，往往隽韵绝伦，有非宋词、元曲所能及者，又可征当时小人女子之情状，人心思想之程度”，得出了《金瓶梅》是“真正以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16]84-85的观点。另外，文中还论述了《金瓶梅》与《水浒传》描写手法的不同。曼殊在《小说丛话》中说：“吾见小说中，其回目之最佳者，莫如《金瓶梅》。”他论述了自己作为读者接受的方法，一开始阅读，“尽数卷，尤觉毫无趣味，心窃惑之”；之后，改变阅读方法，“认为一种社会之书以读之，始知盛名之下，必无虚也……然其奥妙，绝非在写淫之笔。该此书的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若其回目与题词，真佳绝矣”[16]86。曼殊道出了《金瓶梅》接受的方法和该书的主要内容，并对其艺术成就做出了评判。他对《金瓶梅》阅读态度的改变，也切实说明了文学作品接受的可选择性。吴沃尧在《说小说》中所云“若《金瓶梅》《肉蒲团》，淫者见之谓之淫”[7]681，也是从文本接受的选择性出发的。

对于《金瓶梅》的众多接受者，能够发出由衷赞叹的，都是能抛开其写淫的方面，从世情、世态、世相的层面来阅读的。从最初的少数几位读者如袁宏道、董思白，到《金瓶梅》几篇序跋的作者如欣欣子、廿公、谢肇淛、满文本《〈金瓶梅〉序》作者等，都对《金瓶梅》做出了高度的评价，特别是几篇序跋的作者论述得更为详尽。刘廷玑和脂砚斋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金瓶梅》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清末民初的小说评论家如平子、曼殊诸人，对于《金瓶梅》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也做出了科学的评价。这在谈性色变的封建社会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三、批评与棒杀

《金瓶梅》的早期接受者们对于它的评价并不唯一，而是充满了矛盾。有些文人一方面认为《金瓶梅》是好书，另一方面却说该书当烧之。如董思白(其昌)即曾谓《金瓶梅》“极佳”，但又曰“决当焚之”；袁中道不同于乃兄袁宏道，在承认《金瓶梅》“琐碎中有无限烟波”的同时，认为“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4]1316，其态度去董其昌不远。冯梦龙怂恿书坊重价购买《金瓶梅》刻印，马仲良劝沈德符应书商请求刻印，沈德符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5]652沈德符也未能摆脱《金瓶梅》是“淫书”这一窠臼，他认为这种书坏人心术，一旦刻板将贻害不浅；如果自己应书贾之请刻板印刷的话，是以微末小利换取泥犁地狱的报应。薛冈《天爵堂笔馀》记载：“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为吉士曰：‘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辞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认为《金瓶梅》应在被焚之列。20年后，薛冈看到《金瓶梅》的刻本全书，“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即使如此，薛氏仍认为《金瓶梅》和《四书笑》《浪史》，当“同作坑灰”[7]158。前引鲁迅评《红楼梦》语有“道学家看见淫”之语，以上诸人也自觉不自觉的充当了道学家的角色。

万历丁巳本《金瓶梅词话》卷首欣欣子序、廿公跋之后，是东吴弄珠客的《〈金瓶梅〉序》。不同于欣欣子和廿公的观点，弄珠客认为《金瓶梅》是秽书，袁宏道极口称赞并非有取于《金瓶梅》，而是“自寄其牢骚”。 同时，弄珠客也承认《金瓶梅》“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另外，还指出读《金瓶梅》有生怜悯心者、生畏惧心者、生欢喜心者、生效法心者数种人，实际上是弄珠客为《金瓶梅》读者提供的几种阅读方法，应以怜悯心、畏惧心阅读，而不应产生欢喜心和效法心。弄珠客认为，《金瓶梅》是“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评《金瓶梅》为“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他认为袁宏道极口称赞，“亦好奇之过”[17]。袁宏道称赞的原因前已详述之，李日华之见，自有其偏颇处。《北宋三遂平妖传叙》谓“《玉娇丽》《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会记日用账簿，全不曾学得处分家政。效《水浒》而穷者也”[18]。《北宋三遂平妖传叙》作者所云是从小说创作角度而言，其实《水浒传》《金瓶梅》孰优孰劣，也是仁智互见，并无定论。

申涵光对于《金瓶梅》简直视之如鸩毒，他在《荆园小语》中说：“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7]413恨屋及乌，简直是对《金瓶梅》作者与其家族痛下诅咒。蒲松龄、李海观及小说评论家闲斋老人也以淫书视《金瓶梅》，可见获知音之难。郝培元对《金瓶梅》能做到辩证看待：“以书论，实极妙笔；然后生小子不解《金瓶》之用意，直诲淫具耳。故余酷嗜买书，独此从不列架上。”[19]昭梿《啸亭续录》曰：“《金瓶梅》，其淫亵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羼乱其间，最属可笑。”他据此以为，王世贞绝不会“谫陋至此”而作《金瓶梅》，并批评了“于古今经史，略不过目，而津津于淫邪庸鄙之书，称赞不已”[20]的世人。

既不同于袁宏道、袁中道等人对《金瓶梅》的称赞，也不同于申涵光、昭梿等人以“淫书”视之，邱炜萲对于《金瓶梅》则持另一种态度。最初，邱炜萲“以《金瓶梅》一书名满天下，疑虽淫媟荡志，有干例禁，其文章之斐亹，神情之酣畅，当有并驾《秘辛》，超乘《外传》者”。在向朋友辗转借得一部，三日读完后，“究于其中笔墨妙处，毫不见得。尚疑卤莽，再三展阅，仍属不见其妙。且文笔拖沓懈怠，空灵变幻不及《红楼》，刻画淋漓不及《宝鉴》，不知何以负此重名”。初以为《金瓶梅》当与《汉杂事秘辛》并驾齐驱、超越《飞燕外传》的邱氏炜萲，在反复阅读之后，仍然看不到《金瓶梅》的妙处所在，并且认为它文笔拖沓，浪得虚名，推测其原因当为“各处销毁，传本日少，人情浮动，以耳为目”[21]。袁中道、东吴弄珠客等虽认为《金瓶梅》是淫书，但仍承认“琐碎中有无限烟波”。邱炜萲对《金瓶梅》的态度，为个人喜好问题，非为他故。

《金瓶梅》作为俗世奇书横空出世，对于后世的说部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上面所论及的小说家和小说批评家对《金瓶梅》的观点外，一些小说家也将其写到了自己的书中。李海观的《歧路灯》注重谈世家子弟的教育问题，小说中人物侯冠玉(谭绍闻的老师)向谭孝移介绍《金瓶梅》的好处时说：“那书还了得么！开口‘热结冷遇’，只是世态炎凉二字。后来‘逞豪华门前放烟火’，热就热到极处；‘春梅游旧家池馆’，冷也冷到尽头。大开大合，俱是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脱化下来。”[22]121在以四书五经为科考内容的明清时代，侯冠玉让谭孝移的大公子读《西厢记》《金瓶梅》，自然是极度不务正业，尽管他论《金瓶梅》有其独到之处。视《金瓶梅》为淫书的李海观自然知道这对于刚进学的谭绍闻意味着什么，所以在谭孝移看到端福儿抱着一部《金瓶梅》给绍闻时，不禁犯了胃痛病，不久离世。在第九十回，作者又借程松淑之口曰：“坊间小说，如《金瓶梅》，宣淫之书也，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写其意之所欲试，画上些秘戏图，杀却天下少年矣。”苏霖臣道：“《金瓶》《水浒》我并不曾看过，听人夸道，笔力章法，可抵盲左腐迁。”程嵩淑答道：“不能识左、史，就不能看这了；果然通左、史，又何必看他呢？一言决耳。”[22]李绿园则通过人物对话将自己对《金瓶梅》的观点叙出①*①李绿园《歧路灯自序》曰：“若夫《金瓶梅》一书，诲淫之书也，亡友张揖东曰：此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与其意之所欲试者耳。而三家村冬烘学究，动曰此《左》、《国》、史迁之文也！余谓不通《左》、史，何能读此？既通《左》、史，何必读此？”。和邦额《夜谭随录·梁生》述众人嗤笑梁生“号之为梁希谢，盖取《金瓶梅》中谢希大以嘲之也”[23]。《品花宝鉴》中有“元茂看书套签子上写著《金瓶梅》”[24]之语。《永庆升平》中张广太看到葡萄架男女欲行云雨之事的图画，知道“是《金瓶梅》上的潘金莲大闹葡萄架”[25]。《耳邮》中有记载扬州王姓诸生因焚“淫书”《金瓶梅》而得千金事，也是善恶报应之说在民间的体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九死一生也视《肉蒲团》《金瓶梅》等为淫书。

走笔至此，我们需要看一下统治阶级对《金瓶梅》的态度，清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嘉庆帝、道光帝等数位皇帝多次下达禁令，尤以康熙帝、乾隆帝、嘉庆帝为甚，同时也有大臣上疏请除淫书。与中央三令五申严禁淫词小说相呼应，地方大员也有发出告谕者，如江苏巡抚汤斌《严禁私刻淫邪小说戏文告谕》[26]，以及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浙江巡抚禁淫词小说、浙江学政严禁淫书、浙江湖州知府禁淫词小说、禁苏州刊行淫书小说，等等。其中，《计毁淫书目单》、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书目中皆明确列出《金瓶梅》《续金瓶梅》《唱金瓶梅》《隔帘花影》等书。与国家和地方的法令、法规相呼应的，是大家族的家训。在宗法制社会中，族长即为整个家族的最高领导，家训为其“法律”。清代《蒋氏家训》《重订福寿金鉴·家教》、汤来贺《训儿杂说前》等多部家训规定不准收藏淫书。从上层统治者、地方统治者，到封建族长，大都使得《金瓶梅》“被”拒绝接受。所谓 “诲淫诲盗”的《金瓶梅》等小说被视为洪水猛兽，正统之士和封建统治者，皆欲除之而后快。再加上如申涵光等文人的社会舆论，《金瓶梅》在清朝的遭遇实为坎坷，可以说是遭到不断的“棒杀”。

综上所述，自《金瓶梅》以抄本形式流传于世以来，对它的接受就成为“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的读者通过对《金瓶梅》文本的阅读，对其作者产生了种种推测，并在部分文人圈子中传播，见诸笔端，并在一些笔记中相互传抄。对《金瓶梅》的接受，自其诞生之日至今，一直存在赞扬和贬斥两种倾向，赞之者认为该书描写了世态人情，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毁之者以“淫书”目之，而且四百余年间此种声音一直存在。不但上层统治者、地方官和大家族族规等对此书多有禁止，而且统治阶级还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以对付被利益所驱动的书贾。但伟大的世情书《金瓶梅》却没有因道学之士和统治者的仇恨而堙没，而是一直流传不衰，并从20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一门显学——“金学”。

[1]付善明.审美接受视域下的《金瓶梅》三家评[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94-100.

[2]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9.

[3]JAUSS H R，HOLUB R C．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45．

[4]袁中道．珂雪斋集[M].钱伯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屠本畯.山林经济籍[G]//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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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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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施耐庵.水浒传会评本[M].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8．

[12]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107-1108．

[13] 刘廷玑．在园杂志[M].张守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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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M].屠友祥，校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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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和邦额．夜谭随录[M].石印本.上海：文明书局，1923(民国12年).

[24] 陈森．品花宝鉴[M].尚达翔，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75.

[25] 郭广瑞.永庆升平前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317.

[26]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99-100.

[责任编辑杨玉东]

Aesthetic Acceptance of The Golden Lotus

FU Shanm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384, China)

The acceptance ofTheGoldenLotusis one of the major focuses of studies in the acade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acceptance, we studied Yuan Hongdao, Yuan Zhongdao and other people’s acceptance ofTheGoldenLotusbefore Lu Xun’sBriefHistoryofChineseFictionwas published in 1924, which were mainly about the following aspects: various speculation of the author, strong and sincere compliments or slander, and criticisms. Since its publication,TheGoldenLotushas received both compliments for being a great realistic novel and criticism for being pornographic, however, it is certain thatTheGoldenLotustriggered a significant study in the 20th century.

TheGoldenLotus; studies onTheGoldenLotus; aesthetic acceptance; a matter of opinion

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16.03.013

2016-03-19

天津市社会科学研究项目(TJZW13-006)；天津市教育厅项目(20132222)。

付善明(1980—)，男，山东费县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E-mail：fushanming@126.com

I207.419

A

1673-9779(2016)03-0340-08

付善明.《金瓶梅》的审美接受分析[J].2016，17(3):340-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