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党视角下延安整风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比较

武 星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治党视角下延安整风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比较

武 星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延安整风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历史上两次成功的治党实践。以治党为视角，比较延安整风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者都聚焦作风建设，由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到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治党任务更加严峻，治党方法与时俱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整风精神，启示我们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

延安整风；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从严治党； 改革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要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1]延安整风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历史上两次成功的治党实践，在整治党内不良作风方面探索了有益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在治党视角下，比较延安整风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细致区分两者的不变与变，有助于我们继承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增强对新形势下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

一、 主要任务聚焦作风建设

延安整风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聚焦党的作风建设。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指出：“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2]811-812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党内主要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学风、党风和文风”上，统一起来就是党的作风问题。延安整风的主要任务聚焦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股歪风”上，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最主要的任务，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3]延安整风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把主要任务聚焦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党风的外显性和规模性决定了其在党的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作风是“一个政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党组织和党员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思想方法、行为风格、道德状况和精神状态。”[4]5党风的外显性特征可以从党组织整体和党员个体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从党组织整体来看，作风问题可以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具体的实际生活中直观地感受到这个政党是怎么样的一个党：是代表大多数还是代表少数特权阶层；是率先垂范、表里如一，还是离心离德、言行分离；是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还是逆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从党员个体来看，党员个体外显出来的行为如果出了问题，那么其内在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个总开关也早已发生偏差，理想信念肯定也出了问题。党风第二个特征是规模性。一个党员、一个党组织内成员的“思想方法、行为风格、道德状况和精神状态”不能称为党的作风，党的作风必然是这种“风”成了一定气候，受之影响的党员和组织已有一定的规模。党风的外显性和规模性决定了，如果党风出现问题，那么表明：党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已经受到影响，理想信念发生偏差的党员数量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解决，必然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

第二，回溯中国共产党历史，就会发现一条规律：在党的事业发展重要“关节点”上，往往会进行全党范围的“整顿作风”。抗日战争中的延安整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整党、整风，改革开放初期的整党，世纪之交的“三讲”教育等等都反映了这个规律。延安整风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关键时期，是纠正过去错误思想路线的关键时期，是党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比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5]157-158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只有以整治“四风”为切入点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发挥好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强保障。

二、 由反“三风”到反“四风”

延安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同样是聚焦作风问题，由反“三风”到反“四风”，最根本的原因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

在革命时期，延安整风把治党任务聚焦到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三次“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党内广泛存在着的主观主义倾向是导致损失的主要原因。遵义会议以来，党虽然纠正了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思想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纠正。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接连的“左”倾错误和右倾主张集中反映出，党内在指导思想上的分歧是要主观主义还是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解决思线路线问题，就不能很好团结全党去完成民族解放的使命，因此延安整风把矛头主要对准主观主义。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执政资源的极大增加和党内相关制度滞后形成的矛盾是滋生“四风”的现实背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所掌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极大丰富。国家统计局数据报告：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二十几年高位增长。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36 463亿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仅仅过去了三年，中国的GDP总量就达到了日本的两倍。同时另一方面，党的制度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的权利过于集中、“一把手”监督缺位、不正确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繁琐的行政审批制度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治理；不少领导干部在长期执政和经济社会发展成绩面前产生了精神懈怠和权力依赖，认为社会发展了，物质丰富了，艰苦奋斗没有必要了，奢侈是时尚、是本事、是荣耀。这样的“政治生态”给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对此群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因此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剑指“四风”问题。

三、 新形势下治党任务更加严峻

延安整风自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始至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历经4年时间，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通过延安整风，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通过延安整风，全党达到空前的统一，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自2013年6月始至2014年10月结束，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成效是显著的，但是更要清醒地认识到，解决“四风”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会议上指出：“‘四风’问题有所收敛，但树倒根存，有些是在高压态势下取得的，仅仅停留在‘不敢’上，‘不想’的自觉尚未完全形成。有些问题的整改还没有完全到位，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破解，上下联动解决问题还没有真正形成合力。”[1]反“四风”比反“三风”任务更为严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从党内达成共识的角度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四风”比延安整风反“三风”更难在党内形成共识。延安整风是在党领导人民抵御日本侵略者侵犯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开展的，同时三次“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损失教育了全党。“内忧外患”使全党在认真检讨和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更为容易达成共识。严峻的现实使全党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整顿自身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党就会面临生死存亡的风险，更无从谈起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现实背景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显著进步，取得的成绩使不少党员干部养尊处优，越来越缺少紧迫感。政治环境和物质条件的优化则使一些党员干部“很可以腐化”。长时期以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内占有不小的市场，很多党员干部认为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没什么，是理所当然。因此，相比延安整风时的严峻情况，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更难在全党范围内形成共识。

第二，从利益关系的角度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四风”比延安整风反“三风”更多涉及党员干部自身的物质利益。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绝大意义上是思想认识问题，因此通过学习文件、联系事实等思想教育的范式是可以取得效果的。但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的形成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更为根本的与深层次的物质利益驱动相关。延安整风中被批评的对象中绝少有为满足一己之利而坚持错误的。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被查处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都涉及自身利益，而且形成利益链条。这可以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作风建设的“成绩单”管窥一斑：在对收“红包”及购物卡的专项整治中，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查处2 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共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6 122起、7 162人。清理清退“吃空饷”人员16.2万多人。“三公”经费较活动开展前压缩530.2亿元，下降27.5%。减少因公临时出国(境)2.7万多个批次、9.6万多人。查处在公务活动和节日期间赠送、接受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的问题1.3万多起、4 024人。查处公款吃喝、参与高消费的问题3 083起、4 144人。[6]

四、 治党方法与时俱进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整风精神，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以上率下、学用结合，同时立足当前时代发展的新特点，创新了治党的方法和路径。“互联网+人民监督”、制度治党成为新形势下治党的显著特点。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自始至终强调“开门搞活动”，重视人民监督，最显著的表现是网络民意互动。时代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网络社会的兴起。据2014年12月《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 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调查显示：有60.0%的网民对于在互联网上分享行为持积极态度，其中非常愿意的占13.0%，比较愿意的占47.0%。有43.8%的网民表示喜欢在互联网上发表评论，其中非常喜欢的占6.7%，比较喜欢的占37.1%。[7]网络空间这一“新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人们发表言论的重要场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自始至终强调“开门搞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调动广大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倡导、引导广大网民通过互联网通道评论时事、反映民生、建言献策，让网络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2013年9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到2014年9月2日网站开通一周年为止，实名注册的人数已经超过1.5万人，留言4万多条；日均举报量达到800余件；第一时间发布重要案件信息600余条，其中，中管干部接受组织调查的信息49条；点名道姓通报曝光了1 500余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8]“互联网+人民监督”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整顿党的作风、创新治党模式的重要路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和延安整风时的革命党相比，已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依法依规治党。据统计，2014年4月出版的《十八大以来廉政新规定》收录了自2012年12月至2014年3月，中央出台的17项廉政新规；2015年2月出版的《十八大以来廉政新规定:2015年最新版》增加收录了2014年4月至2015年2月出台的新规定，总数达到了35项，内容涉及强化干部监督、引导示范带头、提倡厉行节约、规范公务行为、严禁公款送礼等方面。[9]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功运用了党的巡视制度，创新了巡视方式方法，发挥了巡视制度的震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创新发展了巡视的方式方法，如实行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对象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关系不固定，建立巡视组组长库，一次一授权；落实监督责任，巡视组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如实报告就是渎职；扩大范围、加强力量、加快节奏，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探索专项巡视等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对巡视制度的一次成功运用和发展，对遏制“四风”蔓延，转变党的作风，惩处党内腐败分子发挥了重大作用，形成了强大震慑。

五、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总结从严治党的规律性时，明确指出：“要注重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1]延安整风形成了许多好传统，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加以继承，同时又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进行改革创新。具体来看，须注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结合、集中教育和经常教育的结合。

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制度治党”路径。延安整风是一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进行思想教育的党内教育范式。思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必须发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1]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突出制度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依纪依法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形成严密的长效机制。”[10]2013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发布；201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2015年10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颁布；201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些都是推进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的重大举措。

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集中教育+经常教育”路径。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一条重要路径。在党的历史上，“延安整风运动 (1941～1945) 就是第一次全党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其后又进行过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改的整党 (1947～1949)，建国初期的整风 (1950)、整党 (1951～1954)，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之后的全党整风 (1957)，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全面整党 (1983～1987)，世纪之交的‘三讲’教育 (1998～2000) 等多次活动。”历次集中教育“在普及党的创新理论、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和奋进动力、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1]2013～2014年，在全党深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在新形势下的一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活动历时一年半，“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形成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对此，群众充分认同，党内外积极评价。”[1]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继承党内集中教育优良传统的同时，必须注重经常性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全党相继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强调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不设环节，不是一次活动,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这是新形势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

[1]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02).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6-18(01).

[4] 田培炎，李长峰.政党作风片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6]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份实实在在的作风建设成绩单[EB/OL].(2014-10-0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08/c_127071028.htm

[7] 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EB/OL].(2015-02-03)．http://www.cac.gov.cn/2015-02/03/c_1114222357.htm

[8] 中央纪委委员、监察部副部长于春生做客本网在线访谈[EB/OL].(2014-09-02)http://v.mos.gov.cn/zhibo26/index.shtml

[9] 十八大以来廉政新规定：2015年最新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0]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 2014-10-29(03).

[11]欧阳淞. 三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回顾与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 2011(4):29-38.

[责任编辑 林雪漫]

A Comparison of Yanan Rectific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Mass 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WU Xing

(CollegeofMarxism,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23,China)

Yanan Rectific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mass line are two successful practice of administering party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 Comparing Yanan Rectification with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mass 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we find that both focused style construction, adhered to the way that cured the sickness to save the patient, leaded demonstration and linked theory with practice. The object of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turned from opposing subjectivism, sectarianism, and 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 to formalism, bureaucracy, and hedonism and extravagance. The task is harder. The method of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is three-dimensional diversity, combining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deological building of the party and the system of party discipline, concentrated education and regular education.

Yanan Rectificatio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mass line; strictly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reform and innovation

2016- 01- 05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KS034)；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优秀选题(YXXT15_007)

武星，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从事党的建设研究。

D261.4

A

1671-394X(2016)12- 0040-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