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探析

熊晓琳 ，周江霞，张心语

(1，2.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3.中南大学 信息安全与大数据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探析

熊晓琳1，周江霞2，张心语3

(1，2.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3.中南大学 信息安全与大数据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压力前所未有，但增长潜力值得重视。从改革、创新、开放的角度化解压力，释放潜力，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调整方向。这一调整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新常态；经济增长；增长现状；调整方向；现实意义

“经济新常态”在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陌生词汇，但社会成员对其的关注度仍然丝毫未减。2015年12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再一次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已发生明显变化，由此所带来的经济积累量变动、质量水平调整将对国民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将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中国经济增长调整的方向以及调整的现实意义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压力与潜力并存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处于转型期时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潜力，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即是如此。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实现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平均增长率接近两位数，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据统计，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九十年代的最高值14.3%，2007年达到新世纪头十年的最高值14.2%。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国民财富积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增长遵循一定规律，并不能一直保持增长高位，因此，中国经济在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均为7.7%，2014年为7.4%，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6.9%，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进入新常态后的中国经济标志着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但是新阶段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压力持续增大。

第一，结构性产能过剩。结构性产能过剩是指在供给链中低端供给大于需求，高端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出现结构供给矛盾的一种经济现象。结构性产能过剩易出现在经济转型期，经济发展中落后产能未及时淘汰，先进技术未及时开发和引进，供给方未发生变化，但需求方已经需求升级，因此，在供求过程中出现了供给和需求的不对接现象。中国自上世纪末实现供给平衡后开始出现生产过剩，随着生产继续增加，当前结构性产能过剩明显。2012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已达到9亿吨，但市场需求仅为7亿吨，产量严重超过需求量。2015年前10个月大中型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亏损720亿元，亏损面积达47.52%*数据来源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网站：2016打赢钢铁去产能这场关键战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机器制造、精密仪器中需要的尖端钢材却需要大量进口。实际上，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只是中国结构性产能过剩的一个缩影，当前这一问题出现在中国经济的多个领域。供给和需求的严重不对接，一方面造成生产重复，资源浪费，另一方面造成恶性竞争，企业倒闭，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第二，生态环境破坏持续施压。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在环境负荷量可承受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受到的牵制较少，但当经济增长中钢铁、煤炭、造纸、化工等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超过环境的负荷力时，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有所调整。中国当前的环境负荷已经超出了极限，表现出严重的负面性。2012年冬季中国北方地区开始持续受雾霾影响，2013年1月中央气象台首次对雾霾发布预警后，雾霾天气成为空气预警中的“常态”。2015年冬季后雾霾天气严重影响北方地区，北京多次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宣布在预警期间中小学停课，企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日，大大影响了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除大气污染外水污染、土壤污染问题也层出不穷，根据环保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012年突发性环境事件542件，2013年712件，2014年471件*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站，2012年、2013年、2014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生态环境压力增大一方面使得对环境治理的费用增加，另一方面对污染型企业的改革治理，在短时间内势必会产生一定的经济阵痛，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

第三，经济老问题亟需解决。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新问题不断出现，老问题并未消失却日趋明显。经济学家蔡昉指出，在2013年前后，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谷底，随后迅速上升，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1]。这一提法在近几年来沿海和内陆城市出现的招工难现象得到了证实。劳动力减少促使劳动成本增加，广东深圳等大量外资企业已经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迁徙。劳动力问题还未解决，老龄化问题已经袭来。上海作为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地区，财政要每年补贴社会保险100多亿，“未富先老”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巨大障碍。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同样是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并未如库兹涅兹所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渐缩小。201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2，虽然是近几年来的最小值，但仍超过国际警戒线，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稳定的因素。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新老问题叠加使得经济增长压力前所未有。这些问题在经济发展的深化阶段不断出现，成为新时期经济增长的“瓶颈”。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独特的国情，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都使得经济增长在承受压力的同时具备潜力。

第一，国内市场广阔。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巨大，在巨大的经济基数下，任何微小的增长都可以创造巨大的就业岗位与经济增量。中国东部地区市场虽开发已久，但其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高端消费、个性化消费和特色消费方面拥有广阔市场。当前中西部地区市场并未深入开拓，在持续开发后，广阔市场产生的内需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正在逐步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由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扩大所带动的投资、生产和消费需求将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带动相关产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一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是明显的。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中国居民平均消费为10 919元，13 134元，14 699元，16 190元和17 705元，农村居民消费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分别稳步增长，消费水平呈每年递增的趋势*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如果保持这一稳定的增长形势，即使在国际消费市场疲软的情况下，依靠国内市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增长。

第二，改革继续释放制度红利。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制度变革加强经济合作，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克服经济增长中资源和外部环境的限制，引导和激励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济效率的极大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经济深入发展，制度红利的释放作用似乎在减弱，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制度红利再一次被释放。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法律规范制度，提高制度的效率性。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调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由此，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改革全面展开，这些改革措施破除制度障碍，释放经济活力，提高效率，促进创新，经济增长的动力会因改革的推进而不断迸发。

第三，后发优势明显。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研究总结德国、意大利的经济追赶成功经验后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从发展替代性(寻求、创造替代物以达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效果)、吸收经验、吸取教训、国民压力(落后就要挨打的刺激)等多个层次分析了相对落后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中的优势。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学习、模仿先进国家技术提高本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的进程仍在继续，后发优势依旧明显。但除此之外，人力资本储备和投资的后发优势同样值得重视。中国的人口红利虽已渐趋消失，但是人口红利从来就不是只有“数量”这一个方面，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提高产出同样是人口红利的一大表现。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高校不断扩招，2015年7月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 55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7.5%*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4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大量高校毕业生投入到劳动和科研领域，会成为科技创新、生产效率提高的巨大支撑力量。外国直接投资(FDI)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吸引外资数量不断提高，2014年中国吸引的外国投资比2013年增长4%，达到1 285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FDI目的地[2]。

2015年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发展的关键一年。2015年中国经济在规模上仍然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年的GDP；在速度上领先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位列全球第一；在含金量上居民收入增长跑赢GDP，保障房超额建成，医保实现全覆盖，百姓获得感更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3]。由此可见，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在压力和潜力的双重作用下不断进行调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二、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调整方向：改革、创新与开放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需要我们充分挖掘潜力，采取措施缓解压力，找到经济增长的突破口。笔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创新、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新常态下经济调整的主要方向。

(一)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在不同阶段，改革的侧重点不同。当前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前改革的重点。一直以来，传统意义上的“三驾马车”理论长时间影响中国经济，“投资、消费和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三驾马车”的拉动力呈下降趋势。2014年中国新增出口订单指数出现下滑现象，第四季度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下滑。2014年前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15.9%，2015年前10月增速降至10.2%[4]。2015年前10月消费略有提高但基本平稳。三驾马车中的两大动力增长出现疲软，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在立足于传统意义上的需求侧刺激中开辟新的改革思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贾康认为，消费、投资、出口的“三驾马车”理论是传统宏观经济学倡导的经济增长理论，从人类需要的无限性考虑，需求带动经济增长是符合逻辑的。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动力”在需求侧难以自我实现，与需求侧相对应的供给侧产出和制度供给才是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供给侧动力体系。。从供给端入手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是有效化解潜在“滞涨”等风险，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5]。具体来说，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供给改革。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着力点。20世纪90年代后期，微观企业遵循价值规律，在竞争中提高效率，中国产品供给率大大提高。但是在满足基本物品供给后企业并未跟随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由此造成了生产中的产能过剩。因此，化解产能过剩，企业这一微观主体是经济整体调整的基础。各个企业把握市场需求态势，重新确立产品种类与生产规模，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提高生产质量，积极涉足新兴产业，提供个性化产品和专业化服务，努力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是企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途径。

第二，产业供给改革。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提高工业的发展质量，增加第三产业的所占比例是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也是提高供给有效性的重要措施。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在保证数量的同时应提高农产品供给的质量，保证谷物、棉花产量的自给自足。农产品生产中，减少化肥农药的不合理使用，积极建立生态农业，通过适度规模经营和统筹管理，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供给侧改革中继续转型升级，化解落后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鼓励房地产企业顺应市场需求调整政策。继续发挥投资的作用，合理调整投资方向和投资数量，避免向落后项目、落后产业投资，避免重复投资，把投资引向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

第三，制度供给改革。无论是企业供给改革还是产业供给改革都需制度改革为其提供强大推动力。供给侧改革侧重于供给，不同于需求改革中的货币供应、消费心理分析，供给侧改革的落脚点是对于生产要素中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供给的调整。因此，市场化改革仍要推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消除垄断，促进生产要素市场的公平竞争。同时，制度设计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进行适时调整。营造稳固的宏观经济环境，实施积极的税收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导产业升级方向，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保护产权制度，消除交易壁垒，推动企业创新，促进企业换代升级。

(二)加快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创新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同时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突破“瓶颈”和提高质量的主要推动力。理念创新开辟崭新生产经营思路，积极研发新颖产品，生产创新推动产品升级换代，迅速打开消费市场，经营创新提高服务质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6]。创新改变生产要素的排列组合状况，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出数量和产出质量，推动整个经济结构变革，最终带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需要突破资源稀缺、增速下滑的“瓶颈”，因此，确立创新发展战略，通过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新常态下经济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主要途径。当前，加快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拓创新理念。创新不仅仅存在于生产领域，应涉及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创新并不仅仅是企业的责任，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为创新贡献一份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创新的不竭源泉。2015年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提出，着力于改变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状况，推动中国进入制造业强国的行列，而创新是推动这一转变的主要动力。创新包括金融创新、房地产改革创新，步入虚拟经济时代，创新还包括信息技术创新，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互联网+”都是创新的重要方面。

第二，加快创新转化进程。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技术创新其成果只是潜在生产力，只有把它应用于生产才能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当前政府加大对创新的投入，中国的科研经费支出量已居世界第二位，2014年创新投入指数为157.8，比上年提高4.6个点*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但是“实验创新”转化为“生产创新”的数量不足，时间进程较长。为此，加快技术创新转化成生产力的进程是创新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在保证科研经费投入的同时，提高科研经费的利用效率，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和行业之间形成科技转化的完整链条和接口，加快技术创新到生产的转化速度，缩短转化阶段是创新推动生产的有效措施。

第三，为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国家整体创新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扶植，创新环境的建设是创新推动的基础和前提。为此，国家要推动社会形成完善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技术转化机制和创新成果考核机制，以制度、机制创新促进创新成果的增加。制定鼓励创新的奖励政策，对高、精、尖技术产业实施投资倾斜，加强对技术创新的保护，完善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政策。各级政府为技术创新搭建实施平台，鼓励企业实施生产技术和产品的换代升级，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以制度完善和环境推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创新。

(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新常态大背景下，对外开放需要继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对外开放需要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但结构性产能过剩只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在世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这种“相对过剩”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离不开世界经济大环境，在当前资源、能源缺少的情况下，加强交流与合作，积极寻求能源和原料供给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动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是国家经济竞争力提高的基础，融入世界，在世界竞争中学习技术、改进管理才能达到世界领先标准，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提高。新常态下的经济对外开放其面对的国内外环境都已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当前的对外开放已不能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引进来”和“走出去”，而应以全新的姿态和更高的水平投入到世界经济合作与贸易中。

第一，搭建更高水平的贸易合作发展平台。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是世界各国在生产领域中的一种比较优势共享，在世界经济增长疲软的大背景下这种交流合作变得尤为重要。面对当前的发展局势，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现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对接，才能重振对外贸易的经济拉动力。2013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侧重于金融改革，推动国际贸易结算、大宗商品产业集聚、国际周转集拼业务，对外开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2014年10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北京成立，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亚洲资本利用效率，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积极引领亚洲地区的经济新秩序。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探索新模式，在做好经济合作的同时，积极发挥经济大国的作用，积极引导和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规则和贸易秩序。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签署的多项贸易协定标准较低，中国并未完全融入世界市场，因此，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提高相关领域标准，推动高标准的贸易区战略，推动农业、服务业等多领域开放，加强金融体制改革与监管，为更高水平的“引进来”奠定基础。

第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经济新时期“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借用“丝绸之路”历史符号，推动中国与更多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的一种方式。2010—2013年“一带一路”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和3.4个百分点[7]。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建设在探寻后金融危机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全球化经济再平衡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一带一路”在推进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碍。包括地区阻碍，大国掣肘，内部步调不统一，中国企业的参与能力堪忧，潜在高昂的运营成本等[8]。因此，“一带一路”在未来发展中仍要继续推进，但是在推进过程中要协调好沿线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大国之间的关系，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内企业必须着眼于自身，不断壮大，突破原有单一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寻找新的竞争点和竞争力，努力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调整的现实意义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创新成为主要驱动力。这种调整与之前的经济增长形态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对国民经济、社会建设和世界经济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提出由来已久，1995年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2007年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升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不断深化。但总体来看，经济转型升级的效果并不明显。这其中既有长时间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惯性使然，也有经济调整中外部压力不足，转型条件缺失的因素。新常态下的经济调整以经济增速放缓为首要特征，把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调整为中高速，实际上是为经济转型提供缓冲时间和缓冲空间。经济转型初期，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转化会带来劳动人员分流，相关产业弱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会造成经济增长一段时期的下滑。但是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以中高速为特征，允许这种下滑，把企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看作是经济发展的自然新陈代谢，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对其加以引导，扫除经济增长中对经济高速增长“崇拜”的障碍，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条件。

供给侧改革、创新与对外开放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三大驱动力，亦或是说三大经济增长路径，实际上是抛弃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可持续、竞争增长模式的转换，它的本质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而质量的提高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方面。供给侧改革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创新作用于整个生产领域，节约资源，节约劳动，提高产出率，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性能。对外开放开拓经济发展思路，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视角。三者结合保证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发展中，增长速度可能达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前十年的高速度，但是调整后的中国经济会以更加健康的速度和水平进行发展，逐渐由速度增长强国转变为质量发展强国。

在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经济体走势分化，宏观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新常态下的经济调整变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提高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同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总结年，“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在调整中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创新驱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很大程度上为“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展开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改革开放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不断朝着小康社会目标迈进。党的十八大指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建成小康社会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方面中，经济是基础，是衡量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准。因此，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讲话中指出：“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最低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所谓小康，就是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可达到一万亿美元。”[9]7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是党在十八大上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2016—2020年“十三五”规划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期，因此，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对小康社会的建设至关重要。当前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并未进入世界前列，与此同时，综合国力上升需要经济基础打根基，社会领域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仍需要物质投入来解决，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要保持一定速度，同时需要在经济增长中推动社会发展的平衡。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新形势下的五大发展理念，在这种发展理念下，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努力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中逐渐解决农业落后状况，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实现经济增长的高质量、高效率和高公平。经济改革中促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全方位改革，促进发展经济成果由人民共享，以经济调整带动社会调整，以经济增长推动共同富裕。由此可见，新常态下的经济调整，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一定速度的财富积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而转变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处理好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经济发展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生态经济，缓解社会矛盾，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和谐的发展环境。

(三)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经济体内部的自身调节，但它的外部效用却可以波及全世界，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在二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稳定而迅速增进，各个国家和地区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生产，全球经济逐步形成一个广阔的国际市场。在世界市场中，任何参与进来的经济体都要受世界市场的影响，与此同时，参与进来的经济体也影响着世界市场的安全与稳定。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加强，这种影响表现得更加明显和迅速。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低迷状态，美国经济增长2.1%，日本1.5%，欧盟2.2%。而200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达到9.63%，此后也一直保持在7%以上的增速。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后，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经济增长速度、发展质量已不再是国家份内的事情，它的健康和稳定程度更是关系到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结构优化升级、驱动力转变、注重经济发展质量，是经济体自身稳固健康发展的大调整，这一调整对本国经济来说意味着健康与持续发展，而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更意味着安全与稳定。当中国经济不再仅仅着眼于速度，而是着眼于质量和影响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它带给世界经济的不再仅仅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和服务，而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贡献。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APEC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将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太和世界。”[10]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中国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亚太创造更多机遇、带来更多福祉。”[11]这表明中国经济正努力承担起大国责任，以自身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和全球经济的新发展，与此同时，把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作为自己经济发展的一种责任。

[1] 蔡昉.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J].经济学动态,2011(6):3-7.

[2] 《国际经济合作》编辑部.改革国际投资体制——解读《2015世界投资报告》[J].国际经济合作,2015(7):4-11.

[3] 陆娅楠.“十二五”收官——中国经济跃上新台阶[N]. 人民日报,2015-12-18(1).

[4] 冯蕾,陈晨.解开“供给侧改革”的三个问号[N].光明日报,2015-11-30(8).

[5]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15.

[6] 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J].经济学家,2013(1):5-11.

[7] 张茉楠.全面提升“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水平[J].宏观经济管理,2015(2):20-24.

[8] 何贸春,张冀兵,张雅芃,等.“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障碍与对策[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36-45.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

[10] 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11-10(2).

[11] 习近平.深化伙伴关系，共促亚太繁荣——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三次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1-20(2).

[责任编辑：张文光]

An Analysi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New Normal

XIONG Xiao-lin1, ZHOU Jiang-xia2, ZHANG Xin-yu3

(1, 2.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3. School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Big Dat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The new normal is a great logic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esent and hereaft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economic growth is faced with unprecedented pressure while attention should be also paid to its growth potential. Coping with the pressure and releasing the potenti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form, innovation and opening up will be the direction of adjustment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w normal. This adjustment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f China’s economy, lay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s well as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meantime.

new normal; economic growth; current situation of growth; direction of adjustme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2015-12-31

熊晓琳(1969-)，女，云南思茅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前中国经济研究。

D 993.5

A

1004-1710(2016)04-005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