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道》对毛泽东的研究
——基于地缘政治因素的思考

薛念文， 孙 健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杨浦 20009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道》对毛泽东的研究
——基于地缘政治因素的思考

薛念文， 孙 健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杨浦 200092)

改革开放以来印度学者一直保持着对毛泽东研究的浓厚兴趣，但是对中国同质化国家印度考察毛泽东研究的较少。通过关注改革开放后印度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杂志《中国报道》对毛泽东的研究，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来源、实践应用、精神财富等探索印度学者研究毛泽东的地缘政治与文化原因，有利于学界对印度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了解。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思想； 《中国报道》； 地缘政治； 印度

《中国报道》是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发行的当代中国研究的英文杂志，目前由美国SAGE集团出版发行。《中国报道》的作者立足印度，从地缘政治视角来审视当代中国，他们对毛泽东的研究深深融入了浓厚的印度因素，其研究成果既是为了了解中国，更是为了解决印度自身的问题。

一、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起源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印度杂志《中国报道》刊发毛泽东研究文章近20篇，对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身份的确认，以及毛泽东思想对印度影响的研究等，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实践价值评价很高。从地缘政治视角考察，印度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一直将之置于中印比较的框架之中。首先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实质着手，印度学者纳兰雅·达斯(Naranarayan Das)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对印度民族解放的强烈借鉴价值，他坚持对中国传统思想精华的继承，毛泽东注意学习和吸收西方的文化思想，包括西方著名思想家亚当斯密、罗素等人的观点，但是他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于他的老师杨昌济的“长沙儒教”[1]。有感于近代以来中国屈辱的近代史，毛泽东坚守青年的责任感，一直执着于探索救亡的良方，在家庭中他的母亲对他影响很大，激发了他对封建礼教和家庭束缚的憎恨。有感于列强的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一直力图实行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参考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则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努力开辟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构建了1978年后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游托·佩内克(Utoa Patnaik)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模式，他认为毛泽东采用平均主义惠及劳动大众，构建了中国经济发展较为均衡的状态，采取平均主义用最小的损耗将非劳动因素转化为资本，使农业生产转化为工业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2]。毛泽东的做法有明显的社会、政治、思想基础：毛泽东在中国建国初期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符合中国国情，与毛泽东理想主义的诗人气质有关，也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而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战略对此做了修改，实行按需分配，这显然是乌托邦”，平均主义的措施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采用大规模的劳动，提高劳动效率，也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后果，经济学家指出：仅酬金与工作直接结合(以家庭为基础)，在这阶段是一个灾难的政策，工人们得不到什么，他们对工作毫无兴趣，不能有力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导致了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除非在同样工资体系下，国家实行资金资助”[2]，而中国在这方面的举措尚有待加强。中印两国的历史与文化结构的相似性使中印普通民众对平均主义分配方式颇有好感，借助于合作社组织有效地增加劳动投入，从而在短时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游托·佩内克(Utoa Patnaik)注意到毛泽东通过推行合作社产生的结果：“合作社前在高级合作阶段每个劳动者每天劳动时间延长，妇女参与率提高，劳动总量增加”[2]。但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不利于劳动总量的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增加，而农民实际消费率并没有提升，在“1958～1959到1978～1979年间，农民和工人的实际消费率提升很慢”[2]，这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建国初期在这种考察与对比中需要关注其中隐含的非资本劳动投资。“不经意地对1955～1978年中国资本构成现有估计都低估了，因为我们忽视了非资本的劳动投资，即使有时会考虑到劳动，但是因为农业生产没有充分估计价值仍会被低估”[2]。建国初期中国推行的平均主义，是根据中国历史与人口的社会现实奉行的一种战略，贫困的人口众多，教育等资源的有效投入不足，社会人口的现有状况，需要对财富进行相对集中的分配，这种情况在印度一些邦有着相似的情况，因此印度学者和这些邦的人民奉毛泽东为帮助他们脱离贫困与饥饿的“救星”。毛泽东治理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和自我关联的；借贷很少，税制改革同时存在，形成了一种以省市政府、合作社和家庭为主的混合制经济，并且对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3]改革开放以后，即有些学者声称的进入“邓小平时期的中国”，中国更加重视运用现代化科学来帮助科技、农业、工业、国防的提升，邓小平开拓了一条依托科技创新发展经济的道路。“邓小平的做法不仅否认了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也打开了吸收资本和消费的大门。”[4]这种创新做法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依托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改造与创新对印度学者有较强的启示作用，印度人口众多且相对贫困，使印度社会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矛盾，印度1947年建国之后，并没有探索出解决这些矛盾的良方，而毛泽东奉行的平均主义分配策略，在一些印度学者看来，可以解决印度存在的分配不均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而在毛泽东构筑的社会基本建设基础上，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成功，引发更多印度学者的兴趣，地缘的接近、国情的相近，激发了印度学者的深入研究。

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应用

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当活跃，印度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探究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追问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以与印度的理论与现实相映照。印度学者思考“毛泽东究竟是何种程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安朗·博思(Arun Bose)认为毛泽东被他的崇拜者和批评者认定，已经超越了他的导师，安朗·博思认为毛泽东可以称为是另一个马克思。[5]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对国家制度的总体规划体现了一位战略家的风采，1949年和1954年，毛泽东构建了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政治的基本框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领导团结多数人，以吸纳70多个组织组成的代表团为国家服务，[5]这种制度最大限度地整合了民众的力量，推动了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毛泽东思想对传统的强烈继承性构建了他战略家的眼光，而他的性格又加强了他的领导力，“回顾了19世纪以来100年的中国历史中，毛泽东从一个湖南农村的子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毛泽东的领导力是由于他的性格，引领他进入和城市集团利益的冲突中去。毛泽东的思想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1]维内·库玛(Vinay Kumar Srivastava)指出:“毛泽东能给他的名字镀上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效果，随后他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被媒体广泛关注”[6]，维内·库玛认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身上湖南人固有的特质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没有湖南就没有中国军队”。但是毛泽东思想中深刻的历史继承性也使一些印度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过于依赖中国历史传统。”毛泽东有着不可撼动的信念，他挑战权威统治者，并且依靠人民的力量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具有一种强势的性格。[7]毛泽东思想研究永恒的主题之一，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得到普遍公认的程度。 反复被提及的判断是毛泽东实为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是一位唯意志论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假定的“决定论”，而且赋予农民组织领导的能力之大，超出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可、界定的范围。实际上，只要毛泽东承认并鼓励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革命，农民能够起到领导作用这一观点，他就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远离了欧洲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后两者均认为，任何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革命都应当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正规的马克思主义将农民看作是本质上保守的，而且，由于农民的无组织性和落后的生存状态，他们既不可能因自己遭受到剥削而具备清醒且一致的阶级意识，也不具备有效地反击剥削所需要的组织本领。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农民若要起到作用，就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工人阶级对剥削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未来有自己的梦想，也有能力去组织抵抗运动和革命活动。因此，众多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普遍认为，毛泽东强调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是非常不正统的。例如斯图亚特·施拉姆就是坚持认为毛泽东不能算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之一，他非常赞同卡尔·威特福杰尔早先的判断——毛泽东“将领导地位归于贫苦的农民，而不是工人，是非正统的”[8]。邓小平对中国的勾画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体现了邓小平的战略眼光是远大的。维内·库玛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探索者，毛泽东和邓小平创造了历史，毛泽东从政治上唤醒了中国，邓小平从经济上富强了中国，带着这种崇敬的眼光，印度当代中国研究学者讨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少有批评，同处东方文化，库玛反而表现出对中国人崇拜毛泽东现象表示理解和接纳，毕竟东方文化背景是与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性的，很多东方文化难以被西方文化所理解。[6]印度学者对于中国的制度和文化表现了更多的包容。

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财富

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并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并未削弱印度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兴趣，也没有减低印度学者对毛泽东的评价。基于地缘与文化的接近等原因，印度学者表现出对毛泽东思想的浓厚兴趣，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虽然也有学者对毛泽东奉行的平均主义提出批评，但是此学者指出西方学者指责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平均主义导致民众饥饿并导致死亡的现象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奉行双重标准的结果。毛泽东的精神气质、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印度学者关注的核心，格力(Giri)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尽管中国出现邓小平的军事思想，毛泽东仍是当代中国军事权威。”[9]毛泽东思想超越了国界，“越南战争奉行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9]，使越南变得难以对付，而毛泽东是军事战略家，他是战略家而不是战场的直接军事指挥者，“更像孙子和张良等战略家而不是战争的实际指挥者”。[9]

印度学者对毛泽东的关注，一方面体现了印度挖掘自身文化遗产的动机和了解强邻的需求，全球化背景下解决印度面临的深刻的政治、文化危机的目的。“大多数印度共产党人通过在加尔各答风起云涌的群众游行来表明，他们对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持久的兴趣并对之加以称颂，因为毛泽东的思想体现了对公正社会变革的希望”，[10-11]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极高的评价，但是毛泽东思想与印度自身的运动并无直接的关系，只是印度学者对毛泽东的强烈期望，激发了他们对毛泽东评价的提高。

印度学者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对毛泽东的评价呢？后毛时期的中国领导人采用了客观的态度对领袖人物做出评价，这得到了印度学者的肯定：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12]对领袖人物的评价，会产生直接的社会后果，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站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者领导的角度，发现了一条社会主义民主和革命的道路。[12]而邓小平采用相似的评价方式，根本动机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默罕迪(Manoranjan Mohanty )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公正评价维护了中国的稳定，造就了他在中国政坛的影响。[12]

长期以来《中国报道》保持着对毛泽东研究的浓厚兴趣，印度学者对毛泽东的关注体现了地缘政治的原因，在印度由于历史与现实等原因的影响，社会不公与农民的贫困，使社会矛盾集聚演化为冲突，一些印度左翼学者与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确信，对毛泽东的信仰与崇拜或许能带领他们解决生活困顿，建设新生活，毛泽东是他们的偶像，毛泽东思想被视为解决印度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因为那些资产阶级有他们的上帝，他们信仰他们的上帝，同时剥削我们，所以我们要有我们的上帝，而毛就是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选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相信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释迦牟尼诞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却在中国发扬光大”，毛泽东“对我们印度的劳苦大众来说，唯有他的光辉思想使我们看到了光明，我们就把他当做自己的救星”[13]。

1978年以来印度学者关注毛泽东研究的动机是希望有助于探索印度的富裕之道，解决印度固有的问题，印度“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村的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对于一个只有少数人富起来的国家，要为迅速增加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是极大的挑战，因为印度总体上仍然很贫困”[14]。印度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热情，源于解决印度深刻的社会分配不公，对毛泽东的颂扬，将之神化，是出于一种文化和思想上的支撑需求，他们希望通过对毛泽东研究来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源，应对中国的崛起。总之，对毛泽东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中印两国关系以竞争为主，“如果认为印中问题实质上是一些领土争端引起的，那就太天真了，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印度和中国是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两国大面积接壤，但却存在许多差异。真正的考验是一方能否在边界问题上和在亚洲地区胜过另一方，取得主导地位”[15-16]。因此在印度学者看来，探究毛泽东思想，追寻中国革命的理论渊源，就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脉，从而取长补短，为自身发展积累经验。

[上海市留学生全英语示范课程《公民教育专题》建设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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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TOA PATNAIK.The Econimic Ideas of Maozedong on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Capital Formation and Industrialistion[J].China Report, 1995, 31(1):87-100.

[3] MARK SELEDEN.Mao Zedo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J].China Report,1988, 24(2):12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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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RUN BOSE. Mao Zedong 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J].China Report,1995, 31(1):67-85.

[6] VINAY KUMAR SRIVASTAVA.Mao Cult, Charisma and Social Science[J].China Report,1985, 21(4): 359-370.

[7] RAM NARESH SHARMA. Mao’s Concepts of Power,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J].China Report, 1989, 25(2): 135-145.

[8] NICK KNIGHT. Mao Zedong and Working Class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7～1930[J].China Report, 1997(3): 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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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阿里夫·德里克.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2]MANORANJAN MOHANTY. Power of History: Mao Zedong Thought and Deng’s China[J].China Report, 1995, 39(1):1-13.

[13]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36-237.

[14]戴维·史密斯.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183.

[15]大卫·斯科特.21世纪中印安全困境[J].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2008,4(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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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 湘]

A Study of “China Report” on Mao Zedo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Based on the Geopolitical Factors

XUE Nianwen, SUN Jian

(InstituteofMarxism,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dian scholars have maintained a strong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Mao Zedong. However, the study of Mao Zedong in India is less studied. The study of Mao Zedong from the authoritative magazine “China Repor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uthoritative journal of Indi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xplores the geo-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asons of Mao Zedong study from the historical orig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Mao Zedong Thought. These studies have promot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udy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India.

studies of Mao Zedong; Mao Zedong Thought; “China Report”; geopolitical; India

2016- 05-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DJ018)

薛念文,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A84

A

1671-394X(2016)12- 0036- 04